中产阶级的两难处境
萧新煌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五个理论假设或者
命题，而其中三个都是与新生中产阶级的地位诉求相关：第一，第一代命题。有人
认为在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产阶级仅仅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
的，其时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许多中产阶级成员是二战后出生
的，他们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经历了贫穷和艰难。第二，流动命题。
认为中产阶级是东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有利的市场位
置（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使得东亚中产阶级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
形成了一整套鲜明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第三，上升阶级命
题。中产阶级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劳动或资本，由于有技术专长，
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职业服务，中产阶级自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级。Hsiao Hsin
Huang ，opcit ， pp 4 ～5 因此在理解这种模式的中产阶级时，地位成
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分析地位追求的两面性则是我们正视新生中产阶级发展的不
容忽视的方面。 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
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
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级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
由于中产阶级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
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级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
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
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
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级在“阶级区隔游
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骑虎难下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级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
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
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
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
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
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那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
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
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阶级要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的动力，这
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级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级
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级参与
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
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
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
更加充满活力。”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第88
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级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
中产阶级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级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
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级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
“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
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齐美尔，同上引书。在地位
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
会下层），其所沿袭的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级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
显了与不同阶级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级阶级认
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社会诉求中的现
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
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级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
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
止息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失去保
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
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级收入减少，中产阶级正过着越来
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 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Jay Lawrence Westbrook ，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 pp198 ～218 这固然与美国许多
中产阶级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级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
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
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白领的描述
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
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
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Mills,op cit,p236 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
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级生活和
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
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的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
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
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
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级的消
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
产阶级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
引导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在社会变迁的潮起潮落中，中产阶级乐此不疲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寻求表现自我
的机会和阶级认同的舞台，他们是引导者，但也永远是被引导者。他们只能是跟着
别人的节奏起舞的别扭的不自由的舞者，却没有也不能真正遵从自我的内心意愿。
除非他们取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否则这仍将是他们表演的唯一场合。在社会变迁和
继往开来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从未曾有过大的作为，总是居于犹疑不决、徘徊观望
的配角位置，这或许是社会另外一种形式的平衡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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