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2) 塞德曼认为,由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政治的保守,米尔斯预想美国将转向一种寂 静的集权主义,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中,米尔斯的“《白领》更像是对美国的一个忠 告:新中产阶级正在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极权主义道路。”史蒂文·塞德曼:《有 争议的知识: 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第 112 页。但至少就目前为止,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韩国政治走向的是与之相 反的民主化道路。韩国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不同,实际上应该归于中产阶 级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所依赖的社会及政治背景的不同。“一方面是政治的官僚 化,另一方面是大众的冷漠,这些就是今日美国最为重要的方面。他们使美国政治 的表现方式毫无趣味,使政治理论成为毫无价值的行政细则,而历史成了背着人民 群众做的交易。这就是中产阶级扮演其消极被动角色的政治环境。”Mills,op cit ,p 350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米尔斯眼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成为保守的“沉默的大 多数”,而显然韩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特定的政治热情,从而也使他们成 为政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这些不同都足以使我们在谈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 特征时需要更加谨慎一点,更加具体一些。就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来看,后发 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显然是值得肯定的。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 其民主化进程对于如何在民主化进程中有效地利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就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范例,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国城市新中产 阶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 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 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 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 中产阶级。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 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 ——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 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 卡尔,同前引书,第400 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 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 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 符号的能指意义上,传统的、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指代的是社会等级序列上的中 间层,这显然是不确定的、相对的;而在具体研究中,不论是采用何种标准,每一 个研究都在力图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特定对象上,其所指是具体的、而且有一定边 界的,虽然不同的研究可能有出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所指意义上的中产阶 级不是普遍的、跨文化的,它是一个特定社会时空中的结构产物。当我们使用这一 词或者产生歧义时,应该明白“我们所指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什么? 是指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城市集团(city estate )?资产阶级(bourgeois )?或 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19世纪的或者20世纪的欧陆?抑 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后近资本主义的日本?”萧新煌:《台湾中产阶级何来何去 》,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0 ,第 5页。 作为中国的邻邦,韩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沿革、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以及社会 变迁状况上都与中国有着更大的相似性。而且,由于韩国社会城市中产阶级的特征, 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成、演化及其特征大相径庭,而且与具有相 似文化背景和发展经历的东亚各国中产阶级也不尽相同。这无疑为我们了解中产阶 级的文化差异性与社会独特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在这种相类似的语境中,韩 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表现、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参与对了解与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 级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更为明显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