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安老板对平晓芳的热度有增无减，服务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1999年春节前，
安老板主动地给平晓芳母亲的住宅全部装修了，当然没有要一分钱装修费。2000
年3 月她的弟弟想到外国读书，那个安老板就帮助办了。当然，她的弟弟也吃住
在安老板在韩国的办事处里，所需要的学杂费，也是那个安老板交的，后来她的
妹妹想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还是那个安老板帮助金钱铺路进去的。

    婚后，她想玩玩小轿车，一个电话打给安老板说想借部车。安老板不到一个
月，就把一辆崭新的欧宝车开到她的眼前。后来她才知道，安老板是以她的名义，
花了30多万买的新车，她在大连托人办牌照办了手续。慕绥新知道后非常不满意，
坚决不让她要，最后她只好把车退给安老板。

    安老板也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讨好平晓芳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为了
打通慕绥新的关节。1999年5 月安老板送给慕绥新5 万元人民币，要求承揽辽宁
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工程；1999年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时，慕绥新
对该宾馆副总经理讲，让安老板所在的沈阳某工程公司承揽该工程；1999年底，
又是慕绥新批示让商业银行给该集团贷款800 万元；2000年2 月，沈阳商业银行
又给他们公司贷款800 万元。

    2000年9 月，安老板为了感谢慕绥新，听说慕绥新病了，到北京301 医院看
望慕绥新时送去了3 万元。

    2000年初冬，还是这个安老板又闯到空军大院平晓芳的住处，拿出一件黑色
长款的貂皮大衣送给平晓芳。而平晓芳根本不缺貂皮大衣，她一共有4 件，她平
时穿的黑色短款貂皮大衣是自己买的；那件戴帽子黑色长款貂皮大衣，是她和慕
绥新结婚后在沈阳通过熟人打折买的；还有那个最新款式的短款墨绿貂皮大衣是
刘宝印妻子袁晶送的。

    当平晓芳把安老板送来的大衣穿上给慕绥新看时，慕绥新脸上顿时不好看了
：“你穿这件大衣像黑乌鸦，不好看，你别穿。”

    其实平晓芳明白慕绥新不是反感黑色，而是反感那个安老板，所以一直没有
再穿这件貂皮大衣。

    在最后的时刻，慕绥新还在坚守着他的“灵魂阵地”，那就是专案组在调查
核实他与马向东、刘涌的关系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坚守着三个问题，决不后退半
步，尽管这已不涉及是不是受到更严厉的惩处。

    其一，他坚决不愿意与黑社会为伍，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也许他看到了腐
败权力场中，通过无性繁殖方式，实现权力与资本高速双扩张，进而成为极具社
会破坏性的黑恶势力的极大危险性；也许他熟悉“权力＋资本”是高官常见的非
法敛财方式，即：　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
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沈阳刘涌和慕马案中落马的官员，
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腐败高官和行贿奸商等，莫不如此。权力加资本再加社会黑
恶势力的高度集中，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网不断做大、做强的秘诀。而我国部
分高官腐败分子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的同体化加黑帮化，应是这种
原始积累完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官员不得经商，资本不得化为政治，这是防止权
力资本一体化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现象，并不仅仅是东
北独特的现象。官员通过亲友曲线经商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
表身份在一些地方的商品化趋势，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的蔓延等等，都在催
生着新的慕绥新、马向东出现。因此，在专案组核实他是否收了刘涌的钱时，不
知是因为涉及到黑社会，他坚决予以否认。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讲，当时多一笔、
少一笔，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也问了王立军，
他在刘涌最后的岁月，曾经有过对话。王立军也说刘涌最后没有坚持说给慕绥新
钱这件事。慕绥新在2001年4 月15日中纪委的调查笔录上，非常气愤地写道：　
沈阳盛传刘涌通过郭秘书给我十几万美金。这件事是有人在暗地里做文章，这跟
沈阳的政治气候有关系。还说我去刘涌在太原街的工地视察过，这纯粹是无中生
有，我从来没有到刘涌的工地去过。刘涌的工地在哪里，我说不清楚，这一点可
以问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说我给刘涌题字“让沈阳的小吃火起来”这句话是
我1997年题给沈阳市饮服公司的，根本不是题给刘涌的。关于在沈阳打黑这件事，
早在2000年春节，我就做过批示，同意市公安局打击黑社会势力的。当时公安局
打刘涌实际上是打我。刘涌的案子，我希望组织上认真查一下。说刘涌给我拿十
几万美元的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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