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扩大改革空间:减轻外部压力 确保安全日益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 米哈伊尔·戈尔日乔夫1986 年①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现 实,即如果不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将一无所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1 年②“如果你们真的使用部署在德国的潘兴导弹, 那么导弹打来时,我恐怕连躲进厕所都来不及,更谈不上躲进防空洞。 当导弹命中目标时,我们的雷达操作人员可能还在检查设备的毛病!”1984年 冬,当我同苏联共产党国际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瓦季姆·扎格拉金在莫斯科会晤的时 候,他这样说。对于像他那样在克里姆林宫内及其周围工作的人来说,冷战突然变 成了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承认他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但我指出,当苏联在70 年代部署SS—20 导 弹的时候,我们在伦敦、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朋友们也面临着 同样的潜在威胁。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部销毁这些武器,但莫斯科当 时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在它看来,那完全是幻想。 事实上,在1983 年和1984 年,东西方关系非常紧张。北约决定,如果苏联 人拒绝撤走SS—20 导弹,那么北约将在欧洲部署〔69〕美国导弹。这一决定激起 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竭力加以阻止。苏联力图说服西方国家议会拒绝部署美国 导弹,同时其宣传机器宣称战争迫在眉睫。尽管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德国和其他 西欧盟国仍坚持重新部署导弹。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召回了参加军备控制谈判的 所有外交代表。但是,苏联失败的宣传战在国内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苏联当局 无意中在本国制造了战争恐怖。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甚至在掌权之前就一定清楚,如果东西方关系不缓和, 苏联内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不同美国改善关系,要想改善同西方的关 系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甚至在当总书记之前,就运用他的影响,避免与西方的联系完全中 断。当他还是第二书记时,政治局就决定恢复与美国的高层对话,于1984 年9 月 派葛罗米柯到华盛顿与里根总统会晤。接着,戈尔巴乔夫利用1984年9 月应邀访问 伦敦之机,表现出他有资格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调子温和的 讲话,他暗示,他将比他的前任更为灵活。一个月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政 治局决定恢复同美国的核武器谈判。 所以,当戈尔巴乔夫接替了契尔年科之后,已有迹象显示,苏联开始放弃以往 那种僵硬的断然否决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从他就任总书记时起就开始了对话,对 话使双方关系间断地、逐渐地得到了改善。 里根总统1984 年一直渴望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但先是由于苏联的政策,然 后是由于契尔年科糟糕的健康状况(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局不愿让他与里根见面)妨 碍了这一年的会晤。因而当新的身体健康的苏联领导人出现之后,里根没有丧失时 机。他派副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祝贺,并顺便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送去了由我 起草的邀请信,邀请戈尔巴乔夫访美同里根举行会晤。 两周之内,戈尔巴乔夫便作了答复,原则上接受举行会晤的建〔70〕议,但确 定会晤的时间和地点花了好几个月。里根建议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而戈尔巴乔夫则 建议在莫斯科举行。快到6 月末的时候,双方才最后商定,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将于 11 月在日内瓦举行。③这使双方都有时间进行准备。在戈尔巴乔夫方面,准备意 味着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任命新的外交部长,降低好战的宣传调门,降低鹰派成员 的级别,以此向美国的欧洲盟友挥动橄榄枝。和从前一样,同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 仍然是艰难的,但至少他们回到了谈判桌前。 新人物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时候,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各国外交部长中已 经是“老前辈”。他担任这一职务近30 年,从斯大林的奴仆变为政治局的元老, 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无可争议的设计师和执行者。尽管他很少卷入有争论的国内问题, 但是,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染指外交政策领域,触犯了他的领地,都会使他出自本能 地勃然大怒。他对共产党的国际部特别反感,禁止该部与西方国家外交官接触,而 让它处理与苏联集团中的“兄弟国家”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葛罗米柯对那些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是外交界的高手,知道孰轻孰重。 正是他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内最高职务,而他的支持是很关键的,使格里申、 罗曼诺夫或吉洪诺夫都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地位发起任何有效的挑战。 当葛罗米柯脸部肌肉放松时,他的下嘴唇左侧歪斜,表现出冷淡甚至是轻蔑的 神情。摄影师捉住的常常就是这种表情。在许多人看来,他就是“否决先生”的化 身。实际上,葛罗米柯似乎更乐于对抗,而不是解决问题。在私下里,他对来访者 个人所关切的问题显得通情达理和敏感,甚至闪现出幽默,但是涉及官方问题时, 他总是表现得严厉而僵硬。 即使当他决定或者受命作出让步时,在让步之前,他也是先〔71〕为他以前的 立场辩护,并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攻击对手。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宣布妥协(或 许朝着达成公平协议前进了1/10 路程),以表示苏联政府的宽宏大量,并证明它 愿意尽最大努力确保和平与安宁。 他一生都在努力捍卫苏联的政策——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宣传,他的那些特点无 疑是由此而塑造出来的。即使他的对手掌握了事实根据,他们也可能仅仅因为他的 恐吓以及他对会议的阻挠而深受影响。重复取代了说理,“事实”是从一个模子里 倒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以适应论战的需要。作为外交政策专家,葛罗米柯 的性格形成时期,恰好是斯大林实行最无情镇压的某个时期。的确,如果有谁一夜 之间就从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战士变成纳粹—苏联条约的辩护者,那么,即使华盛 顿已经掌握证据,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否认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一事,并谴责对苏联 细菌武器的质询是蓄意挑衅,当苏联空军击落载有269 名无辜外国乘客的韩国民航 客机时,他却污蔑美国是“侵略者”。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时,有两件事情他肯定很清楚。第一,无论他如何感激 葛罗米柯支持他作为最高领导职位的候选人,但只要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他就 别想把苏联的外交政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葛罗米柯担任此职达数十年,不仅使 外交部变成了他的工具,而且该部在许多方面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塑造的。他的外交 风格贯彻到所有苏联外交使团中。他不得不对斯大林卑躬屈膝,遵从任性的赫鲁晓 夫,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设法使外交部具有了自主权。到了1985 年,总书记 若不听从他对外交事务的领导,就必须撤消他的职务。 第二件事情也与此有关,长期以来,葛罗米柯捍卫以对抗为基础的苏联政策, 这使他很不适合推行合作政策。这并不是因为葛罗米柯必然反对这种转变:他能理 解需要一个更缓和的国际环境,他很可能也乐于从事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工作。 然而,他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个人信誉受到他〔72〕过去的沉重 负担的影响。如果葛罗米柯继续负责外交事务,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不可能认真对待 苏联公开宣布的任何外交政策变化。一旦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举行最高级首脑会 晤,在华盛顿,我们将不知道两人会晤时葛罗米柯是否仍然担任外交部长。 我们很快就听到了消息。在宣布11 月举行最高级首脑会晤的前一天,1985 年7 月2 日,葛罗米柯“晋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受尊重然而却是荣 誉性的职位,虽然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但却无权制定政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 泽接替了他,这一消息使苏联国内外感到意外。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格鲁吉 亚的共产党首脑,以前在外交关系方面并不活跃,只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偶尔到邻国 作短期旅行。 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 的事情。事实上,他看来是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据我所知, 他是唯一显示出独立于莫斯科迹象的人。 例如,在整个70 年代,当苏联犹太人开始移居国外时,我们当中关注移民方 式的人都注意到,从苏联格鲁吉亚迁出的移民占有较大比例。这意味着,在准予移 民出境方面,格鲁吉亚官员比苏联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更宽容。当移民抵达以色列后, 许多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都说,谢瓦尔德纳泽是可以信赖的。他被认为支持移民自 由,并鼓励格鲁吉亚官员准许那些想走的人离开。 谢瓦尔德纳泽还以善于调解而著称。当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阿布哈 兹人举行游行示威、希望获得更大自主权、得到更多的文化、教育设施时,他满足 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而不是简单地调集军队进行镇压(他所反对的一项关键要求, 是阿布哈兹要求划归俄罗斯而不是格鲁吉亚管辖)。 两年后,当格鲁吉亚学生在第比利斯游行反对取消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反 对所有的博士论文都必须用俄语撰写的要求时,谢瓦尔德纳泽说服莫斯科对此持宽 容态度。 我们所听到的也并不都是赞扬。70 年代在格鲁吉亚也发生过逮捕不同政见者 的事情,就像苏联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样。格鲁吉亚最著名的一位小说家的儿子兹 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就是〔73〕一例。在70 年代,他是一位活跃的持不同政 见者,并同几位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交了朋友。他被捕究竟是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 命令,还是莫斯科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谢瓦尔德纳泽主持共 和国工作时,那里仍然存在着政治压迫,尽管其程度或许比苏联其他许多地区要轻 一些,他本人还曾担任过该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当时这就是共和国的警察首脑。这 与一个激进民主派的履历实在不相称。 1985 年7 月,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美国官员来说还是有问号的人物。 美苏两国外长如果发现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参加国际会议,按惯例要举行会晤。 恰好在谢瓦尔德纳泽接替葛罗米柯之后四星期,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外交部长在赫尔 辛基聚会,纪念由与会者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协议10周年。在筹划这次会议 时,我们认为葛罗米柯将出席。结果,它真的成了谢瓦尔德纳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首次亮相的机会。 舒尔茨国务卿与新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第一次会晤令人难忘,我作为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坐在谈判桌美方一侧的大多数人(习惯上,双方外长 在长桌两侧正中相向而坐,代表团其他人则在自己这一侧依次序就坐)都经历过与 葛罗米柯仿佛没完没了的谈判(在日内瓦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谈不间断地进行了六个 小时),看来这已逐渐成为美苏会谈的正常情况。 我们走进房间时感到愉快和惊奇。一位满头白发的人也走进房间,他兴致勃勃, 面带从容而迷人的微笑,他与美国人握手,然后用带有地方口音的俄语对他的助手 们说:“我在这里是个新手。如果我出了大错,一定要纠正我。”接着,他轻松地 笑着转入了正题。 那次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但是由双方代表团所提出的议事日程第一次 得到全部确认。谢瓦尔德纳泽简要阐述了苏联〔74〕的立场,如果舒尔茨不同意 (往往如此),他只是简单地说:“好的,考虑一下。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 们或许能够提出更好的。”然后,他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当舒尔茨提出他不能接受 的建议时,他往往这样说:“在这方面我们观点有分歧,但是我们需要解决问题。 请考虑我所讲的,我们也将研究你们的想法,或许下一次我们能够更加接近,”没 有任何表演,没有任何长篇的说教,没有进行任何相互指责。苏联的政策在本质上 并没有改变,但是表现的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葛罗米柯发言时总好像面对 成千上万听众,陶醉于他自己的雄辩之中;而现在,谢瓦尔德纳泽在讲话时口气十 分和缓,人们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不漏掉他所说的话。当会议结束时,他转向他 的全体同事并问道:“好了,伙计们,我干得怎么样?你们发现我出了多少大错?” 没等他们回答,他大笑着说:“别忙,等出去后你们再告诉我吧。”说着,他便同 周围的人握手话别,走出房间。 “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苏联外交部长!”一个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在谢瓦尔德纳 泽离开后惊讶地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完全新的球赛!”我们的确就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班子中还有一位新人物,他的出现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 样张扬,但在向谢瓦尔德纳泽提供可行的外交政策方面,他有重要影响。谢瓦尔德 纳泽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创立了理论依据, 使苏联外交政策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雅科夫列夫生于雅罗斯拉夫尔附近的农村,那里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心脏,他 在战争中受了重伤,拄着拐杖回家,使他当农民的母亲感到很惊愕,他不相信正规 教育的价值,来到雅罗斯拉夫尔城完成了教师学业。在那些年中,他的职业从教师 转到新闻工作者,从共产党的机关工作转向短期的研究生学习。其中有一段时间是 在美国度过的。 1958 年秋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研究生的众多外国留学生中,有三个人 引起学校、报界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更大的注意。这〔75〕三个人就是根据艾森豪威 尔执政期间达成的美苏交流协定,第一批到美国来学习的苏联研究生。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这些人非正式的头。 联邦调查局对他很注意,这使他感到,联邦调查局把他当成了克格勃官员,但 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个人来自克格勃,但那不是我。”④在哥 伦比亚大学期间,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戴维·特鲁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 雅科夫列夫感兴趣的领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有一次他对我说, 特鲁曼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让他自由从事他所希望的研究,并向他提供精明的建议, 告诉他哪些书和文章值得注意,哪些可以忽略。遗憾的是,雅科夫列夫对他在美国 的学习所做的公开评论中,几乎没有提到他所感到满意的方面,而是集中在令人不 愉快的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上。 后来,雅科夫列夫曾有非常广泛的国外经历,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在渥太华居住了10 年。在那些年,莫斯科的谣言工厂称这一任命是从上层政治生 活中“流放”,认为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一篇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文章导致了此 事。⑤然而,雅科夫列夫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⑥他感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 作越来越困难。在其他事情上,他力图降低在他看来对勃列日涅夫过分的颂扬,而 只学习属于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创的东西。当共产党官员攻击他没有事先清理他的文 章时,他请求调到国外工作,如果可能,到英语国家工作。 对他来说,旅居加拿大是命中注定的。1983 年,当主管农业的党中央委员会 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加拿大作广泛旅行时,雅科夫列夫就在加拿大。几年 前,他们就相识,当时雅科夫列夫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曾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若 干农业管理改革计划进行过辩护,而此时他们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对于大使这 样的外交官来说,他必须一直陪同高层来访者。 据雅科夫列夫后来回忆,他被戈尔巴乔夫“坦率而清晰的见解”所打动。 ⑦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几个月后,雅科夫 列夫调回莫斯科,在享有盛名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所长,该研究所的俄 语缩写ИMЭMO通常为。〔76〕人们所熟悉。 1984 年12 月,雅科夫列夫作为少数随员之一,陪同当时还不是苏联最高领 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这是他第一次从事高层外交。如果正是由于雅科夫列 夫的建议,才赢得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其上司的赞扬(“他是我们可以与之 打交道的人”),那么他便不虚此行。 尽管他长期居住在北美,人们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官员对雅科夫列 夫的了解仍比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了解更多。而根据他们在1985 年对他的了解,不 能对他抱什么指望:受到共产党当局的充分信任,是派往西方敌对环境中的第一批 留学生。他在加拿大任外交官的10 年期间,并没有公开表现出向传统苏联政策挑 战的倾向。他所发表的言论是恶毒反对西方的。 1984 年,即在雅科夫列夫久居渥太华之后,并即将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 之前,他在刚出版的一本书中用如下措辞描绘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垄断财阀们相信,他们对世界的控制是解决一切国际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 他们认为,战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催化剂。他们认为支配世界的新机会已经出 现,出于这一丧心病狂的思想,武器制造商和高级官员们结成了死亡同盟。他们准 备把几十亿人民埋葬在城市的废墟中,仅仅是为了使世界跪倒在他们的脚下。 实质上,战后美国领导人的一贯表现,就像带有核武器魔爪的好斗公鸡,力图 与共产主义和苏联作战,以此证明他们的“可靠”、“强健”和“胆量”。 ⑧因此,虽然我们没有立即预料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做的贡献,即他改 变了作为苏联外交和国内政策基石的共产党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当他进入共产党书记处并一度进入政治局后,他力图限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力、保 护人权,并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此外,他和爱德华· 谢瓦尔德纳泽都成为戈尔巴乔夫班子中的基本成员,他们承认需要改变苏联对非俄 罗斯民族的政策。 美国因素〔77〕然而,在1985 年和1986 年,潜在的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领 导人注意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 如果他想使任何国内的改革计划——无论多么温和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就必须 创造一个更为缓和的国际环境。 美国并不是他所面对的唯一外交政策问题。的确,某些不恭敬的苏联问题观察 家曾在私下戏言,苏联应该得到特别的同情,因为它是世界上被“敌对共产党国家 所包围”的唯一国家。然而,要想缓和引起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 如果与美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张,许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如果两国仍处于 对峙状态,就很难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 里根政府一直警惕着突发事件。美国国防预算的迅速增加(从卡特政府时已经 开始),其部分原因是特意向苏联领导人显示,美国不允许因自己退出竞赛,而让 苏联占有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特别是从1984 年初开始,美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 勃的计划,以缩小我们的差距。我同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 及其助手马克·帕尔默一起工作,我主要负责起草里根总统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稿 及他给苏联领导人的信函。 从1983 年起,我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与苏 联的谈判策略。总统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是 要使美国在与苏联的谈判中能够取得成功。里根政府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国防部和 中央情报局的人,怀疑苏联领导人的谈判诚意,但是里根却很乐观。尽管他厌恶苏 联的制度,但是他相信,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再加上他个人的谈判技巧,该制度 就可以改变。舒尔茨国务卿确信谈判是有意义的,渴望承担这项工作,但是难以驾 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78〕此很不积极,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加以反对。⑨1983 年6 月,我搬到毗邻白宫的豪华的老行政大楼的办公室,当时,美国同苏联的关系 看来十分紧张,几乎达到直接冲突的程度。阿富汗战争正处于白热化,苏联军队的 攻势实际上正在逐步升级。在非洲之角、安哥拉、尼加拉瓜和柬埔寨,苏联政府支 持的反叛运动或极权政权正在进行局部战争。 在中东,苏联的仆从国伊拉克和叙利亚不仅对以色列施加军事压力,而且被怀 疑支持恐怖组织。在70 年代,每年从苏联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五万 多人,现在其数量急剧减少。在苏联,很少有人被允许到共产党集团以外的国家旅 行,可以出国的大多数是负有官方使命的政府官员。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押在劳 动营、精神病院或在国内流放,新闻媒介受到严密控制。 干扰使许多城市地区听不清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苏联和美国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代 表看来举步维艰。保罗·尼采和尤里·克维特辛斯基试图独自弥合我们在欧洲中程 导弹问题上的分歧,但被两国政府所否决。苏联人还威胁说,如果欧洲部署美国导 弹以抗衡SS—20 导弹的话,就退出所有军备控制谈判。 这种紧张局势促使双方的公开言论日趋激烈。仅仅在我到白宫工作前几周,里 根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演讲中还称苏联是“当前世界罪恶的根源”。几个月 以来,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的宣传机器一直诽谤里根是战争贩子。 ⑩他们现在指责他并不是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是想以此迷惑公众。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摩擦,而且公众感到两国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和极度危险之中, 但我仍以乐观的情绪开始工作。如同我所料到的,基本趋势正明白无误地朝着有利 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由于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和巨额军事开支,苏联经济日趋僵化, 效率〔79〕低下,步履蹒跚。苏联在国外负担沉重,它所支持的反叛活动在战斗中 遭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打击。苏联公众对阿富汗战争及核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忧虑。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的信徒中不再有激励作用;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隐 藏对此的轻蔑。甚至那些管理这种政治制度的人,也开始怀疑它究竟能在现有形式 下维持多久。 在我看来,美苏关系的低谷可能已经过去。它在今后几年仍有可能遇到这样那 样的挫折,但既然美苏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那么,如果美国确定了合理的目标并 准备进行机敏的谈判,就必然会出现一个稳步改善关系的时期。 确定议事日程直到1983 年夏天,白宫官员虽然受到舒尔茨的催促,但仍很少 考虑与苏联谈判方案的大致轮廓。然而,在那年春天,里根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 利用他通过增强防务所积累起来的谈判筹码,他同意让舒尔茨在国会作证时概要说 明一项前瞻性政策。在冗长的介绍中,舒尔茨称我们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实力 和对话”(11)为基础。“现实主义”是指我们应客观地根据苏联的现实来看待它。 “实力”是指我们应拥有必要的经济能力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并通过谈判达成合理 的解决办法。“对话”是指我们应保持沟通,不中断联系,就像在以前的危机期间 某几届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 舒尔茨的证词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我们想与苏联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然而, 他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只是表明了我们的姿态,而不是政策。实际上,美国政府还没 有制定出前后连贯的对苏政策。美国政府有个装着各种各样个别政策的百宝囊,其 中大部分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像关于裁军、人权、贸易制裁、不接受分〔80〕裂 欧洲、苏联在其境外的军事干涉,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等等。每个人都肯定知道, 即使相互关系没有通过政策体现出来,它也必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苏联入侵阿 富汗时,参议院拒不批准吉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条约。甚至早在1974 年,国会就因苏联不允许自由移民而通过了限制对苏贸易 法案。然而,美国的各种政策只是混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有机整 体。 在过去,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时,美国的政策就变得过分乐观,有时还非常 欣快;而一旦遇到挫折,我们就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拒绝与之来往。当我们需要一个 稳定、坚实、可靠的政策时,我们的政策却忽冷忽热、大起大落、断断续续。 当我们试图在某些领域改善关系时,我们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因而难以 达到预想的目的。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扩大对苏贸易,却因苏联当局限制犹太人移 民和其他践踏人权事件,而未能成功。卡特政府决定优先考虑军备控制问题,并反 对苏联在第三国的军事冒险,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拒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 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也未能成功。 当然,避免爆发战争是个紧迫的问题,但我怀疑仅靠控制军备是否能达此目的。 美国人民把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看作一个整体,如果苏联正在侵略另一个国家,美国 人民就会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并本能地认为这种侵略行径比军备水平对和平的威胁 更大,此外,让犯有侵略罪行的政府去执行它参与制定的协议,会冒极大的风险。 这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在试图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时,忽略了其他领域的问题, 它将铸成大错。与苏联关系或者全面改善,或者根本不改善,苏联领导人有必要认 清这一点。 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必须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美苏关系。如果苏联仍保持 原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去应付相互敌对的状态,而不是协调彼此的政策。尽管 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共产党决不会放松控制,但我认为,美国制定一个鼓励苏 联内部变革的策略是有意义的。虽然我不能预言苏联领导人将开始进行内部〔81〕 变革,但许多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能制定一项 政策,既保护了我们的利益,又帮助他们渡过某些难关,为何不尝试一下呢?即使 苏联现任领导人对此没有反应,但如果我们坚持不懈,扎实努力,将来的苏联领导 人有可能加以响应。 虽然我认为苏联制度需要改革,但我认识到不宜公开宣扬这一目标。苏联领导 人出于骄傲和其他原因,将拒绝响应我们要求他们改变制度,以便与我们达成协议 的呼吁。这将堵塞谈判道路。我们必须另辟间接途径。 苏联领导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他们开放国家、放松控制,这就使美 苏两国有可能进行间接的接触。我相信,开放边境、信息自由流动和建立民主制度 等,会使苏联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但任何着手改革的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该制 度能够适应更为开放的环境,以提高生产效率。因而我们不应据此认为苏联领导人 仍然拒绝揭开铁幕及保障一定的人权。这种改革一旦开始进行,如果不出现严重的 经济和政治问题,它将发展出自我激励机制,难以逆转。因此,即使这不是其统治 者的意愿,苏联终将发生变化。 必须制定一种政策,能够鼓励苏联的开放和民主化。我们需要明确,在支持苏 联起变化的同时,必须确保我们的利益和安全。 如果最初苏联领导人不响应我们的呼吁,我们不能丧失信心,而必须准备等待。 1983 年9 月1 日,当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民 航客机时,我们仍在讨论谈判策略。该飞机被击落,使269 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 1 名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许多美国人。苏联政府最初否认它与飞机失事一事有关, 接着又声称美国应对此负责,因为它利用该客机作为“间谍飞机”。 飞机被击落一事虽然是很大的灾难,但如果苏联政府承认所〔82〕发生的事情, 对此加以道歉,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很可能并不会造成美 苏关系的的严重破裂。以前,例如近在1977 年,也发生过击落偏离航线的民航客 机事件,但是伤亡人员要少得多。事后,苏联政府并未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因此,它应该受到严厉谴责。(12)然而,苏联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使之发 展成为严重的外交对抗。里根总统重写了他的撰稿人和我起草的讲话稿,并在国家 电视上称这次事件为“大屠杀”。几天后,舒尔茨与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谈, 我们本来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建立一个有实际效力的谈判框架,但它变成了一场叫喊 比赛,当舒尔茨要求此次会议仅限于讨论飞机被击落事件时,葛罗米柯异常愤怒, 暴跳如雷。 此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如果以前人们还幻想” 有可能与里根政府打交道,那么这种幻想现在已经破灭。几周后,当第一批潘兴导 弹部署在西德以抗衡苏联的SS—20 导弹时,苏联政府实践了其威胁,撤回了在日 内瓦举行的削减中程导弹和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美苏关系退回到苏联入侵阿富汗 之后的状态。 苏联对击落韩国民航客机这一错误的反应,表明苏联的政策已陷入困境。苏联 官员撒谎,掩盖公认的事实,并反过来指责对方,当这些都未奏效,他们就进行恫 吓和威胁。其结果,恰恰给里根政府提供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抨击他们的有力武器。 里根本来已决定对谈判采取主动,但当苏联领导人对空难事件拒不承担责任时, 他感觉受到挫折。他和舒尔茨及其他每个政府成员一样,确实感到很愤怒。然而, 美国的反应并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有计划地向苏联表达两点重要信息:第一,苏 联政府对其错误的反应令人无法接受,它最终将有害于苏联自身;第二,美国仍有 兴趣就两国的分歧举行谈判。正当苏联人威胁从日内瓦撤走其军备控制谈判的代表 时,我们把美国的谈判代表派回到谈判桌旁。 里根提出的方案〔83〕尽管我们愿意保持交往渠道畅通,但美苏关系仍冻结了 好几个月。1983 年秋天,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而苏联的政策看来仍 处于发泄愤怒状态。但是,有头脑的苏联官员认识到,他们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严 重错误,由此所引起的国际孤立和敌对态度,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83 年10 月,我在莫斯科认识的《真理报》政治评论员谢尔盖·维什涅夫 斯基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要求和我见面。《真理报》常驻美国记者生病,维什涅夫 斯基临时替换他。他说,他没有兴趣为《真理报》进行采访,而是想同我讨论当前 局势。我猜想他是想让我向美国政府转达一个非正式信息——过去每逢两国关系紧 张时,苏联都使用这种方法。 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在老行政大楼对面的饭店共进午餐。他谈了很多问题。他 说苏联领导人的年龄老化,思想僵化,他对苏联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他知道苏联 领导人需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进行改革,但苦于不知怎么做。他们愚蠢而莽 撞地制定了一项政策,最终因处理中程核武器谈判和击落韩国客机事件而走入死胡 同。他们现在认识到,里根总统不仅将使增加的国防预算得到批准,他还很有可能 在1984 年的大选中重新当选。他预言,苏联领导人将不得不中断谈判,以实践他 们以前发出的威胁,随后是几个月的僵持局面,并伴随着刺耳的宣传。但他劝告我 们,不要认为我们在1984 年无事可干。到那一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将试图逐步恢 复谈判。 维什涅夫斯基所谈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主动到华盛顿来仅仅是为 了告诉我他个人的观点,这很可能是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个人想让我们得知的信息。 实际上,我已经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84〕随着冬天的临近,我认为,美国应该开始制定谈判的议事日程了。 由于苏联的好战情绪和安德罗波夫的病情,我们不期望他们马上作出反应,但 我们需要为未来的谈判制定一个框架。我们还需要向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重申, 我们准备进行严肃认真的、建设性的谈判。由于继续进行阿富汗战争、中止军备控 制谈判、错误地处理击落韩国客机事件以及继续践踏人权等,苏联在世界舆论中的 声誉每况愈下。然而,西方社会的某些重要人物担心,由于里根政府不愿意妥协, 美国正在冒核战争的危险。因此,有必要使美国公众和苏联领导人了解,我们愿意 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我建议总统发表演讲,阐述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想法。我们都把罗伯特·麦克法 兰称做“巴德”,他刚刚接替威廉·克拉克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他同意我的 想法,并让我准备一个发言稿。因此,把从春天起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的思想整 理出来,形成一份完整材料的机会到了。 我向国务院的里克·伯特和马克·帕尔默征求意见。我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均 看法一致,我们都同意,由我负责起草初步提纲,他们再加以充实。 白天我抽不出时间,就谢绝了宴会邀请连夜干。到第二天凌晨3 点,我感到极 为疲劳,同时已完成了演讲稿的80%,其中包括所有实质性建议。我把它送到国务 院形势分析室,让信使在当天就将它送交国务院的帕尔默,请他审查并完成该演讲 稿,然后我驱车回家,在预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前我可以睡三个小时,我感到很愉 快。 该演讲稿体现了舒尔茨国务卿所阐述的“现实主义、实力和对话”三原则。它 还提出了一个谈判框架,主要有三个方面:(1 )减少并最终停止以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2 )削减“大量储存的武器装备”;(3 )通过尊 重人权、遵守协议、扩大交往、自由交换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建立起良好的工 作关系”。后来,第三点又分为两个方面,即把人权作为单独一项议程,由此该方 案变成了“四点议程”。 我们以前没有把这些问题作如此归纳,也不认为这些问题相〔85〕互关联:即 一个问题的进展将推动其他问题的进展。尽管问题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作决定 时也不必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很清楚,不解决某个问题,就会妨碍其他 问题的解决;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取得全面进展,或者没有任何进展。除非 僵化到自我毁灭,否则,武器控制与武器使用,国外行动与“国内”问题,(13) 例如人权和新闻自由等,(14)都是彼此联系的。 苏联的宣传机器对里根进行了谴责,说他把世界上所有罪恶都算在苏联头上。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里根在其演讲中说,我们并未指责苏联为地区性冲突创造条件, 而是谴责它企图利用这些冲突,武装其中某一派,或者进行军事干预。里根引用了 约翰·肯尼迪1962 年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讲话,表达了我们在紧张关系之后愿意 改善美苏关系的信号。当时,肯尼迪提出了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从而缓和了古 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紧张局势。 我并不指望苏联领导人还能记得肯尼迪的讲话,但我知道他们会收到对里根演 讲所作的分析,他们的美国问题专家会指出谈话的用意。此外,里根援引了一位民 主党人士的话,提醒国内的听众他正在寻求两党一致的政策。 里根还需要表明,美苏对话中逐渐升级的相互抨击不应妨碍建设性的谈判。因 此,我为他作了如下解释: 我坦率他说明我对苏联制度和苏联政策的看法。苏联领导人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因为他们从不隐瞒对我们的看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彼此交往……实际上,在 这个核武器时代,我们之间有分歧这一事实,需要我们坐下来进行更紧迫的谈判。 我们本来希望里根在圣诞节之前发表演讲——演讲稿已经过多次校订和讨论, 到12 月中旬已经准备好,但白宫负责日程安排的人几次推迟演讲时间,而没有对 此作明确解释。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南希·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占星家应对这 些拖延负责。直到1984 年1 月16 日,该演讲才最终进行。(15)推迟演讲一事 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该演讲意味着提出一项,〔86〕长期政策,我们并不指望莫 斯科马上作出反应。总统的顾问们最初很想让里根在1983 年12 月发表演讲,以 便尽量不使新闻媒介把它看作竟选文件。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在1983 年,而是在 大选年的1984 年发表演讲,很可能被认为具有政治动机。 许多美国时事评论家实际上把它看作竞选演说,但我觉得,即使在1983年12 月发表演讲,他们也会那样认为。在那段时间,南希·里根强烈敦促她丈夫同苏联 进行谈判,希望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和平总统”。谁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她的占 星家也许是正确的。最终,在这次演讲中简要提出的政策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 为日内瓦谈判作准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前的一年间,但 从1984 年1 月16 日起,直到苏联解体,我们公开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正确的。 然而在里根政府内,对于某些特殊政策,特别是关于裁减军备及抑制苏联在第三国 军事活动的政策,存在着许多争论。而在有关人权和需要敦促苏联人进一步开放社 会方面,则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但是,许多人不相信苏联人会对这些压力作出反 应,还有某些人不理解它们与诸如裁减军备及苏联的侵略行径有什么关系。 在1984 年,苏联始终拒绝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能够打破 僵局的其他议题。恢复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卡特政府中止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协定 似乎是最好的赌注,于是我们敦促签订一项新的协定,以便能有更多的人参加交流, 人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旅行。6 月,在对美苏交流感兴趣的美国人的一次会议上, 里根发表演讲,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该会议是由纽约的卡内基公司和华盛顿的伍德 罗·威尔逊中心发起的。(16)当时美苏关系似乎正处于历史上最低落的时期,里 根的结束语却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87〕想到可能有一天,各种职业的美国人和苏联公民能够自由来往,访问彼 此的家庭,拜访朋友和同行,在一起切磋各种问题,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彻夜探 讨人生的意义及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梦想。 ……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梦想,我认为你们也不会把它看作梦想。 当戈尔巴乔夫同意与里根在日内瓦会晤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更明确地提议 苏联和美国不再卷入局部战争。我们已经就裁减军备、增加接触、保护人权提出了 具体建议,但我们一直没有对如何减少两国在第三国的军事竞争提出明确的设想。 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表明,如果苏联停止对第三世界冲突各方的军事支持,我们也 将停止这种军事支持。 公众看来仍然关注着军备控制谈判和苏联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各种热战。 在一些人看来,里根关于空间战略防御盾牌的建议——美国政府称之为“战略 防御计划”,而批评者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是鲁莽之举,而且妨碍了 军备控制协议的签订。(17)可以理解,某些人对苏联支持第三世界的叛乱感到很 惊恐,他们一般仅仅考虑采取针锋相对的方法,例如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或安 哥拉的若纳斯·萨文比提供武器。尽管很多人确信苏联的军事冒险难以成功,但却 嘲笑我们的想法——即我们应创造条件,使苏联人能够不丢脸地从军事卷入中撤出。 尽管我们在公开声明中一再强调,我们并不认为军备控制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核 心问题,它只是若干同样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许多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把 它看作核心问题。除了性问题和间谍活动之外,没有什么能像武器系统那样为人们 所强烈关注。在美国政府中,大多数争论围绕着我们的谈判代表应该怎样对待这种 或那种武器系统的问题。每个专家都有他自己所偏爱的系统,认为任何限制该特定 系统的企图部等于纵容投降。这些人一方面拒绝限制我们的系统,一方面又认为我 们的谈判代表必须〔88〕说服苏联人消除他们的全部优势。即使苏联日趋衰弱,也 决不要指望它会同意这种显然是对单方面有利的安排。 苏联领导人认为控制军备是核心问题,因此,他们一再坚持应首先达成军备控 制协议,才能提出其他重要问题。他们这一主张的用意很明显:他们希望缓和军备 竞赛,以减轻对经济的压力,而无须被迫进行根本的改革。 由于这些态度,在1984 年和1985 年,美苏双方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立场似 乎是不可调和的,即使苏联人1985 年回到谈判桌旁时也是如此。如果我把军备控 制看作美苏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我就会对此丧失信心。但我并没有感到绝望。我 认为,储备大量武器尽管很危险,而且代价高昂,但它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反映, 而不是造成美苏两国相互敌视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减少敌意,武器储备就会减少, 而不管是否有协议。反之,即使签订了裁减军备协议,也不会起多少作用。实际上, 除非设法减少猜疑和敌意,否则,军备控制协议只能引起新的争端,譬如相互指责 对方耍花招,违反协议等。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让军备控制问题在日内瓦的首脑会谈中过分突出。 当然,武器问题要谈,而且要认真地谈,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不管戈尔巴乔 夫是否愿意,其他重要问题也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中。正像里根总统在致戈尔巴乔夫 的信中所指出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 9 月初,我给巴德·麦克法兰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总统应准备在日内瓦就结 束在第三国的冲突、扩大人民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交往,讨论具 体的办法。我还指出,重要的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我们应私下与苏联代表讨论新 的设想。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怀疑我们最初公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是宣传。在公开讨 论这些新的设想之前,如果给他充分时间考虑这些设想及〔89〕有关的评论,有助 于建立相互信任。谢瓦尔德纳泽计划那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它向我们提供了 一个试验机会,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检验一下这种方法。 我知道,如果让这些设想经过正常的公文经办程序在各个机构间旅行,那么, 到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时也准备不好,官僚们一定会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并向新闻界 泄露此事,那就不可能在公开讨论它们之前向戈尔巴乔夫加以介绍。因此,我建议 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四五个专家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我们把打算做的事 情通知了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长威廉·凯西,他们表示不反对这 样做。温伯格欢迎任何能够转移公众对军备控制问题注意力的建议,凯西虽然对戈 尔巴乔夫是否能接受这些建议持怀疑态度,但他不反对加以尝试。 几天内,我们的小型工作组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它特别针对在尼 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非洲之角及柬埔寨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了解决地区性 冲突的设想,建议分三个阶段逐步停止苏美的军事卷入,并促使冲突各方的和解: (1 )美苏两国敦促地区性冲突的各方开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 (2 )一俟谈判开始举行,美苏两国代表将决定怎样阻止武器从国外流入冲突 各方。 (3 )在已实现和平的地区,美国和苏联将合作帮助经济重建工作。 美国第一次向苏联提供了一种途径,使苏联在没有遭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也 可以从地区性冲突中脱身。美国没有谴责苏联制造冲突,并表明解决冲突的首要责 任在于地区性冲突的有关各方,它还承诺如果苏联撤出,并且支持以谈判解决冲突, 美国将结束对这些战争的军事卷入。它还表示,如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美国支持 苏联以和平方式参与该地区的建设工作(直到此时,美国的政策通常是反对苏联在 第三世界的任何活动)。该方案呼吁先由交战各方进行谈判,试图尽量缩小对美苏 两国的怀疑,以免让〔90〕人以为两个超级大国正在相互勾结,把其解决方案强加 给他人。其目的在于消除美苏军事竞赛,这种竞赛正在使冲突加剧。 旨在揭开铁幕的这些建议,包含着具体的设想,即增加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交 流,允许接触对方的新闻媒介,逐渐增加文化、教育和专业方面的交往。 9 月26 日和27 日,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华盛顿,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 向他介绍了这些设想,舒尔茨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通信和后来的会谈中,又清楚他 说明了更多的细节。仅仅在这个时候,里根才把它公之于众。 在1985 年10 月24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他提出了处理地区性冲突的建议, (18)赴日内瓦前,他在面向全国的无线电广播中发表了演说,谈到了他的建议中 有关扩大交往方面的某些具体意见。(19)当我们为日内瓦会议拟订议程时——希 望也是为美国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拟订议程——美国新闻媒介却更为关注美国政府 对苏联行动的批评,以及被泄露出来的有关军备控制政策方面争论的报告,而对实 际上正在谈判的议事日程却不怎么注意。这就是许多美国人对冷战结束感到很突然, 感到不可理解的原因之一。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临近,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调整苏联的政策,但是速度很慢, 而且没有像里根那样清楚他说明广泛的目标。在1985 年春天和夏天,他与里根每 隔几周就交换一次信件,语气都很诚恳。但双方在信中谈到关键问题时都极为坦率。 仲夏时节,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暂停核试验,美国官员认为这是宣传手法,因为他 在通过官方途径通报这一意见的同时,也向公众加以宣布。这就是苏联不想达成协 议时的典型做法。 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苏联的安全政策时,开始使用某些 新名词。他在10 月初去法国旅行期间(普遍认为这是为11 月与里根会谈作准备) 指出,“合理的充分”是决定〔91〕苏联军队规模的适当基础,他否认意识形态分 歧是决定苏联外交政策的有关因素。这些说法很迷惑人,但其含义太模糊,我们很 难确切地理解其真正意思。 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可以就削减中程弹道导弹达成协议,而不要求就战略武 器和空间防御问题同时达成协议,这些说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美国及其盟国早就 感到,如果苏联坚持要么全面谈判、要么不谈判的政策,这些复杂的谈判不可能取 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在巴黎的讲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苏联的主张已开始向好的方 向转变。 逐步找到共同语言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有理由对日内瓦首脑会谈感到满意。 虽然他们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他们都已认识到,除了和平,其他任何选择都不 合乎情理,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和平,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开始找到共同 语言。这似乎是不证自明、毫无疑义的常识。但从两国关系史及与之相伴的意识形 态负担来看,实际上并非如此。 直到会议前,苏联的谈判代表始终坚持,任何主张和平的声明中,都应表示赞 成“和平共处”。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谁会反对“和平地 共同相处”呢?实际上,这个名词隐含着意识形态的陷阶,在苏联的字典中,“和 平共处”的定义是“国际范围内非战争手段的阶级斗争”。 换言之,和平共处意味着冷战,而不是和平。它意味着西方应被动地接受东方 所发动的冷战,而不可能以同样手段予以回击。 问题不仅如此。苏联官员通常为“和平共处”补充这样的短语:“不同社会制 度的国家之间”。换言之,“和平共处”不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利 有责任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像1956 年的匈牙利,1968 年的捷克斯洛 伐克和1979 年的阿富汗那样。 〔92〕在70 年代初最高级会谈的鼎盛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曾同意把这种词 写进联合文件中,而不顾像我这样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反对。他们两人似乎都认为它 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美国公众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扔给勃列日涅夫这种蠢货的廉价 骨头,如果我们对他足够好,也许这样能说服他不要给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设置障 碍。不幸的是,这种词对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义,我们接受该名词一事(以及 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使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相信,他们能够派军队介入第三世界 的冲突,而不会受到损害。 里根比尼克松更为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他决心避免使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含义 的词汇。苏联宣传机器指责他是“战争贩子”,他却渴望在历史上留下支持和平的 记载。但他想在坦率的非意识形态的讲话中表达他的想法,他已在若干次演讲中谈 道:“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我不知道苏联在日内瓦能否接受这 个简单的公式。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准备发表任何联合声明。然而,虽然苏联 代表最初坚持常用的“和平共处”一词,但在同戈尔巴乔夫磋商后,他们完全接受 了里根在其坦率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不可能赢得核战争,决不要打核战争。这是 苏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由于苏联可以使用常规力量进攻西欧,因此,我们美国的谈判代表坚持,任何 联合声明都应宣布放弃常规战争。过去,苏联代表总是坚持两国应保证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但如果西欧遭到苏联常规力量的进攻,这将阻止美国用核武器保卫西欧。 令人高兴而惊讶的是,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苏联代表放弃了以前的立场,同意在联合 声明中写上有必要防止“在美苏两国之间爆发任何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 争”。(20)这样,在经过几十年争论后,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终于为双方所接受。 一般来说,我不耐烦对宣言或联合声明进行无益而琐细的分析。这些问题常常 很琐碎,只有专家能够理解,在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值得为此进行谈 判的努力。但是这一次,联合声明中的用语很重要,不仅表现在它所阐述的内容上 (该声明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实际政策),而且表现在它进行阐述〔93〕 的方式上。戈尔巴乔夫已表明他准备处理战争与和平的核心问题,而无须求助于不 真诚的公式。 日内瓦首脑会谈还就事先磋商过的问题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大为扩展的交流 计划,其中许多设想是由里根所提出的。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拒绝延长以前的交流协议。尽管苏联军队仍在 阿富汗作战,但我们认为这些交流很重要,它们能够对苏联产生长远影响。拒绝支 持人民之间的接触只会加强铁幕,而我们本应该打开它,而不是加强它。我认为, 使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最好办法,是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具体的帮助。我很高兴, 我们终于能够弄清两种行动的区别:一种是真正承担压力的行动,一种是从长远来 看导致自我毁灭的行动。 通向雷克雅未克的崎岖道路尽管日内瓦会议后戈尔巴乔夫的调子有所转变,但 1986 年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仍不是平静的一年。里根建议连续召开两次会议,一 次在华盛顿,一次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当我们试图安 排华盛顿会议的时间表时,他又开始推诿,要求保证在会议上签署实质性的军备控 制协议。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里根并不反对签署协议,但他不想冒被人指责的危险, 说他只是为了开会而让步。因此,他拒绝作出事先的保证,或通过谈判作出为他的 顾问所反对的让步。 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怀疑里根是以谈判本身为目的,以此哄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 的盟友,而并不打算达成协议。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开始逐渐改变苏联的谈 判立场。 1986 年1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广为宣传的建议,即到2000 年分阶段 销毁所有核武器,里根对此印象颇佳。与他的多数顾问意见不同,里根认为核武器 可以而且应当销毁,而现在,一〔94〕位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有关这一目的的具 体建议。然而,许多细节他不能接受,而且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的方式(他在发出 建议信的同时,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使人怀疑他的目的是在作宣传,而不 想达成协议。 在同一封信中,戈尔巴乔夫重申了他几个月前在巴黎所作的暗示,表示他不再 像葛罗米柯那样,硬把三种核武器的谈判紧紧捆在一起:他宣布,苏联不再要求首 先就所有三种核武器达成协议,然后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现在,尽管仍在就战略 和防御武器进行谈判,也可以先签订有关中程导弹和现场视察的协议。 2 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第二个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他把阿富汗战争 称做“流脓的疮伤”。他不再夸耀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仅仅是为了履行其“国际主义 义务”。此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被看作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经 历了更为艰苦的两年时间后,戈尔巴乔夫才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建议,三年后,苏联 军队才真正撤出阿富汗,但在1986 年已经看到了终止苏联军事卷入的曙光。 谢瓦尔德纳泽也忙于转变苏联的外交方式。1986 年4 月,他重新任命了一批 苏联高级外交官,5 月23 日,他召开了有苏联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 解释了“新思维”。人们期待苏联外交官今后能够抛弃以前那种大声喊叫和唱反调 的策略,而代之以说服的艺术。 西方外交官对“新思维”很感兴趣,并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对待它。我们大多数 人希望看到某种更具实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言辞。但当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许 多持强硬路线的老外交官正调到莫斯科闲散的咨询机构,而擅长外语、富有社交能 力的更年轻的外交官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提升。谢瓦尔德纳泽已开始根据他自己的 而不是葛罗米柯的面貌来塑造苏联的外交机构。 这些变化并未迅速弥合美国和苏联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矛盾,1986 年的整个 夏天,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就下一次首脑会议的日期讨价还价。戈尔巴乔夫拒绝赴 华盛顿参加首脑会议,除非他能够签署军备控制协议,但日内瓦的谈判进展不大。 初秋,戈尔巴乔夫在一封密信中建议,尽快在第三国举行一〔95〕次“预备” 会议。它并不是取代下一次正式的美苏首脑会议(戈尔巴乔夫同意应在华盛顿举行 该会议),而是短期的工作会议,研究将在华盛顿签署的协议。 戈尔巴乔夫表示,他十分希望在两国之间的中立地点与里根会晤,他提出冰岛 的雷克雅未克,该地距双方都是四五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他忽略了其前任认为很重 要的问题:冰岛并不是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家,而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因此,从政治 角度来看,他的旅程将超过一半。 里根虽然想在华盛顿举行正式规格的首脑会议——他特别渴望向戈尔巴乔夫展 示美国的情况——但他还是同意举行一次更为有限的会议,1986 年10月11 日和 12 日,他们两人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与公众的印象不同,这次会议并非仓促而草率,两位领导人都对各自的主张作 了精心的准备,尽管准备得很迅速,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他们之间的通信和外交 联系使彼此都能相当准确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军备控制是关键 问题,而对里根来说,军备控制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它只是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由于冰岛会议安排为工作会议,而不是正式的首脑会议,因而没有大事渲染, 没有任何社交约会。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进行了整整两天,只是在与各自代表 团用餐时才中断一下,而两个谈判小组——一个讨论裁减军备问题,另一个讨论地 区问题和双边问题——则通宵工作。 10 月11 日,在美国大使小巧舒适的住所共进工作早餐时,我们与总统一起 回顾了关键性问题,然后举行了一次模拟会议。我扮演戈尔巴乔夫讲俄语,由译员 进行翻译。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前的类似练习中,我曾准确地猜到戈尔巴乔夫的论 点;这一次我不打算预测他可能提出什么特别建议,而是模仿他在讨论和争论问题 时的方式。 随后,我和国务院的托马斯·西蒙斯轮流担任秘密会议的记录员,我是地区和 双边问题的谈判小组成员,并参加美国小组中有关军备控制问题的讨论。 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内容广泛的军备控制〔96〕协议提出了 详细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有积极因素,但它在某些方面含混不清,令人难以接受。 由保罗·尼采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主持的谈判小组通宵工作,以澄清这些 问题。与此同时,由罗扎尼·李奇韦大使和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主持的另一 个小组正在处理地区冲突、人权和双边交流等问题。 到星期天早晨,苏联的态度已很明确。他们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作出了较大让步, 但在其他方面进展很小。(21)在当天晚些时候里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可望对 武器裁减条约取得共识。从一开始,谈判就很顺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国所提建 议,即苏联削减50%的重型陆基导弹,保留少量中程导弹,进行广泛的现场视察。 到中午,有关中程导弹的协议看来即将达成,于是我们急电美国驻西欧各国和日本 的大使,请他们找到各国政府首脑,授权他们就谈判条款向各国政府作简要介绍。 鉴于此时已是星期天下午,这件事情在许多国家首都很难办到。 下午的会议不时中断,常常要同谈判小组磋商,起草文件。两国代表团都很兴 奋,因为即将签订的条约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武器裁减条约。看起来,只有两个 原则问题尚待解决。第一,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到2000 年销毁所有核武器,而里根 只同意销毁所有弹道导弹。第二,戈尔巴乔夫坚侍认为,一切有关战略防御武器的 研究都应限于在实验室内进行,里根则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实验室以外的试验对 于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使其助手们感到沮丧的是,里根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最终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但在有关战略防御计划试验的问题上他毫不让步。结果,两国领导人的会议不欢而 散。到晚上,中午那种欢快情绪变成了怨恨不满。两国没有就华盛顿会议——雷克 雅未克会议旨在为其做准备——作出时间安排,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新闻媒介把这 次会议看作是一个失败了。 在会议刚刚结束的几小时内,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里根和戈〔97〕尔巴乔夫已 经解决了很多有争论的问题,其广度超过了已往历届美苏首脑会谈。 我们的失望情绪影响了最初的新闻发布会,(22)并使我们实际获得的成果没 有得到清楚的介绍。实际上,所签订的协议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为会议规定的目标, 只是没有确定戈尔巴乔夫赴华盛顿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同意接受美国的建议,即两 国拥有同等的少量中程导弹,并提出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限额。他还同意从苏联的 武器库中削减50%的重型洲际导弹,从而满足了美国的目标。在苏联几十年的抵制 后,他同意了进行现场视察的意见。 戈尔巴乔夫来雷克雅未克时的权限是,只要协议能够阻止美国突然部署战略防 御系统,就可以接受美国的立场。根据两国现阶段的研究程度,实验室工作的重要 性超过了空间试验,因此,美国本来就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限制,而不会削弱该计 划。但是里根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反应就好像让他把他所珍爱的孩子扔进正在 喷发的火山口。 雷克雅未克会议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为以后的条约扫清了道路,尽管当时并未 达成任何最后协议。第二年签订了中导条约,它比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所达成的协 议更好,因为它规定销毁所有中程导弹,而不再允许双方各保留100 枚。里根同意 到2000 年销毁所有核武器的目标,这给英国和法国出了难题,这两个国家仍决定保 持独立核力量,而且他们也并未被告之里根即将作出这种让步。美国的政策在作出 如此重要的改变之前,未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充分的磋商,这是不妥当的。 美国在未对议程中的其他问题作更大变动的情况下,同意了主要的裁减军备方 案,很可能也会使戈尔巴乔夫推迟接受全部议程。戈尔巴乔夫来到雷克雅未克时仍 然相信,只要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就可以修补美苏关系。仅仅是在雷克雅未克会 议结束后,他才认识到,只有他同意讨论议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揭开 铁幕问题等,苏美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正常化。 在回顾过去时,人们有可能作出这些判断,但在当时,他们〔98〕对此看得并 不是很清楚。几个月来,苦涩与背叛的感觉笼罩着美苏关系。两国领导人在接近达 成协议时无功而返,他们都指责对方应为谈判失败负责。戈尔巴乔夫尽管作出了较 大让步,但仍为空手而归感到窘迫烦恼,他只好对政治局同僚们严厉斥责里根。军 事史学家及斯大林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23)在苏联解体后查阅了苏 联档案,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讲话极为刻薄,并带有侮辱性,他不知道以 后戈尔巴乔夫怎样再面对里根。(24)幸运的是,正像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他同 里根“注定要进行合作”。 间谍、外交官和人质尽管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处理的并不是间谍问题,但 正当会谈进行之际,两国却陷入了有关间谍问题的争吵。 这场争吵开始于8 月,当时,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籍雇员根 纳季·扎哈罗夫,指控他违反了美国的间谍活动法。与大使馆中正式委派的外交官 不同,联合国秘书处雇员的非公务活动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如果他们犯法, 将要受到起诉。 尽管扎哈罗夫被捕一事有确凿证据,但克格勃决心营救他。但它面临一个难题 :在苏联,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从事间谍活动可以被合法逮捕。因此,他们决定拿 一名无辜的美国人开刀,以捏造的罪名指控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莫斯科 记者尼古拉斯·达尼洛夫遂成为牺牲品。 这一卑鄙行为,把一般的执法问题变成两国间严重的政治对抗。苏联当局企图 以逮捕美国人的手段,迫使美国释放他们的某个间谍,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肯尼 迪政府时期,克格勃曾在同样情况下,逮捕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巴洪, 但是当肯尼迪提出抗议后,赫鲁晓夫改变了态度,并下令释放他。 但随后,当没有什么名气的美国人被捕时,尼克松及卡特政府都错误地通过谈 判达成协议,各自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每当没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人因被指控从 事间谍活动而在美国被捕时,在苏联的美国公民也面临着被无辜逮捕的危险。 〔99〕里根总统决定,他不仅要使达尼洛夫获释,而且要终止这种蛮横的行为。 为此,他必须确保使达尼洛夫立即获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要使克格勃为其自 身利益付出高昂的代价。 里根直接致信戈尔巴乔夫,说明达尼洛夫无辜被指控,坚决要求释放他。 戈尔巴乔夫拖延了三个多星期还未作答复,里根下令把在联合国工作的25名苏 联官员驱逐出境,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都是苏联间谍。(25)与此同时,美国官员 致信苏联政府,措辞强硬:如果继续关押达尼洛夫,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 不会容忍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复行动。 我们也不能因为美国对苏联在美国的更大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允许美国大使馆 遭到报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很庞大,而美国在苏联却没有类似规模的机构,即 使有,驱逐无辜的美国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指控苏联间谍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是 有充分证据的。 因此,我们通知苏联代表,如果发生任何企图报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行动, 我们将坚持苏联驻美外交机构应与美国驻苏外交机构的规模相等。 这意味着苏联实际将减少驻美人员。 不到两个星期,达尼洛夫就被允许离开苏联,事前,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通 过谈判为此作出了安排。扎哈罗夫也在作了无罪申诉后获释离开美国,但他的获释 有个条件,即著名的政治犯尤里·奥尔洛夫应释放出狱,并允许他与妻子一同赴美。 (26)到9 月底,这个事件看来已经结束。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雷克雅未克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人就做了我们明确 警告他们不要做的事情:他们下令把五名美国外交官驱逐出境,这是对不久前我们 把纽约的苏联人驱逐出境的报复。两天后,我们根据以前的警告,通知苏联撤回它 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另外55 名“外交官”(其中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 看来是间谍),并规定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不得超过225 名,苏联驻旧金山 总领事馆的人员不得超过26 名。 规定这种最高限额是基于以下设想:苏联当局将从美国驻莫〔100 〕斯科大使 馆和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撤走苏联雇员。最高限额要求苏联实质性减少驻美人员, 同时,如果苏联雇员被撤走,它也允许我们派出足够的美国人接替苏联雇员的工作。 果然,克格勃的行为一如往常,它确实在一夜之间,就从驻苏美国外交机构中撤走 了苏联雇员,并驱逐了另外五名美国外交官。 结果,美国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外交官经历了一个极为严酷的冬天,但他们 勇敢地面对挑战。到第二年底,当美国人被派到莫斯科从事必不可少的服务工作时,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比有苏联雇员的时候进行得更顺利。虽然我们的措施给美国驻苏 联的外交官造成了暂时的痛苦,但其结果显然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苏联驻美外交机 构中的大部分苏联职业间谍被清除了,最高限额的规定使得苏联人不可能以其他间 谍完全取代他们的工作,美国驻苏外交机构所受到的安全威胁减少了,因为忠诚的 美国人取代了苏联雇员的工作。 (27)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向克格勃表明,如果他们捏造罪名,陷害无辜的 美国人,他们自身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但这些与戈尔巴乔夫以及与苏联解体有什么关系呢? 乍一看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现在已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准备支持克格勃这一集团的狭隘利益,即使它危及 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这一事件中,最终克格勃的损失最为惨重,但这是 因为克格勃自己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认为里根政府的反应将与其前任在类似 情况下的反应相同。肯尼迪对巴洪被逮捕一事提出了抗议后赫鲁晓夫曾试图制服克 格勃,而戈尔巴乔夫则企图粗暴地对待里根,尽管里根以个人名义向他郑重担保达 尼洛夫不是美国间谍,戈尔巴乔夫仍把他当作人质关押。 〔101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不适于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鉴于戈尔巴乔夫在正常情况下很擅长同外国政治家建立私人关系,我认为他在许多 方面被克格勃所支配,他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其假情报,或者担心与之发生争论 (克格勃的支持对他担任苏联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他感到不得不保护哪怕 是错误的政策。总之——他的态度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在涉及克格勃利益的 事件中,他并不是独立行事。 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生涯中离不开克格勃,而且 他还是克格勃前任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门徒。但是,他轻易接受了克格勃的假 情报,并盲目相信克格勃首脑对他的忠诚,这使他注定要扮演使苏联解体、个人政 治前途被断送的角色。 对话走向公开正当公众和许多官员因雷克雅未克断断续续的军备控制谈判以及 戏剧性的逮捕和驱逐事件而感到迷惑时,其他一些事件正在发生,它们将产生更为 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苏联的政治犯开始获释。同时,移民人数开始增 加,苏联的新闻媒介也向外国发言人打开了一条门缝。 按照传统的做法,只有当指望外国人支持苏联立场或者在不适于争论实质性问 题的正式场合时,才允许外国人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因此,苏联公众从本国 的新闻媒介上,从未清楚地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政策。苏联的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 视上的每条新闻,都要经过有倾向性的筛选;记者和编辑不仅要经过审查,而且要 由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直接的“指导”,指示他们哪些问题可以报道,怎样进行 报道。 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召开前几星期,苏联当局同意发表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小组 采访里根总统的长篇报道。它发表在苏联的报刊上,内容很准确,尽管它附有一篇 “评论”,试图驳斥里根的某些说法。自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1961 年为《消息报》采访了约翰·肯尼迪后,苏联的新闻媒介再没有采访过任何美国总 统。 〔102 〕直到1986 年,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仍然很少出现在苏联的新闻媒介 上。因此,当赫斯特报系富于进取心的外文编辑约翰·沃利奇邀请我参加与苏联官 员的公开辩论时,我感到很有兴趣。 沃利奇的邀请代表了纽约北部的肖陶扩协会和其他可能的主办者,包括华盛顿 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肖陶扩协会每年夏天在具有田园风光的地方举办一系列定期 的会议、演讲和对话,1985 年夏天,它举办了为期一周以美苏关系为主题的活动, 并邀请了许多苏联官员参加。现在,由苏联的“友好”委员会发出的邀请是对上次 活动的回报,会议期间,美国发言人将应邀与苏联发言人进行辩论。苏联的主办者保 证,届时将有五六千听众,并由包括电视在内的苏联新闻媒介对会议现场作全面报 道。作为白宫的高级苏联问题专家,我应邀作主要发言,并担任美国官方代表团的 领导。 苏联举办这次会议含有某种企图。苏联人希望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附近的旅游 城市尤尔马拉举行这次会议,但是我们不承认苏联吞并拉脱维亚。美国高级官员参 加在拉脱维亚举行的会议,会不会向人们暗示美国承认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部分? 我看不会。毕竟,我曾多次参加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召开的讨论美苏关系的会议, 但没有人认为那些国家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国家,即美国或苏联的一部分。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国务院的马克·帕尔默曾就此与重要的美籍拉脱 维亚人的组织进行了磋商,说服它的领导人支持这一计划,条件是美国代表团内应 包括若干拉脱维亚裔美国人。 我们向苏联东道主说明了这个条件,他们最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我们都很清楚,这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苏联官方特别是克格勃的批准。 (28)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想检验一下他们能否控制向西方有限开放的进程。 他们显然认为自己能够胜任。 即便如此,该建议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公开性的机会,公开性已成为苏联 的正式政策。如果苏联新闻媒介忽视这次会议,而且所有与会者都是精心挑选出来 的共产党活动分子,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苏联的政策没有起任何变化。但是,如果 我们得到即使是有限的机会接触苏联的公民和苏联的新闻媒介,那么我们就会〔103 〕明白,一个最终能够摆脱苏联政权控制的进程已经开始。 会议差一点就未能举行。我们刚要按照预定时间启程赴尤尔马拉,达尼洛夫被 逮捕。他的妻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上直接向美国代表团呼吁,要求它在她 丈夫被关押期间抵制这次会议。我很难搞清楚这次会议(苏联召开这次会议所冒的 风险并非无足轻重)对戈尔巴乔夫在达尼洛夫问题上的决定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我 们中没有人希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对他的受难漠不关心,而实际上, 为了使他能够获释,我们当时正日夜工作。我们决定在达尼洛夫被关押在苏联监狱 期间停止会议的准备工作。在达尼洛夫获释并交给美国驻苏大使阿瑟·哈特曼后不 过几小时,我们便乘包机离开华盛顿,人民之间交流的试验又恢复了。 苏联东道主遵守了诺言,有几千人聚集在会场聆听演讲,并向讲演人提问。他 们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但是地方的新闻媒介对演讲作了充分的报道,并由莫斯科的 “中央”新闻媒介摘要发表。大约300 名美国人,包括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被颁发 了参加会议的护照。 美国主办者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们将使苏联听众听到苏联新闻媒 介一般不予发表的那种坦率的批评。美国认为没有必要派出那种回避有争议问题的 发言人,这种人的礼貌放错了地方。许多人,例如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查尔斯·罗 布,以及本·沃坦伯格、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马克·帕尔默等,都是公认的严 厉批评苏联政策的人。(29)虽然我事先已经准备了一个发言草稿,但在我们的包 机离开杜勒斯机场之前,我没有机会修改定稿。我特别关注发言开始的那几个段落 ——已经由美国之音译成了拉脱维亚语——因为我已没有机会对演讲进行练习了。 我们代表团中两位会讲拉脱维亚语的团员为我救了急:一位是外交官英特斯· 西拉斯,他曾在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一位是奥贾斯·卡尔宁斯,拉脱维 亚裔美国人协会的代表,他们和我在飞机上挤在一起,帮助我练习不熟练的发音。 〔104 〕采访会议的《新闻周刊》记者报道说,我在演讲开始的部分使用的是“不 自然的拉脱维亚语”,然后又转而使用“流利的俄语”。他对我的拉脱维亚语形容 得很正确,但即使是不自然的拉脱维亚语,也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我把演讲的实 质性内容放在俄语的部分。在我抗议达尼洛夫被拘禁一事后,我直截了当地谈到那 些危害和平的活动,特别是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兼并。我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从 未承认这种非法占领,它将继续坚持只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的人民 有权决定究竟是独立,还是成为更大联盟的一部分。 晚饭以后,苏联官员对美国客人说,我所谈到的美国不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 国家一事,冒犯了我们的听众。他们争辩说,拉脱维亚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 活得这么好,他们不会背弃改善了他们生活的联盟。 但我却得到不同的印象。当我从尤尔马拉回到我在里加下榻的饭店时,前台的 年轻姑娘动人地微笑着迎接我,并且问:“他们说你开始演讲时用的是拉脱维亚语, 这是真的吗?”当我向她保证这的确是真的时,她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说:“谢谢你, 谢谢你,以前还没有哪个外国人这样做。感谢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与 此同时,一些饭店雇员把我围在中间。我的演讲还没有在电视上播放,虽然它将在 当晚播放,但他们已知道了我的演讲内容。“美国真的不认为拉脱维亚是苏联的一 部分吗?”有人问。当我予以肯定时,他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另一个人也 说:“那么,美国人的确了解我们,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六年以后,当参加 过尤尔马拉会议的老朋友又在肖陶扩重聚时,拉脱维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戴尼斯· 伊万斯也来了。该阵线领导了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1986 年,苏联当局认为伊万 斯太不可靠,因而不让他参加尤尔马拉会议,但他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会场外面, 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会见来访的美国人。“肖陶扩协会在尤尔马拉推动了我们 事业的起步,”他说,“在此之前,似乎什么希望都没有。但会议使我们知道,我 们并不是孤立的。”预言家回家〔105 〕释放政治犯的举动使美苏关系中某些有争 论的问题开始减少。1986 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安德烈·萨哈罗夫,告诉 他可以返回莫斯科。在雷克雅未克的严重挫折及达尼洛夫被逮捕之后,这件事有助 于使我们受到伤害的感情得到修补。 早在1968 年,萨哈罗夫就撰文要求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保障言论 自由的权利。他警告苏联领导人,如果不采取措施建立民主制度,苏联的经济将迅 速地滑到西方的后面。萨哈罗夫受到了外国新闻媒介的注意(他的主张通过无线电 广播逐渐传回苏联)。勃列日涅夫对此很恼怒,他下令把萨哈罗夫流放到高尔基市, 这是一个封闭的城市,禁止外国人前去访问。 萨哈罗夫在高尔基市度过了七年,在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之前,他大部分时 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家。回到莫斯科后,他仍被苏联官员看作贱民。只是在1987 年 夏天,苏联出版界为了检验公开性的限度,才偶尔引用他的话。 我们认为,萨哈罗夫被流放是违法行为,而更恶劣的是,他的妻子,勇敢的叶 琳娜·波纳受到了克格勃的非人道待遇,她唯一的罪名就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他的 丈夫,并斥责那些折磨她丈夫的人。我们一再敦促释放他,指出这种流放违反了苏 联领导人在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时所赞成的原则,我个人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营救 他,我认为,萨哈罗夫从流放地获释一事,对苏联的改革来说是个好兆头。1987 年春天,我出任美国驻苏大使,在我抵达莫斯科后,我坚持尽快拜访他。 萨哈罗夫身材瘦长,动作笨拙,显然不是一个很强健的人,但他的大脑仍然聪 明灵活。他说话缓慢,不时停顿一下,以选择最准确的措辞,表达事物之间的细微 差别,但他在论证他所支持的事业时总是显示出他掌握着充分的事实。 1987 年我们第一次会面期间,他表现得异常乐观。他对他所受到的对待并没 有表现出牢骚满腹,心怀怨恨,而是关注着其他〔106 〕方面的问题。他敦促美国 政府不要放松对苏联当局的压力,以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使个人有权选择他们 居住的地方,能够自由旅行,并且通过立法确认这些原则,以便使政策不致因官员 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改变。 他也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钦佩,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已经“研究和了解了” 赫鲁晓夫的错误。他感到,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正确的手段改变社会,尽管他还没有 公开说出他的计划。因此,他建议我们应不断地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使他做正 确的事情,而只要他前进的方向正确,就要对他给予支持。 戈尔巴乔夫的确从未直接承认他赞成萨哈罗夫的观点,但他对萨哈罗夫以个人 名义所作的呼吁,大多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理会他有关民 族冲突的劝告,而这一问题正引起萨哈罗夫越来越多的注意。 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接受萨哈罗夫为一个民主的苏联构筑框架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如果更重视萨哈罗夫的呼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控制克格勃,以选 举产生的官员取代党的统治,他的个人命运显然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赞同使苏联逐渐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他认识到,若不 这样做,就不能使苏联成为现代化的、生产效率高的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 1987 年1 月,苏联不再干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又停 止了对美国之音和西德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干扰。 1987 年3 月,当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莫斯科时,她的观点——严厉批评苏 联违反人权和在阿富汗的军事卷入——在苏联的新闻媒介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4 月,我刚刚到达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就接受了 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 舒尔茨在阿富汗问题上直言不讳(赖特没有提到阿富汗问题,他错误地认为这 样做“不礼貌”)。当苏联采访者告诉舒尔茨,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的邀请前去时, 舒尔茨回答说:“不,他们不希望你们留在那里。他们希望你们撤走。”[107 ] 在春夏之交,莫斯科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偶尔介绍西欧和美国的客人,例如西德 议会中科尔总理所在党派的领导人沃尔克·鲁赫及其他著名的西德政治家。苏联公 众现在不必设法应付那些干扰便已经可以直接接触到西方的观点了。一个已变得很 明显的事实是,西方有极其重要的理由关注苏联的政策。 到1987 年年中,戈尔巴乔夫迫使不太情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有限的 政治改革。雷克雅未克会谈和“间谍年”已经过去。莫斯科希望在秋天和冬天进行 政治改革,华盛顿则希望召开首脑会议,达成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但戈尔巴乔 夫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目标仍然不明确。虽然1986 年12月在阿拉木图发生了民族 暴动,但是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不安定的少数民族问题仍然不以为意。 实际上,首都莫斯科仍在对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争论不休。许多共产党官员 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改革,而同时却抵制进行具体的变革尝试。由于在改革方向和改 革速度等问题上的争论,戈尔巴乔夫两年前组建起来的领导班子不久就分裂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