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非民选总统 自从得到中央委员会原则上的同意,事情就已清楚,只要戈尔巴乔夫能够采取 足够迅速的行动对试图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先发制人,他便能够确保宪法修正案得到 通过,设立总统职位。最高苏维埃以压倒优势赞成总统制表明他控制了这一组织— —在中央委员会正式支持他的态度时至少如此。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召开一次非常 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他实施行动计划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根本性胜利,只有人民代表 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 1990 年3 月12 日,大约在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两周后,立陶宛宣布独立的 第二天,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于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尽管会议的结果人们都已预料 到,但它仍将成为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因此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 次会议。事实上,我所亲身感受到的火药味比我估计得更为浓烈。 改革派发难〔332 〕作为“地区间集团”的代表,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 夫认为“草率地”推行总统制是“一个明显而且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要求政 府考虑把总统制推迟到缔结新的联盟条约、选举出新的立法机构和建立多党制之后。 另外,他强调指出,新的苏联总统应该通过全民投票选举产生,并且不允许在担任 总统的同时还担任党的高级职务。他反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观点如下,即国家出现 了许多问题是行政权威削弱造成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反 复无常和危险的”领导削弱了群众的信赖。他进一步要求摈弃“陈旧过时的共产主 义观念”,并列举了斯大林的罪过以及勃涅日列夫的腐化堕落,其言下之意是总统 制会使这种现象重现。 这时,他被告知发言时间已到。他请求延长发言时间,但作为主持人的戈尔巴 乔夫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被迫离开了讲坛。 我预料到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地区间集团”的成员会强烈要求在建立总统制 之前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因为他们已公开 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对戈尔巴乔夫无所顾忌的人身攻击确实让我 感到震惊。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改革派怀有偏见的批评以及他对2 月25 日 示威游行的公开敌视已经在他们之间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敌对情绪。几个星期前, “地区间集团”的领导人(也许叶利钦除外)仍然愿意对戈尔巴乔夫的良好愿望做 出让步,但是现在他们显然像兰茨贝吉斯一样与戈尔巴乔夫疏远了,他们怀疑戈尔 巴乔夫谋求更大的权力只是为了收拾他们。 我为他们之间的分裂感到痛惜。我觉得阿法纳西耶夫和他的“民主主义者”的 同仁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策略带有指导性错误。如果苏联最终成为一个 民主国家,那么他们的五个条件将会得以满足,但是首先应允许戈尔巴乔夫确立他 的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在此之前就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是自我拆台。要想〔333 〕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必须冲破共产党对政治进程的束缚。除了设立总统职位或名 义不同但实质相同的职位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办法能解决这一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计划包括修订宪法第六条,即删除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提法以 及允许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在我看来,这是实行总统制的基本前提条件。戈尔巴乔 夫能够成功地获得中央委员会的通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阿法纳西耶夫和 民主改革派似乎对戈尔把乔夫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毫无颂扬之意,这些成就仅在几个 星期前还是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 如果戈尔巴乔夫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五点建议,那么他想在共产党之外建立政 治领导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取消了共产党的控制而共产党仍旧能阻挠政治变 革时尤其如此。在他辞去共产党领导职务前,他必须在共产党之外建立一套统治体 制。总统制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庇护,我认为,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在即将召开 的党代会上重整共产党,以使共产党将来不再能通过控制正式的政府部门而直接统 治国家。 当我私下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有时怀疑自己是 否太轻信、太天真。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至少他与外国人打 交道时是这样——他知道如何应答以投合来访的外国人。我们之间正保持着日益信 赖的私人关系,这一点肯定会影响我对他的态度。我回想起我的前任之一、最知名 的前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他因受到与赫鲁晓夫私人关系的影响,忽略了赫鲁 晓夫的地位正在削弱并可能被他的同事们赶下台的种种迹象。 1963 年,我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年轻官员向汤普森报告说,很可能是 由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正准备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事实上,我当时就感到汤 普森对此极为不快。作为美国国务院苏联事务的高级顾问,汤普森给莫斯科的美国 官员发了一份电文,指出我们不应沉溺于对“克里姆林宫的推测”,这可能会破坏 华盛顿对赫鲁晓夫政治生命的信任。1964 年10 月,我们描述的可能性变成了现 实,由列昂尼德·勃涅日列夫领导的一个派别从赫鲁晓夫手中夺过了权力。 60 年代早期的经历告诉我,因个人的爱憎而影响决断是危险〔334 〕的。 我经常向我手下的人详细讲述我早期的经历,并请求他们如果发现我身上也有 类似的倾向,要坦率地向我指出。 在分析局势时,我清楚地知道,同苏联本国的人——他们消息更加灵通,其判 断力也为我所尊重——相比,我对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有更多的信任。我将此视为一 个警告,我应重新思考得出结论的理由。我这样去做了,但是,无论我多少次反复 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只能理智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戈尔巴乔夫谋求总统 职位是为了做他声明要做的事情——加快改革进程,以及做一些他不能够说的事情 ——排斥共产党以使他能最终废除共产党。 我得出这一结论主要不是根据他公开或私下的言论。我知道这一结论即使正合 他的心意,他也会表示异议。我是根据他的行动以及分析他面临的选择而得出这一 结论的。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缺点,有时反复无常——以及他 所处的地位均说明,他对改革是认真的。 无疑,他喜欢权力。确实,他一想到失去权力就毛骨悚然。的确,他脸皮太薄, 对批评过于敏感,把善意的批评看作是对他的背叛。不过,如果他的目标仅仅是为 了提高他自己的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动就缺乏逻辑性。如果他的目的是要镇压立 陶宛人和把矛头对准改革派,他有什么必要去谋求总统职位呢?如果这些是他的主 要目标的话,那么他利用现有的政党、警察和军事机构将更容易、更有保证地达到 他的目的。如果权力是他唯一或主要目标的话,他不用改变他所继承的现有体制就 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权力。为了试图改革这个国家,他正在冒很大的风险,我找到的 唯一能解释他冒此风险的理由是:他确立了一个目标,即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 而且,我认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暂且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改革派 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虽然总统制的基本立法没有包括各种制约机 制,也没有为完全实行民主提供必要的平衡机制,但它的确对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 这与对权力毫无限制可言的现有体制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绝大多数改革派应意识到,如果戈尔巴乔〔335 〕夫有解 除共产党权力的任何希望的话,时机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总统制本身无法做到这一 点,但是任何其他方式也没有成功的希望。 总之,我认为对于改革派来说,眼下明智的做法是:作为权宜之计,支持尽快 推行总统制,同时宣布新宪法必须满足某些条件,这一制度从长远来看才是可以被 接受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最好是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之后再做出判断。如 果他没有利用这次党代会来削弱保守的共产党组织,他理应受到更直接的反对,但 是时机不成熟的反对只能削弱他的力量,使他无力对付那些真正想阻挠变革的人。 避免直接选举因为这些原因,当我看到“民主主义者”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日益 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深感苦恼和悲哀。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双方都会受到损害。 然而,阿法纳西耶夫提出的五个条件中有一条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即总统应 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显然,如果新总统由人民直接授权,会比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具有更大的 政治权威。事情很清楚,如果戈尔巴乔夫想要取得他所谋求的改革成就,他将需要 他所能够调动的所有权威。不过,提交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草案规定,最初由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的总统任期为五年,以后总统通过普选产生。 戈尔巴乔夫的名望仍然相当高,尤其是与其他的政治家相比。民意测验的结果 表明,如果立即进行总统普选的话,他可能会赢得绝大多数选票。我奇怪他为什么 不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是逃避选举这一关,从而使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周里,我与许多苏联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讨论了这 个问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认为,他避免直接选举只是因为他怕落选。支持戈尔 巴乔夫者则指出,选举会浪费和分散时间,如果戈尔巴乔夫想继续改革进程的话, 时间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336 〕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好处是显而易 见的,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的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当立法草案最后出版发行时,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1990 年逃避竞选运动。根据立法草案的规定,总 统选举由多数加盟共和国的多数票决定。这一规定显然是为了避免俄罗斯控制总统 选举。如果只管票数而不管是否得到多数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那么即使得不到任何 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多数支持,俄罗斯也可以选举出一个总统来。非俄罗斯族的加盟 共和国不会接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宪法。 对戈尔巴乔夫及他的政治顾问来说,要得到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支持显然是 有困难的。在15 个加盟共和国中,7 个(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三个外 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以及摩尔多瓦)已经严重与苏联疏远,戈尔巴乔夫想赢得其中任 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支持都极端困难。这意味着他必须得到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的 支持,而这些加盟共和国则会趁机在自治的要求上加码,以此作为支持的价码。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比较容易的方式,提议总统最初由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 月份在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建立总统制的鲍里斯·叶利钦此 时宣布,他只支持民选的总统。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 》记者的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想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人们来选举总统,我 不赞成并将反对这种选举方式。”然后,他又补充说:“这将改变通过普选制选举 总统的日期,可能是四年,或许甚至是一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变选举方式的话, 便有必要取而代之。”③关于总统制的争论在3 月12 日仍在进行,第二天早上接 着辩论。但两个小时之后被强行停止,并开始举行投票。建立总统制的提案以1817 票赞成、133 票反对、61 票弃权得以通过。 接下来的议程是选举第一位总统。除戈尔巴乔夫外,总理雷日科夫和内政部长 瓦季姆·巴卡金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由于他们两人都退出竞选,戈尔巴乔夫成为 唯一的候选人。④设立总统制的法律是以记名投票的办法通过的,总统选举却〔337 〕不同,它是无记名投票。由于代表们是进行无记名投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 让人感到吃惊。他以1320 票对495 票赢得大选,但还有313 名代表要么弃权,要 么投了无效票,这意味着他赢得的选票低于60%。 天空中已布满了乌云,反对票和弃权票只是其中的一块。尽管这个国家正面临 着一场暴风雨,但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论改变政体结构 的可能性以来,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帝国的政体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共 产党不再有合法的权力进行专制统治,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 没有正式的联系。虽然这种变化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要贯彻落实仍将是未来的 事情。 立陶宛人的挑战立陶宛人宣告独立并没有引起谢瓦尔德纳泽所担心的政变,但 是它肯定给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带来一些紧张气氛。戈尔巴乔夫显然曾希望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能够成为他的总统就职仪式。 从第二天早上起,代表们开始要求讨论立陶宛的局势。来自维尔纽斯的瓦伊多 塔斯·安塔纳伊提斯代表立陶宛议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发言。他指出,在此次代 表大会上立陶宛代表只是观察员而不是与会者,他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已投票通 过恢复立陶宛的独立,呼吁代表大会促成立陶宛与苏联当局间的谈判。 虽然爱沙尼亚人还没有正式宣告独立,但其代表已向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就 爱沙尼亚独立问题举行谈判的请求,并宣称他们将不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这 将会影响爱沙尼亚的地位。 针对要求谈判的呼声,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明确表示:“与立陶宛、爱沙尼亚 或拉脱维亚举行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人民代表大〔338 〕会第三次会议在结 束之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告立陶宛最高委员会恢复独立的行为无效,并要求苏联 总统、最高法院和部长理事会保障立陶宛所有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和那里的苏联财 产。⑤兰茨贝吉斯毫不妥协,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 橡以往一样,为了不把事情闹得太僵,他公开表示:“我们不指望苏联明天就会接 受立陶宛的立场,他们也不应指望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最后他忿忿不 平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告了侵略者有统治其受害者的权利。” ⑥那个周末,维尔纽斯和立陶宛其他城市举行了相互对立的集会。在立陶宛人庆祝 他们独立的时候,俄罗斯居民被动员起来示威游行,反对立陶宛独立。所有示威游 行井然有序,但苏联民众从苏联中央电视台得到的印象却不是这样。 那个周末,我正在中亚地区旅游,并认真看了莫斯科的电视新闻。以前,关于 波罗的海地区事件的报道尽管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抱有偏见,但有时也对 他们的活动和要求进行一些客观的报道。留心的电视观众还是可以通过这些报道, 去掉歪曲的部分,比较准确地看到事情的全貌。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显然莫斯 科发布了命令,只报道莫斯科对事件的看法。 对立陶宛当选领导人所作的歪曲和诽谤的报道,使我感到震惊。他们仅对反对 独立的示威游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电视镜头还夸大了示威游行的规模。最近从立 陶宛搬迁出来的俄罗斯族人在电视上用激烈的言词谴责立陶宛当局剥夺他们最基本 的人权,尽管他们没能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随后我们得知许多 示威游行者并非来自立陶宛!)。然后,电视演播室里请来的评论家们一本正经地 告诉电视观众,宣布独立的“极端主义分子”仅仅是一小撮立陶宛人,他们实际上 是曾与希特勒狼狈为奸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徒子徒孙。这种苏联老一套诽谤方式的重 现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公开化的成果很快在电子媒体中被取消了,它仍处在比 报纸更有力的中央控制之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发布了法令,要〔339 〕求立陶 宛人上交所有的武器,执法机关“保障立陶宛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边防 士兵“加强保卫”立陶宛的边境,安全机关“制止外国人的违法行为”。⑦如果从 字面意义来看,有些法令似乎不可思议:既没发生立陶宛人引起的骚乱,也没有武 器广泛流散的证据(与外高加索的情况截然不同);没有证据表明立陶宛边境已不 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也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人没有签证便进入了立陶宛。这些法令明 显带有挑衅性,为执法部门搜查民宅、没收财产和驱逐外国人提供了借口。立陶宛 政府立即宣布这些法令无效。双方法律上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若其中一方竭力坚持 自己的要求,法律的冲突就可能逐步升级成流血冲突。 实际上,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已开始显示其力量,他们增加了战斗机的数 量和地面军事演习的次数。立陶宛总理普隆斯基涅于3 月21 日给雷日科夫发了一 份电文,抗议这种行为方式,并指出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的法律地位还没有确 定下来。 到了3 月22 日,莫斯科对维尔纽斯的恐吓变得更加严重,立陶宛议会发表了 “告世界各国书”,指出“另一个国家正在准备用武力侵略立陶宛共和国,这一点 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明显”,议员们呼吁世界其他国家“用抗议来阻止对立陶宛可能 的侵略”。⑧3 月23 日,我们收到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通知,要求在立陶宛的所有 外交官必须在12 小时内撤离。虽然我们在立陶宛没有固定的办事处,但近几周我 们临时安排了至少两名外交人员呆在维尔纽斯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苏联外交部 还“告知”新闻记者“暂时”不会批准去立陶宛采访(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旅行一 直是受到控制的,尽管去波罗的海诸国首府的旅行通常会得到批准)。驱逐外交官 的命令太突然了,以至于发通知的那些人没有去核查一下交通条件是否能够做到这 一点,我们驻立陶宛的代表是从列宁格勒总领事馆调去的,他们既订不到飞机票, 也购不到火车票,为了在最后期限撤离,只得租用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车离开那 里。 〔340 〕把所有的外国人(外交官、新闻记者、普通公民)赶出立陶宛的决定 在许多人看来是莫斯科迄今为止采取的最可怕的一个举动。它表明莫斯科方面认为 暴乱可能迫在眉睫,它准备采取的行动不是使用武力,就是挑起一场冲突。莫斯科 之所以把外国人从立陶宛驱逐出去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既可消除“外来的煽风点 火者”,又可以排除这场镇压的目击者。 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驱逐命令立即表示抗议。不过,外交官们别无选择,只 能服从。但结果表明莫斯科也无力驱逐所有的外国记者和平民,其中一些人在立陶 宛当局的保护下仍滞留在立陶宛。 我于3 月24 日星期六结束了中亚之旅回到了莫斯科,并立即召集大使馆的高 级官员讨论最近事态的发展。我指出,戈尔巴乔夫正试图恐吓立陶宛人,但可能仍 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但是问题在于,立陶宛人受到的挑战愈直接,他们可能愈加好 斗。虽然立陶宛人尽力想避免武装冲突,因为他们知道用武力的方式他们不会获胜, 但是苏联官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不住为挽回面子而采取武力行动的诱惑。军方 高级官员已被要求为了防止立陶宛分裂,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得知这一消息后,我 感到特别不安。虽然两个星期前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 着这些担心毫无根据。 华盛顿方面担心的是,立陶宛发生任何严重的暴力冲突将会中止美苏关系的总 体改善,破坏我们之间裁减军备的谈判,并使中、东欧遗留问题的解决复杂化。虽 然一些愤世嫉俗者会怀疑美国可能“牺牲”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保 证这些“更重要的”目标,但没有一个美国政府会与一个使用武力控制波罗的海沿 岸诸国的苏联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苏联出现了镇压之后,国会将限制试图与它 照常往来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 虽然我猜测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对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是极力反对的,但我不 能肯定他们领会到了我们反应的强烈程度。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好几个苏联高级 官员向我抱怨,他们没有得〔341 〕到美国反应的预先警告。1981年,有人对我说 :“当阿宫汗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时,你们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当我们 做我们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时,你们大发脾气,破坏了10 年来在我们之间建立的 所有关系。”1979 年,苏联领导人可能不会被警告所威慑,但到了1990 年,他 们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的改善对它已更加利害攸关。重要的是,要让戈尔巴乔夫 不抱这种幻想:即使在立陶宛实行了武力镇压,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仍将会保持下去。 我认为给戈尔巴乔夫一个清醒的警告正是时候。 在这一点上,华盛顿的考虑与我不谋而合。我刚起草好一封建议白宫高层领导 人发出警告的信,就得到华盛顿方面的通知,国务卿贝克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信正 在传递途中时。贝克的信星期天的早上到达,我们马上予以转达,因为事态发展太 快,我不想等到第二天再与谢瓦尔德纳泽见面。 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同一天抵达莫斯科。他很少出访,但每 次总是很有成效。他把他与政府所有可能的政治分歧都抛在一边,不断地将他的活 动详情通知给我们,并努力确保他的所作所为是在支持两党共同的对苏外交目标。 在敦促解决人权问题时,他尤其有影响力。 当我到机场去接他时,看到他正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 他要我向他简单介绍一下立陶宛的局势。我告诉他那里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事件,但 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发展。然后,他走到记者面前,强调和 平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发生了暴力事件或镇压,将会危及美苏 关系。 这些讲话是重要而有益的。我们已在私下里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有鉴于此,由 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士传递与我们相同的信息是益的,尤其是他可以在公开场合传 递这一信息而不给人一种威胁的感觉。 那个周末,我开始看出一些迹象:莫斯科新闻媒体缓和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 坚持的反立陶宛立场。星期五晚间的电视新闻对维尔纽斯事件进行了反面的报道, 但是,紧接其后播放了布什总统认为有必要对话的声明,并电视采访了研究苏联民 族问题的美国著名专家盖尔·拉皮德斯教授。拉皮德斯教授对电视机前的〔342 〕 苏联观众说,他们的民族问题只能通过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解决,特别是立陶宛, 它在获得自由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这些非常明智的话语并不是出自戈尔巴乔 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之口。苏联中央电视台显然有人正试图对波罗的海事件进行比 我们近来所看到的更客观的报道。 第二天,《消息报》刊登了一篇从立陶宛发回的报道。这是一篇比我们的期望 还要全面一些的报道。该报道准确地引用了最近兰茨贝吉斯写给戈尔巴乔夫的短信, 在信中,兰茨贝吉斯否认立陶宛正在组建军队。他把目前的局势称为一场“神经战”。 然后该报又引用一位立陶宛议员的话说,现在是寻求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谈 判的时候了。这是自立陶宛宣布独立以来,我在莫斯科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第一份 以公道的措词描绘立陶宛局势的报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官方立场松动的信号还是 主编伊万·拉普季夫自由化态度的反映。我注意到《真理报》没有刊载同样的报道, 虽然这篇报道发自于官方的新闻机构塔斯社。 实际上,苏联对立陶宛的压力并没有放松,接下来的一周我从苏联官员那儿听 到的消息令人难以释然。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于3 月 26 日设午宴款待肯尼迪参议员,立陶宛自然是我们关注的中心话题。我和肯尼迪 向普里马科夫强调了与立陶宛开始谈判的必要性,他说立陶宛领导人使用的策略使 得双方不可能谈判。如果立陶宛改变策略,讨论还是可以的,但谈判决不可能。我 问他这两个词在语义上是不是不可混淆的: 为什么“讨论”和“谈判”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差别?普里马科夫问我美国总统 是否会与国内的其他政治集团谈判,我回答说总统当然可以这样做:他与国会、州 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谈判是家常便饭。 “但是,他不会与要求独立的州长谈判。”他指出。 “可能不会,”我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赋予各州脱离联邦的权利。” 〔343 〕“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联盟,但它们必须依法行事。”普里马科夫 回答说。 在我正要问他使用“权利”前为什么还需要得到其他人同意这个问题时,有人 转换了话题。正如他所知,当时最高苏维埃正在辩论的“脱离法”草案规定,做出 脱离苏联的决定必须得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 虽然普里马科夫坚决拒绝考虑与立陶宛“谈判”,但他确实向我们保证他们不 打算使用武力。不过,其他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很令人乐观。当时美国 刚离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上将正在莫斯科访问,在为他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当有人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问及立陶宛局势时,他回答说,苏 联边境的稳定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反对外来威胁, “必要时”也可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显然,他的话证明谢瓦尔德纳泽的担心是有根 据的。 当然,苏联军队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有根深的感情。他们在那儿有一些重要的 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防御基地,但我们大使馆的武官——我专门倾听了专家的意 见——认为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独立后,只要它们没有落入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苏 联的防卫力量将不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如果莫斯科方面1990 年愿意与波罗的 海沿岸诸国就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它或许可保留其在波罗的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 地。 苏联军队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依恋可能有军事需要的问题,但更多是情感上的问 题。苏联对军队的教导是:为保卫苏联所有的领土而献身,在军队看来,波罗的海 沿岸诸国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 寻求解决办法布什总统的公开声明,以及随后贝克国务卿传递给谢瓦尔德纳泽 的信息,都是很及时的,但是双方似乎仍没有就缓和紧张气氛进行对话的意思。 戈尔巴乔夫正面临要他“采取某种行动”的强大压力,迄今为止他一直避免直 接使用武力,他在向立陶宛施加心理压力,但他这样做显然正冒着很大的风险:一 个小冲突会〔344 〕逐步升级,使局势难以控制。 我开始问自己,然后又问其他人,美国或别的国家是否能做些事情帮助双方缓 和紧张局势并开始对话。通常,我们波罗的海的朋友仅仅考虑面临的威胁,苏联官 员则只是一味地建议立陶宛人放弃宣布独立,并加入到新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来。后 者肯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已竭尽所能地坚决反对镇压,但仍有必要找到 某种方法来克服所有阻碍有效对话的“原则立场”。 “脱离法”草案虽然还没有正式通过,但却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 管它包括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条款,但它的确承认分裂在某种情况下是合法的,它规 定通过加盟共和国的全民公决,2/3 有效票就可以着手进行脱离联盟进程。在我看 来,就全民公决本身而言,这一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立陶宛能够被说服同意举行全民公决,与莫斯科就谈判达成谅解,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同意独立的2/3 多数。这将为莫斯科提供了 一种挽回面子的解决办法。 当我和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们最初是 犹豫不决的。第一,他们不同意他们是在脱离苏联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正如 我们所认为的)他们从来就不是苏联的合法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 第二,如果要他们遵守苏联的法律,即使是部分法律,这不是等于让他们承认苏联 的管辖权吗?第三,虽然立陶宛人相信他们能够获得2/3 以上人民的支持,但如果 他们开了同意举行全民公决的先例,这不等于背叛了另外两个波罗的海邻邦吗?特 别是拉脱维亚人的比例不到拉脱维亚共和国人口的2/3 。 我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并非法律的细节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他 们持有无懈可击的法律依据却仍没有获得独立。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正式宣布其全 民公决是按照莫斯科的法律要求来进行的。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举行的全民公决 可以向全世界表明,莫斯科所宣称的绝大多数立陶宛人不想独立的说法是错误的。 】5i 他们认为默认苏联的司法权会削弱其合法地位,这种担心在我看来是没 有根据的。事实上,他们是一个被强占的国家,他们为获得独立而被迫采取的任何 行动不应被理解成自愿接受苏联的管辖。 最后,我指出,通过一些明智的政治宣传,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应该能赢得赞 成独立的2/3 多数。我认为投票不会完全按照种族界线划分,许多非波罗的海民族 的人也会赞成独立。例如,在拉脱维亚,倡导独立者如果能获得80%的拉脱维亚人 和40%的非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他们就会赢得2/3 的多数,如果进行计划周密的游 说,目标应该能够达到。 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的多次会谈使我相信,虽然立陶宛人最初犹豫不决, 但他们确有可能同意举行全民公决,只要戈尔巴乔夫真的同意在2/3 多数赞成独立 的情况下开始谈判。 我们已对镇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可怕后果做了预先警告,我觉得以这种建议 作为对警告的补充是有用的。因为它为当时双方摆脱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种解决方 法。我计划周末回美国参加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的会谈,并参加我两个儿子的婚 礼。我打算尽力使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华盛顿方面的想法与我们在莫斯科的想法仍然不谋而合,并且在时间上也相同。 我于3 月29 日晚上飞抵德国的法兰克福,打算第二天飞回美国。但是,午夜以后 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华盛顿方面打电话通知我天亮以后重返莫斯科,传递一个重要 的信息。 我的副手迈克·乔伊斯到莫斯科机场接我,他不仅能非常熟练地处理大使馆繁 重的业务,而且我不在的时候还独当一面。飞机到达机场时,我们只剩下不多的时 间驱车前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办公室去参加事先约好的会谈。迈克在车上谈 了一下基本情况。布什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当天早上已由迈克转达给谢瓦 尔德纳泽。布什总统在信中坦率地说,他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在立陶宛问题上采取 进一步行动的压力,并指出,如果双〔346 〕方事先都同意将尊重投票结果的话, 全民公决为双方打破目前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天下午,苏联联盟委员会 召开会议,布什总统想把信在会前交给戈尔巴乔夫,因为会上有可能就立陶宛问题 做出决定。我的任务是与雅科夫列夫讨论这封信,并就总统建议的背景提供更多的 细节。 我的使命可用两句话来表达:“向雅科夫列夫指出镇压立陶宛人的危险性,得 到他对总统提出的通过全民公决解决目前僵局这一办法的反应。向他说明如果因任 何原因而发生镇压,那么苏美两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将不会保 持下去。”任何一个外交官,不管能力多差,也知道如何令人信服地向他的谈话者 表明这些观点。 但可笑的是,我发现给我的指示写了满满两页纸:好主意完全被冗长的陈词滥 调遮掩了。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官僚们试图向其同事和上司 证明他们是多么地了解情况的。尽管有些内容一看就明白,但每一点都是罗罗嗦嗦 地作了详细的说明。文件的起草者似乎担心收信人水平不高,理解不了,但是我对 我们自己的这一“体制”太熟悉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指责起草文件的人。所有的 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会受到不想留下任何余地的“跨部门委员”的同样对待。 这份长信有一个好处:我可以用俄语念给雅科夫列夫听,然后给他留下英文的 原稿。这可表明我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官方的,并不是我个人杜撰出来的。然后, 我们可以开始真正的讨论。 我们知道雅科夫列夫与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是对立陶宛抱有同情态度的中央政 治局委员,我希望他至少会表现出一丝对全民公决的支持。然而,他对立陶宛人最 近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双方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除非立陶宛停止宣布 独立以及其他行为。如果立陶宛人想进行对话,他们可以在当天举行的联盟委员会 会议上这样做,但是他们拒绝出席。他们“大胆而挑衅”的立场使得任何对话的尝 试都无济于事。 [347 ]雅科夫列夫承认,全民公决可以成为脱离联盟的一个开始,如果立陶 宛人这样做的话。他说,倘若现在要举行全民公决的话,立陶宛人应首先恢复他们 宣布独立之前的局势。他指责立陶宛人不顾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并歪曲历史。虽然“纳粹—苏联”的秘密条约是不合法的,但是1940 年立陶宛投票赞成加入苏联是有效的,现在的立陶宛领导人不能简单地以独立把这 一切抹掉。 他饱含激情地强调,立陶宛的行为是“送给保守力量的一份厚礼”,将使改革 进程受到干扰。他指出,苏联要求使用武力解决立陶宛问题的呼声日高,同时要求 立陶宛人用硬通货支付苏联的所有援助物资。不过,他向我保证,贸易还用卢布结 算,因为如果使用一种可兑换货币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雅科夫列夫几个月前曾跟我说过,立陶宛宣布独立将是“改革的终结”。 我也意识到党内的保守派因立陶宛人的背叛而责怪他:他们指责他于1988 年夏天 访问立陶宛时提出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引发了波罗的海各国分裂进程。虽 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他无疑怕别人抓住他的政治辫子,并力图确保与我会谈 时紧密地与当时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 我告诉他说,由于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争论立陶宛的合法地位问题毫无 用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缓和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紧张气氛符合苏联和立陶宛双方的 利益。显然,在对话没有进行时就要求一方投降,这样的对话将很难开始。但苏联 领导人目前正是这样做的。不管立陶宛人宣布独立明智与否,他们显然不会仅仅为 了进行对话而改变这一决定。 雅科夫列夫不停地重复他的观点,只有立陶宛人恢复原来的局势并且“停止他 们的非法行为”,全民公决才可以接受。 因为他以现存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作为反对独立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向他指出, 独立并不意味着必须断绝现有的联系。他应该考虑一下他曾呆过的加拿大:以前它 曾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仍与英国保持着密 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 〔348 〕他对我的提问未作回答,但是抱怨说,试图“恐吓另一方”是不合适 的。苏联指责美国近来在巴拿马和菲律宾的行为时,从来没有暗示美苏关系会受影 响。美国在立陶宛问题上的“恐吓”将会“起相反的作用”。 我回答说,当我们表示镇压立陶宛将使两国关系不会继续发展时,我们并不是 在恐吓。我们只是在阐明一个政治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立场被误解, 我们就玩忽职守了。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很明显雅科夫列夫得到的指示是决不“妥协”。 会谈结束时我指出,莫斯科目前的策略将无助于解决问题。当戈尔巴乔夫认识 到这一点时,他可能会发现,全民公决将为他谈判独立的条件提供一个政治依据。 立陶宛问题犹如幽灵一直纠缠着谢瓦尔德纳泽此后一星期在华盛顿的会谈,会 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谢瓦尔德纳泽的访问确实达到了目的:确定 了下一次美苏首脑会议的日期。戈尔巴乔夫将于5 月底6 月初来美国参加首脑会议。 我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我确信每年的首脑会议都很有意义,此次首脑会议还将促 使戈尔巴乔夫尽一切努力避免当年春天在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动武。他无疑 知道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流血将会取消他计划好的与布什总统的会晤。 1990 年4 月9 日返回莫斯科后不久,我们接待了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乔治·米 切尔率领的由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访苏代表团。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 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次试探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问题上态度的机会。 会谈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对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作了很长的 介绍。他没有直接涉及立陶宛问题,但是在结束他的开场白时,他指出,他对“美 国国会对这里某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感到吃惊”。显然,他是指国会通过的支持立陶 宛的提案。 米切尔参议员向他询问了有关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和〔349 〕处理立陶 宛问题的前景。戈尔巴乔夫简单地回答了执行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情况, 指出国务卿贝克不久将访问苏联,希望能够解决遗留问题,虽然美国似乎仍在谋求 某些单方面的优势。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立陶宛问题上,尽管他表示最近就立陶宛 问题已讲了许多,不知道该补充些什么,但是他还是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他 的观点。 他认为,由当前的政治领导人统治立陶宛人是不幸的。他们拒绝参加对苏联体 制进行的彻底改革。他眼睛看着我说,他不知道谁在给立陶宛人出主意,但他们的 政策也许是出于无知和政治无能。他们迫不及待地决定在苏联建立总统制之前采取 行动,但是后来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是有耐心的。如果立陶宛人独立了,我们将与他们断绝 关系,并把他们当作一个国家来看待。他们的日子恐怕肯定不好过。 但问题的症结在兰茨贝吉斯本人,而不在立陶宛人民,我们不想让立陶宛人民 遭受痛苦。 像雅科夫列夫一样,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立陶宛“恢复到它3 月10日的局势”, 也就是说,恢复到它宣布独立前的局势,才可以就立陶宛独立问题开始进行谈判。 他分析道,即使达到这一点,谈判也可能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有80 多万非立陶 宛人生活在那里,很多人将离开。然后,他强调说,如果人们明白这些谈判将会出 现的结果,他们是不会支持“分裂主义者”的。 就他本人而言,他正承受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巨大压力。人们正在指责他缺乏主 见和过于软弱,但是他深信目前的局势要求克制和忍耐。不过,如果形势需要的话, 他不会拒绝考虑采取严厉的措施和行使总统权力。 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显然与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其他人所讲的仍然 决定不使用武力的说法是矛盾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给 别人提问和发表看法的机会。他对美国国会采取的行动尤其敏感,因此,他不会放 过劝告这个由知名的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的机会。 〔350 〕他说,美国国会不应该出面干涉这些问题,或充当教训者的角色,这 样只会引起反感。而且,他认为除苏联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都担心立陶宛脱离苏联 可能会开创一个先例:巴西、印度、加拿大、南斯拉夫等联邦国家都会受到影响。 戈尔巴乔夫似乎越来越脱离现实,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话题转回来。他显然已 准备结束会谈,但忍不住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说,“并非事事都取决于我们,” 又一次暗示立陶宛人应该做出调整,“我在访问立陶宛时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 为独立只是举手或投票之类的事情,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事情远比这一切要严重 得多。但是,许多人已在想方设法改变目前的领导人,因此可能还有希望。顺便说 一句,他们在宣布独立之前曾访问过马特洛克大使,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他们显 然想从大使那里得到一些建议,但是我不知道大使跟他们讲了些什么。”讲到这一 点时,我没等翻译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打断了他。我用俄语对他说:“他们不是来 征求我的建议,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建议。”戈尔巴乔夫微微一笑,表示他的话并 无敌意,他接着说:“对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如同煎烙饼一样已通过了不少 法律。”他重申,如果立陶宛人希望就脱离联盟开始谈判,他们必须恢复到3 月10 日的局势。 他终于停了下来。米切尔参议员试图使他承诺不采取武力政策,米切尔机敏地 对戈尔巴乔夫说,希望他能对他所作出的以非武力方式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承诺发表 一点看法。戈尔巴乔夫立即对他的话予以纠正:“我只说过非暴力方式是最理想的。” 米切尔不打算做长篇大论的讲话,但他提醒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传统的不承认政策。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是苏联管辖范围的内部问题。但是,美国 希望对话将把事件引向和平解决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政府最近的一些行为 发了一阵牢骚后,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其间戈尔巴乔夫几乎一直在 滔滔不绝地讲话。 当我们离开房间时,我停下来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所说的关于我给立陶宛人出 主意的话是没有根据的。立陶宛代表不时地向我们阐明他们的政策,我告诫他们既 不要指望美国的自动承认,也不要指望经济援助。所以,虽然我们已清楚地表明我 们不承认波〔351 〕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怂恿他们采取 具体行动。戈尔巴乔夫抓住我的胳膊,微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我了解情况,有 人向我汇报过。”我回答说:“我相信有人向你汇报过,我只想确保他们告诉你的 是准确的。”加紧钳制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的“独唱”没有使我 得到安慰,反而增添了不少忧虑。虽然他没有讲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但是他的言论 表明,他1 月份从立陶宛回来后对那里的局势一无所知。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 他不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愿意作出明确的避免使用武力的保证。这次会谈清楚地表 明,他不愿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并把“如果有必要拯救生命”作为使用武力的 理由。但是,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都可以以此为理由进行公开辩护。1 月份对阿塞 拜疆的镇压便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似乎仍被兰茨贝吉斯并没有获得多数人支持的幻想所蒙蔽。 虽然这两人彼此间的厌憎一段时间以来很明显,但在最近的选举期间以及其后, 兰茨贝吉斯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事实应该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用戈尔 巴乔夫最喜欢的话来讲——他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相反,戈尔巴 乔夫似乎相信兰茨贝吉斯自己的人民正试图抛弃他。这种天真的想法很可能是克格 勃的假情报导致的,克格勃编造这些假情报的目的在于劝阻他与当选的立陶宛领导 进行认真的谈判。 其他国家会受到立陶宛所开“先例”的影响,这种观点显然是挖空心思杜撰出 来的。我不时听到苏联外交部官员说“其他国家担心我们开创一个先例”之类的话, 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任何表现出这种担心的证据。可能南斯拉夫除外。其他联邦国 家的大使们向我保〔352 〕证说,他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 可能影响他们的国内问题而表示或暗示要加以反对。而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属于苏联,声称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为瓦解他们自愿组 成的联邦开了先例是不合逻辑的。 立陶宛的地位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与魁北克或旁遮普的地位都毫不相关。 我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巩固其地位作最后的挣扎——作为一个狂热鼓吹者 ——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相信这种观点。在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文 件中写着“许多联邦制国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到戈尔巴乔夫嘴里就变成了 “许多联邦制国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相信“许多联邦制国 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的话,他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将会遇到许多的麻烦。 他显然确信所有居住在立陶宛的非立陶宛族人都反对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反映 了他对实际情况的误解。在最近的选举中,大约有一半的非立陶宛人投了萨尤季斯 的票,立陶宛东正教也积极活动,要求独立。戈尔已乔夫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一现实。 虽然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遵守宪法程序的重要性,但是他忽略了宪法赋予的 “权利”与自称贯彻执行这些权利但实际上限制并可能取消这些权利的法律之间固 有的矛盾,从逻辑上讲,宪法赋予的权利居优先地位。他也忽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 家的观点,即它们不存在从苏联分离出去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被非法强迫加入苏联 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曾是个律师,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 现在扮演的角色不是律师而是一个政治家,当法律细节与政治目标不相容时,他会 忽略法律细节。 戈尔巴乔夫关于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以及“很少有机动余地”的言论道出了 他为何坚持一面之词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得到了错误的情报;另一方面,是他故 意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最主要的是,这是他对强硬派所提出的以一切必 要手段结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运动作出的反应。 一个多月以来,莫斯科对立陶宛宣布独立所作的反应只是施加心理压力而没有 采取具体的强制措施。但是,4 月15 日这一天,〔353 〕戈尔巴乔夫决定加大对 立陶宛的压力。 我花了一整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和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那天晚上吃完晚餐后, 米切尔、比尔·布雷德利以及其他几位贵宾被邀请到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私人 别墅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这既是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的迹象,也是苏联高层政治领 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向外界公开的迹象。传统上,外国人只在饭店或专门招待外国人 的特殊“宾馆”受到招待。他们从来不会被邀请到苏联领导人的家里做客。 普里马科夫的别墅是一幢中等大小的带凉台的平房,离市中心几英里远,掩映 在树丛中,别墅舒适而不奢华。普里马科夫向我们介绍说,他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任所长时,就用他自己的钱建造了这幢别墅,总花费为三万卢布。大多数 苏联高层官员居住在政府建造的别墅里,这是国家的一项补贴,而普里马科夫住在 他自己的别墅显然过得更加舒适,他非常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别墅。 普里马科夫长期以来一直是外交事务方面的学术专家,尤其是中东问题的专家, 他现在又要调动工作了。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联邦院主席,但是刚刚被任命 为戈尔巴乔夫新的总统委员会成员。从70 年代起,我就认识他了。在1986 年10 月的雷克雅未克美苏首脑会议上,他是苏联方面有关地区问题的主要谈判者,此后, 他越来越频繁地充当了非官方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很显然,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 切,许多人认为他正在窥视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部长职位。 那天晚上,整个别墅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用苏联的话讲,是两党合作,因为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在被邀请的人数不多的贵宾之列。作为一个最直言不讳的改 革者,索布恰克经常批评戈尔巴乔夫采取折中主义的改革措施,被认为是反对派的 领袖,尽管当时还不存在正式意义上的反对派,而且他仍是一名共产党员。 普里马科夫的女儿成了我们的女招待,当我们看到他的家庭照片以及其他一些 纪念品时,想起了曾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在他妻子去世后不久,他才十几岁的独 生子也夭折。普里马科夫曾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至今他仍然承受着失去亲 人的心理〔354 〕创伤。他给我们看了他妻子生前的照片,并对我们说,虽然他妻 子已经去世四年了,但是他毫无再婚的兴趣。他现在显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尽管谈到了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但是那天晚上气氛轻松愉快,并谈了许多有 关美国国会和最高苏维埃可能互换信息和携手合作的事。不过,那天早些时候,普 里马科夫使戈尔巴乔夫和平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的全面承诺的不确定性加大 了。当有人要求他发表一个直截了当的决不使用武力的声明时,普里马科夫回答说, “没有人”希望发生动乱,因而也不打算使用武力,但最终每个国家必须“保护其 重要利益”而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在他心目中,留住立陶宛显然是一种“重要利益”, 不过,他并没有暗示将马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迫立陶宛就范。 米切尔和布雷德利两位参议员与我一起驱车回到城里。当我们的车停靠在他们 下榻的宾馆门口时,我注意到许多电视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我怀疑出 了什么事。两位参议员下车的时候,照相机的灯光忽然打亮,记者们一起拥上来, 其中一个大声问道:“你们如何评价对立陶宛采取的经济制裁?”布雷德利参议员 使用了他在篮球场上曾多次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方法,急忙低头,从左侧溜进了宾馆。 闪光灯一直照着米切尔和我。米切尔向我投来一个探询的眼光,我耸了耸肩,因为 我对“制裁”的了解不比他多。然后,他老练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他不能对 他还没听说过的声明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他真诚地希望尽快开始对话。重要的是 不能用压力和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裁声明是参议员们与他们的贵宾共进晚餐时由莫斯科电台播发的。声明说, 戈尔巴乔夫已向兰茨贝吉斯发出威胁的信号,如果立陶宛议会不取消最近的一系列 决定,包括限制公民行为、中止苏联军队在立陶宛征兵、以及企图占有莫斯科在立 陶宛的财产,就会向立陶宛“停止供应”通常是卖给国外换取外汇的物资。立陶宛 人被限定必须在48 小时内按声明的要求去做。⑨〔355 〕目前尚不非常清楚哪些 “物资”被看作是“卖给国外以换取外汇的”,但是石油显然在这一范围之内。实 际上,立陶宛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而且石油和天然气 也是苏联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正如立陶宛领导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他们最大的经 济弱点是他们对莫斯科石油的依赖,因此戈尔巴乔夫现在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毫不 足怪。 不过,我对声明在时间挑选上的愚蠢和残忍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是在受难节 向一个传统上而且目前仍基本上是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而最后期限 又是在复活节!人们几乎很难想象比这更愚蠢的时间了。兰茨贝吉斯毫不犹豫地要 求注意这一事实,并答复说立陶宛人会照常过复活节,过完节之后才会考虑如何答 复。 星期六早上,我与参议员们一同驱车到机场时,我们讨论了美国该作出何种反 应。我告诉他们我难以预测政府的反应:显然总统会尽其全力阻止向立陶宛施加如 此压力,但同时他也会希望避免发生冲突,以免增强苏联强硬派的力量。不过,我 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只要苏联对立陶宛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就应中止与苏联就新的 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戈尔巴乔夫5 月份去华盛顿时,显然希望能签订一个贸易协定。我觉得如果他 仍然对立陶宛施加经济压力的话,我们应该拒绝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在我们试图 与苏联扩大贸易的时候,它却把贸易作为攻击立陶宛的武器,对我们来说,这是矛 盾的。长期以来,我一直赞成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美苏经济联系,但是这样做的一 个目的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如果戈尔巴乔夫 对立陶宛实行石油禁运,那么现在是使用贸易武器的时候了。参议员们同意这是一 个恰如其分的反应。不管怎样,他们认为如果莫斯科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制裁的话, 参议院会拒绝批准任何贸易协定。⑩尽管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莫斯科对立陶宛的惩罚 性经济手段作出反应,但是我还认为避免过分的反应也很重要。那里可能会发生更 糟的事情,诸如大规模逮捕或暴力镇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防止更严重的镇压行为 的能力。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开始讨论他们对戈尔〔356 〕巴乔夫和 雷日科夫最后通牒的答复。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天,最后于星期三以全票赞成通过了 一项决议。(11)一方面,决定对莫斯科提出的取消他们以前通过的法律的要求不 予理睬,另一方面,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准备与莫斯科谈判,并宣布假如谈判能够开 始的话,在5 月1 日前将不通过新的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法律。 莫斯科不顾立陶宛方面的建议,于第二天即4 月19 日开始限制向立陶宛提供 石油和天然气。那天早上,通过输油管供给立陶宛炼油厂的原油停止了供应,天然 气的供应减少了85%。虽然这些措施引起了恐慌,使许多立陶宛人抢先到汽油站购 买汽油,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提醒了莫斯科,如果它试图通过经济制裁来惩罚立陶宛 的话,同样也会给莫斯科带来困难。立陶宛炼油厂提炼的原油同时也供应其他加盟 共和国,实际上,供应给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前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二战以后 从德国手中获得)的所有石油都要经过立陶宛。拉脱维亚的一些地区、白俄罗斯以 及俄罗斯自身也要靠立陶宛核电站来提供电源。如果立陶宛失去了能源供应,那么 势必殃及其他地区。 然而,局部的经济制裁持续数周之后给立陶宛带来了许多困难,每个人都提心 吊胆。苏联军队趁机加紧军事活动,增加“军事演习”的次数,并频频地在各个城 市间调遣部队,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立陶宛议会终止了武装征兵法,但莫斯科 认为这是非法的,国防部明确表示,它计划在全国加强春季征兵。立陶宛宣布独立 后,许多文陶宛士兵离开他们的部队回到了家乡,国防部对此反应激烈,表示对这 些“逃兵”要严加捉拿。 莫斯科也发布了强占办公大楼的命令,这是最终会导致流血的一种做法。就在 发出经济封锁的威胁之前,苏联内务部的武装警察强占了立陶宛共产党档案馆大楼, 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它落入分裂出去的立陶宛共产党手中。 〔357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选择独立恐吓立陶宛的种种尝试也是为了防止其 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闹独立,但这些努力起了相反的作用——正如所有了解波罗的 海沿岸国家的人所预测得那样。虽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不急于马上宣布独 立,但他们正以坚定的信念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兑现了爱沙尼亚人民代表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警告, 3 月30 日,它宣布苏联在爱沙尼亚的统治从其强加之日起就是非法的,并且宣告 爱沙尼亚进入“重新恢复”二战前爱沙尼亚共和国的“过渡期”。 (12)4 月12 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又以爱沙尼亚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 家为由,投票通过了一个议案,终止爱沙尼亚人在苏联军队服役。 像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样,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3 月份的选举中赢得 了该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权。新议会虽然有可能采取较少冲突的策略,但 它跟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 戈尔巴乔夫再三强调,排除与任何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判”的可能性, 并且拒绝与立陶宛派往莫斯科的谈判代表进行对话。但是,到了4 月19 日,即减 少对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一天,他分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 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不是与他们谈判而是劝他们不要重蹈立陶宛的覆辙。他敦促爱沙 尼亚人撤消他们的“3 月30 日声明”,并告诉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说,他们的 加盟共和国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想要独立,他们必须遵守苏联新出台的有关脱 离联盟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就自愿联邦事宜进行谈判,并愿意留在重组的 联盟中,他们可以取得完全自治的特殊地位。(13)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没有接受 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爱沙尼亚拒绝做出让步,不到两周,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了一 个决议案,宣告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是无效的,并且恢复了拉脱维亚的战前宪法。 莫斯科的施压促使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进行合作。就在对立陶宛〔358 〕进行经 济制裁以前,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波罗的 海大市场的经济合作协议,并将在里加设立“波罗的海合作理事会”,协调地区投 资银行、商业协会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作。(14)但是,真正的合作只有在三个波罗 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从莫斯科手中夺取了经济控制权后才有可能。1989 年,苏 联最高苏维埃曾通过一项法律,同意从1990年1 月1 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 国获得“经济自治”,但是到1990年春季,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莫斯科的部 长们仍然认定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工业设备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反对由地方政府控 制这些工业设备的所有尝试。这一教训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 的许诺。 4 月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脱离联盟”法,这一经戈尔巴乔夫签署的 法律使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尽管理论上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但是它规定的 脱离程序是如此的复杂和充满“陷阱”,以至于实际上要遵守这些规定是不可能的。 全民公决要求有2/3 多数赞成,达到这一要求后才能开始谈判,在谈判的不同阶段 还须得到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确定 过渡期的时间,最长可达五年之久,并且只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才能结束。 在整个过渡期间,苏联法律在加盟共和国仍然有效。(15)这一新法律表面上是贯 彻宪法授予的脱离权,实际上与斯大林时代的宪法条款一样虚伪。我明白了为什么 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拒绝遵守。 到了5 月份,莫斯科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关系陷入了僵局。戈 尔巴乔夫继续拒绝进行任何不符合“脱离”法的谈判。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领导人也拒绝撤消他们已经宣布的独立声明。莫斯科继续加紧对立陶宛施加压力, 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施加的压力稍微轻一些,施压以不引起全面暴力冲突为标准。 〔359 〕甚至经济制裁也远非全局性的。尽管经济制裁引起了一些困难和许多的烦 恼,但是经济制裁不足以导致严重的损害。虽然军队和警察的耀武扬威显示出不祥, 但还没有出现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显然把加紧施压作为安抚强硬派的一种方式, 强硬派坚决要求戈尔巴乔夫采取某些行动迫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不过,他本 人也想“给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上一堂课”,让它们知道它们的经济完全依 赖苏联。 不论第一个动机起了什么作用(强硬的讲话和强有力的法令有可能确实制止了 将戈尔巴乔夫赶下台的企图),第二个动机却注定是要失败的。经济上的施压不足 以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屈服,但其引起的痛苦却足以增强它们要求独立的决心。戈 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施压会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就范,这一假设收到了完全 相反的效果。 组织总统机构戈尔巴乔夫在竭力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同时, 着手组织总统机构。他敦促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两个顾问组织 :一是联邦委员会,由各加盟共和国议会的领导人组成;一是委任的总统委员会。 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和责任并不清楚。显然,总统在做出决定时可以随意地采纳或者 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不过,这两个机构提供了一种集体决策的外表。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设立联邦委员会的意图是,让各加盟共和国议会感到它们在 中央政府中有发言权。该机构能否产生这一效果将取决于它能否对涉及各加盟共和 国的重要决定产生影响。至于设立总统委员会,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试图用它来取 代政治局。如果他把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讨论从共产党机构转移到由他本人直接控 制的总统办公室,他就可以远离共产党机构并最终忽视它的存在。 设立总统职位两周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他任命的总统委〔360 〕员会成员。 其中包括几个主要政府部门的官员,诸如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克格勃主席克留 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政部长巴卡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尤里·马斯柳科 夫。戈尔巴乔夫还任命了两名他的亲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及他在中央委员 会中的助理瓦列里·波尔金。总统委员会中还包括三个温和的改革派:物理学家尤 里·奥西潘、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作家欣吉兹·艾特马托夫,为了保 持平衡,委员会中还有三名众所周知的“保守派”,即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 普庭、乌拉尔地区的一名工人维尼亚明·亚林——保守派们认为他是潜在的“右翼 莱克·瓦文萨”,以及拉脱维亚农场企业的负责人阿尔伯特·卡乌尔斯。 戈尔巴乔夫在挑选总统委员会成员时,显然对性格以及政策的协调考虑不多, 更多的倒是考虑政治平衡。只有激进的改革派似乎完全没有被考虑,虽然沙塔林院 士后来成为一名激进的改革者,但当时仍被看成是一名温和的改革者。我可以理解 确保这个国家的每一重要集团在总统委员会中都有其“代言人”的政治用处,但是 我不清楚这个机构将如何协调行动。事实上,它从来也没有过协调一致。 不过,戈尔巴乔夫尽力给总统委员会树立威信。总统委员会成员任命后的第二 天,他与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确保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他还让 委员会成员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宽敞的办公室,这是为苏联最高级官员保留的。到秋 天的时候,根据协议草案,总统委员会取代党的政治局成为高层领导机构。在11 月份正式的国庆招待会上,总统委员会的成员们接见了各国的高官显贵,他们所站 立的地方在前几年只有政治局成员才可以站在那里。 设立了总统机构以后,苏联部长会议仍然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来,苏联的政体 不像美国总统内阁制,而有些像法国——部长理事会与总统职位分开,而且总理通 常是另一政党的人。我觉得戈尔巴乔夫想把部长会议置于他更直接的控制之下,但 是他没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机构的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公开 羞辱总理雷日科夫。雷日科夫曾支持设立总统职位,并且拒绝成为与戈尔巴乔夫对 立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希望戈尔巴乔夫缩小部长 会议的规模,一旦〔361 〕政治上有可能时,立即把大多数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转 移到各加盟共和国,但是,最初总统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给部长会议的机构和人员带 来重大的变化。 4 月份发生的许多事情显然与我所做的猜测完全相反,我曾猜想戈尔巴乔夫在 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将削弱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共产党内部的激进改革 者为党代会准备了一个完全符合当时党的纪律的“民主主义政纲”。我认为戈尔巴 乔夫不会赞成这个政纲,因为它遭到了大多数共产党官员的反对,但我确实希望戈 尔巴乔夫会鼓励政纲的发起人继续留在党内。没有这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党代会的 辩论中改革就会缺乏有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参谋班子中,一 些有影响的人物在1 月份就建议他与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达成共识。虽然他在许多 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态度,并批评了在总统职位上讨价还价的改革者,但是我认为他 知道他需要他们——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为限制他的保守派同事。而且,改革 派们正在进一步表明他们会在重要的地方赢得选举。3 月份“民主俄罗斯”联盟在 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均获得了胜利。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胜利——像早些时候叶利钦的胜利一样——似乎冒犯 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使他进一步确信民主运动对他有益。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允 许“民主主义者们”在党代会的代表选举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反而试图在党代 会召开之前将他们驱逐出共产党。1990 年4 月11 日,正当全国共产党组织准备 开始选举党代会代表时,《真理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是要 求“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脱离共产党。这封公开信谴责“民主政纲”的发起人试图 “把我们的党变成由完全自由的宗派和集团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社团”。然后,它又 反问是否可以让“这种人留在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之中”,虽然它不承认这样做是在 搞清洗,但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因为它号召共产党所有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组 织宗派集团的人”。(16)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点名批评过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告诉〔362 〕我,那封信发表以后,他觉得他没必要再留在党内了。4 月18 日, 他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17)不过,其他大多数改革者则决心继续呆在共产党内, 至少到党代会召开,以便使保守派不会因改革派缺席而获胜。 但是,官方对“民主政纲”的倡议者们施压并没有促使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结成统一战线。不久就出现了一轮公开的争吵,其本质往往是个人之间的斗嘴。尼 古拉·什梅列夫在《消息报》上撰文谴责加夫里尔·波波夫主张的定量供应原则。 改革派经济学家拉里萨·波亚谢娃指责说,她被“民主俄罗斯”开除代表候选人资 格,是因为她批评了伊利亚·扎基拉夫斯基的某些观点。(18)总之,“民主主义 者”的政纲一发表,有关它的争吵就接踵而至。 最初,“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们在联合起来支持候选人方面也是不成功的。 当戈尔巴乔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而成为总统时,人民代表大会要选举一名 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支持过去是副主席的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 席的职务,但是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改革派们认为卢 基扬诺夫感兴趣的是维护共产主义的原则而不是促进改革。然而,他们没能就推举 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他们的选票也因而分散在好几个候选人身上,包括法律教授 康斯坦丁·留本琴科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来自 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他把自己在最高苏维埃中的位置让给叶利 钦,以及来自伊尔库茨克的经济学家根纳季·费尔申。尽管反对派四分五裂,卢基 扬诺夫也只得了56·3 %的微弱多数,这意味着他的对手们倘若能够团结起来,胜 利也许是属于他们的。(19)这一教训促使改革派在几个星期后俄罗斯新议会开会 时团结在叶利钦的周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支持像留本琴科这样的温和派而不是 卢基扬诺夫,我不知道改革派是否还会这样做。由于支持了一个以反对快速推进政 治、经济变革而闻名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无意中帮助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 埃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联盟,并且增大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两个机 构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卢基扬诺夫因其长长的马脸和粗哑的嗓音,给电视观众 的印象极糟,他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根本无法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但要是遇到一 个像康斯坦丁·留本琴科那样英俊、充满活力且能言善辩的人,情况就很难说了。 〔363 〕经济改革的标准戈尔巴乔夫不愿或无力重组部长会议这一中央政府机 关,既是严重经济危机的征兆,又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正如我当时对春季形 势所分析的那样,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苏联的经济前景只会非常暗淡。 真正的经济调整一拖再拖,成为一种长期的顽疾。我觉得除非能找到一种办法 取消莫斯科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控制,否则公众的士气以及对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的 信任将一落千丈。 在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旅游期间,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决策权正从 莫斯科向地方转移。尽管人们在谈论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和好处,但是建立市场经 济的步伐迈得极小,而且没有成效。这与政治体制急剧而根本性的变革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在那里,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 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解脱官僚机构对经济的束缚。 虽然最高苏维埃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改革的法律基础仍旧严 重不足。例如:·财产法没有承认真正的私有财产。·土地法没有结束国家和集体 农庄对土地的垄断。·租赁法没有对日益增加的租赁提供真正的奖励。·有关银行、 竞争和取消垄断的基本立法甚至还没有制定,而所有这些领域的新法律是改革取得 成功的保证。·新税法征收的税率太高。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工资和其他奖励, 抑制增长,怂恿腐败。·缺少适当的法律机制来使新制度走上正轨——我发觉人们 也不太清楚怎样去创建这种机制。 同时,整个国家苦干缺乏真正了解市场如何运作的人才。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 区对莫斯科经济控制的憎恶情绪不断上升,进而加〔364 〕深了种族之间的不和。 戈尔巴乔夫似乎仍旧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各部门来规划和实施他的经济改 革,这等于引狼入室。 我担心正在推行的零零碎碎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恶化了局势,因为这些零碎的改 革措施并不是伴随着体制上的变革而出现的,只有体制上的变革才能使这些改革措 施产生效果。 例如,农产品的“征购价”刚刚上涨,但是由于粮食生产和分配体制还没有改 变,这一措施很难改善粮食供应,相反有可能增大预算赤字和导致通货膨胀。农民 们会把这仅看作是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开始,因而宁愿把他们的农产品囤集起来而不 卖给国家。而且,在农村地区消费品奇缺,没有必要用农产品去换取毫无价值的卢 布。 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明显,对于美国使馆来说,要描述这些问题简直不费吹灰 之力——虽然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能否给他提供一个客观的描述。决定采取 什么措施将苏联经济成功地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是苏联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每个 经济学家显然都有他或她喜欢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往往忽视了政治上能否行得通 这一关键因素。1989 年,我曾建议美国政府对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标 准”进行综合研究,但据我所知,这一研究还没有进行。在我们分析苏联经济改革 成功前景时应注意些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不论是政府内的还是政府外 的,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1990 年,我已意识到使馆不能指望华盛顿告诉我们如何报告苏联的经济 形势。要使我们报告的情况具有一致性,并使我们判断基于可靠的标准,我们就必 须自己去摸索。我要求使馆的经济和政治部门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研 究工作由对苏联非常了解的两位很能干的外交官约翰·布兰尼和雷蒙德·史密斯负 责。我们定期见面进行讨论,这些会议很像在大学里举行的研究生讨论会,只有一 点不同,“教授”实际上是学生。〔365 〕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多次讨论以及通过 我自己对日益恶化的苏联经济的观察,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可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取 消中央经济部门,强迫中央经济部门把它们的大多数职能移交给企业管理部门,某 些服务性质的工作可由加盟共和国来完成。这些措施将在结束中央对经济的控制、 取消垄断生产者、最终创造一个私有化框架的方向上迈出第一步。(20)在短时期 里,这一激进措施将是痛苦的,并易引起混乱,但是它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一种 竞争经济。在我看来,迅速摧毁中央集权控制——剪断中央部门与企业部门联系的 脐带——会产生几个不可避免的影响:·企业经营者必须创造生存的市场。·如果 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有直接的经济管理职权,那么戈尔巴乔夫可以避免对将来的错 误负责。·宣布独立的经济诱因以及种族冲突的根由将减少。·一旦给予了机会, 一些加盟共和国会迅速地使私有财产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合法化,这些均是市场经济 必不可少的。这样将会创造一种竞争压力而迫使其他加盟共和国起而效之。·权力 下放将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市拥有可靠的税收基础,因为如果莫斯科不试图对遍 布全国的效益不佳的企业进行补贴的话,中央政府只需要很少的财政收入。而且, 阻挠改革的官僚们必须去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中找工作,这也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如果我认为有必要采取的这些激进措施给社会带来过多的混乱,那么它们肯定 会失败。目前没有人能肯定它们的具体衡量尺度,因此必须同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 和它们对普通公民的冲击。在我看来,以下几点是伴随经济决策权全面下放而必须 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 1.把加强卢布地位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方法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减少预算赤字 ——大部分预算赤字是由不必要的军备生产、〔366 〕对效益差的企业给予补贴和 为大量的官僚机构支付薪水而导致的(减少“卢布过剩”的一种办法是把国有资产 出卖给私人企业家)。 2.取消垄断并采取严格的反垄断立法。 3.鼓励主要国家机构之外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机构的发展,例如商业和投 资银行、实施商业法规的机构以及发展所需新技能的培训中心。 4.主要的社会服务事业从国有企业向地方政府和市政府转移——这是私有化成 功的前提条件。社会服务事业的资金可通过财产税和中央预算基金的再分配来解决。 5.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救济;最低固定收入指数化,例如对生活费用 的补贴;通过食品印花税计划等给最穷的人以补贴。对固定的集团提供援助比目前 体制下给每个人食品和住房补贴的预算开销要小得多。 显而易见,要做到这些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除非采取迅速而具体的措施来达 到这些目标,否则改革就会失败。官僚机构不会进行变革,除非它们被迫进行变革, 官僚们不会变成企业家,如果他们仍可以四平八稳地当官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 有选择余地,许多人会很快适应一个不同的环境。如果一个人体质上适合游泳而拒 绝学游泳,教他学游泳的唯一方式是把他丢进深水中去。 我知道,对局外人来说,不论对情况多么了解,也不论动机多好,都没法为苏 联人民做这些事情。苏联人民必须自己去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愿意在苏联人民面前 装腔作势,或试图“兜售”我关于改革的好主意。但是到1990年春季时,我心里终 于有了一套标准来衡量各种改革计划,这些改革计划将在以后几个月进行讨论。 戈尔巴乔夫设立总统职位之时,他显然感到政治环境无法承受我认为必要的这 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当他巩固他的总统地位并在夏季的党代会上改组共产党时,他 会准备采取这些措施吗?我至少必须等到秋天才会有答案。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是否 愿意取消中央集权制度对经济的控制。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