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
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
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
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
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
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
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
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
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
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
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
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
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
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
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
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
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
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
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
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10个;待批的有22人,当时有些人
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14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46
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3人;犯有严重错误的608
人,其中有200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1973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
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
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
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
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
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查“五一六”,
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
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
“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
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
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
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
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
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
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
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
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
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
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
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
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
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
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40天。毛主席
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
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
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
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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