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专案工作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回来向政治局
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
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
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
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
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
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
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
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
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
有事请示方便。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
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
初期,我在北京市工作,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不是中央碰头会的成员。
当时,专案的情况不许过问,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
人,我都不知道。那时受机关群众监管,刘仁被分配打扫厕所,忽然有一天不见了,
我打电话问谢富治知道不知道刘仁的下落,谢富治说:你不要问了!李钊也是这样。
李钊是在原局长邢相生被关押后由公安部派来的新局长。有一天,我找公安局长,
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知道不知道李钊的去向,谢富治还是说
:你不要问了!还有范瑾,也是这样。忽然不见了,我怕出事,又问了谢富治,答
复还是一样:你不要问了!以后我的确不再问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问他们的案子,只是人不见了总要问一问吧。这一次接受参加
清理一、三办的任务,我的确是不曾沾过边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是
超脱的,可难就难在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
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
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
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
;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
案材料,光一个人的,要看完它就要一个星期。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
扰。他们都是始作俑者,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阴暗的报复心理和邪
恶的野心驱使他们要打倒一切,整倒一切,要被打倒和整倒的人永不翻身。这已是
有前例的。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
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
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
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
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
叶剑英把这首诗给纪登奎还有李先念看过,他们又给我看了。这首打油诗写道: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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