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 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 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 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 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 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 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 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 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 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 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 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 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 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重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 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 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 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 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 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 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 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 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 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 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 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 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 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 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 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 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 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 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 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 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 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 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 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 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 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 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 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 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 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 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 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 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 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十几年前, 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 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 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 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 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 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 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 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 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 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 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 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 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 “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 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 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 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 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 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 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惟一能让他怀 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 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 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 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 遭遇。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 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 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 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 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 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 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 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 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 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 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 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 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 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 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 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 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 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眼下 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