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的一次主持/宋英杰

    天气本身就是“过眼烟云”，发生之后很容易就会被淡忘。即使是那些来势汹
汹的台风，也只有几天的兴风作浪时间。

    对于我这样一个由于职业习惯，喜欢铭记天气的人来说，过去了的天气，也只
是一段段封存在心底的故事，很少再去触及它了。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一次看似平淡的天气过程，却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总
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即使现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
记载和评论。

    故事已经发生很久了，那是，1999年12月13日，当然这个故事和所谓不吉利的
13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12日，是我主持天气预报，因为考虑到一股很弱的冷空气会在当天晚上开
始进入华北地区，因水汽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预报华北13日会有4 到5 级的北风，
不过很难出现降雪。结论就是这样，节目也就这样播出了。

    可是，13日一大早，我醒来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外是雪后一片静静的洁白，主
持天气预报许多年以来，天气从未让我感到如此地惊讶。当然惊讶的感觉很短暂，
之后持续性的感觉是歉疚。我可以猜想到，其他人看到降雪，惊讶之后，肯定是在
骂天气预报或者嘲笑天气预报。想到这些，我开始变得局促起来。因为13日仍然是
我值班，我开始构思当天的节目中我如何面对这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回避，有很多顺理成章的理由：因为我只是错误信息的发布者；这
样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或许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我们预报错了；在国内整个行业
内部没有道歉的先例。

    我也可以选择不回避，同样有很多令我心潮澎湃的理由：在观众看来昨天的错
误是我制造的；把错误摊开而不是捂着、掖着、藏着、盖着，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
度；不能因为天气预报客观上存在科学局限就自己心安理得地迁就自己；国外有过
类似的先例让我敬佩。

    当然，最后挑战传统的勇气战胜了尊重传统的顾虑。我决定在当天的节目中向
观众表达歉意，并且说明前一天预报失误的原因。

    当时我也在想，除了媒体的责任感之外，天气影响的本身也很重要。假如不是
冬季的一场小雪而是盛夏的一场特大暴雨，我们需要做的不该是道歉，而是谢罪；
假如是我们阴天报成了晴天，我进行道歉、解释的必要性又不够充分。这个时机恰
到好处，预报的确漏报了，区域不小，反响也不小，但是在华北，人们惊讶之中也
有惊喜的成分，因为这是一场瑞雪。心情愉悦的时候，别人的歉意很容易被接受。

    当天上午，我找到节目编导（一位老专家），把我的想法和她一沟通，她很爽
快地同意了。她的爽快让我惊讶，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理由用于和她争辩。想
必前一天的节目也令她辗转反侧很久了，预报员都是这样，对于预报的成败很少喜
怒于形，独处的时候却经常深思熟虑（其实后来对于“道歉”的争议中，她同样承
受着压力，甚至承受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只是外界并不知晓罢了）。

    就这样决定了，当晚的节目中直面这次预报失误。

    于是，1999年12月13日天气预报节目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早晨，在山
西、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中部，人们意外地看到了一场瑞雪，之所以说它意
外，是因为昨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这场降雪。昨天我们注意到会有一股弱冷空气
影响华北，也预报了会刮风，但是对出现降雪的可能性估计得不足，所以今天我们
的心里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歉意。我们只有总结每一次失误，才能使天气预报越来
越准确，让人们满意。”

    对于这种做法，我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是为
了避免争议而放弃，我的工作所带给我的对公众的歉意会越积越多，我和我所在的
节目有义务让大家了解科学的局限和我们面对错误的一贯心态，这次预报失误只是
一个很巧合的时机罢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节目播出后一个小时内，电视和平面媒体的一些记者开
始给我打电话，一些朋友也纷纷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一是反响如此强烈而迅速，
二是记者的灵通，他们居然能通过意想不到的途径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因为我很少
给人留电话号码。



    当晚，从一些记者的口中，我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已经对记者表示，我的“道
歉”属于个人行为，预报失误不需要道歉等等。来自内部的争议被摆放在报纸的同
一个版面，我确实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没有必要再卷
入一场论战的旋涡之中了。所以我选择了沉默。后来《实话实说》邀请我去说说心
里话，我谢绝了，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委屈，但是和面对新的天气相比，它已经不
太重要了。

    不能说副台长同志的表态有什么错误，因为这次“道歉”和解释的确不是行政
领导所布置或安排的（后来记者们全都忽略了我在节目中表达歉意的同时，还解释
了预报失误的原因），因为预报失误的确不必要道歉。

    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必要道歉，并不等于禁止道歉。天气预报本身仅仅是由数
字和符号组成的，但天气预报节目不是。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牢骚，不如我们用各
种方式化解牢骚；与其让公众对预报有神秘感，不如我们用各种方式消除神秘感，
既然天气预报时常有失误，那就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做平常人，别把议论失误当
成禁区，“权威性”不是靠努力避免别人发现你的错误建立起来的。

    从进入气象预报这个行当的第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你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把预报做得越明确越容易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往往第二天就会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况且你的错误与每个人都具有相关性，大家在议论、挖苦甚至漫骂你的时
候会有共同语言，使得社会上关于天气预报如何不准确的笑料很多，很容易流传。
如果你不能面对这一切，那就说明你还缺乏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素质。当然这也许
是多余的话。

    很快，一些朋友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在媒体上的表态，都猜想我一定会因为这个
看起来“画蛇添足”的道歉，而面临严肃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从结果看，他们的
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行业内部一切都很平静，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议
论或许都是在我没有听到的情况下进行着。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反倒是我和那位
副台长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探讨最多。直到今天我们俩还在同一个课题组工作，很融
洽，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遗留心理阴影。

    14日我很偶然地看到敬大姐在《东方时空》中提及这件事，她的一句“道歉真
美”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随后白岩松也在《东方时空》中更鲜明地支持了我，他的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就好像代我陈述理由一样（确切地说，是辩护律师）。一年后我和小白一
同出差才初次相识，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好像和对方已经相识很久一样，
毕竟他曾是“律师”，我曾是“当事人”。

    在我的“道歉”故事发生几年之后，有些地方气象台也针对预报失误而向公众
道歉。的确，预报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它并不承担道歉或
者赔偿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从事气象工作的人心中不应该有歉意，
并不等于说面对失误或瑕疵可以心安理得。在那个雪后的晚上，我只是说了我和我
的许多同事面对预报失误的一个共同感受，想告诉观众，我们很歉疚；也想毫不隐
晦地告诉观众，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并不是想订立一个规矩，使别人
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产生压力。

    四年过去了，我没有再道歉，也没有再解释过预报失误，但是每当再有失误时，
我歉意犹在，并在歉意中追求完美。

    “道歉”的故事，只是一件小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还放在
心中，而我之所以忘不了这件事，是因为想对别人表达歉意都曾经很难，很难。

    我总想，我们都是凡人，错误在所难免，而如果我们的错误触及到他人，假如
有合适的场合道个歉，不丢颜面；假如没有合适的场合，心存歉意，也不伤身体。

    杨丹：非常遗憾的是，宋英杰道歉的那期节目被我错过了。几天以后在社会上
掀起了讨论“道歉事件”的狂潮，我才知道的。见到他问起时，他有些许无奈：
“我只是做了一个在错误后的正常的解释，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当
时还听说局里要对他的“私自行动”进行内部通报批评。其实，内部也有两种声音，
有认为他没有经过局领导批准就在电视那么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道歉，这种行为
非常欠妥；也有赞成的。而外部反映都是大声称快的。

    尽管很多年都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都记得这次“事件”。每次，都有网上的
朋友提到关于宋英杰道歉的问题，问我怎么看？并且问我是否会这么做？对他的做
法，我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一场没有报出来的小雪造成了北京交通陷入瘫痪，
很多人下了班直到凌晨才回到家，难道我们不该对公众有一个坦诚的交代吗？对伤
口视而不见，伤口会化脓，最后变成难看的脓包。换作是我，当然也会有那样的心
愿，只是恐怕我没有宋英杰那样的魄力。

    一次正常的解释和道歉竟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也足以看出人们是多么的“受
宠若惊”，就好象婆婆突然给了常年受气的媳妇一个好脸色。不能把老百姓当无知
的、当傻子，他们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就象宋英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态度决定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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