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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 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外公外婆和妈妈到延安后把家安
在凤凰山下。这里就是外公和外婆一立一坐两张合影的拍摄地。

    凤凰山麓吴家窑是外公和外婆最后共同生活的地方。那里是吴姓财主的家产，
分成三四个院落。外公住在一头，朱德、周恩来住在另一头。这张毛、朱、周和林
伯渠四人合影就是在此拍的。

    我来到外公和外婆当年住过的两个房间，陈设依然简单，只是新添了一把摇椅
和澡盆。但我还是觉得保安更真实。毕竟，从1937年底外婆出走到1938年底外公再
婚一年间，这里已不可能完全保留她在时的原貌。

    我走到外公与外婆坐下合影的石凳旁，请人给我拍照。我要带回去，给去苏联
后就再没回延安的妈妈看看。当年的两口大缸还在石凳上放着，讲解员说：那是老
乡做豆腐用的。以前我和妈妈一直以为那是花盆，难怪里面没有花了。1938年底，
外公再婚当天，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延安民间有“主席结婚，惊天动地”的说法。
外公连夜搬到目标较小并较开阔的杨家岭，从此离开了凤凰山——这个毛贺最后的
家。

    1939年夏天，周恩来堕马后右臂粉碎性骨折。由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组织决
定送他去苏联疗伤。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特派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到延安。周恩来一
行乘此专机抵达兰州后，换乘苏联专机飞往莫斯科。乘客中没有娇娇，她是1941年
初乘苏军一架运输机去的苏联。14岁的朱德之女朱敏和另外两位大哥哥领着四岁多
一点的娇娇，把她毫发无损带到外婆身边。

    1939年8 月26日，周恩来启程离开延安的前一天，外公写下两封家书托他带到
苏联。一封是写给岸英、岸青舅舅的（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一封是写给外婆
的。外公在信中告诉外婆：“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而外婆收到外公这封信时，
刚满三十岁。

    周恩来离开延安才几天，1936年夏天到陕北保安第一位采访毛贺的美国记者斯
诺到达延安。他后来在《红色中华散记》中略带遗憾地提到：在我这次来延安之前，
毛泽东却与贺子珍离婚了……

    在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有一附录为《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斯
诺是这样评价我外婆的：

    在外表看起来，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其实，她
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少有人看见她穿长衣服，十年来总是穿着那一套红军的制
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剿共军队对过阵，在前线上运
伤兵。到后方去，调护病人，组织女军，而且，在北上战役中曾受过伤，甚至几乎
送了性命。

    自与毛泽东同居以来，九年之中终日是奔走劳碌，七年之中生过五个孩子，但
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

    红军由江西总退却时，她随军同行，直到陕境，步行二万五千里。她先后被炸
伤廿几处，到现在，身上还找得到累累的创痕。

    她现在二十七岁，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在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尽了
人间的痛苦。受伤以后，先叫人抬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
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时，在长征途中又产生了一个小孩，她真是受尽痛
苦的人了。

    在红军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为江西永新云山人，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
她父亲也曾当过一任县长。

    她曾进过教会小学，她妹妹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泽覃为国军所杀，而她的
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学校出来后，就在本县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是年八
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军抵抗国军一役，即由她领导（引者注：此为误传）。

    她同毛泽东是在民国十七年结的婚。她在共军中曾先后担任政治教授，看护，
妇女组织的领袖；而在战时，她又是军人——总之，随时随地，她全有工作。

    “但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这何尝是外婆的本意
呢！尤其是失落在苏区的毛毛，这是外公和外婆最疼爱的孩子。

    平心而论，毛毛舅舅让人如此牵肠挂肚，是因为他在外公外婆身边生活过两年
时光，而他在闽西苏区夭折的姐姐、在中央苏区夭折的弟弟以及长征中在四川失落
的妹妹，甚至包括我的妈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外婆一生怀过十胎，生育六次，最艰辛的莫过于长征中在川黔两省交界处那次
了。2004年8 月，我采访了长征中外婆的小姐妹，宋任穷夫人钟月林。她清楚地记
得：外婆在行军路上突然生产，她和几个女战士把外婆抬到山坡上，孩子刚生下来
就送走了。

    结束了保安、延安之行，我坐火车回到西安。在这座千年古都，现在能找到惟
一一处与外婆有关的遗址就是城内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
了。1937年冬，外婆从延安到此，不久又离开此地。然后就是兰州，再就是迪化，
最后是苏联。

    “八办”外婆住过的屋外有一小段简短的说明，告诉人们曾经来到过这里的女
性，她们是：贺子珍（1926年入党）、刘英（1925年入党，张闻天夫人）、杨之华
（1925年入党，瞿秋白夫人）、林月琴、谢飞（1927年入党）、陈琮英（任弼时夫
人）、张琴秋（1924年入党）、王定国（谢觉哉夫人）、钱希均（1925年入党）、
危秀英、邓六金等人。

    外婆晚年谈过自己出国的理由：治伤、学习、休息，而最后一条是最耐人寻味
的。长征改变了贺家，长征更改变了外婆。首先，长征使她受伤，身中多块弹片，
终生都未取出，日夜困扰着她的生活。为此，她先是急于去上海，后来又坚持去苏
联，想取出弹片，养好身体，才好做更多的工作。

    其次，中央红军从江西走到陕西，逃过了灭顶之灾顽强地生存下来，影响越来
越大。斯诺开启的红都之旅日加兴旺，而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的外公日益忙碌。外婆
感觉到被冷落的寂寞。在当时舆论中，抱病养伤的她居然变成了“政治落后”分子。

    最后，长征给予外婆最大的打击，是失去一对儿女。事实上，在陕北立住脚跟
的共产党人在国内形势开始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在努力寻访散落在民间的红色后代
（大规模寻访还是在解放之后）。外公和外婆又怎能忘记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的毛
毛？我想，他们肯定是托人寻访过，姨婆贺怡也一定会尽快与姐姐和姐夫取得联系。
然而此时毛毛已经丢失，外婆想必知道后已不抱希望了，她已经开始心灰意冷了。

    对此，外公心里当然也不好受，他在与曾志谈起毛毛时曾一度哽咽。然而，男
人与女人的区别在于：男人更看重事业，女人更看重家庭。

    丢失了在外婆协助下写成的《永新调查》使外公遗憾非常，他说过：“失掉别
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
永久也不会忘记。”而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发现外公1930年5 月写的《调查工作》
一文（收入“毛选”二版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则使外公兴奋异常，就像找
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把失子之痛转化为对事业、对著作的感情，这就是外公作为革
命家和理论家的本色，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1937年外婆远走苏联一事，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
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1998年，曾志回忆录出版，其中披露了她与外公对此的
谈话，因此显得异常珍贵。

    1939年底，曾志来到延安，见到了外公。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说外婆出国，外
公再婚。来延途中，她遇到了井冈山的老战友彭德怀，两人高兴地谈了一夜，其中
也说到外公新夫人的一些情况。到延安的当天，曾志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伏在
炕上给外公写信。近60年后，她还记得信的大意是：

    “自一九三二年漳州一别（引者注：指的是1932年4 月外公率军攻下闽南重镇
漳州，与从厦门到漳州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
一九三六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
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曾志信中说自己1936年就想来延安，但等她1937年9 月从上海辗转到达武汉时，
被陶铸挽留，后来二人结成夫妻。后来外婆告诉曾志，自己在西安见到过她托运来
的写有“曾志”名字的行李，但没有见到本人。如果曾志能按计划到达西安再去延
安，也许外婆还没离开西安，她一定会劝阻。外婆对曾志的意见是会加以考虑的，
1929年她不就被曾志劝下山来了吗？

    曾志的信送出去不久，外公就派人请她来自己住的窑洞了。从井冈山见面时起，
曾志一直把外公当作大哥哥，外公一直把曾志当作小妹妹。第一次见面，曾志和外
公都没提到外婆。曾志后来谈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
起了她。

    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
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
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
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
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
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
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沉默片刻，毛泽东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
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
的毛毛……‘

    毛泽东谈起贺子珍，谈到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
我从未在毛泽东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

    陕西“三安”（保安、延安、西安）之行带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里是外公
与外婆最后共同生活的地方，是他们十年婚姻结束的地方。作为他们的后人，对于
那一段历史，心中五味杂陈，常常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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