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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妈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去。

    1964年，我的妈妈李敏到国防科委（总装备部前身）任见习参谋。她成了一名
军人。妈妈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外公有一次难得的轻松对话，内容就是
关于她的军人身份。她回忆道：

    “记得一次见到我爸爸时，他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我是个军人，不能外出串联。’我对爸爸说。

    ‘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说。我知道，爸爸这是在逗我。

    ‘我是军人，不能随便脱去我的军服。’我一本正经地回答爸爸。

    爸爸点头笑笑说：“对呀，对呀！这才是军人。‘”

    “文革”中，妈妈得知关心过她的国防科委领导在挨斗，主任赵尔陆突发心脏
病去世，副主任钟赤兵被批判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苦涩。

    钟赤兵将军长征中与外婆同在休养连，后又与外婆一同赴苏留学，交情甚深。
妈妈到国防科委工作后，钟将军对她也很关照——不是别的，按妈妈的说法，就是
请假方面好通融一些。当时妈妈每年去上海看外婆，探亲要请假，买票也要单位证
明。对此，赵尔陆和钟赤兵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心知肚明，都很支持。为
表感谢，“文革”前赵尔陆在世时妈妈还曾去他家看望。

    1967年初，被造反派围攻，不得不在办公室通宵工作的赵尔陆突发心脏病去世。
两个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他进中南海休息，然而已经太迟了。事情
并没有完，有些人说赵尔陆是自杀，是叛徒。妈妈觉得这样不对，她要找外公讨教。

    这次妈妈很快见到了外公。父女见面后，拉着手说起了家常。当妈妈转入正题，
谈到批斗赵尔陆时，外公的脸色突然变了，一下子满脸怒容，呼吸短促，拉着妈妈
的大手也冰凉了，而且不断颤抖着……

    妈妈吓坏了，她第一次见到外公对自己发那么大脾气。外公暴怒了：

    “赵尔陆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谁决定要批斗他的？”外公
问。

    “爸爸，您别生气，您千万别生气，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您的身体要紧……”
妈妈劝道。

    还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冲妈妈来的。这是妈妈1949年来到外公身边后，看
到他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外公从来没对妈妈发过脾气。

    外公为保护井冈山的老战友赵尔陆而大动肝火，足见“井冈山人”在他心中的
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内的井冈山时期老干部大多活过了“文革”十年，陈毅去
世时外公还突然出席了追悼会，这不是偶然的。

    过了好一阵子，外公的情绪才平和下来。妈妈试探着问他：

    “（今天您的话）能不能传达？”

    “能。”外公答。“我一定传达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见去办。”妈妈轻轻
地点头说。

    那天，妈妈在外公身边呆了好长时间。她打来一盆热水，又一次帮外公洗了脚，
井冈山老战友的去世触发了外公的思绪，他望着为自己洗脚的女儿，又想起了当年
的外婆。外公对妈妈谈起了往事：

    “1927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
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紫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用担架
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
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就是在井冈山认识了你的妈妈。

    她看见我这个样子上得山来，好心痛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
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去熬药煎汤，给我洗脚，
敷药。“

    ‘疼吗？’她抬头问我。

    我强忍着脚钻心的剧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
过了头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她说。“

    “好了”——回忆戛然而止。外公把脚从盆里抬起，擦干，边说边冲妈妈笑着。
妈妈知道，外公心情好了。她为外公穿上睡袍，老人家该休息了。

    钟赤兵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强行把他从
病床上拉走，让他带着氧气瓶接受批判。看到这种情况，妈妈心急如焚，又无可奈
何，因为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见外
公，要向他反映情况。

    那一次，妈妈和爸爸在中南海门口等待多时，才被允许见外公，妈妈还听到一
些风言风语，比如说她是“小保皇”了，回来“摸底”了，等等。

    这些话，外公也听说了。他的反应是：

    “当小保皇有什么不好，保我这个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回来摸
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

    然后，外公详细地听取了妈妈和爸爸反映的情况，对批判钟赤兵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钟赤兵因此受到保护，后于1975
年病逝。

    也在1969年，妈妈又随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遂平县莲花湖
的“五七干校”劳动。

    妈妈回到家后，买好火车票，把我哥哥宁宁送到上海外婆家，一切都安排好后
又回到北京，就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妈妈一向体弱，在干校几个月
后就病了，又回到北京。

    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外公的打击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后，妈妈去看过几次
外公。她后来回忆道：“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
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在“文革”中的那段日子里，每当妈妈回上海看外婆，就会拉着她出来散步，
范围就是从湖南路走到几条街外的淮海路，然后在兴国路一家西餐馆喝上一杯牛奶，
吃上一块面包，再走回湖南路。

    妈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外婆能多一点运动量，不然她整日枯坐对身体不
好。她这样鼓励外婆：就算您再走一次长征路吧。那么，这段路有多远呢？妈妈说
：挺远的。而据我估计，总有二点五公里吧。

    为了外婆，妈妈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我——“小东梅”留在外婆
身边。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广慈医院，1967年“文革”中改名东方红医
院，1972年改名瑞金医院。1931年，外公与开慧外婆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患噤口痢
在此病逝。1972年初，妈妈在此生下了我。

    “小东梅”在外婆身边的岁月也是难忘的，还发生过“惊险事件”呐！

    外婆的护士小吴阿姨至今还记得淘气的“小东梅”从湖南路外婆家二楼楼梯摔
跤滚下来的“事件”。今年在上海见面，76岁的她还笑着提起往事：“告诉她不要
在楼梯上玩，她非玩，结果摔下来了。”那一次算是有惊无险，好在骨头没事，缝
了几针。只是把妈妈吓得不轻，急得从北京坐飞机赶过来看个究竟。

    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初陈毅一家住在这里时，二楼楼梯也差点发生“险情”。
小鲁叔叔在回忆文章中说：

    “也许是当老小时间长，我很受父母的宠爱，也最任性，四岁时，家里送我进
上海最好的幼儿园，我硬是绝食三天，滴水不进，逼得幼儿园把我开除。平时我很
懒，经常睡到中午还不起床。

    我的任性超过了父亲的容忍程度，他发作了。一天中午，父亲刚下班回来，听
说我还没起床，顿时暴怒。他吼道：“养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几步冲上楼，一
把将我从床上抓起来，要从楼梯口扔下去。幸亏被警卫员叔叔拼命拉住了。这位叔
叔后来说：”从来没见过陈总发这么大的脾气，可真把我吓坏了’。

    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为的毛病治住了，我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直保
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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