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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 号，上海华东
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直
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应，也不开门，
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
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夙愿不能了
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中央
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
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
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
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
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 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
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
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 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
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
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
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
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
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
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
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
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
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
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
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
负重伤，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
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
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
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
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
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
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
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
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
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
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
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
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
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
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
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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