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清末五所大学的状况及教职员薪俸(31)

　　对于清末遗留到民国初年的大学堂腐败的状况，顾颉刚回忆说：那时" 学校
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 。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
本身就是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
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

　　1909年，预备科第一批132 名学生毕业，之后预备科改为高等学堂，仍属大
学堂管辖，同年师范馆206 名学生毕业后，师范馆与大学堂脱离改为京师优级师
范学堂，此为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
开始。大学堂的第一批本科生到1913年底才毕业。

　　1905年科举虽废，但这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多为官员或举、贡、生、监
等旧式学生，科举出身在他们心目中仍有很大影响，加上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
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便
在当时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路的好地方，于是便生出许多趣事来。
如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
" 请大人上课" 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纸墨笔砚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了，
听差又来" 请大人回寓" ，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
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 大人，向左转" 、" 大人，向右转" 的
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可一点不能嫌累。

　　大学堂的课程多陈腐无聊之论，引起学生不满。清末进入大学堂的孙炳文就
曾站出来抵制过。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 人伦道德" 课，学生对
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孙炳文就在考卷上大书" 叶公好
龙，尸位素餐" 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孙炳文后来加入同盟会，辛
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
著

　　满清皇朝覆灭前夕（1911），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 名。

　　一、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二、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 名；

　　三、山西大学堂分设西学部，先后派遣毕业生10名出国留学；

　　四、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才初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
生。

　　可见清末我国大学教育尚在初级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开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
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
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
大学堂" 老爷式" 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
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
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
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
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
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
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 蒙养学堂" ，连满清朝廷都
自认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由于北洋军
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乎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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