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研究会 就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汪精卫集团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一面竭力怂恿蒋介石 集团尽快接受日方的条件,与敌人谈判,一面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鼓吹民族失败主 义,为他们的“求和”活动制造舆论。一九三七年秋冬,日本凭藉暂时的军事优势, 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压迫,国民党军担负着正面抵抗。 但由于蒋介石实行压制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采取消极防御和依靠外援的方针, 使日军得以迅速推进,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南方 八省武装力量,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指示,英勇地开赴敌后, 开辟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的进攻。与此同时,在广大的沦陷区及国统区,爱国的 文化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声势浩大 的抗日救亡运动。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陷落,又害怕人民抗日力量的发 展,也担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让中国共产党占上风。于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献策, 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在公开的御用机关之外,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 文化团体”。汪精卫真是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 作,并对抗战表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甚至企图通过抗 战,借日军之手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因此,周佛海、陶希圣的献策很快 被蒋介石、汪精卫所采纳。 一九三八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 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 干事,李厚征为秘书,罗君强任总务组主干,陶希圣兼任编审组主干,叶溯中任出 版组主干。“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 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 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 目内,每月拨五万元。“艺文研究会”总部设在汉口,并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 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允许下,“低调俱乐部”就 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公开出现在社会上。 “艺文研究会”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 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些。叶青、郑学稼等托派分子,李圣五、樊仲 云、姚蓬子等反动文人,以及后来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它收买的对象。 而当时的青年党、国社党两个小政党,则由蒋介石密谕,由“艺文研究会”每月备 律贴三千元,分别由左舜生、张君劢具领。 为了扩大影响,“艺文研究会”还出资津贴一些人在各地办小报,如上海的樊 仲云、湖南的易君左等。该会曾出版过一种艺文研究丛书,由陶希圣等人主编。据 陶说,有一个时期曾指导过几十份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子及书籍。与此 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他们的亲信、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及梅恩平赴香 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并创办蔚兰书店。国际编译社实际上是“艺文研究会”的变 相分机构,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朱朴主编国际通讯,樊 仲云主编国际周报,人称“四大金刚”。该社的助编有张百高、胡兰成、龙大均、 连士升、杜衡、林一新等。 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讨论一星期内的国际时事,主要是对日情报, 会后草寄两份同样内容的报告给周佛海,让他转呈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些人,打起 研究国际问题的招牌,招摇过市,呼朋引类,一时间,“许多人蝟集于两间小房之 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以后汪精卫逃出重庆,在香港的这许多人如樊仲云、 朱朴、张百高、胡兰成等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投汪,成了汪精卫投敌 活动的吹鼓手。 “艺文研究会”宣传些什么呢?据周佛海自供:当时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 理部长的身份,“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全民族的抗战?“所以我当时的宣传 方针,便是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 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善于巧言偏辞的周佛海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这年三月二十九 日至四月一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及其施政方针。 会议发表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阐明了国民党抗战初期外交、军事、经 济、民众运动、宣传教育等各方面的政治纲领,规定了制止日本侵略,加强抗日力 量,发动全国民众,保障民主等政策条文,但同时又用抽象、含混的词语掩盖和坚 持一套反动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周佛海即将宣言和《纲领》中 的消极、反动因素加以扩大。四月三十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欲建国的两个要 点》,说这次大会的宣言和《抗敞建国纲领》主要提了两点:一是民族国家的信仰。 这种信仰要求“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 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旅国家高于一切。”换言之,就是要一切服 从国民党,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二是科学的信仰。周佛海用所谓科学的研究, “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等,暗 示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武器不科学,“民族抗战”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民族失败主 义的又一种形式! 在“艺文研究会”里,对“科学和理性”的宣传方针贯彻最卖力的要数陶希圣。 陶希圣与周佛海、汪精卫两人都有交往较深的历史。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 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一九二六年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 立,经周佛海介绍,任该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五月,为讨伐夏斗寅部的叛变, 该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前往阻击,施存统任该师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先为政治 部秘书,后又当该师军法处处长。一九二八年周佛海推荐陶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 治总教官,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师生群起而攻之,“几被扣押”。周佛海见此情况, 就让陶希圣到上海摘《新生命》月刊。期间,陶参加了改组派的反蒋活动。中原大 战期间汪精卫在北方的政治投机活动遭到失败,又跑到广州拼凑反蒋大合唱。此时, 周佛海又为陶希圣求得陈果夫、陈立夫CC 系的谅解,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二 八事变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陶希圣即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主编《农村复兴 》杂志。后又去北京大学教书。一九三七年夏,陶参加了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 山谈话会,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此后就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等人沆瀣一气,鼓 吹“抗日低调”,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途径。陶希圣善于察言观色,政治上左右逢 源,抗日战争初期,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云:“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 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遏法西斯蒂国共都骂。”“艺文研究会”成立后, 陶希圣摇动笔杆,炮制了不少文章,其典型作品,就是在国民党机关刊物《民意》 创刊号上发表的《宗教与科学》。在这篇文章里,他以所谓“科学”为幌子,把中 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他说:“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 一年一年的进为科学世界。在这个世界尽头的今日,跟着第一次大战以后,演出几 回的科学的战争。 这些成争,都是在科学不发达的里面发生的,——如中国、西班牙、以至阿比 西尼亚。”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陶希圣又在《政论旬刊》第一卷上发表了《抗 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一文,重弹“科学战争”的老调,他说: “现代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日本对于我们的侵略,都是利用科学的发明。 我们抵抗日本,给日本以打击,也是要利用科学的发明的武器。”他认为,中 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忽视科学的重要和对科学抱错误见解,都是一种缺乏 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而为一哄而起的行为。”因此使科学“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种“科学战争”的谬论,完全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 也抹杀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同时借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作 为其宣扬民族失败主义的理论根据,这是典型的唯武器论。 毛泽东指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意 见。”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都是道地的唯武器论者。 “艺文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汪精卫集团在组织上的进一步扩大。此后,他 们的民族失败主义“亡国论”低调更加甚嚣尘上。汪精卫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抗日。 有一次,他到武昌一个训练班发表演讲,说什么“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要和,到 底总是要和。”要大家放下武器,去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又有一次,他 更直接了当地对唐生智等人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汪精 卫的亲信林柏生、陈春圃等人,也学着汪的腔调,以“优胜劣败是绝对真理,强权 就是公理”作口头禅,说什么“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敌打 仗总是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 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 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因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而 又过高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这是他们后来走上叛国投敌之路的一个重要原 因。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