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派的“和平”舆论 汪精卫集团的对日“求和”活动,是随着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的加紧而逐步 活跃起来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当高宗武东京之行结束后,周佛海就曾向汪精卫进言: “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 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 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汪精卫叹道:“我早就反对战 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 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撕下所谓“为中国”的 假面具,这段谈话如实地现出了汪精卫集团当时对日乞和的迫切心情。同时,也反 映了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虽然他们已知道了日本要求汪出马当对手的意图,但对 日方的要价仍然不甚了了。同年十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多次密谈, 初步获悉了日方的某些条件。 尽管,这些条件仍是表面的、初步的,但对汪精卫集团来说,却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威为汪日勾结的又一次突破。 这时,抗日战争的整个局势,也使汪精卫集团更加灰心丧气和坐立不安。 八月初以后,日本侵略者正积极地向中国的华中、华南推进,在长江南北日军 兵分五路展开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经过二个多月的攻击,于十月下旬攻占 武汉,并不战而占领广州。在此前后,国民党军大批向西南撤退,士气更加低落。 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从七七事 变到一九三八年的年底,八路军由三万多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也由一 万零三百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截至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建立了大小 十多块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在五千万以上,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在这种 形势下,汪精卫等既震惊于大片国土沦丧,对抗战前途已悲观到极点,他们的恐共、 反共情绪急剧膨涨,急切地希望把国民党的力量从对外抵抗转到对内反共上。因此 汪精卫集团的“求和”活动更加猖獗,更加公开化了。 十月十一日,在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之时,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 “吐露他的肺腑之言”: “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 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 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过了十天,即广州失陷的当天,汪精卫又 发表了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 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目前战事,非吾人所发 动,吾人愿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条件耳”。 “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在比京九国公约会议时,吾人未尝 拒不接受调停。去年德政府出百斡旋时,吾人亦未尝拒绝之。即在最近,国联讨论 适用盟约十七条时,吾人曾有准备结束战争之表示。”公开向日本求和乞降。一时 间,汪精卫集团的大小喽罗紧跟而上,鼓噪而动,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 牍地登载所谓讨论“和平”的文章,宣称:天下没有不结束的战争,战争结束便是 和平,说中国与日本作战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和平”不是不可以谈的。在日军 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之际,这些论调完全是一种诡辩之词,戳穿了,正是为他 们进一步与日本相勾结,准备签订卖国条约而放出的一种试探性气球。这年四月底, 汪精卫曾在长沙各界联合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中途妥协,只有 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有深刻意义在!中途妥协,除 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时间过去不过半年,言犹在耳, 现在汪精卫却要中途妥协,向敌人屈服了。 汪精卫集团深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最有力的中坚,是他们通敌、投敌 活动的最大障碍。投降必先反共,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 抗日力量,竭力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攻击游击战争。汪精卫多次发表文章、谈 话,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借抗战“保全实力”,“颠覆政府”,攻 击抗日游击战争是“回避对敌作战”,“避开敌人战线上的坚固据点”。正如后来 周佛海自供说:他们在重庆的那些日子里,“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对共产党 的斗争”。 与此同时,汪精卫对他的同伙宣传:“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 不可了。”“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 汪精卫还借国民党火烧长沙事件,说这种焦土抗战,把长沙一把火“烧光”,“把 支持自己抗战的重要据点,白白地化为灰烬”,以暗指全民族抗战会将“一切物资 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光”,将“大家都变成大贫”。陶希圣也大叫说:“自 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 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及时谋战争的结束”。 汪精卫集团制造的这些反共求降谬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十月十五 日,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严正指出: “时至今日,如犹有人欲谋妥协或投降者”,“实系破坏吾人抵御外侮之决心, 无疑为一汉奸,为虎作伥”,“势将为国人所弃”。接着,又连续发表题为:《粉 碎一切汉奸伪组织》、《对基本国策不容含糊》等社论,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 滥调痛加批驳,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失败主义,乃是汉奸的根苗;言和者即是汉 奸。在国统区其他一些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斥责汪派“和平”言论,指出这种 倾向“调停”、“和平”的主张,在客观上无疑是混淆一般视听,松懈中国的抗战 意志,特别在现阶段上,会很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工作的。海外爱国华侨也函 电驳斥汪精卫之流的“和平”谬论,义正词严地重申:“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指出:“若言和平,试问谁肯 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 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 他们明确表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病 极而怒”。十月二十八日,旅外侨民参政员在第一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 之际,又从国外致电参政会,提出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 奸国贼”的提案。依照规定,参政会的提案须有二十名参政员联署才能成立。这个 电报提案一到会场,顷刻间,联署者就超过了二十位。在提案交大会讨论时,大多 数参议员齐声赞成,一付之表决,立即通过。弄得主持会议的参政会议长江精卫 “形容惨变,坐立不安”。这一切,反映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坚定立 场。然而,对于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相反,他继 续坚持其求和乞降的立场。在国民党纪念同上,他声嘶力竭地叫嚷:“三年之前, 我主张和平,被打了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其实,汪精卫集团的所谓 “和平”主张,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张。陈壁君曾露骨地声称: “其实能够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 东北部想收回,谈何容易!”陈壁君有陈壁君的一套逻辑,她说:“其实中国以前 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 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就是他们的“和平“理论! 他们以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作为对日乞和的筹码,就是这伙民族败类的险恶用 心所在。 上述情况说明,汪精卫等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民族投降主义的泥潭,他们的 “和平”理论,越来越不得人心。他们既痛感于受强烈的抗日政治气氛的压迫,处 境更加孤立;又不肯改弦易辙,转变立场,因而想离开重庆,从外部发动“和平运 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梅思平赴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 接洽情况。汪、周、梅等连日密商,“终于确定最后决心”。十一月七日,在梅思 平由重庆返回香港之际,汪精卫、周佛海即委托梅思平,要他与高宗武两人作为汪 方全权代表,同日方继续会谈。说来也巧,双方会谈的地址,就选在上海虹口区东 体育会路的“重光堂”。影佐祯昭继承了土肥原贤二衣钵,把对华“谋略”工作推 进了一大步,成功地把汪精卫集团从抗日阵营中拉了出去,这一点,使他的前辈望 尘莫及。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