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面目狰狞 古川从纯男爵的东京郊外别墅,古树参天,环境优雅。但是,住在这里的汪精 卫一行,却毫无欣赏之意,在百无聊赖中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政府首脑人物的接见。 整整过了十天,六月十日上午,汪精卫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首相。 软硬兼施、恩威并举,历来是帝国主义者的惯用伎俩,日本侵略者更是娴熟此 术。平沼一见汪精卫,立刻表现出一副诚挚的神态,他大谈所谓“上戴万世一统” 的日本皇室的宗旨,是“以仁爱之道维持人类和平”,说日本“尊重武力”是为了 “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进而“维持世界人类和平”,但是, 这一目标未达成之前,日本的军事行动决不停止。 平沼强调日华提携必须以“道义”为基础,贯彻日本皇室的这种“仁爱精神”, 称赞汪精卫为此而努力,“为解决日华间不幸的事变而挺身而出的热情”,并鼓励 汪“积极奋斗”,“负全责致力于这一事业的完成”。接着,汪精卫又同海相米内、 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近卫进行会谈,还与日本南 满铁路公司总裁松冈洋右等人作礼仪性的会见。所有这些日本人,都全部掩盖了五 相会议决定的方针所规定的内容,他们一致声称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 假惺惺地表示“绝对相信”、全力支持汪精卫“完成大业的方针”,说对于汪与蒋 介石“脱离关系,重新起来建立中央政权,不胜钦佩”。日方的“赞扬”、“激励”, 不仅使汪精卫得到了某些笼统的“保证和希望”,更使他感激涕零,说要“勇气百 倍”地去实现日方的“期望”,要“更加决心为东亚永久和平而努力”。 但在六月十一日,特别是六月十五日,江精卫与板垣征四郎的两次会谈,汪看 到了另一副面孔,了解了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十五日上午八时,汪——板垣会谈在讨价还价之中进行。板垣见到汪精卫后, 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 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 的情况,实为荣幸。”这话无异是在奚落汪精卫。因为汪非但自己没有一兵一卒, 也没有一寸地盘,而且汪企图发动两广张发奎、云南龙云和四川军队参加他的“和 平运动”的计划早已成为黄粱美梦,无法实现,要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 的“多数”虽然不可能。既然是这样,汪精卫就得听凭日本的摆布了。 汪精卫明知此意,但为了求得支持,忍气吞声地向板垣分析了重庆“要人方面” 和中国军队内部情况。他说,先从要人而言,“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 因为“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而且“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只是由于交 通关系和蒋介石集团的严密监视,因而要想逃出重庆,这是极为困难的事,但“有 这么多数的反共和平分子留在重庆,为了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 举促成重庆崩溃,也感到有其必要”。 关于军队方面,汪精卫认为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以使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 础”。因此,汪希望日本要“深刻考虑”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日 本计”,应“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言下之意,是要板垣了解他的“民族意识”,以便保留他的“希望”,支持他按用 自己的如意算盘建立伪政权。 但板垣并不理会汪精卫对日方这种“好心”,反而老实不客气地针对其《关于 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了种种指谪。按照汪的设想,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几个 政府同时存在,一旦汪政权成立,临时、维新政府应立即宣告自行解散,让他们成 为历史的“陈迹”。板垣对此提出非议,他重申了日本“分治合作”的原则,告诉 汪: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 其事实”。他说,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 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 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 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的国防上的必 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这等于在警告汪 精卫,日本已经得到的在华北、蒙疆、华中以至华南沿海的所有权益,都不许汪染 指。 听了板垣这番话,汪精卫感到大失所望。他自从重庆出逃后,就一直吹嘘日本 “尊重中国的主权”,“对中国无领土要求”,现在,这位掌握军政实权的内阁陆 相,却如此露骨地强调要保留日本所扶植的那些老牌傀儡政权,这不就一下戳穿了 他的谎言了吗?同时,这与汪精卫自己所设想的成立一个统一的、有实际权力的 “中央政府”也大相径庭。在心灰意懒中,汪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对板垣说, 与临时、维新政府的关系,归根结蒂是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如 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 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有把两个政府 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 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企图以此来要挟板垣。 汪精卫刚说完,参加这次会谈的影佐祯昭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 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 府,国民党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 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影佐话中有话。汪精卫一听连忙解 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指临时、维新政府) 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那么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表现 出一副哀哀上告,涕泣以请的可怜相。于是,影佐又说:“如果为了收拾时局,还 是赶快组织中央政府为宜。归根结蒂,只要研究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不就行了吗?” 板垣也接下去说:“不用说,不是指让地方政府有大得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 限。当然,只要在中央政府下给予相当的权限就够了。维新政府、临时政府是随着 战局的发展而产生的,和日本方面已经有了种种既成事实,也已经组成关于地方经 济开发的机构。前面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指的这种既成事实”。 就在板垣、影佐的胁迫下,汪精卫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那样的机 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对维新政府,希望日本方面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 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对此虽然表示同意,但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 成立的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汪精卫言不由 衷地保证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在这次会谈中,双方争论的另一个问题 关于“国旗”。汪精卫认为,对“国旗”的选择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因 此力主中央政府应沿用青天白日旗,而板垣却强调必须在“国旗”和“党旗”的上 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为了避免混淆纠纷,还主张军队要用 “写着反共和平的黄色旗”。汪精卫则提出,军队如果只用黄色旗,而不使用“国 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而且必将带来不好的影响,特 别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和精神上的统一性。但板垣坚持说:“从军方的立场来说,现 在日军正在和用青天白日旗的中国抗日军进行战争。即使在占领地区,所谓游击队 很是跋扈。军队的敌忾心由此旗子而产生,从军队心理来说,也是当然的。老实说, 军方甚至对于日军占领区内除了军队以外的政府机关,或一般民众使用国旗都有相 当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严格取缔的方法,不使为此产生误解。何况中国军队突 然升起国旗,其情况极为危险,自不待言。 所以我想,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 最后,日方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在“国旗”的上方加着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 样的三角小黄旗,以区别于重庆用的国旗。板垣说:“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 究的结果”,不能改变。一贯标榜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的汪精 卫,居然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并答允在技术上想出一些办法来,“在召 开中央政治会议之前加以研究,作出具体的决定。”对这件事,在汪精卫集团中引 起很大的反响,连周佛海也不满意,称这样的三角小黄旗象条“猪尾巴”。 至此,汪精卫与日方军政界要人的谈判已告结束。为汪的赴日进行联络工作的 西义显认为这次谈判是失败了。他说:“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 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 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本罗列 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 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 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 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 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的法统,显 然完全是废话。”汪精卫在日本前后近二十天,六月十人日,他带着沉重的心情, 黯然回国,结束了东京之行。周佛海受汪的委托,则留在那里,继续与日方进行交 涉。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