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广播词 汪精卫自《艳电》发表以来,一直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偷偷摸摸地进行他的 “和平运动”。七月九日晚上,他在上海广播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 进目标》的演说,公开露了面。这篇被日汪称之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 广播词, 实际上是一篇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声明书,是宣扬反共卖国理 论的汉奸代表作。此文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有一通“高论”“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 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 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 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 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 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 不问可知”。 既然日本如此了不得,它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就非屈服投降不可。 这就是汪精卫“开始实际和运工作”的最高目标。那么,“怎样才能于日本有 利呢?”汪精卫居然连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搞不清楚了,他以一个日本帝国 臣民的口吻说:“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 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汪精卫要中国 把外交、军事、经济全部听命于日本,好让日本“有利”,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论 调。 在这篇广播词里,汪精卫还一再老调重弹,说明中国应和之理,非和不可之故。 他说:“我的和平建议,是赞同日本近卫内阁声明的。我为什么赞同呢?我依然是 向来一贯的观念,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国力,中国 的民族意识,都已充分表现出来,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的野心,而且 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的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 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欢喜的事?”在 汪精卫一伙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霸占中国领土,摧残中国文 化,掠夺中国财富,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厮打”,应该抱着“冤仇宜解不宜结” 的“诚意”,同侵略者握手和好。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面前, 汪的这些主张,完全是在白日说梦话,自欺欺人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表示,为了 挽回“当前的劫运”,“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 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刘坤一、张之洞是清廷 两江和湖广总督,他们曾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却与各国 驻上海领事协议,在上海商定《东南保护条款》,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 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从而助长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气焰。而 李鸿章则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被任为全权大使,与奕劻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 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现在,江精卫就是要效法其前辈,进行公开的卖国投敌 活动了。 同往常一样,汪精卫在这篇广播词里,又使用了极其恶毒的语言,对中国共产 党进行大肆攻击。汪历来视中国共产党为其“和平运动”的最大障碍,非要将其置 于死地而后快,“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汪一面采取颠倒历史的手法, 歪曲义和团的历史,攻击“共产党的罪恶,浮于义和拳,而为共产党利用的人,其 罪恶又浮于刚毅诸人以上,虽然尚有忠勇的军队,忠勇的人民,至多不过如聂士成 一般”;一面采取否认现实的手法,混淆黑白,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 战争,诬蔑为“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 工作”。这种违背历史、违背现实的反共叫嚣,当然只有象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 贼才说得出口。 最后,汪精卫向日本侵略者大献忠心,说要“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 努力于转敌为友”,并保证:“我决心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心 团结同志井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汪精卫讲完了这篇广播词,放下话筒才片刻,他唯恐还说得不够透彻,又以沙 哑的嗓音,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词。在这里,汪除继续鼓吹 反共卖国理论外,对重庆蒋介石政府,也进行了一番攻击。他指责蒋政权还不如甲 午战争时的清政府“爱国”,清政府在战败后“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 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大地人民主权。”而如今重庆蒋政权,却“战败 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 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十 分清楚,甲午战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抗御外敌的决心 所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 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当年人 们就发出了“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呼声,坚决反 对日本的侵华罪行和清政府的卖国活动。这个曾经有过一段反清革命历史的汪精卫, 居然称赞起清政府“还算有爱国心”来,这不是背叛了他自己的历史了吗? 其实,从背叛自己到背叛祖国,这正是汉奸卖国贼所要走的必经之路,汪精卫 是这样,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汪精卫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攻击,其目的就是要证明重庆政府“误国”,这也 是他的汉奸理论之一。六天前,他在上海“汪公馆”曾向日本森岛参事官分析过当 时华侨的状况是:“在这次事变中,华侨却被蒋介石的抗日宣传所欺骗,彼蒋的英 雄言行所迷惑,因而支持蒋介石”。所以,为了使华侨支持他们,汪精卫主张“用 实际行动加以宣传”。 上述两篇广播词,于次日全文刊登于汪精卫集团所主办的《中华日报》复刊号 上。汉奸们大吹大擂地说这是开展“实际和平运动工作”的宣言,可是上海租界内 各中文报纸对此都嗤之以鼻,连一条消息也没有刊载。相反,租界内的报业工会则 公开拒绝销售《中华日报》,使该报“在市场上一时陷入不能销售的境地”,尤其 是租界内广大民众,“受抗日分子及文化界、新闻界的薰陶,抗战及反汪空气当然 浓厚”,因而汪精卫的广播词,“收效甚少”。 两个星期后。七月二十四日,汪精卫顶着南国盛复的酷热,飞往广州。 他此行的计划是想在临时、维新政府不合作的状况下,撇开他们,在广东寻找 立足点,建立一个“华南政权”。按照汪精卫的设想,这个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 机关”,而是通过它,达到这样的目的:“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 其与日本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协助,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 使蒋介石下野,实行推翻重庆政府”。为此,汪精卫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 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等日方要人,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也企图 效法华北和华中,在华南建立类似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政权,因而对汪作出了 “关于行政、警备各权限移让协定等等的全面援助”的保证,使汪深感满意。但是, 如果没有当地重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支持,他的计划就会落空。八月九日,汪精卫 在广州用粤语广播了一篇题为《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以挑拨离间的卑劣伎俩, 进行无耻煽动: “只要在前方后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 且这和平无害于国家之独立自由,破除了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摆脱了蒋介石的钳制 力量。第一步公开的赞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肃清共产党的一切阴谋罪恶,保 卫地方的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安全;第二步将赞成和平的联合起来, 公开的要求蒋介石以国家民族为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汪精卫所言,主要是针对华南实力派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等人而发,以 诱使他们脱离杭日阵营,公开降日,为汪搞个地盘。于是,汪精卫口沫四溅地吹嘘 安藤利吉与他会谈时所许下的诺言,说什么“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 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必能以极友好的考虑实现以下几件事,即是:不仅对于这 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 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 汪精卫这三篇广播词发表后,汪以下诸奸也都纷纷跑出来,乘时而起,桴鼓相 应,大肆宣传反共卖国的汉奸理论。汪的亲信林柏生学着汪的腔调,发表了题为《 一个根本信念》的议论文,他说:我们对于中日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信念是:“中 日两国,壤土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无论为各别的利益着想,为共同 的利益着想。总之是:义应为友,不能为敌。”他声称“誓必以身许和平”。被称 之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也撰文,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的“公正”、 “诚恳”,讲“信义”。他说,近卫声明所述各点,“不割地、不赔款、不驻兵, 这能说是亡国的条件吗?”“抗战到现在这样的情形,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条件,平 心静气,也可以满足。”他大声叫嚷: “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和平?为什么要抗战到亡?”“我们要一致奋起,参加和 平运动,促成和平实现,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独立!”与汪精卫一伙的主观 愿望相反,这股反共卖国的逆流刚掀起,回击它的是更加强烈的反对声浪。而值得 注意的是,那些为汪精卫招降的对象,反汪色彩也浓。八月十五日,李汉魂致电蒋 介石,说“此间亦收到汪逆此项广播,当即饬属严密防范,削切晓谕官兵民众勿受 骗惑”,并连日广播演讲,“对汪逆之谬论及其叛党叛国行为,痛加指斥”。十七 日,张发奎、余汉谋、梁寒操等人也表示坚决揭露“汪逆精卫近潜广州,益肆其奸 谋丑行,摇惑人心,危害党国”的罪行,他们除采取广播驳斥并通电声讨外,还拟 订了发动广东省各县一致举行“斫奸大会”,“彻底粉碎逆谋”。 在新的反汪浪潮中,重庆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八日发布了《以汪兆铭通敌祸国通 令全国严缉法办令》,指出:“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 潜离职守,妄生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严令全国军 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七月十三日和八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又先后宣布开除周佛海、陈壁君、梅 思平、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等人的党籍。汪精卫集团越来越孤立。 八月十四日,汪精卫毫无收获“室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他终于认 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离不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权 的地点,除南京以外别无他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