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 这是一股大潮:这是一股波澜壮阔的大潮!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社会生 活,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股由于农民工的流动而集聚成的大潮所产生的冲击和 震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 研究员,自然被卷入这股大潮之中。 出生于山东莱西县水集镇的赵树凯,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的小学、初中 和高中,他喂过牛,还赶过马车。 赵树凯在小时候,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闯关东”的故事。他的家 乡胶东半岛,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形成的东北移民大潮的重要策源地 之一。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追随几位青年同乡,乘船由烟台出发,经过一天 一夜的海上漂泊,到达东北的丹东。同今天农民工流动的机制大致相同,当年的流 动也是依托“社会网”的支持展开。在爷爷的一位表兄的举荐下,父亲以曾读过五 年私塾的“学历”,而进入一家商行当学徒。三年之后,父亲难耐思乡之苦,又返 回家乡。三年的“闯关东”经历,历尽艰辛,用今天的话说,却也大大地提高了他 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实现新的职业流动的基本资源。赵树凯认为,虽然当前 的农民工流动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当年的“闯关东”;但是,胶东这块近现代史上著 名的“闯关东”热土,所弥漫着的浓重的流动氛围,很可能已经在他的内心酿造了 对当代农民工流动研究的兴奋点。 一九八二年,赵树凯从山东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 究室。经常跟随领导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他的视野从小农村变成了大农村。一九 九0 年,原机构撤销,他又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农村,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说:“我倾注较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努力 捕捉农民工流动的新表现,揭示流动潮流的丰富底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三月,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赵树凯与二十六名调查人员一起,对 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上海市长宁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进行了长达一 个月的调查。为了使得调查更贴近农民工本身,他们走进“工棚”、“打工楼”, 与农民工同住同吃,竞夜长谈。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与辛酸和艰难相伴;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有着不平凡的奉献。 在课题报告中,赵树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想,长期以来,农民为支撑 新中国的社会构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至今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 中国农民的历史性不幸,不仅在于他们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制炔还剑谟谡庵植 还交钩32槐怀腥稀!?在调查中,赵树凯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流动儿童—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这些 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由农民工 派生出的这个群体,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在调查中,这些发自农民工的心声,令赵树凯难以忘怀: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小孩,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小孩现在也真的该读书了, 可是那么多的学费谁交得起?再说,她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在这里,和几个老乡姐 妹住在一起。真上学,孩子连个学习的环境都没有。真想有一间小屋,我俩有个安 身的地方。 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不能因为大人挣钱耽误了孩子的教 育。放在家乡父母那里,我们不放心。在这里读书,这个费那个费比在老家贵多了, 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 你看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开学半个月了,可孩子还找不到学校。上海满大街 都是学校,可一听说我们是民工,就要借读费,狮子大开口,差不多要我一年的工 资收入,哪上得起? 那时候,赵树凯的家住在万寿路育英中学旁边。离家不远,有个小农贸市场。 他与外来打工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双休日,只要到市场买菜,他就愿意与小 商贩闲聊。到后来,五六十个摊位的摊主,几乎全认识他,远远见了,就会打招呼 :“来啦,今天吃点什么?” 赵树凯爱琢磨事儿,比如,市场里有卖菜的,也有卖水果的,那么,为什么有 人愿意卖菜、有人愿意卖水果?通过了解和对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卖水果比卖 菜利润高,但风险大;卖水果比卖菜本钱也要多一些;卖水果的一般比卖菜的文化 水平要高一些,脑子也要活络一些。 赵树凯还了解到,这五十几个摊主,将近三分之一把孩子带在身边,其中学龄 儿童有八九个,他们中能够在市区小学上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基本处于失学状态, 原因是外地儿童在北京市上学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 他去市场,还常常有商贩求他,希望能帮助联系一所不用交纳借读费、赞助费 的学校,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困惑着农民工,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此,赵树凯专门走访了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对外来 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明确规定一个收费标准的范围,如丰 台区教委定的收费标准是每学期五百- 一千元;另一种办法是,各学校一次性或分 学年向借读生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学年一两千元不等。无论是哪一种做法,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天,赵树凯又去市场买菜。河南来的摆水果摊的 那个小伙子,一见面便挺热情地问:“赵同志,刚到的草莓,你不来点儿?” 赵树凯见小伙子的儿子也在一边忙活着,关切地问:“小柱子上学的事儿,还 没着落吧?” “上了,前些日子一开学,他就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 “我们一个老乡自己办的一所学校。” 小伙子告诉他,河南息县一个老乡,两口子也是出来打工的,在五棵松那边自 己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老乡的孩子。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收费很少;再说, 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赵树凯还从来没听说,在北京居然还有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他决定去 看个究竟。 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 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儿附近 有没有一所农民自己办的学校?” 那位学生想了想,反问他:“你说什么校名吧?” “我也不知道校名,说是很小的一个学校,就在菜地里。” 小学生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哦,你说的是那个‘鸡窝’学校吧?从这儿直走, 再右拐,不远。” “‘鸡窝’学校?什么‘鸡窝’学校?”赵树凯有些不解。 “大伙儿都叫他们是‘鸡窝’学校。” 按那位小学生指点的,赵树凯终于在一片菜地里,看见了三个窝棚,里面还传 出阵阵读书声。 站在窝棚前,赵树凯觉得有几分新奇,又有些疑惑。 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李素梅,见突然来了个陌生人,忙从窝棚迎出来,问: “同志,你找谁?” 赵树凯说:“我不找谁,随便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你自己办的?” “是的,不过我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学校,看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在外 头野着,怪可怜的,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上上课……”李素梅显得有些 紧张,“哦,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爱人进城买作业本去了。”说罢,她从口袋里掏 出了身份证。 这下,反倒让赵树凯有些尴尬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来查你身份的,我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听说你们自己为农民工子女办了所学校,专门来看看。” 李素梅这才松了口气。 布置了一些练习让学生自己去做,李素梅便一五一十地跟赵树凯,讲述了自己 进京打工和办学经历。 “现在一共有多少学生?”赵树凯问。 “刚开始,就我们兄弟姐妹的九个孩子;后来,亲戚们知道了,也把孩子送来, 增加到十几个;再后来,一些老乡听说了,非把孩子塞给我。现在的学生是一百多 了。我们怎么不收也不行。” 赵树凯说:“你们给乡亲们办了件好事嘛!”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上门的学生多吗?” “不少,有些我们实在推辞不了才接下来。” “你们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没有。” 赵树凯又问:“这儿附近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学校吗?” 李素梅说:“附近好象没有,不过,听我老乡说,清河那边也有打工的办的学 校。” 两天后,赵树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记者有关城市农民工问题 的采访时,专门谈到李素梅夫妇办的那所简易学校,他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作为社会问题的第二代移民教育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 记者听说有这么所打工者自己办的学校,也挺感兴趣,当即驱车前往五棵松采 访。 晚上,《北京特快》播出了李素梅办窝棚学校的报导。北京人看傻了,我堂堂 京城,居然还有办在菜地里的窝棚学校? 窝棚学校,同样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媒体的关注。 赵树凯的思考还在继续,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的困惑,实际上,反映 出现行教育体制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上的乏力。正是因为这种“乏力”,像 李素梅这样的窝棚学校才应运而生。只是,还不知道类似这样的学校有多少。 那时,正好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跟着赵树凯实习,他便给他 们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寻找农民工在北京办的学校。 三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先在五棵松往西的西四环一带转,转了半天,没有 发现目标。他们觉得这样盲目乱转不行,这种学校一般会办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 方,应该先打听清楚哪里农民工多,再去那儿。按照这个思路,下午,很快找到三 所。一所叫中豫育才小学,是河南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万泉寺小学,还有一 所叫菜农希望小学,都是河北人办的。三所学校中一所八个学生、一所十六名学生、 一所四十二名学生。 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在海淀区,他们一共找到了三十六所。后来,他们 又去了丰台区、朝阳区、昌平县、大兴县……到一九九七年暑假前,一共找到了一 百一十多所。 这些学校全部为农民工自己所办,在校的学生全部为农民工子女。有的学校只 有一位教师,也就是办学者自己带着几个孩子上课;有两个教师的学校,很多是 “夫妻店”。这些多建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还有一个特征,不论学校大小、学生 多少,不论校舍多么简陋,每个学校的门口都插着一面国旗。 在对打工子弟学校做了初步的调研之后,一九九八年初,赵树凯写了份调查报 告——《他们的课桌在哪里》,以个人的名义呈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后,李岚 清将报告批转给了教育部。 至此,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媒体、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 正在张家口挂职的赵树凯,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而政府就要承担这个最基本的公平,保障这 个最基本的公平。基础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办学校,可现在的城市公办学校, 却因为乱收费,逼得农民工的子女上不起学;而他们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又要 被取缔,等于政府放弃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责任。”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政府早重视,早处理的话,早就不该成为 问题了。如果城市的公办学校大开大门,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没什么市场了,这个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政府承诺九年制义务教育,不管这个孩子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他的义 务教育问题,政府都应该管!”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