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 都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其中不乏新闻界、文 学界消息灵通人士),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在北京的郊区,现在还有三、四百所 打工子弟学校时,许多朋友都露出了惊奇的神色:“是吗?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呢?”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私塾’?” “政府为什么不去管管?”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农民工流动方式,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 变化的必然结果;是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必然结果。这些跟随 父辈进城的农村娃们,当他们进入学龄时,他们的父辈,不仅要解决他们的温饱, 同时还要考虑他们的教育问题。而当他们遭遇城市教育机构的排斥与歧视时,便诞 生了刚开始的“窝棚学校”和后来像春笋般涌现出的打工子弟学校。 通过张保贵、易本耀(李素梅)、张歌真的故事,我们基本可以廓清这样一条 脉络:九十年代初,外地来京打工者中,有人在窝棚和简易平房中,开始办起类似 私塾式教学点;随着农民工子女的急剧增多,特别是当创办这种专门为农民工子女 服务的学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也能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九十年代中后期,打 工子弟学校得以迅速扩展。尽管这期间,屡遭有关部门的驱逐与取缔,但野火扑不 灭,春风吹又生,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打工子弟学校。它在一个时期内,解决 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问题,发挥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作用。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属于私人办学; (二)没有合法办学手续; (三)招收的学生为农民工子女; (四)收费低廉; (五)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六)校舍简陋、教学器材缺乏。 打工子弟学校得以生存、发展,最关键的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 根据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统一收费项目、标准》(2000年7 月) 的规定,非本市户口学生除了交纳规定的书杂费用,另外收取借读费用,小学阶段 为每学期每人六百元,中学阶段为一千元。但实际情况比教育部门规定的要高得多, 在教育产业化声浪的驱动下,各学校巧立名目收费,最普遍的是赞助费,高的要数 万元。 另据对上海、天津、广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福州、厦门、青岛、大 连等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调查,二00三年前,对非本市户口学生,小学每人每学年平 均收取借读费400-800 元,初中每人每学年平均收取借读费1000-2000 元。同时, 各校还要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 如此高额的收费标准,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800-1200元的农民工来说,显然是 难以接受的。 与公办学校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却要低廉得多。据对北京114 所打工子 弟学校二00一年收费标准统计,每学期300 元以下的50所,300-399 元的33所,400-499 元14所,500-599 元11所,600 元以上6 所。平均每学期为323 元。 而且,打工子弟学校收费方式灵活,大部分学校按学期收费,有的还按月收费, 普遍允许拖欠学费。有的学校对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在本校上学的给予优惠,有的 学校对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减免学费。 打工子弟学校受欢迎,与它进出自由的机制也有关系。农民工流动性大,今年 北京,明年可能去广东;上半年在丰台,下半年可能到朝阳。他们的子女一般要随 着父母工作的转移而转学,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去自由,你随时来插班行,什么 时候想走也行。如果是按学期收费的学校,你提前转走,还可以把预交的学费退给 你。 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往往要承受被本地学生和教 师歧视的心理压力。而在打工子弟学校,却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出 生一样,地位相同,彼此平等。 中央电视台某记者在采访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时,问:“易校长,你 办学校赚钱了吗?”易本耀答:“怎么说呢?应该是多多少少赚了点吧!”记者说 :“那我就放心了。” 记者的话其实说得很明白,打工子弟学校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 效益做底线,任何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都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如果说,李素梅当年办学,是为了给亲朋好友的孩子“救急”;张保贵当年办 学,是为了摆脱民办教师的困境的话;那么,后来的办学者,则是看到了通过对打 工子弟学校的运作,可以有利可图;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办打工子弟学校背梢 恢帜鄙氖侄巍?一位校长告诉我,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只要能招到一百名学生,就 可以有盈利,明细如下: 收入: 学费每人每学期400 元,两学期800 元,100 人,合计8 万元 支出: 房租1.2 万元 教师工资4 人,每人每月800 元,10个月(寒暑假不发工资), 合计3.2 万元 课本费每人50元,100 人,合计5000元 水电费、办公用品、杂费1 万元 盈利约2.1 万元 如果学生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那盈利便更为可观。 由于“有利可图”,这个领域也成了一块“唐僧肉”,什么人都敢办学,什么 人都敢当校长。在丰台双庙一条街上,曾经遍布六所打工子弟学校;海淀巴沟一个 村也有三所。 当然,办一所学校,绝不像开个小饭店那样简单。作为一名校长,他不可避免 要应付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比如,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生在教室里摔了一跤,把 腿摔成了骨折。家长找来了,说你学校没管理好,要不赔偿,要不上法院。学校为 了息事宁人,只好赔了五千元。还有一所学校,两个学生斗殴,一个学生竟然把另 一个学生捅死了。死者家长告到法院,最后,肇事学生家长和学校各赔偿三万元。 易本耀告诉我:每当招聘来新教师时,学校都要他们做一份答卷,其中有一道 题:你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一般老师都答教学质量啊、管理啊、 爱心啊,其实错了,我要的答案是安全,第一位工作是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我们打工子弟学校安全出了问题,像失火啊,学生打架斗殴伤亡啊,就可能马上被 取缔。 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吕绍清、张守礼,曾对北京一百一十四所打工子 弟学校的办学者,作过专题调查,其统计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一十四位校长中,河 北人占了五十四位,河南人占了四十位。河北的办学者以张北县最多,二十五人; 河南的以固始县最多,二十三人。张北人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 衙门口等地;而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集中居住在八家、太阳宫等 地。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基本上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无教师经历者三分 天下。在114 名办学者中,有79人在办学之前曾有过正规学校的从教经历,其中包 括42名民办教师和30名公办教师,另外7 名是代课教师和企办教师。除此之外,有 30人是半路出家,另有5 人则拒绝透露。”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14 名办学者中,大专文化的 只有16人;大部分是中等文化程度,如中专、中师、高中等,共有81人;最低的是 文盲,有2 人。另外,21名不愿向调查者透露其文化程度。 “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办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他们所办学校的质量可想而知。 这些半路出家的办学者是从形形色色的职业走上办学之路的。例如,固始县的冯校 长是95年来京做买卖;丁校长92年来京批发酱油等食品,后来与人合办食品公司; 何校长以前也是生意人;陆校长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竹校长在 京做秘书,又做家电公司的经理;安徽的张校长来京出租录象带,后来又承包旅馆 ;新县的陈校长来京种地,后来又做包工头;光山县的管校长来京种地;固始县的 秦校长和梅校长以前都是收废品的;张北县的段校长、李校长、吴校长、杨校长、 张校长、薛校长,吉林的王校长、内蒙的刘校长以前都在北京包地种菜;新县的胡 校长在京做了十年建筑工;张北的李校长来京后做保洁领班;内蒙的李校长来京后 做老人护理工作;山东的张校长来京后做过会计……” 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前期(93年-96 、97年)主要延聘本地退休教师和农村 的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或是看到自己转公办无望,或是觉得待遇实在太低,难 以维持生计,便外出打工,而打工子弟学校往往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后期(98年至 今)则以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为主。以易本耀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他们 的教师一多半以上来自河北师专、内蒙师专、辽宁朝阳师专、河南信阳师范学校、 张家口教育学院……。这些学校的学生原来一般是包分配的,后来体制改革,又不 包分配了。于是,他们便随着民工潮的流动,流入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劳动市场。他 们每月工资一般为六百至九百元,生活条件很差。他们中大多数人把教书只当作一 个过渡性的工作,一旦找到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随时都会甩手而去。 存在就是合理的。 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为那些被排斥在现行教育体制之外的农民工子女,提供 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但是,它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合理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的不 合理。 这些年来,流入地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是采取“三不 管”政策,随它自生自灭;或是采取粗暴的全部取缔手段。致使打工子弟学校处于 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之中。 特别是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完全被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控制操作之下,其弊端 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打工子弟学校设施简陋,大部分校舍都是租用破旧的平房、民房,或用闲置的 库房改建。教室内学生座位拥挤,一个班五六十个、七八十个学生常见。课桌椅多 为从公办学校买来淘汰的“二手货”。许多学校甚至连教学必备的挂图、三角板、 圆规都没有。大部分学校没有操场。 课程设置不规范,往往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特别是由于缺乏音、体、美专 职教师,这些课在许多学校开不了。课本使用也非常混乱,有使用六年制全国统编 教材的,也有使用北京版的,还有从流出地教育部门买来的。 教师流动性大,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缺乏稳定性。而且他们本身也是 打工者,缺乏责任感。加上流动儿童基础差,教学质量普遍不高。 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指导,打工子弟学校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教室倒塌, 伤亡事故……。甚至还发生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卷款逃跑,使得几百名学生 无学可上。 …… 加强打工子弟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尽快使打工子弟学校走上正规化的道路,迫 在眉睫! 听听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的声音吧,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最富有建设性的: 事实上,我从办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希望我的学校像这样办下去。为了让 那些随父母漂泊的孩子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我所做的仅仅是一个过渡。我希望, 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还是由国家来接管,这样就能让那些天真浪漫的孩子们,真正平 等地享受到与城市里孩子们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了。 ——海淀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 我们是北京市办学最早的三家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如今,“行知”已无忧, “社会”处境艰难,“希望”仍在蓬勃发展,我们做梦都想着那张“许可证”,如 果有了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把“希望”办得更大、更好! ——北京希望学校(总校)校长肖海龙 我们是在办教育,不是在放羊。我们现在做的是看见孩子们在文盲边缘徘徊, 把他们拉了过来,教他们认字。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啊! ——朝阳区新世纪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陆金礼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棵在夹缝中生存的“歪脖子树”,底下没有“土壤”,两边 还有“石头”挤着,真难啊! ——大兴区为民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和平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