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十五年 还记得那个叫苏明娟的安徽小姑娘吗? 还记得苏明娟那双大眼睛吗? 就是苏明娟那双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一种象征。 十五年来,希望工程为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 十五年后,希望工程将目光又转向农民工子女——希望工程开始进城!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希望工程十五年的风雨历程。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简称中国青基会),在北京成立。 最先集聚在这面旗帜下的是徐永光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中央机关的 郗杰英、顾晓今、杨晓禹,北京市委的李宁。他们勇敢地从令人羡慕的机关中走出 来,抓住了改革开放提供给每个人的发展机遇。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拨有责任 感、有头脑又极力想施展自己才能的年轻人。 几年后,当希望工程获得极大的成功时,我曾经问过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在诞 生之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希望工程?他说:“基金会一成立,我们就在思考谋划 未来的发展战略问题。既然叫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然要为青少年服务。只是该为 青少年做的工作太多了,应从哪儿做起?我们不可能去卖红领巾、校服和青少年读 物。当时我们拟订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既不是传统的思想教育, 也不是大家正在热衷于做的。它一定要有创造性和开拓性,一定要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论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在了同一个目标上:教 育。 当今世界,人类在共同前进的历程中,日益获得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教育决 定一切。没有教育就没有经济的发达、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兴盛。国力的强弱,贸 易的角逐,科技的较量,最终归结于教育的竞争! 而当时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一九八九年三月,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 “全国有二点二亿文盲;在整个二点二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 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到五年。” 同时,国家统计局也发布统计数字: 从一九八0 年到一九八八年,全国中小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 人忧虑的是每年约有四百多万名学生,这其中有约一百多万名学生是由于家庭 贫 困而辍学的。 这两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也深深地炙痛了中国青基会几位年轻人的心。 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对于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已经有了或多或少 的接触。 作为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曾经带领工作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 区考察。 春寒料峭的三月,当他们的吉普车,翻山越岭,抵达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 时,已是中午。 老实木衲的村长说了声“客人们先吃饭吧”,便发给每人两根小树枝。徐永光 接过小树枝,觉得有些纳闷,后经人说明才知道这是当筷子用的。村口用三块石头 架起一只铁锅,大家围蹲在四周,连碗都没有,不得不各自用小树枝,捞着锅里不 见一丝油星的水煮面条。这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招待饭”了。 来到小学校,站在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前,给人的感觉像是这里刚刚被敌机轰 炸过似的。学校仅存的教具只有两件: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架珠子掉了一 多半的算盘。 问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校长说:“不瞒你们,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吧。 巩固率更小,现在上一年级的有七十一名学生,而五年级学生只有七名,照此推算, 巩固率不到百分之十。” 徐永光他们走访了几家村民,有一家四口人,才一床破棉被;另一家六口人, 一共只有四只碗,其中一只还缺了个大口子。 大瑶山之行,使徐永光终生难忘。 郗杰英和杨晓禹,曾经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讲师团成员,在吉林工作了一年。有 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老乡们为在农村执教二十八年不幸病故的一位老教 师送葬。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烟卷、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顾晓今曾经作为知青,有过在黑龙江呼玛县农村下乡八年的经历。从上海到了 偏僻、闭塞的大兴安岭,她感觉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知青点离县城有五百多公 里,公共汽车每半个月才开一趟。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从小学一 年级到三年级的课程,他一人全包了。全村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后来,顾晓今报考了师范院校,尽管她没有回去当一名山村教师,但是,她知 道山里人最盼的是什么。 …… 几位年轻人对基金会的服务对象、奋斗目标,逐渐明朗了。大家形成了共识: 雪中送炭,帮助贫苦地区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重返校园! 他们将这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的伟大事业,取名为:希望工程。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青基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 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苦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 孩子重返校园。 十五年前,我对希望工程一无所知;我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也一 无所知。当中国青基会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写写希望工程时,我没有轻易答应,我 说:我得到贫困地区看看。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云贵山区到黄土高原,用了半年时间,我跑了七个省 (区)的二十几个贫困县。面对失学儿童那一双双渴望上学的目光,我的心灵受到 强烈的撞击。 这些出自我十五年前的采访手记,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我国贫困地区基础 教育的状况: 十里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吉普车驶进了(广西)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 来,一大群孩子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村小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 的只有八十名,交了学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一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 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 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 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 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 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湖北红安)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共和国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 前,我的两眼在四处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到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 同之处。然后,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乡村。 村民秦钜华的家就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六 百斤稻谷,油料卖了二百元,打工挣了二百元,村里给了二百元的救济款。 秦钜华三个儿子,除老三在上小学,老大、老二都失学在家。我问:“老秦, 你家老大、老二为什么不读书?” 秦钜华说:“同志啊,不瞒你说,是叫穷逼的。我常年有病,娃儿他妈是个哑 巴,这些年是年年欠债。实在是拿不出钱让娃儿上学。” 秦钜华的哑巴妻子,一会儿撩开自己的破衣烂衫让人看;一会儿又把人拉进里 屋,指着千疮百孔的蚊帐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 我见到的第一个孩子叫马义梅——稀疏发黄的头发足见其营养不良,眉心微微 蹙着,两眼老带着一种不该属于十一岁孩子的淡淡的忧悒。 命运把马义梅降生在(甘肃康乐县)高集村一个贫困的农户中。父亲有病,母 亲承担了全部的农活儿。哥哥曾两度上学又两度失学,都十一岁了,还在家呆着。 她对父亲说:“阿大,我想上学。”父亲苦着脸:“我们没钱。”为了上学,她哭 了好几次,可哭也没用。 村口有家个体办的砖瓦厂,出砖时,一些大孩子便跑去帮助搬砖,从窑里搬到 院外,搬十二块给一分钱。她也跟着チ耍诵。ζ。淮伟崛椋崴拇尾拍 艿靡环智0岚“岚。炖锼氖种竿范车孟袷呛炻懿罚挪恢辉伊硕嗌倩 亍?那天,她笑了,一口气跑到学校,对老师说:”老师,我要上学,我有钱交学 费了,是搬砖得来的。“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子,把里面的硬币统统 倒了出来,一共是八角五分钱,她觉得这么些钱交学费应该够了。 在场的老师默默无语,一个个泪水盈眶…… 学校破例收下了她…… 那些日子,我时时被一个命题困惑着——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叫陕北娃儿。北京的 孩子不缺吃、不缺穿,陕北的娃儿却要为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发愁。难道这 就是对命运的注释? 一天晚上,在广西某贫困县招待所,我和团县委书记一起看电视,荧屏上几位 营养学专家正在大谈城市人的营养结构问题。看着看着,团委书记突然冒了一句: “我们这里的穷孩子上不了学,老百姓连玉米粥都吃不饱,可城里人却在研究营养 结构问题,人生真是不公平啊……” 希望工程就是为了让这不公平的人生,变得公平一些;让贫苦地区的那些孩子 们,也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中国青基会却筚路蓝缕,风 雨兼程。 十五年,把这样的一组数字留给了希望工程: ——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7.5亿元,资助275 万名贫困学生上学,援建希望小 学11000 所; ——援建希望网校150 所,为1 万所乡村小学赠送了希望书库和希望图书室, 为2000余所希望小学配备了三辰影库,培训奖励希望小学和贫苦地区农村小学教师 12000 名。 ——希望工程成为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一项公益事业。据29 个省会城市问卷调查表明,16岁以上居民,知道希望工程者占93.9% ;参与并捐款 者占63.5%. 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像是一口警钟,它的敲响,引起了国人和政府对教育的 重视!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