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
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
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
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
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
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1956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
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2003年10月,而是1973年10月或
1983年10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
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
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
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
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
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
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
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
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1962年春,国家科委、文化
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
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
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
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62元。反右后,工资降为56元。
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 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
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
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1958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
我难忘印象:
1. 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
我的“荒野之美”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
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2.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
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
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6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
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
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
动之余,晚7点到9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
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
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
不必过长)
其实1993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
况。9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
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
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
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
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OK?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
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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