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美女”和“野兽”向伦敦多米尼剧院起立的观众鞠躬的时候,我身边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那是1997年8月30日,我最后一次放松的机会,我和家人
去看了一场音乐剧。第二天王妃就要从巴黎回来了。她和多迪在里兹饭店的总统套
房度过了这个即兴暑假的最后一个夜晚。
在老兵营,玛丽亚、弟弟格雷厄姆、他的妻子简恩和我坐在长沙发里,手捧着
咖啡杯,回味着刚才的音乐剧中精彩的地方,这是王妃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
我是第一个去睡的,准备7点钟回肯辛顿宫。我盼望着能够见到自打8月15
日便没见到过的王妃,听她说那些闲话。她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我们上回打电话
的时候便说好了,秋季的反地雷行动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计划。
午夜刚过,电话响了起来。是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打来的,她显得很狂
乱。她在华盛顿的家里接到白宫克林顿总统的礼宾司长梅尔·弗兰奇的电话,他告
诉她有一场车祸,王妃也在其中。她已经看了CNN①的报道。露西娅还没有王妃
的新移动电话号码。我知道王妃到哪儿都不会离开她的移动电话的,因此我拨了她
的移动电话,根本没想过她不会接。她一直都会接的电话拨通之后转到了自动应答
服务。玛丽亚又煮了一些咖啡。我再拨了一次,再拨,我们都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
边,我一遍一遍地拨打王妃的电话。
多年来,我一直对王妃说,如果她一旦遇到什么麻烦,就去公共卫生间,把自
己锁在一个小间里,然后打电话给我。
现在,8月30日,这个性命攸关的夜里,她出事了,有麻烦了。她的电话一
直响着没人接,我感到万分无助。
我离开老兵营,跑过绿地,一路奔到王宫,跑进办公室。审计师迈克尔·吉宾
斯、私人助理杰姬·艾伦、司机柯林·特伯特以及秘书乔·格林斯蒂德和简·哈里
斯都在。每个人都神情紧张。有人泡了咖啡,迈克尔不停地抽着烟,用他私人办公
室的电话和女王在巴尔莫勒尔堡的私人秘书保持着联络。杰姬和我坐在外面的公共
办公室里。第一个电话是在凌晨00:30打过来的,证实了露西娅·弗莱查·德·
利马告诉我的事情:在巴黎出了一场车祸,但似乎并不严重。
不到一个小时,第二个电话打了过来。事情很严重。多迪死了。王妃受了伤,
估计是手骨和盆骨骨折。我必须去巴黎,我想。她会需要我的。杰姬·艾伦开始为
我和司机柯林订飞机票。之所以选择柯林和我同去是因为作为王室前保安,他做决
定通常不大受情绪影响。所有英国航空公司在伦敦的办事处都关门了,所以机票都
必须从它们在纽约的办事处预订。
4点钟的时候,迈克尔又拿起电话。杰姬走了进去。几分钟之后,出来了。她
让我坐下来,一只手搭着我。“保罗,你要坚强一点。我很难过地告诉你,王妃去
世了。”
一个小时以前,也就是凌晨3点钟的时候,王妃经抢救无效,已被宣布死亡。
一股无形的力量向后打了我一下,让我喘不过气来。如果我叫的话,肯定会叫不出
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刺痛。杰姬和我坐在那里失声痛哭。
我打电话回老兵营给玛丽亚,“王妃去世了。我要去巴黎。”机票订好了。我
跑回家收拾了一点过夜的东西,然后又跑回8号和9号公寓。我穿过后门来到那个
本等着她回来的家。里面寂静得让我吃惊。本来再过十二个小时,她的声音和格格
的笑声就能回荡在这里的。我四周走了走,每一样东西都是她走的时候的样子。我
来到她的桌前。桌上干净整齐:三个微型时钟静静地走着,显示着相同的时间;一
个大口杯里面插着一打铅笔;一旁放着墨水瓶;自来水笔放在笔墨架上;一张纸上
记着她的“词汇表”,上面是写信的时候可以用的好词汇。她从来都不允许自己犯
拼写错误。
然后,我看到了我正在找的东西:特雷莎嬷嬷送给她的念珠,挂在微型大理石
耶稣雕像上,旁边是两尊圣母雕像,一尊白色,一尊黄褐色,立在灯罩下面。我拿
起念珠放进我的口袋。我走进梳妆室,来到镜子前的那张台子前面,那是王妃每天
穿衣打扮的地方,是发型师为她做头发的地方。桌上有一个微型时钟,提醒她是不
是迟到了;一些半空的瓶子,那是她喜欢的香水,爱马仕女士香水、娇兰的继承香
水;潘婷定型水;一盒棉签;塑料架子上的几排唇膏。我从化妆台上拿了一支唇膏
和一盒粉底,把它们放在一个有烫金字母D和宝冠标志的格莱斯顿皮包里,这个包
是几年前为她特制的。我没拿衣服。我把窗帘都拉上,然后拿了王妃的珠宝首饰放
到保险箱里。
我出去和柯林·特伯特会合。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因为我知道我们飞去巴
黎的时候不能把这些最私人的空间——起居室、卧室、梳妆室——留在这里无人看
守。这是她的世界。它必须得到保护。柯林·特伯特和我四周察看了一下,把门都
关上,用厚厚的封箱带把它们封起来。我在上面贴上标签,然后签了名,防止有人
进入,因为我担心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会有人在这里进进出出。
柯林和我驱车前往希思罗机场,赶去巴黎的第一班航班。感谢上帝那时有他在,
因为他知道贵宾舱的各种规则。在飞机上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听到的全都是王
妃的声音。最后一次通话、最后一次我看到她、她的笑声、她急于回家见到威廉和
哈里的心情。
“她会是什么样子?我该如何应付?”
巴黎。她甚至没想过要去巴黎。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当我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正登上华盛顿飞往伦
敦的第一班航班。
玛丽亚正在把孩子们叫醒。12岁的亚历山大从我们在楼梯平台上的对话中知
道了这个消息,他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9岁的尼克也知道了。他趴在床上,
用枕头蒙着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本来要带我去水晶工厂的。她本来要带我
去水晶工厂的。”
那个星期天,玛丽亚连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电话不停地响。
我到巴黎去做王妃希望我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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