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的深重灾难(2)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却遭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一批保 皇党的竭力反对,并在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缅甸、香港等地展开了规模 空前的大论战。康、梁等人表示,宁死也不能寸毫相让。梁启超为封建土地制度辩 护说,中国土地制度完美无缺,一没有贵族兼并土地,二是土地极为平均,三是赋 税极轻。他攻击平均地权是危害国本,反对人民殖富。他并痛心疾首地表示,敢有 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虽与四万 万人共诛之可也。随后,革命派对康、梁保皇派的谬论进行了批驳,严正指出,中 国的土地制度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由地主垄断土地,所以民生之艰,未 有甚于中国今日也;劳苦人民终年耕作,汗被体、泥涂足,一无所得;而那些大地 主残酷地掠夺人民,坐而视仓箱之盈。中国北方农村,农民不仅每年拿出大部分东 西奉献给地主,而且像终身奴隶,这样的土地制度不改革,就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但保皇派仍不甘心,又胡说,平均地权是为了博取下等 社会之同情,是煽动赌徒、乞丐起来暴动。革命党人朱执信理直气壮地指出,政治 革命之主体为平民,我们的革命就是要动员这些下层的力量,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 之力。论战的结果,革命派在理论上击败了保皇派,以明显的优势占领了思想理论 阵地。 1923年,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孙中山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 的变化。当年10月,国民党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确定了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活动。任命廖 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为改组委员。并在1924年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并审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 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潮流的新的解释。其民生主义所规定的重要原则是:一曰平均地 权,二曰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 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 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所谓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立 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 管理之;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但是平均地权的纲领,并没有 被全体国民党人所接受,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的右派竭力反对这 一纲领。当时在革命阵营内部已经暴露出不少的弱点,他们不仅没有把帝国主义看 成是革命最主要的敌人,而且幻想帝国主义赞助中国革命;他们不是把劳动群众, 特别是农民群众当革命主要的动力,反而要求限制群众的革命行动。因此,孙中山 领导下的国民党,由于没有发动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众,未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 政治纲领,所以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 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孙中山于1925年3 月12日逝世后,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完全背叛了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不承认中国存在着农民土地 问题。国民党政府为缓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日益发展的矛盾,虽然宣布过“要在 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二五减租”,并在部分省区试行。但因遭到 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最后宣布取消。1930年6 月30日颁布的《土地法》,虽然有 “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规定,但也只是一纸空文,并 未实行;并且根本否定中国存在土地问题。1933年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 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 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 见《地政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第1584页。) 可 见,国民党政权不可能来改变中国的土地关系。相反竭力保护地主阶级,向农民横 征暴敛;加上天灾人祸,农民群众民不聊生。 然而,农民问题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宋庆龄、何 香凝等人一再呼吁并积极试图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少中间人士也主张实行 “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问题。第三党的邓演达主张第一步实现耕地农有,第二 步实现耕地国有化;并提出发行50年长期土地公债,将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和公共团 体的土地收买为国有,然后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农民对土地只限于耕作权和收获权。 即使如此,也还不能为国民党当局和地主豪绅所接受。1933年福建事变中成立的福 建人民政府,提出的“计口授田”的土地政策,规定凡住在农村人口,有一口算一 口,都由政府“授田”,将地主土地采用和平方式自上而下分给可以耕种的农民。 即使这种改良主义的土地政策,也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则 主张,不要通过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而是通过建立政教合一的乡村学 校,加强地主阶级的乡村组织,推行封建伦理教育,搞乡村自卫,组织所谓的运销、 信用合作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等。这种改良派的主张自然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反 对。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发展,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责任,自然落到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从屈辱的岁月中站起来, 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投身到民族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斗争事业中。从此,中国农民 问题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场波涛汹涌、辉煌壮阔的农民运动,展现在了20世纪的特 定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