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1) 1.城市中心论的失败 从1927年冬到1935年1 月的遵义会议前的七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革命先后出现 了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都是竭力推行城市中心论。当时中国 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意旨,把城市中心论视为一切国家革命的正 统,处处照洋教条办事,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从,只许批右、不许反“左”。他们 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中国革命也必须以城市为 中心。在他们看来,外国的革命经验里都是无产阶级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才取得 了革命的胜利。因而中国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无产阶级又总是同城市 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党的工作重心只能在城市,而不能放在农村。尽管三 次“左”倾路线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挫折与失败,然而共产国 际在给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指示中,屡屡要求中共领导人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 应当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他们总是担心,以农村为 中心就会离开城市太远,得不到城市的领导,就会失去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就会 陷入民粹派的错误泥坑。因此,尽管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 他们仍然要强调城市的武装暴动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并一再要求各苏 区的工作,应当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重要的城市。 从1927年8 月的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到1928年6 月中共六大召开,这 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统治时期。他们不顾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 形势,片面强调新旧军阀的混战和各地武装起义的迭起,便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 涨,城市工人暴动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主张,以城市 为暴动的起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0年9 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为李立 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立三路线”更进一步要求全党把工作重 心放在城市,以城市为中心。并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组织转移到了农村,农 民意识使中国共产党有离开无产阶级的危险。为保证党的性质,创造党的无产阶级 基础,中共中央提出,要选择产业区域和重要城市作为工作中心。要求各级党的组 织务必要使总的工作精神,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在城市;绝不能偏于穷乡僻壤 的发展。在“立三路线”的驱使下,使城市工作和党的各项工作都蒙受了重大的损 失。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由于红军被调到远 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致使根据地也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 从1930年9 月六届三中全会,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教 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时期。城市中心论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更为惨重。城市的工人 罢工、飞行集会,乃至武装起义等斗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1932年1 月,以王明 为首的临时中央指示长江以南的红军,夺取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长江以 北的红军也要快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路的态势,并且训令红军进 攻、夺取赣南重镇赣州。毛泽东等人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主张沿武夷山脉发展根据 地,结果被扣上了“上山主义”的帽子。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在 大城市中的工作进一步遭到损失与破坏。 1933年春,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本应当说是一个进步的转变。但这 一转变是被迫的,不自觉的,临时中央虽然迁到了农村,以城市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依然未变。他们仍然主张以红军占取中心城市来实现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就提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 事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该放 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从此,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 数省的首先胜利,就成了临时中央行动的总方针。王明统治时期的临时中央,以城 市中心论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了城市中心论无论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都不符合 中国国情;它宣告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破产。 2.“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 “八七会议”后,一年多的群众性的武装暴动,进攻城市的斗争形式屡遭失败。 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有机地结合到 一起,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逐渐展示出其生命 力。这使人们看到了中国革命中心向农村转移的希望。此时,朱德、毛泽东在井冈 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同时,又有贺龙式的洪湖、桑植根据地,李文林 式的鄂豫皖根据地,方志敏式的赣东北根据地。他们都有计划地建设工农革命政权, 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从而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尤其在高层决策者中,是以城市为中心,还 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两种观点的对立,已经公开化地呈现出来。 直到1931年8 月,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推动了党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 思想转变。此时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共,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力,都应集中到继续扩大 苏维埃区域上来。非苏区党的工作,要以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护苏维埃,积极 帮助苏维埃区域为目标。同年9 月,《红旗周报》发表评论,批评党内同志还没有 把非苏区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当做第一任务去做;要求党的各级指导机关都 要了解这一工作是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第一条件。至此,可以说以农村为重点,把 红军和根据地斗争放到第一位的思想,在党内才算确立起来。那种以发动城市工人 斗争和武装起义为重点的城市中心论,再也难以形成统治思想。至此,全国已先后 开辟和建立了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湘鄂川黔、陕甘 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红军每解放 一个地区,就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动员青年参军,建立 民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