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来信(6)
十二“仆作知县,不安知县份,至郁而疾,疾而去而后已。既求退,复不安求
退份,放浪山水,周游吴越,竞岁志归。及计穷橐尽,无策可以糊口,则又奔走风
尘,求教学先生。其趋弥卑,其策弥下,不知当时厌官何意”?公元十六世纪末在
北京,袁写信向他以前的上司,原苏州府推官朱一龙这样沮丧地自陈心迹,并追悔
自己从前的轻狂和自以为是。其时, 由于长兄袁伯修遽尔逝世, 以及两年后一生最
好的朋友兼师长李贽在狱中的突然自杀,他的内心一直沉浸在巨大的失落与悲痛之
中。包括顺天府的教职,事实上也已经被他以请治丧长假为名变相辞去了。此前在
给昆山好友顾绍蒂的信中,袁坦承:“不肖况味,复似在吴之日,羁绁一官,如触
笼之鸟”,家庭的压力因袁伯修的去世已不复存在。而他在京师惟一的赏心乐事—
—那个由意气相投的朋友自发组织的文学团体葡萄社,也随着其中几位主要人物或
外放或辞世从而烟消云散。因此,再度打算淡出官场生涯,行云流水,这个决定应
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在此后长达六年的号称二度归隐的漫长生活里,袁痛定思
痛,总算对自己的天马行空,轻视现实力量的人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内省。
“上之欲如梅( 福) 陶( 潜) 诸人,掷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擅趋蝇赴,甘官
途如美女,如世人之稔为,而又不可得”,他这样沉痛地在信中向一位好友倾诉。
最后反思自己的失败人生,得出的一个著名结论是:“一身骑两头马,此其所以益
苦也! ”
十三
在经历了中举、做官、退隐、浪游、官场冷热和良友零落以后,这个有关一位
明代著名才子的故事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他的家乡公安县临近尾声。在那里,从一六
O一年到一六0六年,袁的生活基本上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匆匆度过的。如果他有三弟
袁小修写《游居柿录》那样良好的心态与习性,那么像南京、仪征、武当、桃源、
庐山、襄阳这些地方的山水和人情将占据他日记的绝大部分版面。当然,这只不过
是一种期望而已。事实上当袁自京师心灰意懒回来以后,创作上一直处于沉寂与低
潮,甚至连他的拿手好戏--- 代表公安派艺术主要成就的书信也不大见得到了。惟
一值得庆幸的也许只是他人生履历上的日渐练达与成熟。往日的疏狂与矫饰似乎已
逐渐在额头的皱纹里诮失,代之以一种秋天湖泊般——尽管偶有波动——的平静与
清癯。这在他其时偶然兴致来临时的一两通书札中尤其有着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年
轻时代对佛学的痴迷还带有某种表演色彩和标新立异的话,那么此刻他终于开始学
会用心灵去感受与领悟了。他告诉京中的旧友,自己这几年在日常生活中除坚持素
斋外,连“生平浓习,无过粉黛,亦稍轻减,即有时对清歌艳舞,亦如花鸟之寓目”。
而当礼部主事吴本如来信问他是否因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做官时,袁当即写一长信相
当认真诚恳地告诉对方:“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
贵也。孔子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又曰:‘爵禄可辞也,白
刃可蹈也,’将知爱富贵如此之急,而辞爵禄如此之难,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
人耶? 兄谓弟饥寒所迫,一渐不忍,以此鞭( 策) 弟,使乐就升斗( 混口饭吃) 则
可,若云趁此色力,勉就勋业,俟功成之后,渐谋绿野( 裴度) 香山( 自居易) 故
事,须先与阎罗讲明始得,弟不作此痴想也。古人进退,多是水到渠成,愿兄亦勿
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与居山林而念朝市者,两等心肠,一般牵缠,一般
俗气也,愿兄勿作分别想也。弟明春将从水程北来;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
饮酒) ,六安茶佳者,贮一二十瓶,供清谈中用,如何? ”
十四
柳浪馆位于湖北公安县城南著名的柳浪湖边,是袁晚年尽一生所蓄为自己营造
的一座类似王维辋川别业那样的精神居所。这里虽然地属楚界,水阔天长,但所有
来此作过客的朋友, 都有幸发现其地景色相当难得地带有几分江南风味。尤其是在
乳燕穿柳,南风熏人的春末夏初,“长杨万枝,柏千本,湖百余亩,荷叶田田,与
荇藻相乱。树下为团瓢,茶瓜莲藕,取给有余。”( 《致萧允升庶子》) 自几年前
兄长伯修谢世以后,袁一直以守柩为名赖在这里修身养性,著述自娱。其间虽有几
次因“登山临水,终是我辈行径,红尘真不堪也”( 《致小修》) 出外浪游解闷吊
古访友什么的,大多时间都呆在家里内省与冥思。一六0 七至一六0 九年间他迫于
父命不得已又去北京做了两年闲官,但出于本人主动要求加上背后有朝中相好大佬
出力,基本上都是以放外差--- 相当于现在打着检查团之类招牌的公费旅游--- 的
方式消磨掉的。在河南辉县他旅行途中兴致勃勃考证地名,告诉一个相好朋友“近
辉有黄花山,为太行异境。元人诗云‘黄花山上知名寺,荆浩关仝得意山’,即此
地也,也即所谓林虑山也”。( 《与王给事》) 而那次奉命典试陕西等于又为他免
费提供了畅游华山的绝好机会。“宿华山绝顶两夕,天无纤翳,地绝万窍,一木一
石,无不饱观,可谓生平之奇遭。”“坡公日:‘河豚拚得一死’,若落雁峰,可
值百死也”。在分别寄给陕西按察使汪可受和陕西提学副使段徽之的信中,他这样
豪情万丈地写道。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正当一个相对真实,大气,心境澄澈的
袁中郎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由于多年来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加上文
学上的呕心沥血,他物质世界里的生命却只剩下了不到一年时间。有关这位明代中
期最杰出的才子整个染病经过以及临终前身体上承受的巨大痛楚,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在他三弟袁中道的日记里读到详尽的记载。此书还以相当笔墨提到他临终前不久
曾在沙市临长江边买地筑楼,楼名砚边( 一名卷雪) ,打算作为自己的静心颐养之
所一事,可见其事先对自身即将降临的生命灾难一无所知。尤为令人动容的是,与
他公元一六一0 年九月六日以四十三岁的英年黯然辞世的几乎同时(只相隔两天),
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我们以下读到的这封信是袁写给一位京中故交--- 时
任荆州税务局长的沈伯函--- 向他通报自己离京后的近况的:“居长安两年,无他
乐,独司功( 沈昔时官职) 聚首,日夜剧谈为佳耳。弟归来便杜门,如逃学小儿,
见人便缩。所居去江无百步,新构一小楼,当其胜处。江水日夜鸣,云奔海立,雪
色天际,松滋诸山,如在几案。老杜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此语似为弟设也。许时不见邸报,不能作朝事一语……署中兄弟烦为致声。暑中耽
凉太过,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鸿倘便,时惠好音”。根据内中“暑中耽凉”
云云,加上对《游居柿录》卷五中有关章节的研读,可以基本断定作于当年的七、
八月间,也即距他患病逝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然,对于袁,这是他的绝笔。
而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这也是他在这里所能读到的最后一封明朝来信了。
二00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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