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
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周兴忙说
：“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
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
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 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
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
：“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
它干吗，全是假的! ”

    从1944年4 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
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
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
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
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 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
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 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
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
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
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
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 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
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
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
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
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
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
(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
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
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
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
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
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
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
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 对这个问题，后
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
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
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
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
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
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
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
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
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
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
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
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
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
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
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 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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