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我在寻找什么?(1) 我在寻找什么? --访《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文/ 庞义成 采访者:《财经》的“非典系列报道”在新闻界、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大 的震动。有些新闻同仁说,胡舒立的做法令人“痛恨”——言人所未言,或未敢言 ——照这么下去,天下都是她的了。你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有新闻就做,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你就干不好,或者不敢 干。 其实我们早在2003年2 月份就开始了相关的报道。广州的SARS是2 月11号开始 闹出来的,2 月12号报纸就纷纷报道。我觉得这个新闻非常有价值,基本可以说相 当难得——新闻里头最难得的就是这么一种——首先新闻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 情味,但是人情味并不等于硬新闻,既有人情味又是硬新闻的,我觉得就是非典型 肺炎这个事。 广州的非典型性肺炎从一发生就变成了一个有硬新闻色彩的新闻。如果最早 (非典型性肺炎)在广东河源发生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般的新闻动态,我们也没 有看到这个报道;那么当它2 月份在广州发生的时候,(新闻价值)就已经上升到 关系到政府是否愿意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在11日和12日,广州市政府和广 东省政府先后公布了疫情和患者人数,但这个事一看就知道它不单纯,首先即使它 是疫情,它也是影响相当广泛,与大多数人相关的瘟疫;第二,这个疫情比较直接 地和某些的制度问题联系在一起。 当时仅仅是一个广州的事。我们有两支队伍:一个是在广州那边写,写早期的 广州非典型肺炎发生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个人在北京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等 等,两边都在做。尽管我们不是太熟悉这个体系,但我们对医疗卫生问题是有兴趣 的,像我们的学术顾问汪丁丁也比较重视这些。2002年我们做得比较多的就是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医疗改革。所以,在这个领域进行制度性探讨,还是有基础有 资源的。 采访者:“非典”期间国内哪些媒体的报道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 你觉得有哪些媒体给你们提供了启发和线索? 胡舒立:原来我们比较重视当地那些全国发行的媒体,像《南方周末》、《21 世纪经济报道》,我们觉得它们跟我们的竞争比较多。但当广州出了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把广东当地的报纸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我觉得都市报在中国新闻的变革当 中是非常不可以小瞧的一支队伍,是新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地方媒体一方面竞争激烈,一方面跟读者更为贴近,责任感很强。我觉得他们 做得很不错。这次新闻报道让我认识到地方媒体其实是挺值得注意的。我非常强烈 地感觉到,一旦地方的媒体行动起来,他们报道相当深入,讲得很尖锐。当地报纸 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是很细,可以从中了解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尤其当时广东 很多搞公众行政的专家和政协的专家也出来讲批评政府,言辞非常尖锐。当然广东 在这方面报道的黄金时期很短,但他们这种很辉煌的表现,令我们很佩服,给我留 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财经类媒体的报道取向和报道范围一直是大家不断探讨的问题,也许 有人会觉得,“非典”这个事跟财经话题搭不上边。你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财经媒体应该做新闻判断。如果是硬新闻就可以做,就是财经 界关心的重大新闻。我们责无旁贷。 这又涉及到什么算硬新闻。新闻业喜欢讲可读性,但我觉得更应当关注什么样 的事情更为重大、具有关键性意义。至于《财经》为什么报得比其他媒体早一些, 可能与在香港的认知相关。大约3 月二十四五号,我们派了个记者曹海丽去香港驻 站。到了香港以后,她发现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就她一个人不戴,反倒显得奇怪了。 当时“淘大花园”爆发疫情,她立即去采访了,写了稿子回来。我们同时上世界卫 生组织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广东报告的疫情人数是七百九十二个(截至3 月26 号),已经翻了一倍。我们采访了卫生部,北京市、广东省卫生部门,还有世卫组 织。做了一组特别报道。 当时就有朋友建议说,你们还是不要做,新华社也没有对内发稿,像《北京青 年报》只登了一个特小的“豆腐块”,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说,杂志周期比较慢, 但我估计这事是不会推的,很快会公之于众。这毕竟是传染病。果然,那天晚上, 我们杂志都到印厂了,张文康(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们马上 从印厂(尽管那时我们这杂志已经成型了)把杂志付印样取回来又增加了一个最新 的疫情报告,就是张文康公布的截至3 月底的报告数字。另外,我们在这一期杂志 上刊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 我觉得在这个报道上,好像新闻界有一点过于谨慎。其实也没有规定不能报道, 大家也都不登。 采访者:是不是有一点麻木,或者存在某种谨慎的惯性? 胡舒立:我觉得这个惯性不太好,所谓报喜不报忧的问题,我觉得做灾难报道 的时候记者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找我采访,提了一个他 们自以为设计得比较精致的问题,意思是说“做这种新闻是不是考虑到比较有卖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庸俗的问题。记者应该去报道灾难新闻,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它 是不是有卖点,首先应该判断它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体现了那种“喉舌”的精神。 我回答他们说我又不是卖报纸的,我又不是做销售的,我是做新闻产品的。 采访者:为了更新这个杂志,把最新的消息登上去,像前面提到的张文康上电 视的那种情况,从印厂拿回大样修改肯定需要增加一些成本。这种投入有无必要? 胡舒立:的确有的媒体对成本算得比较精,但我们一直不太计较这个。我们赚 钱是这样,我们不赚钱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出版号外估计也要赔好几万元(因为 没有广告收入),昨天他们负责经营的人还在跟我提这个事。但我觉得,这是必要 的付出。我觉得对做内容的人,成本约束当然是一种痛苦,但自己主动地、过分地 考虑成本,没有必要吧?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成了经营行家,一上来就问我这方面的 想法呢? 采访者:既要做好报道又要保证采访人员的生命安全,你们当时怎么处理这个 问题? 胡舒立:我们在3 月下旬就买了口罩发给大家。当时我们司机去买口罩,他咨 询自己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朋友买几层的好,连他的朋友都笑他过于紧张,结果过 几天他们医院就出现感染者,再不笑话我们了。我们3 月底就规定:出差必须戴口 罩,上飞机、坐地铁必须戴口罩。后来我们还专门请了治疗SARS的专家,给员工做 了一个预防培训。此外,我们还采购了工作服等必备采访用品,在办公室设了专门 的消毒室。在杂志社前台,我们给每个外出采访回来的记者发放酒精棉球擦手。 采访者:花了多少钱? 胡舒立:到4 月上旬大概花了八千多块钱。 采访者:我有一个朋友不是做新闻的,但他很敬佩你们在号外中很早就已经把 “非典”传播的基本脉络给理出来了,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有人帮你? 胡舒立:SARS出来后,你只要认真地采访,几乎到处都是新闻。当然,总要稍 微前瞻一点想问题。这个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顺势的。比如对SARS的公开性, 其实是可以想到的。这种事,怎么可能瞒着?一旦公开,就要考虑,如何总结教训? 4月20 号以后,我们主要在想,尽可能把报道做得深刻一些。我们当时设想,报道 SARS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可能能够更尖锐地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发展的代 价问题。因为SARS看上去很偶然,是病毒传染一批人接着往下传播,但从本质上来 看是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的代价问题。我国这些年来恰恰在卫生的预测和 预防上投入非常低。SARS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滞后、医疗体制改革的 滞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我们当时就认为问题在中西部会比较突出,要做一个对中西部疫情比较全面的 报道。最早是想去宁夏,但是发现去不了,而且宁夏并不是疫区,后来就转而报道 山西,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那里疫情比较严重,仅次于广东;二是那里是北 京疫情的发源地,至少北京的首批病例和山西有关系。另外,山西地理位置位于中 部,也比较近,而且山西我们北京人是可以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