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过了好一会儿,画家终于完成他的作品,他拿着餐巾左顾右盼,摇头晃脑地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深觉这是有生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幅作品。餐厅老板这时开口 道:“嗨!你可不可以把这幅作品给我?我打算把你所积欠的饭钱一笔勾销,就 当做是买你这幅画的费用,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穷画家感动莫名,惊异道:“什么?连你也看得出来我这幅画的价值?啊! 看来,我真的是离成功不远了。”餐厅老板连忙道:“不!请你不要误会,事情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儿子,他也像你一样,成天只想要当一个画家。我之所以 要买这幅画,是想把它挂起来,好时时刻刻警惕我的孩子,千万不要落到像你这 样的下场。” 无疑,在这个故事中,画家是个倒霉蛋,是故事杜撰者、讲述者的嘲笑对象。 记得刚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笑分明是嘲笑那个讲述者 的。而现在再一次重温这个故事,我突然明白这个故事中的倒霉画家其实就是我 自己。 要不是偶然认识吴琼,我想我的人生就这样暗淡无光。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 吴琼改写了我的人生。无论怎么说,吴琼都该算是我人生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吴琼是一个大眼睛女孩,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仔细品味却很有味道。和她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明白这所谓的味道,大概来自于她那独特的艺术气质吧。 吴琼是一家大众文化刊物的记者,我在北海公园与她相识的那一天,她穿着 一件咖啡色呢绒上装,系一条白色丝质围巾,下面是灯芯绒休闲裤和波特休闲鞋, 她的这身打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朴素又大方。 那天,我的心情很灰暗。我已经欠管大爷3个月的房租了,管大爷每隔三两 天就要向我发出一次“最后通牒”:如果3天之内再不把房租付清,就要将我赶 出门。若不是我厚着脸皮请求他再容我几天,很快我就可以把房租付清,恐怕我 现在早已睡在村口的桥底下了。 我曾想过向刘斌借钱,这是我在北京惟一可以求助的朋友了,谁知刘斌的现 状也不妙。他所在的那家文化公司正濒临破产,刘斌正想着要不要离开那儿另谋 高就。每当看见刘斌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说不定他 也正像我一样为房租的事发愁呢,我怎么好向他开口借钱呀。 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已经熬不下去了,我决定再到北海公园 碰碰运气,争取把欠管大爷的房租给挣出来——我不想欠管大爷的,一个没有任 何收入的孤老爷子,全指望着这点房租过活,我怎么忍心拖欠着他的房租不辞而 别呢! 就在我混不下去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吴琼闯入了我的生活。 那天我正蹲在大树下像个乞丐似的等待有人来施舍,可直到下午都没有一个 人来找我画肖像,我心情颓丧地收拾起画夹准备回画家村时,一个女孩却坐在了 我对面的小凳上让我给她画像。 这是我几天来的第一笔生意,我画得很认真,用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像画好, 交给这个女孩后她看了半天,对我的绘画技艺不禁啧啧称赞,然后才问我多少钱。 我告诉她5元钱,她却给了我10元钱,我正要找钱给她,她笑着说不用找了。 我把钱硬塞给她后,她却不走,坐在凳子上和我聊天。 “你是美院毕业的吧?看得出来,你的绘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哪个学校的, 中央美院?”她问我。 “不是。”我冷冷地回答。 “酱紫的啊!”她似乎对我的冷淡不以为然,歪着头说。“酱紫”就是“这 样子”的意思,现在一些新潮女孩都喜欢“酱紫的啊酱紫的啊”说话,似乎不会 一两句酱紫的啊就不能被称为新新人类。 然后她又问我住在哪儿,我告诉她我住在圆明园附近,她便惊喜地问我是不 是画家村的。我点了点头,她便告诉我,她叫吴琼,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正想采 访一下画家村。接着,她便拉开采访的架势,向我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等等问题。 我说圆明园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就是这么生活的,像美国的格林 威治村、东村等等画家村,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存在也是一种新闻,我认为圆明 园画家村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建议她最好别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 间。 “酱紫的啊!”她显得有些失望地说,然后便站起身来和我道别。望着她渐 行渐远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公园门口,不知怎么,我突然产生很失落的感觉。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没想到第二天她又出现在了北海公园。这次来,她 仍让我给她画像,给她画完后,她再没提出要采访我的要求,拿起画就走了。第 三天,她竟然又来了,和第二天一样,她让我给她画了肖像后又走了。 到第五天,当她准时来到公园再次提出给她画像时,我拒绝了。我觉得这样 画来画去的没有意义。她在施舍我?还是吃饱饭没事干拿我找乐子?我懒得想。 虽然有钱挣,但我不愿意再给她画像了。 见我拒绝再为她画像,她像抓住了我的把柄似的耍赖皮说:“艺术家,我早 就盯上你了,你跑不出本小姐的掌心了。现在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给我画 像,二是接受我的采访。”我赌气地说,我两样都不接受,然后以一副死猪不怕 开水烫的眼神望着她。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