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1)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 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 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 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 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 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 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 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 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 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 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 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 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 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 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 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 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 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 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 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 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 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 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8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 一边的人却只有500块人民币之时,这160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 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1962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2144人;1978年,深圳逃港人数为1 7456人…… 从1957年至1977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119274人次,平 均每年5000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 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 只有280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 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1980年至1982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 口的增长每年超过10%。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 各地的100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2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 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员;四是近10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1983年,有15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 了1987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59.84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55.6 万人)。 1989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100万; 1990年,深圳总人口超过200万; 1993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200万; 1994年,深圳总人口突破300万; 1999年,深圳总人口突破400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300万人。 2001年4月16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 一惊:总人口已达到70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121.48万,暂住人 口达到579.36万人。 而今天,到了2003~2004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 而暂住人口则超过700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4个 人中,有3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 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 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6.3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 1993年,外来人口为3174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