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面对着这样一支文艺队伍,南方局文化组经常进行研究讨论,如何扩大文艺界 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文学艺术家站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这一 营垒中来。恩来同志要求文化组对这支队伍既要有全面的认识,又要做深入细致的 具体分析。首先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在坚持抗战的旗帜下工作,又要有步骤地做深 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使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 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文艺家必须走在广大人民群众前面,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 ;文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为艺术而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是行不通的。 在重庆时,许多有名望和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周恩来的好朋友。郭经若在 重庆期间,无论是住在郊区赖家桥或市内天官府,恩来同志都经常去看望他,和他 讨论工作或是谈论郭老的历史研究和写作问题。茅盾、老舍也常被请到曾家岩50号 来,或是徐冰去看望他们,向他们请教,和他们讨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至于阳翰 笙、陈白尘、宋之的等同志,更是常来常往。这种交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 一种必要的特殊方式,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友谊,还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流思想, 提高认识,促进工作。恩来同志常常提醒大家,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要从交流 思想中产生影响,通过广交朋友来扩大队伍。他常常教育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 我们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去指挥任何人,只能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依靠每 个共产党员的榜样起作用。 1940年以后,我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文艺界活动。以群同志给了 我不少帮助,比如经常通知我去参加文艺界的会议或其他活动,使我比较快地了解 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并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朋友。记得当时住在张家花园“文D ?” 里的两位名导演史东山、郑君里,就是我到张家花园和以群谈事情时初次遇到的。 郑君里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艺术家,长期参加进步的话剧和电影事业,抗战期间居住 重庆,精神上感到苦闷,不知应如何从艺术上贡献力量,为国效劳。当他知道我是 《新华日报》记者时,十分高兴,对我倾吐了心中的许多想法和疑虑。不久,我去 采访他,并见到了黄晨,我们一起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在一次文化组的会议上,我汇报了君里的情况。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很快约见 了君里和黄晨。在曾家岩的小会客室里,他们从30年代电影明星的笑话谈起,一直 谈到国家大事、艺术家工作的方向和前途。只见他们有时严肃地谈论,有时又哈哈 大笑起来,足足谈了有两个小时。许久以后君里都忘不了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我 们见面时,他就热心打听有关政治形势,打听边区和延安的消息,常常要我把他的 工作和想法转告恩来同志。有时他们又见面倾谈。像君里这样的朋友,以后逐渐多 起来了,慢慢也形成了一股力量。 大约也是1940年,青年演员周峰拿着一封信到曾家岩50号找恩来同志。恩来同 志很忙,匆匆见了面,随即对我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可以多谈谈。并告诉我,以 后要多交些年轻朋友。经来周峰来找恩来同志是为了要去延安。他觉得要抗日,留 在重庆太没劲,要去延安,去敌后,上前线。我们很谈得来。我也很同情他的要求, 支持他的想法。当晚,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周峰的要求和想法。恩来同志一面点头 微笑,一面思考,然后对我说,要求坚决抗日的都到延安去,重庆难道不需要工作 啦?他让我说服周峰留在重庆。因为周峰思想进步,有活动条件,又有固定职业, 不应该放弃阵地。 恩来同志非常关心重庆的广大青年艺术家,认为他们是一支很大的积极力量, 像周峰这样的大有人在,要帮助他们学习,提高觉悟。不久,一些在戏剧界的青年 朋友,如经村(已故)、孙坚白(石羽)、刘郁民、张立德、凌琯如等同志,渐渐 形成了不拘形式的学习小组,且不断扩大。他们讨论政治形势、抗战进展、边区文 艺,以及《新华日报》的重要文章。恩来同志还曾参加过青年朋友的讨论会。记得 有一次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上讨论,恩来同志讲了话,并邀请青年朋 友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让他们了解到在重庆也一样可以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次活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差不多同时,在重庆有一批青年诗人,如邹荻帆、绿经、冯白鲁等同志,他们 组织诗社,出版刊物《诗垦地》。南方局文化组从各方面予以D ?助,通过地下党 员冯白鲁,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影响。 也是1940年前后,音乐家李凌和版经家王琦从延安来到重庆。他们希望把延安、 边区的艺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作些交流。周恩来和徐冰很重视,鼓励他们在国统 区要先扎根,然后开展工作。那时,在国民党办的音乐学院或其他音乐团体里,也 有我党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但为数较少。美术界也如此。不久,李凌和赵沨等 同志组织了“新音乐社”,并出版了《新音乐》杂志,逐渐团结了不少音乐界人士, 包括专家和青年。 就这样,通过公开活动,在一些地下党员以及许多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的 带领、影响下,重庆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能够团结在党的抗战进步的旗帜下,形 成了一支进步的文艺队伍。他们开展了许多工作,使抗战时期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 蓬勃发展起来。 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攻我在敌后坚持抗日的 新四军,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国统区骤时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不少地方的地下 党组织遭到破坏,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非法逮捕。重庆进步文艺活动遭到查禁, 已形成的一支进步文艺队伍也面临着危险。南方局文化组在恩来同志领导下,经过 慎重周密的研究分析,从各方面采取了应变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力量, 有组织地将文艺队伍撤离重庆。这样,一方面可以表示对国民党反共投降的抗议和 抵制,使经来有点抗日朝气的所谓陪都变成“死城”;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文艺界进 步人士到延安或敌后边区,以发展边区的文艺活动,也可以到别的地区开辟新的阵 地。 当时,恩来同志领导文化组开会,往往连续几晚,通宵达旦,具体研究每个人 的情况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些很孚众望的同志,如郭经若、冯乃超、阳翰笙等, 估计国民党不敢轻率逮捕他们,可以留下坚持工作。一些同志也是有名望的,但色 彩太浓或久已盼望去延安的,如欧阳山、艾青、草明、罗烽、白朗等,就尽快送回 延安。另一些同志则先到香港暂留,等待机会送往其他地区开展工作,如茅盾、以 群、金山、凤子、凌琯如等,都从重庆去了香港。夏衍等同志则从桂林去香港。从 重庆去昆明,后来又转到仰光的有张光年、李凌、赵沨等。这些同志和朋友所走的 路线都是经过文化组研究确定的,路费由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支出。许多同志临 行前,是我亲自送去路费,并告诉他们沿途接洽的地址和联络人员。有件事给我的 印象非常深刻:恩来同志为了要打开由重庆经过上海进入新四军驻地的途径,经过 非常细致周密的考虑,选派了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地下党员洛辛、张锐等同志,和 他们一起研究路线,研究如何摆脱敌人的跟踪,如何在上海找地下党的联络点,等 等。这几位同志历尽辛苦和危难,经过三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新四军驻地。 当我们在重庆接到电报,知道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时,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说:路 总是人走出来的!后来有不少同志就是从这条路线走进新四军驻地的。这次组织撤 退十分成功,没有一个文艺界朋友落入国民党手中。 1941年夏天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稍有收敛。恩来同志在一次文化组会议上 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不过气来,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办 法冲破。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为此,周恩来、徐冰与阳翰笙、陈 白尘等同志几经商议,认为在戏剧方面有冲破的可能,而且戏剧界留在重庆的进步 人士也多。剧团是国民党掌握控制了,但导演、演员不少是进步朋友,可以调动。 于是由阳翰笙、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筹备组织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这就是 中华剧艺社。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极为困难。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出面来筹 办,政治色彩浓的人不行,还得有办事能力,有各种社会关系,热心公务,还要懂 得艺术。最后选定请应云卫先生来组社,辛汉文、沈硕甫D ?助事务,而实际上是 阳翰笙和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在其中起支柱作用。 他们真是白手起家,开始时固定演员只有刘郁民、郭寿定、张立德等数人,还 有部分舞台工作者。这些基本人员都没有固定收入,都是义务劳动。他们住在一间 破房子里,睡着双层床,拥挤不堪。排演的第一个戏是陈白尘写的《大地回春》, 由应云卫导演。女演员是借来的,我记得有秦怡、刘川(当年是儿童演员),还有 几位基本演员。他们非常穷,我们也不能大力资助,怕国民党发觉了办不成,只是 有时由我给他们送一口袋大米、白面、少许菜金和零用钱,否则他们就连大锅饭也 开不出来。演出用的剧场是国泰大戏院。老板夏云瑚算是帮助文艺事业,答应演出 以后有收入再还场租。作家陈白尘、导演应云卫完全是义务劳动,如果他们有点钱 还得拿出来让大家吃饭。 《大地回春》这个戏是写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的,没有多少激进思想。中 华剧艺社但求能够通过审查,能够演出,打开“一线生路”。参加排练和舞台工作 的同志,都是勒着肚子为以后的生存而奋斗的。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首场演出时, 恩来同志让我去看望,并带了一筐点心、包子等食品,到后台去表示一点慰问的心 意。他们都是没有吃饱晚饭就上台的。 《大地回春》的演出虽不算很成功,但却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在沉寂中看到 了一点生机,而中华剧艺社诞生了,被社会承认了,以后的工作就有了希望。 在排练上演《大地回春》的同时,阳翰笙已在积极为中华剧艺社创作第二个演 出剧本《天国春秋》了。阳翰笙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很有研究,曾经写过有关太平天 国的作品。他写的这个新剧本,以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题材,寓意强调团结, 反对分裂,以古喻今,引起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搞分裂阴谋的认识。阳翰笙曾经和 恩来同志谈过剧本的构思,恩来同志给了他极大的支持,曾经和他一起谈创作计划。 为了使中华剧艺社能够站稳脚跟,必须连续演出几出好戏。阳翰笙夜以继日进 行创作。演出组也很快筹备起来。为了使这次演出成功,为中华剧艺社奠定厚实的 基础,在演员配备上也下了很大的力量。导演仍是应云卫,演员是从各剧团借来的 名演员,他们也是来参加义务演出的。舒绣文饰洪宣娇,白杨饰傅善祥,耿震饰李 秀成,项堃饰韦昌辉。这么多名演员荟萃在一个舞台上,是不多见的。这也为以后 的演出创了先例。边创作边排练,在很短的时间内,《天国春秋》全剧就初排出来 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排演场、阳翰笙家和“中艺”那间破房子,了解工作情 况和他们的困难,及时向恩来同志、徐冰同志汇报。大概当时国民党的审查官还没 想到借古喻今吧,所以虽然经过三番五次地阻挠、删改,终于通过了。 《天国春秋》第一次连排后,我带着十分欣喜的心情向恩来等同志汇报说,这 次演出一定会成功,剧本和演员都很好,极能吸引观众。没过几天,恩来同志到剧 场去看连排。看完戏,他到后台去向演员们祝贺,与绣文、白杨、项堃、耿震等所 有演员亲切握手谈笑,又向应云卫、阳翰笙祝贺。大家心情都很兴奋。 过了两天,恩来同志即约阳翰笙到曾家岩50号来,主要是谈阳翰笙这一新的创 作,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恩来同志赞扬了这一创作很富于戏剧性,能吸引观众, 发挥演员的才能,也揭露、触动了国民党搞分裂的阴谋,总的来说很成功。恩来同 志也提出一些意见供阳翰笙参考,即剧中过多地渲染了洪宣娇和傅善祥之间儿女私 情的纠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对太平天国失败教训的揭示。阳翰笙同意这一意 见,虽感到这正是自己殊爱之处,还是尽量加以修改。 《天国春秋》演出是成功的,观众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精彩的话剧了。随着 演出的成功,中华剧艺社的经济状况也有了一些改善,剧场的租金能按时付了,大 家也有了一些酬劳和收入。重庆第一个专业民间话剧团站稳了,并在观众中树立起 一定的威信。 大约也是1941年的雾季,郭经若修改了他的第一部剧作《棠棣之花》。当时, 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都感到戏剧演出能直接与观众交流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有更 大的影响力。而历史剧表面上与政治关系不甚密切,国民党的压力也还不算太重。 郭老就在修改《棠棣之花》剧本时,尽量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在郭老以极大的热情 修改《棠棣之花》的过程中,恩来同志曾数次到郭老家,鼓励郭老,想方设法给予 具体的支持,并对许多进步朋友说,郭老的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在这段时间,南方局文化组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抓紧时机发动文艺界冲破国 民党的封锁,重新占领阵地,特别是戏剧阵地。中华剧艺社可以说是在党领导支持 下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还要开辟并占领其他阵地。郭老《棠棣之花》的上演, 就有着这样的意义。经过朋友与郑用之商议,由中国万岁剧团上演。恩来同志还与 郭老、阳翰笙等议定,要组织最强的演员阵容,最合适的导演。舒绣文和张瑞芳 (她不属该团)为主角,周峰、经村、孙坚白等都是中国万岁剧团的基本演员。这 样也使郑用之觉得是自己剧团演出的,并非被他人所利用。《棠棣之花》在观音岩 抗建堂剧场演出,出乎意外,盛况空前。排长队买戏票,在重庆也许是从此开始的 吧。 当然,那时还有不少别的演出,如曹禺创作、张骏祥导演的《蜕变》,夏衍创 作、贺孟斧导演的《愁城记》等等。使得沉寂了一年的山城又活了,文艺界的朋友 又走上了自己要走的路。 我记得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恩来同志对我说,他想请 文艺戏剧界的朋友到曾家岩50号来玩一次,吃顿晚饭,问我能否估计一下有多少人 可以来参加?他见我犹疑的样子,又补充说,只要不是坏人,经来都欢ó?。我望 着他一脸高兴的样子,想着是恩来同志要慰问鼓励一下朋友们吧,便谨慎地回答, 经常和我们来往的进步朋友至少有数十人,我想他们都会高兴来的。于是选定了大 家都可能空闲的日子,我们便忙碌起来。演员们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点线联系。“中 艺”的老作家、导演,“全国文D ?”的朋友都容易请。没想到消息传出,不胫而 走,已经被请的、间接请的、还没有请的,都纷纷表示很高兴到周先生的“公馆” 来做客。恩来同志表示,来者不拒。约略算计一下超过百人。厨师和住在曾家岩50 号的所有同志一齐动手做菜、洗盘子。恩来同志还特别提出,自己下厨房做他的家 乡菜“狮子头”。 天刚黑下来,我已记不清都有经了,阳翰笙、白尘、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 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经村、坚白、周峰经经这些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 ;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还有与我们不太熟的张骏祥、贺孟斧、史东山等同志也都 光临了。曾家岩50号那所房子,楼下总共四间小屋,加个小天井,大家挤在一起, 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吃饭的时候,碗筷、板凳都不够。恩来同志、徐冰分别给同 志们敬酒夹菜。大家听说“狮子头”这个菜是恩来同志亲自做的,所有筷子下去, 一扫而光。长期以来大家被压抑得′?不过气来,这晚尽欢,人人振奋。虽然山城 既黑又经,但这群富有朝气、不畏艰险的人们,是当年重庆文艺界的精华,他们有 代表性、创造性,他们会把雾沉沉的重庆激荡起来。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 我想这正是几年来我们工作的成效,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啊! 我之所以不避冗繁地叙述这些小事,是因为只有这许多具体的事实,才可以说 明南方局文化组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毋庸置疑的。这支进步的文艺队伍,是 经过恩来等同志的辛勤劳动,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是经着党的正确方向前进的。 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减少了,皖南事变后疏散到各地 的文艺界人士又纷纷回到重庆,还有香港沦陷后回来的,经留守上海的也来了。这 时人才济济,特别是在戏剧界方面,有了1941年雾季的基础,这一年更显得活跃。 郭老创作的《屈经》的演出,是这一年雾季的高潮。这个剧的演出,无论从政治上 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恩来同志与郭老常常互相讨论 切磋,已成为戏剧界中长远流传的佳话。 这一年中,还演出了不少好戏,如夏衍写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 》,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剧本内容和形式也多样化,有历史题材的,借 古讽今;有洋为中用的,讽刺国民党腐败政治的喜剧;还有歌剧,热闹非凡。当年 在重庆的人,当会记忆犹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