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迪·魏斯自述 一九四一年六月,海伦娜和我到达了俄国——究竟是好是坏,我也不知道。 在乌克兰最西边的角落里,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接壤的那个地点 ——我在几星期前从一个火车站偷到一张地图——我们仅仅走过了一道铁丝网,就 向一个俄国兵投诚。 他是一个庄稼孩子,穿着一身宽松下垂的灰制服,他拿掉我在几个月前从匈牙 利人那儿弄来的步枪,押着我们向一个红军营地走去。 苏联人邋邋遢遢、毫不在乎的模样使我吃惊。我们一路上经过捷克斯洛伐克, 看到军队的调动,看到坦克和卡车向东方驶去。这是为了什么目的?有好几个月, 海伦娜和我曾经躲藏在一些斯洛伐克农民家里,我们在地里干活,换取干草棚里的 一张床铺和伙食。有几天,天空弥漫着一层黄色。的尘土,机械化部队在移动,没 有个尽头。斯洛伐克人待我们相当不错。这个村子非常偏僻,党卫队根本不屑于派 一个检查组上那儿去。 现在我们是在俄国境内,站在一个红军步兵上尉的面前,他脚上穿一双软靴, 坐在一张野外用的桌子旁,冷冷地望着我们,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气。 “你从哪儿弄到这支步枪的?”他问海伦娜。他看出这是意大利产品,一种用 枪栓上膛的老式武器。 “我偷来的,”我说。 海伦娜说着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她叫我别开口,由她来说话。我不知道她跟那 俄国军官究竟说了些什么,不过他似乎并没有被说动。她无可奈何地转身对我说: “还是那一套,他说他们和德国人没有争吵。难道咱们不知道斯大林和希特勒已签 订一项协定,不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吗?” “把德国坦克和卡车的情况告诉他。” 海伦娜向他说了。似乎更不起作用了。他站了起来,一个又瘦又长的红脸汉子, 穿一套污迹斑斑的邀遏制眼。士兵们懒洋洋地在周围闲荡,有的在踢足球。一座野 战伙房里溢出了炖肉的香味,向我们飘来,他们斩钉截铁地认为,德国人对他们没 有恶意。 海伦娜又说了一些话——卖弄风情,说些谎话,碰碰他的胳膊。她对他说,我 们是捷克人,害怕德国人。他问:为什么? 哦,因为我们是好党员,她撒了谎。是呀,我们在布拉格进过马克思列宁学院 (不存在这类学校),有一笔赏金买我们的头颅。 我看见上尉对带领我们进来的士兵眨了眨眼,说道:“席顿。” 我懂得这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犹太鬼,犹太佬。 “是的,军官同志,”海伦娜说。“我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是忠诚的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赞扬爱好和平的苏联和它了不起的人民。” 接着是一场辩论,有个下级军官坚持那不值钱的老一套,他要求把我们送回边 界那边去。同海伦娜谈话的红脸上尉最后决定,我们可以留下,不过不是呆在他的 营房里。 “我们并没有跟德国人作战呀,”那下级军官说。 “你们会的,”我脱口说。“海伦娜,把情况再给他说一遍。” 她又说了一遍。 “呸。军事演习。”上尉完全无动于衷。两面作战是德国人最最犯忌的事,他 们决不会干。他给海伦娜上了有关外交政策的小小的一堂课。英国会投降,然后由 俄国和德国分割这个世界。 “上尉同志,请让我们留下吧,”海伦娜恳求道。“我父亲是布拉格共产党的 创建人。”(一个明目张胆的谎言,不过她说的时候照样脸不改色;她父亲多年来 一直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要是没办法就给这个家伙接个吻,”我说。 海伦娜举起两条胳膊,抱住他的脖子,吻他的脸颊。她的脸虽然给太阳晒黑了, 皮肤变得粗糙,头发也没有梳过,蓬松松由,然而他依旧是个活泼可爱的美丽姑娘。 简直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她——不管是捷克警察,还是红军军官。 最后,他同意把我们送到乌克兰大城市基辅去了那儿有难民营一类的机构,到 了那里,要正式登记,也许下监狱,或者受到审讯,要是我们能够证明自己对苏联 忠诚,也许会给我们工作做。一切都是那么混乱,捉摸不定。我从海伦娜告诉我的 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军官想把我们打发掉了事。这样对他来说,可以少一些 公文上的麻烦。 她重新吻了他。“为了马克思,为了列宁,为了斯大林,也为了你,上尉同志。” 他拍拍她的屁股,叫我们上了一辆卡车,车上装着其他溜进苏联来的形形色色 的人物——有匈牙利人,也有斯洛伐克人全都自称是逃避德国人的政治流亡分子。 不久,我们已奔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了。卡车不留情地颠簸着,我们给 颠得身上青一块,肿一块,一阵阵的尘土呛得我们气也透不过来。我身边蹲伏着一 个犹太老头儿,他不停地祈祷着,身体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念念有词地哼着 希伯来祈祷文。我懂得一些意第绪语,还听得懂他的活,他是到边境附近来探望亲 戚,现在正回到基辅去。 “那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老爷爷?”我问道。 “漂亮。很大。电影院。有很多犹太人,还有我们自己的犹太会堂和商店。” 我一条胳膊围住了海伦娜。老头儿问我,她是不是我的妻子,我说是的。不过 我不愿意多谈。 半小时后,沿着留有车辙的道路颠簸地到了基辅,我们听到隆隆的炮声。听上 去好象是大炮,是重武器。 一个穿着脏衣服的工人把手放在一只耳朵后面,倾听着,他对海伦娜说了几句 话。 “怎么回事?”我问。 “他说是红军。这儿附近有一个大炮打靶场。” 穆勒对英加撤了谎。他没有出什么力使卡尔离开采石队。 我不知道我哥哥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活下来的。 英加终于意识到她受了骗——她每月带一封信来,也拿到一封信,向穆勒付出 了代价——她要求给卡尔做些画家的工作,这是早就答应过他的。卡尔在信上隐隐 约约地告诉英加,他仍;日在劈石块,听凭党卫队的看守们用皮鞭、木棍和狗来摆 布他。 不管怎样,穆勒继续兴致勃勃地作弄他。魏国贝格是和卡尔一起在石堆上干活 的,他记得卡尔最后调走的那个日子。 他所以能记起这一天,因为党卫队的看守在这天枪毙了两个吉普赛人。 魏因贝格说,这些吉普赛人惹怒了党卫队。他们拒绝干活,当他们勉强走出去, 走到采石场或者“花园”去的时候,他们就巧妙地走到磨洋工的一帮人那儿去。他 们还常常假装没有听见看守的话,看来要不是胆大包天,就是莽撞蛮干,为此他们 遭到了杀害。 这一天很热。魏因贝格回想起,卡尔的采石队里有两个吉普赛人点燃了烟蒂。 看守命令他们停止吸烟时,有一个吉普赛人傲慢地把烟对着看守的方向吹去。 派来了一名小头目殴打他们,他在这场搏斗中丢了丑。 卡尔、魏因贝格和采石场上的其他囚犯——饿得半死、被折磨得不象人样,勉 强挨过一个个可怕的日子活下来的人——观看着这场搏斗,吉普赛人用奇迹般地积 蓄着的力量,夺掉小头目的木棍,笑着,继续吸烟。 党卫队看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用自动手枪开火了,两个吉普赛人翻倒在石坑 里,衣服上全是鲜血。据魏因贝格说,他们几乎是喜气洋洋地死去的。 “可怜的家伙,”卡尔说。“比我们不少人要勇敢。” “可是很傻,”魏因贝格说。 党卫队命令我哥哥和魏因贝格把尸体拖上陡峭的斜坡。 “要是你们两个犹太佬不动一动,那就跟他们一样,”那党卫队员大声喊道。 卡尔和他的朋友走进石坑的脏水里,把一具尸体取了出来。 “取出另一具来,”党卫队看守说。“把他们抬到火葬场去。” 穆勒一直在观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违章的事枪杀囚徒已经是司空见惯— —他在石坑边沿上喊住了卡尔。他对那个杀死了吉普赛人的看守说话。 “我要魏斯,”他说。 另一个囚徒奉命去取出第二个吉普赛人,穆勒把我的哥哥带到旁边去。他们在 采石场的工具间旁停了下来。 “你老婆对于写信倒是诚心诚意的,”穆勒说。 “她今天在这儿吗?” “按照预定时间。每月的定时探望。” “穆勒,看在上帝面上,让我见见她吧。一次,至少一次。” “哎,她已经走了。她在这儿附近逛来逛去是有危险的。 为了大家的好。“ “你愿意为我取出一封信吗?” “当然。这就是你的信。念吧。” “回头再说。等我一个人的时候。” 穆勒对他堆起了微笑——一种古怪的令人丧魂落魄的微笑。“想念她,是不是?” 卡尔点点头。“穆勒,你能不能把我弄出去?你认识英加一家。我倒没什么,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让英加受罪?” 沉默了一会儿。“别以为她一定是在受罪。” “你这是什么意思?”卡尔问。 “女人能行。” “什么……你到底为什么发笑?难道她告诉了你什么?” 穆勒的笑是一种狞笑。“这是生意经,魏斯,一种生意经。 犹太人应该懂得生意经。难道你认为我充当送信人,拿我的脑袋去冒险会得不 到报酬?“ 穆勒对卡尔说的这番话使他明白过来了。“你撒谎。” “她自己到这儿来,亲自来,你想为什么?她可以把信邮寄给我嘛。” “我的上帝……你……你把她……” “谁也没有花过钱。我并没有强迫地干什么事。他自己心甘情愿,魏斯。” 卡尔握紧了拳头;他后来告诉魏因贝格,说他情愿象吉普赛人那样死去,对抗, 战斗,抗议。可是我哥哥不是个好斗的人。他一辈子没有做过这种人。他深信总有 一天他会重新获得自由。 穆勒摇摇头。“你们这种人老是想不花代价搞到东西。所以全世界都憎恨你们。” “我不要她的信了。不要再把信带来。” “唉,不,老弟。要是你拒绝,那你要更受不了。” “我根本不在乎。” “你当然在乎。你不会永远关在监狱里。总有一天,元首会决定让你们犹太人 付出罚金,你就会释放。”他对卡尔斜眼瞥了一下。“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她有什么 两样。” 卡尔想走开,回去干活。穆勒抓住他的胳膊。“放聪明些,魏斯。跟我合作吧。” “让我走。” “你应该给她写一封漂亮的信,告诉她,她继续上这儿来有多好呀。我会看信, 核实一下。” “去你的,我不愿意给她写信,也不愿意再见到她。” “你要想落得这些吉普赛人同样的下场?” “也许我应该这样。” 穆勒向恩格尔曼打了个手势,他就是那个杀害吉普赛人的看守,一个胖子,脑 袋圆圆的,是个臭名昭著的爱好男色的家伙,专挑比较年轻的囚徒。“也许你喜欢 象恩格尔曼的一个小朋友那样的下场。活得说回来,你可能太老了,尽是筋骨,不 配他的口味。” “够了,穆勒。” “我正想要帮你一个忙。明天,我要把你调到画室去。轻松活。室内工作,不 过你必须继续给英加写信。” “不。” “我想你跟恩格尔曼过了一夜后会改变主意的。” 卡尔看见魏因贝格和其他囚徒滑进石坑里去取出另一个吉普赛人——他的尸体 似乎已消失在滑粘粘的水里了——他也下了石坑。他没有回答穆勒的话。 穆勒走到恩格尔曼的跟前。“对我的朋友魏斯可别莽撞呀。他正要给征调到画 室去。娇嫩的家伙。在这儿劈石块可糟蹋了。” “明天再说,魏斯,”恩格尔曼说。“今天,你还得劈碎石块。” 穆勒对恩格尔曼眨了眨眼睛。“这犹太人连谢也不谢我。” 我的父母以象征性的方式给犹太区被监禁的犹太人服务,尽力使他们的日子过 得还受得了。 我的母亲自愿教授音乐和文学。令人惊异的是,处在疾病、饥饿和日益恶化的 境况下,犹太人仍坚持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非教会学校(我母亲在这种学校里教 书),也有宗教班。 虽然衣服的供应短缺,做父母的依旧想方设法使孩子们衣着整洁,送他们上学 去。学者们为《圣经》的经文辩论。那里当真还有一家夜总会的餐厅,演出各种各 样的节目,有个剧团,有音乐会。所有这一切都照样存在,即使面临着骇人听闻的 拥挤,缺少卫生设备,面包和土豆定量供应,还滋长着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觉得 他们注定要完蛋,现在,围墙又把他们关在里面,和城里的“雅利安人”区分隔开 了。 我母亲的一些成为问题的学生中有一个男孩,名叫阿隆。费尔德曼,是个脸色 苍白、招风耳朵的十三岁孩子,大家认为他是走私孩子中的大王。走私在很多方面 使犹太区生存下去。不论是谁,只要能够设法溜出围墙,穿过一条地道或一个地洞, 或者耍些手段跑出去,又有钱或货物去交换(或者大着胆子去偷),搞些吃的和用 的东西,这对犹太人都有帮助。 阿隆经常很晚才飞也似的奔来,他那宽大的破外套里藏着几只鸡蛋,或者一罐 果酱,有时候甚至藏着一只鸡。我母亲知道这些事,但是她不忍心去责备他,即使 是在排练一支犹太区的民歌集成曲时他迟到也不责备。 我在这儿提到阿隆,因为他就是那种我应该钦佩的孩子。 后来,当犹太区起来对纳粹分子作战时,他总是站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的 走私,对犹太人来说,比任何会议、协议和谈判都管用。 我父亲在犹太医院里的工作时间很长,还要给犹太人地方自治会办事,有一天, 他甚至来到学校,向阿隆提出告诫,要他停止走私。犹太区的警察曾经看见阿隆从 路面的地洞里出来,钻进围墙的裂口,不知去向。他们至今一直对另一头进行监视, 我父亲警告孩子说,下一次他会被逮捕的。 “他们不会逮捕我,”阿隆说。“我给他们鸡蛋。” “鸡蛋可能满足他们,不过,等德国人要对走私分子采取严厉措施时,鸡蛋就 满足不了他们了。你不怕吗?” “当然怕罗。反正我要干下去。他们要我挨饿,办不到!” 我父亲笑了。也许他在这个气昂昂的孩子身上看到了我的一些影子,他不愿意 无所作为,被人象奴隶一样对待。 埃娃记得她看见我父亲把这个违法的学生送回教室时的情景,我母亲坐在钢琴 旁边,领着他们唱歌,父亲对教室里望着,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滚动。 埃娃回忆起,走廊里有孩子们画的彩色图,画的是战后新的犹太区情景——树 木,公园,运动场,妈妈们推着婴儿车、自行车。我父亲和其他来学校访问的人常 常会停住脚步,望着孩子们的图画,不知他们是不是还会见到这么一天和这样的地 方。 在试图说服阿隆改邪归正之后不久。我父亲参加了华沙犹太人地方自治会的一 次会议。食物的缺乏是眼前的严重问题。自治会主席科恩大夫要大家集中讨论健康 和生产问题。 骨瘦如柴、半死半活的居民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在街头闲荡,乞讨,或者干脆 听天由命,躺倒在沟里或靠着屋子边等死。 “我们必须设法使每个人有东西吃,”我父亲说。 工会领袖扎尔曼很苦恼。“走私的人帮我们维持了很长一段时候。可是纳粹分 子正在枪杀他们。” “是的,”科恩补充道。‘“每次他们抓住一个,就要另外杀死二十个犹太人。” 我的父亲,他刚从阿隆。费尔德曼的眼睛里看到勇气,突然蹦了起来,他倒是 难得有这种现象的。他敲着桌子。“这些在下水道里爬来爬去的孩子可能是咱们的 救星。” “胡说,”科恩说。“他们会把咱们统统害死的。” 正在这节骨眼上,房间后面站起了一个瘦长的年轻人,他貌不惊人,但是神态 自若,有一股令人慑服的威势。看来他象扎尔曼一样,是什么工人,穿着平常的衣 服,戴一顶工人便帽。 这个人镇静地望着科恩说:“反正迟早咱们统统都会给杀死。” “你说什么?” “我说反正迟早咱们统统都会给杀死。” “你怎么知道的?” “已经开始了。纳粹分子正在俄国屠杀犹太人。不是只杀十个、二十个或是一 百个。而是全体犹太人。他们正在消灭犹太区。那儿不会再有象这里或任何别的地 方那样的犹太区了。只剩下万人冢。” 他说得那样从容,但是很有力,会议室里陷入一片肃静。 “正象你说的吗,年轻人?”我父亲问道。“这种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的是集体屠杀。他们的政策已经改变。这些犹太区仅仅是些集合地点。 在俄国,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在被德国人有计划地枪毙掉。他们的用意是要把欧洲 的犹太人统统杀光。我们从这些地区得到报告。” “荒谬。谣言。”科恩大夫在椅子里朝后一靠,不过他不再说什么了。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我父亲问他。 “安尼莱维茨。莫迪沙。安尼莱维茨。我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不管咱们 是谁,不管咱们是干什么的,不管是有钱人或穷人,年轻人或老人,共产党人、社 会党人或资产阶级,统统都一样。他们会把咱们统统杀死。” “谁让这个人进来的?”科恩大夫面对这个戴着便帽的人的挑战只说得出这么 一句话。 “我要告诉这个地方自治会,告诉你们全体,咱们不应该光是偷运食物,还应 该偷运手枪和手榴弹。” 从一个穿着脏衣服的普通工人嘴里说出这段话来,把科恩大夫激怒了。“别说 啦!”他高声大叫。“我不知道你是谁,不过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准是个蠢东西。 这种活保证会送掉我们的命。” 我的摩西大叔也参加会议,和我的父亲在一起。他要求科恩让安尼莱维茨把话 说完。 “一句也不准再说!”科恩嚷道。“我能够看见这座忍饥挨饿、疾病丛生的犹 太城市突然之间出现德国军队。安尼莱维茨,德国人在二十天内把整个波兰统统收 拾掉。他们现在正在滚滚地驶过俄国的大地,消灭斯大林最好的师团。抵抗这样的 强国,咱们是这种人吗?” “咱们非干不可。” 科恩试图采用另一种办法。“年轻人,我对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好斗分子和 你们的秘密集会完全有数。你们是空想家。作战不是犹太人的方式。我们依靠和解 已经生存了一千多年。眼前让一点儿步,稍微顺从点儿,达成一笔交易。寻找一个 盟友,一个朋友,也许某个亲王,某个红衣主教,某个政治家——” 安尼莱维茨插嘴说:“你现在不是跟红衣主教或政治家打交道。纳粹分子是些 大屠杀的凶手。他们征服欧洲的首要目标就是杀死犹太人。不管咱们干些什么,不 管咱们是多么顺从,不管咱们向他们开出什么价钱,也不管咱们为他们工作得多么 辛苦,他们一样会杀死咱们。” 埃娃回忆起,会上出现了一片可怕的沉默。几乎没有什么人同意安尼来维茨。 看来他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一般人,出身虽然微贱,说话倒也直率。他说 出了他们中间至少有几个人心中的想法。 “别再说了,”科恩大夫说。“我们不会再听下去了。走吧。” “如果这个自治会太胆小,不敢下令把大家武装起来,也不敢战斗,那么犹太 复国主义者会干的。我们不打算不经过战斗就死掉。” “我说,滚出去,”科恩嚷道。“还要留神你的舌头。别散布这种想法。” “你们统统都会在这儿死掉,尽管你们向德国人碰碰帽沿敬敬礼,到劳动队去 干活,分配人们到工厂去,上课,争辩犹太经文。你们没有权威,也代表不了任何 人。” “把他撵出去!”科恩高声大叫。 可是没有人动手。安尼莱维茨已经在房间里施展了某种魔法,使大家入迷了。 他望着自治会的成员,向他们呼吁,他没有见到有谁明显地支持他,就走了,留下 一个扰乱人心的局面。 我父亲和摩西大叔立刻站了起来,跟着他走进了阴沉沉的走廊。 “我是约瑟夫。魏斯大夫,”爸爸说。“这是我弟弟摩西。 我们多半时间是在医院里。“ “我知道你们是谁,”安尼莱维茨说。 “我……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不是政治家。 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只想使大家的境况过得稍微轻松些。” 安尼莱维茨告诉他们,在纳粹分子的眼里,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也不 管其他犹太人有什么信仰,都不相干。他态度冷静,满有把握地说,反正德国人迟 早会把他们统统杀死。 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摩西也一样。不过他们相对望了一眼,彼此有着 一种新的理解。这个年轻人的态度中蕴藏着某种很有说服力的东西,而且又是十二 分真诚,他们感到应该跟他谈谈。 “我们可以……跟你在一起过一段时期吗?”爸爸问道。 “当然咯。我们需要自治会成员。我们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学生,是些年轻人。” 就这样。我父亲和叔父都投入抵抗活动中去了。有时候他们感到奇怪,为什么 进行抵抗的人是这么寥寥无几。犹太区里的犹太人面临着大屠杀的结局,为什么大 多数人还从事这样的活动:学校,戏院,宗教,工作,仿佛生活能够照常进行? 我不知道他或摩西当时是不是理解它;连我自己直到今天也不敢说已弄懂了其 中的道理。说来奇怪,德国人使用恶魔般的心理力量,使他们死抱着眼前的生活不 放,从而摧毁了他们的求生意志。 塔玛说,讲句公道话,在欧洲人中间,那些在力量和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我们 的民族,他们的抵抗记录却是一个污点斑斑的记录。纳粹分子全面进行的恐怖行动, 警察国家的周密安排,毫不犹豫地使用谋杀、苦刑、欺骗、剥夺和侮辱人的手段, 使人们丧失了抵抗的能力。要是有人说犹太人应该起来反击,却没法动手,因而对 他们横加指责,那末,所有的国家,例如法国,他们的抵抗也很有限,这该怎么说 呢?这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 不过,不管怎么说,爸爸和摩西大叔现在投入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