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孙家栋的起起落落 在那个打破了规矩,打破了秩序,打破了一切正常规律的年代,卫星要真正开 始研制生产,真正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孙家栋回忆说,第一个难点是技术问题。尽管当时把方案最后确定下来了,但 方案毕竟是在地上谈的理论问题,上天后的卫星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从来没人搞 过,谁也没有绝对把握。比如,天上温度环境与地面温度环境截然不同,要保证上 天后的卫星适应天上的温度环境,就得先在地面做真空试验。可这试验到底做多长 时间,谁心里也没底儿。试验时间做短了,卫星上天后会被烧坏;试验时间做长了, 又会浪费时间与资金,因为总不能无限制地试验下去。所以碰上这样的技术难题, 使人伤透脑筋。 第二个难点是社会环境问题。文化大革命前,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进度 如何安排,一切都是依靠工厂党委给所在生产科正式下达任务,生产科再作出严密 可行的生产计划,尔后将任务具体分派到各个车间。这样,既能保证产品的生产质 量,还能保证产品的生产时间。但文化大革命闹起来后,许多领导被打倒了,机构 瘫痪了,班子解散了,骨干靠边了,计划没有了,于是工作就很难安排,即便安排 了也很难落实。 第三个难点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一方面是“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当 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许多问题是“工人宣传队”和“革命委员会”说了算。 他们没文化,不懂技术,但根子正,思想红,觉悟高,一切工作都要突出“革命” 性,因而开会、学习、辩论、批判等革命活动就极其频繁。只能“抓革命,促生产”, 不能抓生产,促革命。 政治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政治与科学的矛盾。搞卫星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在那个 年代处处又要强调突出政治。要突出政治,就难免会伤害科学;要尊重科学,又保 不准会冒犯政治,专家们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是1969年初驻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 “工宣队”一进研究院,首要的任务,就是整顿,就是排队,就是清理阶级队 伍。卫星总体设计部当时共有400余人,经“工宣队”一整、一排、一清,便清 出300多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来。身为卫星总体设计部头头的孙家栋自然首当其 冲,很快便“靠了边”。 但搞人造卫星是毛主席下达的任务,“工人阶级”虽然要占领“革命的舞台”, 要“领导一切”,但卫星同样得搞,任务照样得干;而要搞要干,还得依靠知识分 子。于是,工宣队便按“巴黎公社的原则”,重新选举领导班子:一个组长领导 “闹革命”,一个组长领导搞卫星。 这个按“巴黎公社原则”推选出来的、领导搞卫星的组长,就是“航天十八勇 士”之一的戚发轫。 戚发轫的爷爷是农民,父亲因念过私塾,肚子里就有了些文字,便外出打工挣 了点血汗钱,日本投降后买了几亩地,没想到苏军撤离后,便因此而被定为地主。 于是在接下来的“革命委员会”选举中他落选了,原因有两点:一是光抓生产,不 闹革命;二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不宜担任领导工作。 几乎在戚发轫“革命委员会”委员落选的同时,一度“靠边站”的孙家栋又开 始工作了。 当初工宣队让孙家栋“靠边”,并不等于他卫星可以不搞,工作可以不干,而 只是剥夺了他的领导权。除了卫星之外的事情他无权过问外,凡属卫星方面的事情 他照样得干,而且还必须干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因为“革命”虽然是可以“闹” 的,但卫星是“闹”不上天的;口号尽管是可以喊的,但卫星是“喊”不上天的; 要想让卫星上天,还得靠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地干于是,文化大革命似乎便是这样 一个年代:打倒领导又需要领导;打倒权威又需要权威;打倒知识分子又离不开知 识分子。 这个时候又有消息传来: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加快步伐,有可能 要抢在中国之前发射于是,聂荣臻指示,卫星要加快速度,但必须严格把握质量 关。没有质量保证,卫星不能出厂。 于是,百忙中的周恩来,要亲自听取有关卫星研制生产的详细情况。 共和国的总理要听卫星的具体情况汇报,这是第一次,无疑是一件再好不过的 事情。那么,该由谁去汇报呢﹖钱学森院长当然要唱主角,不可例外,可有关卫星 研制生产中的具体内容,谁去汇报更合适呢﹖昏睡一时的历史,又想起了“靠边站” 的孙家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