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章 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7 月5 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 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 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 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 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没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 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 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警卫着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 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 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 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 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 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 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 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这份汇报的底稿,我现在还保存 着,全文如下:“东兴同志:关于廖盖隆同志反映朱德同志处医护、保健及生活照 顾几个问题的了解处理情况。 遵照您3 月13日的指示,我于3 月16日和19日两次去朱德同志处。第一次主要 是和康克清同志、陈水泉(朱总秘书)同志谈了谈情况。从他们谈的情况看,主要 反映了工作人员中互相通气不够,上下关系团结不好,还有些人对康克清同志尊重 不够等问题。自从杨德中同志去检查处理,将原警卫员调走以后有所好转。至于廖 盖隆同志3 月10日反映医护、保健生活照顾中存在的问题早已解决。廖盖隆说: “朱德同志住万寿路离医院这么远,又没有医生‘,实际新六所离三O一医院较近, 乘汽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关于医生问题,中南海门诊部去年10月底就派医生胡伟 勤同志常住到朱德同志处。护士是从1971年到现在一直有的。从康谈的情况看,对 护士的工作是满意的。护士不仅管朱总打针吃药,还管首长睡前按摩和外出、散步 时都跟随照顾。廖反映护士只管打针吃药,别的什么也不管是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朱德同志睡觉时的值班问题,也已解决。在一般情况下由服务员陈景喜和 警卫员范东江同志轮流值班,他们都睡在朱老总卧室,朱总夜间起来即可搀扶照顾 不致出意外。对新调去的警卫员范东江反映还不错,只是初去缺乏工作经验,过一 段就好了。 我第二次去是开了全体人员参加的会,除谈了工作、学习外,着重是解决工作 人员中的团结问题。陈水泉同志做了点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发表了意见或表了态。 他们都说有决心搞好团结,搞好对朱德同志的安全、健康和护理工作,说这是毛主 席、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决不辜负对他们的信任。 另外两个问题是:(一)廖反映增加工作人员的问题,朱德同志处没有提到。 经和康大姐计算商量后,他们认为现有人员秘书陈水泉、警卫员范东江、服务员陈 景喜、厨师廖炳富、司机郭义田(常在交通科,有事才去),还有医生、护士共7 人,不必再增加,主要是合理组织安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