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江青说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给刘志坚扣了顶“叛徒”帽子 1967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散会后,汪东兴找到我说:陈伯达 将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到河北的几个地方去,解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准备配几个警卫干部,随他外出,负责他的安全,这几个人由你带着。 我那次陪着陈伯达,在河北转了许多地方。陈伯达是福建人,讲话口音又特别 重,北方人听不懂。由于我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警卫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对陈伯达 的话能凑合着懂一些了,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就做了一段陈伯达 的临时翻译。 关于陈伯达,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被委托去动员陈伯达的夫人刘淑宴离 开北京。 那是1968年的11月、12月间,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散 会后,周总理把我叫去,对我说:“交你办一件事。你到新建胡同陈伯达家一趟, 动员刘淑宴去外地,飞机和要去的地方都安排了,你的任务就是动员她走。你告诉 她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将她送到飞机场。” 刘淑宴是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婚姻的妻子,1938年入党,她在做统战工作时, 被民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认做干女儿。50年代中期以后,她当了一段陈伯达的秘书。 即便是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总有磕磕碰碰的情况。然而自“文革”兴 起,随着陈伯达地位的攀升,他们的夫妻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三天两头吵架,连林 彪夫人叶群插手调解也未见好转。 此时,陈伯达已经是党的第四号人物,闹离婚动静太大,影响不好;不离婚, 整天拌嘴实在心烦。他只好向最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周总理诉苦:“刘淑宴吵得我 无法工作了!”于是,周总理想了个权宜之策,先把刘淑宴送到外地。 那天午夜12时左右,我到了新建胡同陈伯达的家,然后和陈伯达、陈的一个秘 书,陪刘淑宴乘上一辆苏式吉普车,直奔西郊机场而去。我们在那儿把刘淑宴送上 了飞机,据说飞机飞去了青岛市,她被安置到那里疗养。有传闻说,在这以后,陈 伯达又找了个对象。 那一阵子,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多事之秋,形势动荡变幻无常,所以我们从进入 钓鱼台始,便遇上了一件又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是副组长刘志坚被剔除出中央文革小组,遭到批判。刘志坚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从无渊源,与中央文革小组 的其他成员也毫不搭界。 早在1964年,他因奉命去广州参与“大比武”冲击政治问题的调查,被林彪看 中。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特意点名刘志坚为座谈会的召 集人。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出于吸纳部队方面代表的考虑,刘志坚成为副组长之 一。在有了这个头衔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时,就由他出任组长。 然而他对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揪斗老干部,搞乱军队的行径,未显出积极迎 合的热忱,江青感到把这样一个人留在“中央文革”副组长的位置上,很不合她的 胃口。1967年初,江青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 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他的手伸得很长, 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典型的两面派。”把刘志坚抛了出来。 陈伯达随即附和江青,给刘志坚扣了顶“叛徒”帽子。陈伯达的叛徒之说,纯 系捕风捉影。刘志坚在抗战期间,所在的部队曾遭到日军袭击,他不幸被俘。但八 路军在冀南的大部队及时接到地下党的情报,在该股日军途经之地设伏,当天就把 他营救了下来,其间不可能生出叛变的枝节。 但那时江青、陈伯达都是一言九鼎,寥寥几语便可置人于政治死地。他俩一个 说“两面派”,一个定“叛徒”,再加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使刘 志坚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