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李宗仁发动和平攻势。叶剑英向“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反复说明:“中 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 除了派出私人代表与中共私下交换意见之外,南京政府还利用“民间团体”发 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上台后,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 的鼓动,先后组织了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准备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 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问题。 对于南京政府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指示要因势利导,多做 宣传和分化工作。因此,1 月30日,周恩来电令先期进驻北平的叶剑英,要求对南 京的“和平代表团”给予认真接待。 2 月4 日,通过秘密谈判渠道,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该代表团成员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 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满足了中共方面的要求之后,于2 月6 日北上到了北 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邱致中、吴裕俊。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 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他们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邱致中 为首席代表。 中共代表叶剑英于2 月7 日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2 月 8 日,叶剑英等人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接触和长谈。在交谈过程中, 吴裕俊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 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 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答复。 很明显,这个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南京政府借“民间”的方式向 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发动和平攻势和政治攻势。 为此,中共代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澄清事实。经叶剑英等分别 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 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 不满。叶剑英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 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实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 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方面不会予以拒绝。” 2 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表了声明, 表示: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 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这个声 明事先征得了中共方面的同意。 三天后,即2 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也从上 海飞到了北平,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4 人。叶剑英、徐冰到机 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 该代表团是李宗仁想方设法派出的,目的是试探中共。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 黄启汉,希望能及时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该代表团开始由桂系政客甘介 侯具体筹划组织,他本人也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代 表团最终成员中没有甘介侯,这事出有因。原来,甘介侯自恃有李宗仁支持,临行 前竟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 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 商谈。”甘介侯如此出言不逊,破坏了气氛,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 为狂妄,取消了他前往北平的资格。 与前一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这后一个所谓“上海和平代表团”人 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 党上层人士,资历很深。颜惠庆,著名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 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73岁。章士创,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 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68岁。江庸,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 长、大学校长,历届国民参政员,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 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68岁。 中共中央分析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情况,作出了精心安排。就在该代表团 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北平市长叶剑英,告知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 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均应接见代表团。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 指出:“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2 月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黄启汉和四位代 表。晚上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并同时邀请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 峰等出席。中共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等。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坦诚相待,开宗明义,说明了中共愿意以八项条件 为基础,进行谈判,实现和平。叶剑英十分耐心地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 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总是必须区分清 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总是在于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 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 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 关于战犯问题,颜惠庆等则比较圆滑地表示,希望不要把他们当做谈判代表, 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要国富民强确需改革,当年他们把希望都寄 托在国民党身上,现在失败了,如果共产党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 谁呢?他们不在乎国共两党谁来执政,因此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感到领袖步子 不能太快,因为人民觉悟不是很高,无论在道德、知识等方面还跟不上共产党。解 决问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如果中共方 面调子太高,只有蒋介石高兴。当务之急是营造良好的和谈环境,大家见见面,坐 下来,先谈起来为好,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 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介石、李宗仁是不是在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认为: 蒋、李二人不是在演双簧。蒋介石并不想放弃政权,“引退”实属无奈,他对李宗 仁在台上不放心。而章士钊则认为:现在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 作用。韩信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看来,该代表团的主要用心还在于抬高桂系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在和谈问题上 进行比较隐晦的讨价还价。 此时,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北平这场和谈的前哨战。他在 审阅了关于北平的晤谈及对方的观点报告后,对代表团成员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 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2 月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 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 当说服“左派”,努力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又传来章士 钊暗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对 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言论,毛泽东闻知大为不满,指出:“四人的共同 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 产阶级。”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以后的谈话中, “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 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美国在中国 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 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 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 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以‘千古罪人’相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 老实,蒋系始终凶神恶煞,桂系昨天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 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反击和佯攻,目的是打掉桂系的傲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 此,要求在大骂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 拉。” 在随后的谈话中,叶剑英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原则,同四位代表进行了 针锋相对的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 不过,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 所提出的希望赴西柏坡的要求。 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颇惠庆等四人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 面一位负责人,总共8 人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 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毛泽东也会见了颜惠庆等,并明确表示:可以考虑 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 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接见“上海和平代表团”,使他们大出风头,令老 先生们感到了对自己的重视。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 感到不虚此行。为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 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一)谈判 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 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三)谈判以中共1 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 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 后执行。(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治 协商会议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 骤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回北平。27日,上海代表团携秘密协议和毛泽东写给李 宗仁的信返回了南京,迅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 定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内蒋桂两系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桂系首领李宗仁有联共、抑蒋等 进步倾向,中共中央对利用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 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要代表、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 从上海经武汉前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 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要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并且打算在蒋 介石敢于破坏和平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在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的口信 中,李宗仁希望中共方面给他们时间,他正极力促使蒋介石出国和逼迫反对和谈的 行政院长孙科下台。 然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成功地搞掉了行政院长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政 府之后。自以为羽翼渐丰,不甘心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李宗仁、白崇 禧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甚至还企图拖延时间,以求多掌握一些 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对他们更有利些。对于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也错误地估计 了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定,不难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任命蒋 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李宗仁的这一举措,立刻受到各方面指责。 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 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 月11日致电李宗仁, 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 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 但是,李宗仁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忘乎所以。他在3 月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 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 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 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 3 月16日,李宗仁又复电黄启汉进一步解释说:“今日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 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 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 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 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何应钦) 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 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 证。” 实际上,李宗仁起用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企图分化蒋系外,更深层次的 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拖延时日,准备实现他“划江而治”的 政治蓝图。为此,他通过电报及信件,反复交待其在北平的代表,特别强调说:希 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 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 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 实际上,中共方面清楚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为了实现真正和平,还是 对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3 月22日密电李宗仁:“(一) 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 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崇禧 不要占平汉路;(五)李宗仁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告白崇禧 不要破坏平汉路。” 对于中共方面用心良苦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 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惟对解放军过江之事 却避而不答。 3 月25日,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 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解放军停止前进,勿再向 长江靠近,“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不难看出,李宗仁仍死死抱定 “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 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破、黄安、阳罗、 黄冈、麻城、烯水等地推进。然而,中共方面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引起南京方面 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周恩来等心头雪亮,李宗仁利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仍然没有放弃 “划江而治”的希望。桂系首脑人物的自作聪明,使他们错过了一次历史赐于他们 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