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战争及其影响 捻军对华北的冲击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叛乱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 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清廷对捻军之战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所 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都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第一阶段包括到1863年初的十年, 在此期间,捻军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在 这十年,捻军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在捻军战争的第 二阶段,一支经过扩充并且战术越来越精的捻军骑兵从1864至1868年在整个华北平 原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战争。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捻军已有约三十名首领(其中许多人是私盐贩子), 这些人率领的相当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从自己的宗族或农村老家组织起来的(见第 六章)。大部分领袖似乎是来自二十世纪称之为“中农”的家庭。只有很少不重要 的捻子拥有较低的功名。这些流窜的部队使用了土炮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 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捻军自以为他们是仁义之师。1855年夏末,“盟主”张乐行(1811—1863年) 在雉河的集市上张贴告示,尤其攻击当地府县为钱财而把百姓刑讯致死,说他们 “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被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的捻军文献表明,他们并不仇视满洲人,也不仇视白莲教主张的千年至福说。捻 军自视为“义军”,而义军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军纪而不是靠神的力量, 来致社会于安宁——“救我残黎,除奸诛 暴”。传统的中国价值标准遭到象征性 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的亳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官员发现自明 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修缮,庙内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 中国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因而大为震惊。但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 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 此外,人们都盛传,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 所不惜。当时在安徽指挥战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1863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 情景感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 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表现的 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们在1855年后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这必须归因于清帝国鼓 励团练自卫组织在华北采用的出人意外的形式。在广东、湖南或江西省,上层绅士 常主动组织团练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等省则不同,显贵士绅很少真 正愿意亲自采取这样的措施。很明显,异端的白莲教传统在华北农民中的影响,比 三合会在广东或湖南农民中的影响要广泛得多。 农村的动乱非常普遍,所以拥有大量家财的显贵士绅都不愿把武装和不可靠的 人安置在周围。华北的大绅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兴办城团或练勇。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从事旱地耕作,农村或市镇最宜于建立周围 有沟壕的圩或寨来保护自己免遭骑兵的袭扰。围墙很结实(一般只高七、八英尺), 可以用砖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桥,否则不易越过约十五英尺的深沟。 圩寨内部权力往往集中在团练首领之手,他们通常是大宗族的成员,但其身分甚至 不一定是小绅士。一个圩寨团练领袖的称号为团总或团长,而指挥一批团练的将领 被称为练总。当时一名有见地的作者曾这样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择诸少年豪侠 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之练总,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 田主不能私有其产。”团练头子的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与捻军的头目相似。 皖北的清军将领发现农村的团练并不是补充人力的方便来源,这并不令人奇怪。 他们组织的大部分团勇都是城市贫民,这些人中间的异端影响并不是根深蒂固的。 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进士和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国藩 在湖南的作为,即吸收农村人力组成一支新的帝国军队。他从农村民团中选人,组 成各有七百人的五个营,每营各有自己的响亮的名称:“忠仁”、“忠义”、“忠 礼”、“忠智”和“忠信”。但这五个营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军时遭到惨败。 袁甲三不得不把这支三千五百人的军队“暂时解甲归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 帝调归他指挥的绿营军以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清军只 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四千平方英里。村长都 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称村社领袖为“堂主”, 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 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握权力的大小。捻军“旗主”定期召集 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 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 份,每匹马得两份。然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 着可能又去进行冒险活动。 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这反映 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动。张乐行尽 管称为“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至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 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象这样的人在捻军领袖 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龚得(传奇式 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 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 月1 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 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 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 军守卫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 久。但在1858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 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 的水道)。张乐行可能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 太平军那里取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 这时他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 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秀成在 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清叛逆 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在1863年死去 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 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 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 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 地成立“团练局”。他象捻军一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 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 他受封负责四川“川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 对袁甲三保举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 咸丰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 就自认为是富 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五旗 十四营”的练军十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要求,“两淮 盐卡,霖请私焉”。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 1861年3 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 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且已经 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 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运转。1862年 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 军。5 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 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员。张乐行虽是盗匪,但至少始终如一,苗沛霖则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 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当张乐行和龚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时,捻军其他大首领却留守着老巢,不时骚 扰邻近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远征。由于他们部队的骑术不断提高,又不善于 围攻有高大的砖石城墙保护的城市,所以就满足于掠夺繁荣的集市。可是,捻军运 动恰恰在集市这一层结构上,才能够蔓延扩大。潜藏的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 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对捻军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 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 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 在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 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 转脸反对地方政府,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被武装起 来对付太平军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种“抗官 杀差”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 捻军在1855年搞联合组织后的第一次远征是入侵归德周围的富饶的河南集市。 在归途中,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马匹和装在大车上的财物)组成的车队长达许多英 里。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捻军的远征渗入河南中部并迫近黄河。到1859年10月, “皖匪”(捻军的另一别名)已经离河南省府开封不到三十英里。1861年9 月,他 们迫近古都洛阳。这些长途远征主要是骑兵袭扰,通过夺取(甚至购买)官马,又 反过来壮大捻军的骑兵。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的盗匪 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年,在河南中部横跨 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二百五十人。他们的头目 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和“李大黑脸”等。他们护 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 即达到一万人,根据地约有三千平方英里。不久约有八百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 兵追捕(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年击 败了他们。 1860至1861年,河南爆发了一次由陈大喜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捻军运动,此人原 来是官办乡勇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在老家 汝阳当地方团练头目时,加固了自己 的圩寨,然后开始抢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年年中,汝阳与附近三个县的几百个圩 寨已经效忠于他。陈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亏拥有数千名骑兵,所以经得起官兵的一 切攻击。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间流窜,并接受在河南省的安徽捻军的援助。他与张 乐行的侄子和未来的捻军大头目张宗禹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并在1863年与后者联合。 捻军还重新激起了隐忍待发的白莲教式的不满情绪。1858年,在安徽西北近河 南界的颍州(今阜阳)首先爆发了这样的叛乱:有一个名叫王庭桢的人自称“顺天 军师”,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众“服色诡异”。在河南东部的一些村庄和 集市中出现了一支约有五千人的教派军队,里面还有穿鲜红上衣的骑兵,这些人手 舞“飞刀”,号称无敌。但在1858年4 月,这次不到五个月的起义被德楞额率军打 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莲教传统的新的教派叛乱在归德以东约十五英里的一座圩 寨要塞中爆发。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个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亲和祖父都因 行左道旁门而被处决。他此时预言“大劫”临头,但他扬言他能帮助其信徒脱灾免 祸,因为他代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他的信徒中,有的是河南的盗匪,还有一人 是安徽的捻军首领刘玉渊(刘狗)。郜永清准备围攻归德,但强大的地方官军反而 攻破了他的坚固的根据地金楼寨,他也被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 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 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下去。 虽然捻军从1855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进入山 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在1860年10月, 据说有七万人连同一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四个府,掠夺了二十个县, 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各地。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 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 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要冲济宁。 1860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大臣, 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隶南部盗匪猖 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月5 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为 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月中旬,这位蒙古亲王率领三千五百名 骑兵、两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五千名绿营军开到济宁。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战 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三十英里之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 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 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 异端的教派和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 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然灾害 而减少了。 以济宁以东不到三十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 教背景的顽强的 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故乡是白莲 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的教徒,他们口头 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 传的礼节。1853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廪生, 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 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俘获时,许多教徒公然向他们的无名众神祗求 取保佑。他们“多长发被面,引出骈斩,犹喃喃讽经,合掌而拜”。 1861年1 月邹县的教派叛乱者被打败,但宋继朋未被俘获。他作了投降的安排, 却没有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保留着自己实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乱者那样在帝国 的军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职。不久,他带领四千人去围攻邹县,但又遭到惨败。 他经过居间调停又获准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储备粮草,并在周围的山冈 上建立了望哨。1861年9 月他又叛变了,据说到1862年6 月他拥有十万人之众。 另一个集团名长枪会,把它说成一个各股匪首的同盟最为恰当,虽然里面有许 多人也是在山东西南击退入侵捻军的练勇。的确,捻军入侵的经验已在前几年促使 这些练勇首领甚至在黄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组成捻军式的组织。他们也把自己的部队 编成旗,把控制的地盘归“堂主”管辖。在头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钧的生 员。但曾当过衙役的刘占考被公认为“河朔盟主”。长枪会在1861年11月被彻底击 溃以前,会员约发展到五、六万人。有 些头目到河南参加捻军;其余大部分人不 是投降,就是被杀。 在1860至1862年,山东还出现了一次在黄河以北爆发的八卦教(白莲教)叛乱。 主要头目是临清人张善继,他父亲因信仰异端而被发配新疆,其母有着同样信仰, 把他抚养成人。到1860年张善继率领着一支称为五旗的军队,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图 案。对每个教徒都分发证明身分的小标记,这些教徒的几百个家乡村庄都被命名为 白莲社。官方的报告还指责张善继僭号,罪大恶极。五旗叛乱在1861年3 月爆发, 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有兵力五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 于6 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 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 教军队打败。于是胜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 不改编他们带领的队伍。7 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两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 的投降。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 军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隶, 在8 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 月份战斗中丧命。12 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新营,归他自己节 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 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的抗税 运动。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 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最近的研究充实 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 月为止的七年中, 已知山东省只有六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十五个月中,至 少有十八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六个 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 力气氛:“自办团以来,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这十八起事件中,至少有九 名绅士参加(进士一名、武举一名、贡生二名、生员四名和武生员一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德培, 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贴,敦促同村 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办的民团 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 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 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 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 “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 名举人。 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 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剿,并在捻军根 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 帝的催 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 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 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首领投降。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几个重 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 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 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 筑物和街道。8 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 而死。 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示了围 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 月间进行全面攻击。 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不能幸免。亲王然后 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 月又叛变了官军,并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 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 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 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致的。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 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 危局。宋景诗的部队在 10 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 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月经河南前 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年5 月投诚,但 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年初被撤职时,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 了。1863年5 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 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 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击败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精,竟 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军的力量发展 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 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 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 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 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 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 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从此由正规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 “亦农亦兵”的)军队组成,并且这些部队还有了更集中的领导和捻军得以闻名的 高超骑术。但是正如 张珊所总结的那样,这个假设势必被合肥历史讨论会上提出 的有着充分文献根据的观点所修正,因为张珊指出,赖文光的残余部队人数很少, 而且骑马也从来不是太平军的特长。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捻军的旗制在1863年后还 继续实行,而且持续到捻军运动结束时为止,而太平军一套组织术语显然没有被捻 军和太平军的联军所使用。 不管怎么说,捻军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经常流窜,因此不得不特别注 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 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 月份决定“空其巢”并回到 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李鸿章后来说 :“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捻军事实上已成 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兵。此 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军新别动队而 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有五千多匹马。1865 年5 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 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 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军。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 月25 日任命曾国藩为镇 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 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1860至1861年,河南和山 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 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 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 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 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进。6 月6 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 西洋帆船前往天津,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 上海附近受过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 官回忆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 且实际上被击溃了。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策——首 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他悬赏搜集捻军首领的情报,并 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 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 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 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 “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 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批出没 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子。到1866年 8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毫州有四十六名,颍 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 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 “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 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 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军在1865 年7 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帝国军队的日益 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序。 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十七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一个重 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年7 月提议,他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追 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和河南 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 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 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 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 是赞同这种意见的。但这种说法把问题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 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止捻军进入重要的、 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 章后来在1867至1868年实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 则更为恰当。他更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 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四个省的十三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京的必 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是因为清廷在 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 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 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能驰骋一百五十里。在1866年6 月, 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军的最 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光在1866至1867 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年5 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 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毕乃尔(法国人,此时改隶 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 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他在7 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 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 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 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说明他 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 月24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任柱和赖文 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月1 日曾国藩提出 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军将领更加 努力作战。 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 要让1866年3 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 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 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 人,特别是李鸿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 在这关键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把捻军拒于山东之 外,并在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匪巢梁山训练使用英制的大炮。捻军战败后,其 首领在10月20至23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定。赖文光和其他头目打算重返山东,张 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这样就分成了东西两支人马。张宗禹之所以 启程前往陕西,是因为那里的东干回民之乱还在继续,他希望找到一个新根据地。 赖文光和自封为“鲁王”的捻军首领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1867年1 月侵入湖北。也许他们想仿效明末的叛乱者而进入四川。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他 们对骑兵的依赖就把他们拴在平原上了。他们打算渡过汉水,但在2 月份遭到惨败, 于是在湖北放弃了他们的计划而后撤,6 月份却又成功地突入运河以 东的山东省。 同时,1866年12月7 日,清帝因曾国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辞呈,任命李鸿章 为钦差大臣。李鸿章担任新统帅后,采用了在江苏建立的财政制度,并且使用了现 代武器和总数达四千九百人的骑兵(大部分来自察哈尔和满洲)。亚洲腹地骑兵和 欧洲武器的结合,使流寇感到有压力了。 山东的东捻在6 月30日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地方官请外国人援助, 于是二百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应邀准备保卫这一商埠。美国驻芝罘的领事发现捻军 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并不杀伤人,除非遭到抵抗。”赖文光显然取得少 数外国人的援助并拥有少量滑膛枪,但仅此而已。 就李鸿章而言,在豫、皖两省巡抚所派官兵的紧密合作下,在运河设置了外围 封锁线。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勉强帮助下,又企图在胶莱河上设置内层封锁。当丁 宝桢的一个将领守卫的那部分胶莱河失守时,李、丁二人都受到严厉指责。但叛乱 者被迫退入苏北,并于11月份在那里再次战败。捻军不断企图突破运河的封锁,但 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营将”受李鸿章重赏的诱惑而暗害了任柱。 12月,捻军残部在离山东北部沿海不远的河被彻底打败。赖文光逃到江苏扬州, 在1868年1 月 被俘和处死,他至死骄顽不悟。 随着迟早总要代替地方民团的省级军队的成长,帝国在各地方上的统治同时得 到恢复。改编山东省一级军队时,湘军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军,总数约两万 人,尚未包括一千五百名满洲骑兵。这些扩充的省军开始剥夺地方团练经理自行征 收费用的权力。早在1864年1 月1 日朝廷就下令规定,在山东、河南和直隶三省, 只有那些“官为经理”的民团才准许继续存在。按照清帝批准的这一制度,1866至 1867年在沿运河的山东省各城市成立了许多“团营”。“团长”可由绅士担任,但 应听命于省级将领并由地方经管官员发饷,同时地方官员又设法通过其基层官僚机 器来恢复税制。 东捻在山东正被歼灭时,西捻却远在陕西。1867年1 月在西安附近,张宗禹狠 狠地打败了陕西巡抚的部队,4 月份又会同东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任陕甘总督左 宗棠宣布了他对付捻军的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策略。10月,捻军被迫向北撤往高 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现在的延安更远的地方。12月,张宗禹率领一万七 千军队(大部分为骑兵)渡过了黄河的冰冻区而进入山西。到1868年1 月初,他进 入河南北部,1 月17日又 到了直隶省境内。2 月3 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 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八十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精锐部队;他赏罚兼施,以此来激励邻近诸省的军队。 由醇亲王率领并已扩充到近两万人的神机营留守京都。其他部队被动员进击,而新 成立的山东军以及在1866年改编的勇营——豫军,迫使捻军再向南后撤。由于有被 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东南的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 月进 入山东。 张宗禹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因为这可使官军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黄河、西 面的运河和东面的大海来实施封锁的战略。5 月16日,李鸿章奉命限期一个月消灭 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 月21日,他与追击捻军来到直隶并在那里全面指挥数省军 队的左宗棠会面,商定了进行“长围”的战略。这战略旨在保卫从天津至黄河约四 百英里的运河,它需要十万多名军队才能进行守卫。但李鸿章自己的军队连同山东 和河南两支军队只能凑集约八万人,因此只能在两岸建立“长墙”。李鸿章和左宗 棠二人都看到民众对官军怀有敌意,用军队强逼百姓来营造长墙会引起灾难。李鸿 章除了命军队造墙外,还想出了“民捐民办”的制度。绅士们得到了钦赐封号的诺 言,平民则获准免税。由于依靠“民力”,运河以西的直隶部分长墙在6 月初完成, 山东省的部分则在6 月分稍后时竣工。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 东北部 的包围圈。7 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 8月16 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