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年代(1949—1956年) 由于过去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城市的秩序普遍混乱,因而(共产党)巩固对城 市地区的控制和赢得民众支持的工作比预期的要顺利一些。下面的故事已人所皆知 了——(国民党)官方腐败、昏庸无能、野蛮残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犯罪和其 他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所有这一切便把国民党因抗日战争胜利而获得的“天子” 般的特权扫得荡然无存。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起,城市里的情绪不定,但 总的来说是希望有个改变和改进。多数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许多担心失去一切的 人和有能力逃跑的人纷纷到了台湾、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一些财产较少办法不多 的市民则逃往山中避难,他们害怕新的统治者——谣传说中国共产党实行共妻、破 坏家庭、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和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一些市民,特别 是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急切地等待着机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然而, 大多数市民不愿意走极端,他们怀着无可奈何和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期待着新统治 者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觉得,新的统治者不可能比国民党还差劲。即便是如此,他 们也还是担心,不知未来的变化将对他们和他们亲人产生何种影响。当中国人民解 放军开始进城的时候,一般的反应是锁上大门,关上窗户,把传家之宝埋在地下, 他们认为一场掠夺怕是在劫难逃。许多市民从紧掩的窗户缝里偷偷向外窥视那些进 城的军队。一、二天后,一些人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他们看到了外面的 变化,感到了安全。 中国的市民们在短暂的恐惧之后,都发现了惊人可喜的现象。中国人民解放军 显然训练其部队在进城时,给市民留下良好印象,特别是在夺取大城市时更应该谨 慎。市民们对已经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和缺乏纪律的行为已司空见惯,现 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形象。在这个时期,到处充满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轶事和看到解放军战士有礼貌地问路,帮助市民干家务活,当市民送给他 们食品或其他物品时,拒绝接受或是付钱给市民,个个还是干体力活的能手,市民 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甚至一位在中国呆了23年,后被囚禁又驱逐出境的坚决反共的 美国牧师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和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军队。” 然而,市民对解放军的反应不是完全一样都深怀敬意,几乎与此同时,有关挖苦农 村新兵的“乡巴佬”故事也开始流传起来。其中最有趣的,讲的是一位新兵把西式 的抽水马桶当成洗谷机的笑话:这位新兵第一次接触西式抽水马桶时想,这是什么 玩意儿?大概是用来淘米的吧!于是,他把自己干粮袋里所有的米都倒了进去, “一冲了之”。的确,农民出身的士兵与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形成的反差很大,以 至于一位在中国最大的国际都市的记者把这种现象比喻为“火星人在上海”。这些 故事和谣传大概能帮助人们了解占领军是用心善良的,即使是一帮质朴无华的士兵。 由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采取了其他措施,所以城市过渡得以顺利完成。尤其 重要的是初期在“新民主”的口号下,推行了宽大政策。尽管国民党到处散布谣言, 说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新政府的牺牲者流下的血迹,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再使 平民大众相信,只有一些组织,特别是与国民党要害人物有直接联系的组织才会成 为专政的对象,广大民众在新社会都能各得其所。开始,这些允诺似乎是兑现了, 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很多非共产党著名人士和一些有名的国民党告密者以及其他敌 对的人物都得到了宽恕。当然,后来这种宽大政策逐渐消失,但此时中国共产党控 制的整个城市地区业已得到了巩固。 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所得到的迷惑 不解的感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骨干企业的工人开始投身到一 系列新奇的活动中去。频繁的会议、政治学习、定额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动员大会— —这便是新兴政权的特点和标志。人们被迫去熟悉那些他们原本非常陌生的哲学家 及其思想——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而且还有康德和黑格尔。他们被组织在一起, 讨论进化理论,接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新观点, 但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就很有点振聋发聩了)的观念。这时,有一系列的成语和政 治术语必须得掌握。满怀激情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的写日记时尚,在学生中间方 兴未艾。年轻人,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学会并且表演表达丰收喜悦的 “秧歌舞”成为时髦之举。曾经一段时期,他们站在平房顶上富有激情地宣讲最新 事态和报道新闻。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等待愿意的人去参加。1949年新兵被组成“南下工作队”, 开赴南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进入其他城市,帮助建立起当地政权。学生和其 他人组织起来,投入清理城市阴沟、整修贫民窟地区、修理河道防护堤岸和其他改 善城市环境活动的热潮中。随后,大批高等院校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在早先已 动员好的干部们的带领下,奔赴定点农村,用数周的时间去视察农村土地改革进行 的情况。有组织的市民们同通货膨胀展开斗争,他们在全市动员积极购买公债,警 惕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戏剧团也组织起来,演出揭露旧的婚姻传统弊端的短喜剧, 帮助宣传新的1950年婚姻法。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扫盲队,教他们的邻居学文化。1950 年底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类似活动——卖公债、给在前线的战 士写信交“笔友”、组织戏剧团到工厂和矿山巡回演出爱国短剧。在这期间,甚至 连和尚和尼姑都被动员起来,加入了爱国游行的行列,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他们在行 进的队伍中,出现了与整个气氛不协调的场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各种新的活动,反应不尽相同。有人怀疑许多活动是否有价值, 例如,这几年学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走出教室而没有能在学校里学习更多的东西。 还有一些新活动,引起了朋友间和家庭里相当激烈的冲突。例如,一些父母得知自 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儿)想加入南下工作队或是解放军后,感到非常着急和气忿。 还有一些家长在儿女们用新的婚姻政策来反对他们包办的婚姻时,感到难以接受, 沮丧至极。 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受欢迎。例如,官方决定,所有的狗必须从市区内消灭,随 之派出专人在大街上见狗就杀,使得狗的主人苦恼不已,而当局并没有对此作出令 人满意的解释。一出控诉人民痛苦生活的革命剧《白毛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 论在哪里上演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在这期间上演的一些改编过的传统剧目,则遭到 人们的反对。德克·博德曾记下了在北京期间的头一年第一次演出传统剧时的情景, 观众高喊着“清除封建制度的残余”并拒绝离开剧院,当一位官方发言人出来安抚 他们的时候,观众向他扔西瓜籽。起码在开始,许多市民发现接受新的行为方式对 他们来说很困难——积极参与而不是避开政治;直率地对他人提出批评而不是把冲 突隐藏在和谐的表象之下等等。 另一方面,许多市民发现这些新活动非常有益,令人振奋。对学生、年轻的干 部和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市民来说尤其如此。威廉·休厄尔还描述了当时参加 一项世俗的甚至是卑下的——城市阴沟清理——工作时所产生的兴奋情绪:“这是 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一起干活时的兴奋、充满了成就感、喧闹声和色彩纷呈。” 休厄尔还叙述了他在四川教书时的一件事:当大学里的工人和服务人员与全体教师 和管理人员在一起讨论政治和学校管理问题并参与决策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满足。 他写道,玩麻将的人、爱唠叨的老太婆和学校里看大门的人都在新的政治活动中成 为极富热情的参加者。他发现,“新生活道路所产生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是它 给本毫无色彩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新政府所造成的积极印象,不单是它发动人民参与了众多的新的活动,而且还 有其他的因素。特别是新政府办事时说话算话和效率很高给人以深刻印象。在中国 社会长期存在而成了慢性病的一些问题迅速得到了控制和消灭——吸鸦片、乞丐、 卖淫、扒手、秘密社团敲诈勒索等等。处理这些问题所使用的战术是一个模式。首 先,在一个时期内宣布宽大政策,使那些沾有上述恶习的人到当局自首并表示悔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相互揭发,当局认为已获得了他们足够的证据时,便会 突然禁止他们进行的活动。乞丐和娼妓被集合起来分配去作“诚实的劳动者”或是 被送回乡下老家。如果再有人因参加已禁止的活动被抓获,他们就会遭到逮捕和监 禁,负隅顽抗者将被处死以警示后人。在一、二年内,这种战术曾带来了戏剧般的 变化。 政府的效率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显而易见。对新政府如何管理复杂的城市持怀疑 态度的人,很快便发现电、煤、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比过去都更有保证。 通货膨胀似乎难以克服,但是到了1951年,尽管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通货膨胀已 经得到了控制。在大城市,一些贫民窟得到了修整,新的工人公寓楼开始拔地而起, 有效的城市管理环境开始形成。针对“压榨”(轻微的行贿受贿)而开展的战役揭 开了序幕,要求收据的规定和强有力的检查制度迅速改变了过去的交易方式。那位 英国观察家评论上海政权更迭之初所产生的影响(也许言过其实)时说:“在上海, 5月24 日你可以向任何人行贿,但在5 月26日你就不会贿赂任何人了——一百多年 来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强制性规定百货商场的收费标准和严令禁止收小费也同样 有效。就连被观察家称之为中国最底层的“粗鲁的三轮人力车夫”的态度也发生了 改变——以前为了争顾客而彼此反目,或是为讨价还价而争论不休;现在大伙轮流 接客,并接受了统一的收费标准。1951年燕京大学的一位教师记录了这种明显的变 化:“我们终于有了期待已久的政府,这是一个不仅会说而且脚踏实地办事的政府。” 一位英国传教士教授也同样感受深刻,“北京的生活效率普遍提高……对于一个深 谙旧中国生活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相信。” 对新政府日益增强的敬意,不但来自于其高效率,而且新干部的作风让人佩服, 他们被认为是努力工作、很少腐败、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平易近人。这个时期的惊人 的记录,是发现干部们在办公桌前勤勤恳恳,而不是打瞌睡;他们往往工作到深夜 ;他们也参加政府规定的各项新的闹哄哄的活动——政治学习、集体唱歌等等。在 早些年,老干部仍过着早年供给制生活,不领取月工资,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 此,他们看上去似乎光服务而得不到物质利益。一位英国观察家曾有感于亲身经历 的一件事:他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一位来自天津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后来他了解到, 这位官员在火车站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能买上车票,最后只得买站票返回天津。 这位观察家(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写道,“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拒绝利用职 务之便,甚至可以通过最简单的办法——将几个乘客从火车里扔出去就可以搞到座 位——这是世界上向平民大众展示他们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和公仆的最好的宣传。” 甚至高层领导人也努力把他们自己扮演得生活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尽管他们 的许多活动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他们通过巡视农村和工厂、做规定的体力劳动和定 期会见“群众代表”便能加深给人的印象。在50年代末期,许多在首都工作的年轻 干部都对国家高级官员同年资较低的同事一起跳舞、游泳和以当时流行的方式参加 其他休暇活动留下难泯的记忆。拉尔夫·拉普伍德总结了这些干部得到的肯定印象 :“不计报酬地工作便是人民政府能成功地动员起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参加有效行动 的秘密武器……” 这种观点是同1949年以前的官员作了比较,包含了一些夸张成分,其实新干部 对野心和私利不是毫不沾边的。我们掌握的这些年新官僚机构中的情况,也给我们 画出另外一幅不尽相同的图画。一位随同南下工作队到武汉的干部描述他的同伴在 办公室的空间和家具间玩起“游击战”,另有人刻划官僚机关内部勾心斗角,发牢 骚,对国家政府现状表示不满。此外,供给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干部生活在平等 待遇的基础上。供给制是分等级的,单是进餐就有三种规格,坐车也有级别等等。 因此,人们对地位的竞争,决不会漫不经心。不过,由于早些年的一系列干部整风 运动,起码大多数城市居民相信,干部中腐败和纪律问题一露头,新政府就会毫不 留情地严肃处理的。就总体而言,对新的领导人员的印象是值得肯定的。 在早些年,民族感情的凝聚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43年,外国人在中国享 受的治外法权终结,但是直到1949年,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外国人拥有的权力和影 响还很大。几年之后,西方人的影响便大大削弱,一部分被苏联人的影响所取代。 开始,至少在大城市,外国人曾获益于全面的宽大政策,当局出于城市形势的复杂 性和采取外交承认的考虑,举止谨慎。但从一开始变化已显露端倪——过去用英语 书写的城市的标志和官方的通知变成了中文;在制成品上印刷的商标也同样发生了 ;法庭审讯和其他官方文书也都用中文书写。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他们不违反新政 府的法律和各项政策,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允诺的 真实性有多大,因为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当时的气氛。许多外国人被迫 离开,或是被捕最后被驱逐,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偏执狂使得留在那里的人无法再 过舒适的生活。一些想离开的外国人,遇到了官僚主义设置的障碍,让他们耐心等 待。这也是中国的新统治者有意向他们显示,中国人才是他们自己土地上的真正主 人。 1950年以后,全国掀起削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影响的运动。好莱坞的电影受 到了批判,后来遭到禁演,苏联和中国的电影取而代之;西方人的服装和西服受到 批判,旗袍和其他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中国服饰也遭到了批判;开始流行中国式 的服饰:各种各样的制服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宁装, 以后又流行所谓的毛式短上衣。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把高跟鞋、皮货、美国兵剩余 下的夹克和其他过时的东西包包扎扎收藏起来或变卖出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一 批批蜂拥而来的苏联游客劫走了),化妆品从女性的脸上消失,有些人因为穿了 “资产阶级的”服装而受到批评,但许多人则认为这是新社会的风尚,他们自觉自 愿地跟上了前进的步伐。在政治学习会上开展自我批评,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 被迫承认他们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的感觉,并发誓要改正这种错误的观点。 反击外国影响的措施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许多西方人拥有的商业被迫关门或 被接管,一些受外国人资助的医院、学校和其他组织都被收归国有,在所有的组织 中,中国人都要起主导作用。1950年起,政府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员会”,并发起“三自”运动,旨在使基督教会割断同外国的联系和接受政府的领 导,如果他们还想在中国生存的话。在有的情况下,使用了极端的战术,煽动对外 国人的敌对情绪。在许多不同的城市里,天主教修女们曾办起了育婴堂,收留那些 被遗弃的婴儿和孤儿。1950年以后,这些育婴堂被指控玩忽职守甚至暗杀和肢解中 国人的婴儿。报纸印发了耸人听闻的照片,画面上是发掘出来的据说是被害者的骨 头,那些修女被拖进体育场,站在充满愤怒的暴民们的面前,接受批斗。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西方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急剧减弱。一位印度观察家评 论说,英国在1952年时对中国的影响已退回到110 年前的鸦片战争之前,在香港拥 有基地和一些领事,但是没有常驻北京的大使。对这些年来针对西方的攻击,有种 种不同的反应。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同外国人保持长期接触的人感到非常恐惧, 有的人被监禁或被处死。但就一般的市民特别是那些没有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多少好 处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市民而言,他们对这种变化感到自豪。他们看到自己的 政府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勇敢地面对外国人并且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特 权。朝鲜战争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这个时期,市民们满腔爱国热忱,对自己的 祖国在现代化的联合国军队面前的表现感到无比的骄傲。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 的团结,经济建设上的初步成就,并对外国势力和特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所 有这一切都激发起民族自豪感,政府则尽最大努力来扩大和增强这种自豪感。 诚然,这些年也是仿效苏联模式、“一边倒”的几年,但是苏联的出现,似乎 无损于新的民族自豪情绪。有的中国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怀疑苏联1945年后从满 洲撤走工业设施等行为。他们觉着彻头彻尾地照搬苏联模式——在学校里用苏联的 五分等级制代替沿用了多年的百分制——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政府强调,苏联 的建议和专家是应邀来中国的,而不是强加给我们的,学习苏联“老大哥”才是唯 一正确的选择,因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公众对于成千上万像潮水般涌进北京友谊宾馆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苏联专家看法 不一。年龄的差异是产生这种认识区别的重要原因。那些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人回 忆说,他们被那个时期翻译过来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里的男女英雄们所鼓舞,一些 人还给自己起了俄罗斯名字,并和苏联的笔友建立通信联系。当得知斯大林逝世的 消息后,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少中国成年人也同苏联专家建立了个人关系,因为他 们对苏联政府早期执行的一些措施,比如不允许到中国观光的苏联专家顾问乘坐人 力车等,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但是许多年龄较大的中国人,抱着怀疑的态度,甚 至是厌恶的表情看着那些出出进进的苏联客人。尽管采取了一些公共关系措施,但 是,中国人还是很快就发现,许多苏联客人看上去有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情调— —他们的服饰、行为、携着妻子,特别是他们对旅游、购物和闲聊表现出强烈的兴 趣。人们发现有些苏联专家非常傲慢和总爱提要求,他们认为,中国人全盘接受他 们的建议和以苏联人的方式去做事是很自然的。总之,许多被苏联老大哥派到中国 来的代表,其所作所为实在是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距甚远。 尽管苏联人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正如一位中国人曾把一些苏联人称 为“无产阶级的王子”,苏联仍没有像西方那样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国 家。因此,新政府并没有因为与苏联结成的关系而影响它巧妙利用人们的爱国感情 这方面。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此君1952年后被监禁了几年,直到1957年才 被允许离开中国),看了1956年10月1 日的游行后写了下面一段回忆:“我必须承 认,我几乎被那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 如此的骄傲。” 然而,对于新政府的支持,恐怕没有什么影响比经济安全和经济条件改善更重 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由于通货 膨胀,一杯咖啡在上海的价格超过300 万元(这是被认为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新 “金元”),四川一个看门人的月工资,只够往欧洲发三封航空信。有效的控制通 货膨胀只是变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也许新政权采取的一个更为重要步骤是 加大了流动的机会。死了和走了的人,需要有人替代,处于蓓蕾状态的官僚机构需 要增添职员,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需要技术人才,这就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个人进修 活动——短期的训练课程、“革命大学”、干部学校等等。全日制学校也迅速扩大, 由于学校实现了国有化,学费大幅度削减,所以在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小学注册人 数几乎满员。这样,许多有志的年轻人认为是政权的改变才使得学校的大门向他们 敞开。农民也加入了社会流动的大军。当局在50年代不断做出努力,试图把那些来 自农业地区的盲流,引回到他们乡下老家,但是在接近5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努力 并不十分成功。在此期间,许多农民挖空心思在城里找到了落脚点,并加入了城市 工人的行列。 不仅就业机会增加,在国营企业(甚至在一些大的私人企业)里工作的人在工 资、工作条件和小额优惠等方面也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制度化。起初,政府在提高 工资问题上犹豫不决,开始是鼓励工人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后来又迫使工人以满足 于他们的低工资来确保商业的稳定。但是,市民们对在食品供应和分配制度方面的 改进和努力降低价格,印象极佳。有了这些固定的工资收入,他们就可以购买高质 量的粮食(稻米、小麦,而不是玉米和大麦),其他食物如鱼类也比40年代末买得 更经常了。随着1956年整个工资待遇的提高,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自信心也增强了。 另外,小额优惠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其中包括医疗保险、伤病工资、产假工资和退 休金等等,这些措施给大多数在职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须知他们以前对这些社会保 险措施闻所未闻啊(虽然这些优惠并没有照顾到所有的劳动力方面)。总之,在这 个时期,人们对生活条件将会改善和流动机会将会增加都普遍持乐观态度。 自相矛盾的情况发生了,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和小额优惠政策的逐渐扩大,居 然发展成一种中国共产党政策明确要避免出现的趋势:与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民相 比较,市民的特权地位不断增长。在城市里,由国家负责提供“一揽子福利”待遇, 社会主义从而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但是在农村,提供任何福利的负担,最终都不 是落在国家而是落在集体和农民自己的身上。结果经济改善的情况比城市少得多。 总体而言,1949年以后,中国城乡差别在收入、获得消费品、文化娱乐和有保障的 工作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逐渐扩大,使得城市居民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活的优越; 也使农民越来越羡慕城市生活。也就只有在住房方面,农村居民有一定的优势,到 70年代末期,典型的农民居住面积扩展到平均约为每个市民的3 倍。但是即便如此, 绝大多数市民仍可用很少的钱来付房租——通常是他们收入的5 %或者更少——而 农民在投资住房建设时,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当然,也有人倒霉的,以前的城市精英们就失去了很多利益,有的甚至丢了性 命。不过,由于几个因素的作用,人们头脑中并没有因这而改变了机会确有改善的 印象。例如,那些失利者比起得利者在数量上还是占少数,况且他们那部分利益早 已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在不少情况下,他们虽摔倒,但不很痛——1956年社会主义 改造完成之后,资本家根据官方对他们资本的估计获取利息(在多数情况下,资本 家还有满意的工资),原来薪金丰厚的人仍拿“保留工资”,保留工资比新的标准 工资要高。收房租、拿版税和其他非工资收入的取消是一个渐进的而非突然的过程。 在50年代,或许最重要的事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代在不同程度上都从新的 机会中获得益处。尽管官方偏爱工人和农民,但是新政府同样急需高技术人才,因 此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城市学生,被鼓励钻研学业,在新社会里能担任好的工作。 只要他们愿意遵循新政策,在形式上批判他们父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只要 他们的父母没有介入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们就可以从事高尚的职业,并有光明的 前途。在50年代,社会上人际关系注重阶级背景的风气还没有渗透进学校里,学校 里注意阶级出身还是后来的事。那时,学生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是相同的年级,或 个人的兴趣爱好相投,而不是后来那种以阶级背景和政治因素来取舍朋友,总的来 说,那时还没有人感到为了一个有希望的机会需要进行非常紧张的竞争。在50年代 一段时期,事实上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比当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还要多。到了60年代, 在理论上被称为“坏阶级”(资本家、商人等等)家庭出身的子女,平均来说,仍 然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更有前途。 30年之后,许多市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着值得留恋。秩序恢复了,外国 的特权结束了,经济条件正在逐渐改善,政府看上去富有效率且关心人民,就连犯 罪的危险也大大减少了。尤其是那些当时还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回想起来那些令人 激动和有意义的事——刻苦学习,振兴中国,从事业余爱好,徒步旅行,阅读苏联 和中国的英雄人物小说,加入宣传队到农村和工厂巡回演出,把他们在学校里取得 的成就和喜悦带给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十分乐观的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创 造许多奇迹,城市居民,尤其年轻人能实现生活中许多美好的理想。 然而,如果要说城市居民从起初对新政府的怀疑、观望一下子变为对新政府无 限的热情的话,这也失之偏颇。从一开始,起码有不少人对新秩序的一些方面就感 到是不祥之兆。例如,新政府对人口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高度严密的组织和控制措 施,渗透到了市民私人生活之中,对市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方式 和私人关系。在起初宽大政策之后,这种严密的组织控制措施逐渐升级和有区别地 进行。新政府执政后几天,新闻控制和审查制度就生效了,但是美国电影一直上演 到1951年。大学学生立即组织政治学习、劳动和上街游行,他们仍可以选择自己宿 舍的室友和想学的专业。到了1951—1952年度,学生住宿就统一安排,专业成为强 制性的,一年后,建立了大学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制度。新政府执政的头几周内, 国营纺织厂的工人成立了由官方发起的工会,但对那些小厂子里的工人和从事手工 业劳动的工匠以及小商贩的管理非常松散,直到50年代中期才组织起来。在城市家 庭生活中,开始变化不太大,可是到了1954年,成立了标准的居民组织——居民委 员会,并开始对每个人的活动施加影响。 虽然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是渐进的,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新的组织体制开始 出现,这就使得比从前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控制和动员市民。1949年之前城市里的集 团——同业公会、同乡会、小集团、秘密社团、街坊协会等等或被取消,或加以改 造。取代它们的是一个新的在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城市基础结构。城市的每个街 区,都成立了在政府官员和警察局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委员们既组织有益的服务 活动,如打扫街道卫生,设立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和急救站,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 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检查没有注册的个体户或不正常的活动,进 行夜间安全巡逻,后来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和限制他们多生 育。新的组织体制的另一个主要支柱,是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组织本单位人员的生 活(包括上班和下班后的生活),并视此为己任。大的单位不仅为他们的人员提供 住房、医疗和其他服务,而且还组织政治学习,管理业余活动,同意结婚或是离婚, 监督释放了的罪犯,并参加类似于居民委员会的其他各种社会控制的活动。 除了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许多市民还受一系列新的“群众组织”的监督——共 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工商会、作家协会和独立基督教协进会等。这 些组织监督每人工作和业余时间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这些新的官 僚体系发放,而不是由市场发配或由个人或由几个人自愿结合的组织去搞。例如, 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作都是由官僚机构分配,基本上是终身就干这份工 作。劳动力市场开始消失。这个时期的城市生活形式发生了一个转变,即开始实行 严格的配给供应制(由单位和居民委员会管理),购买基本食物和生活消费用品都 受到控制,住房由单位或城市专门机构负责,私人行医被取缔,市民们对中国共产 党控制的新的官僚机构的依懒性越来越大。其他地方的官僚制度一样,执行的结果 是个人常常失去了自己喜欢有的东西。例如,当配偶们发现他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城 市工作时,他们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每年只有在一次很短的探亲假时才能 见上一面。 城市组织机构的转变,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中国城市的市容和声响开始 发生变化。商业的官僚化和标准化,使那些曾给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带来生机和色彩 的贸易和商贩们——沿街叫卖的小贩、修锅补盆的工匠、代写书信的先生、雕刻印 章的艺人、走街串巷兜售小玩意的商人等等——逐渐消失了。由于国家接管了向城 市居民提供需求的责任,也就没有必要再用鲜艳的色彩标志和各式各样的号子或大 声叫卖来吸引顾客了。 地位等级制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精英、资本家、商人和知识分子失去 了往日的地位。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小商贩和从事宗教及其他仪式的专业人员等 的处境也在下降。身居要位的高官(高干)和军官控制着新的等级制度,高级知识 分子和技术专家的地位居其次,但处于那些官僚权贵的牢牢控制之下。工人、技术 人员和其他与工业生产有关系的人威信上升,而其他一些被社会所遗弃的团体(阶 级敌人、阶级成分有问题的、被控对象)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你在新的城市等级 中处于何种地位、收入多少和有无大学文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僚的头衔和党票 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什么单位和行政“系统”工作也很重要,其重要性几乎同这 垂直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不相上下。一些大型的和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如军队和铁 路,能给他们的职工提供更多的利益和特权,规模小、联系范围小的单位如小学或 是街道工厂,就很难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所以,一个人在新城市结构中地位如何, 要看他的单位怎样、头衔有多大。 到1956年,中国的一些难驾驭的城市,逐渐都控制在新的官僚制度之下,对此 曾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惊慌失措了。熟悉1949年以前城市生活的观察家们都知道中国 城市行为方式中长期存在的无足轻重的弊病,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在街上 随地吐痰。在新政府的控制下,这些似已荡然无存,他们无不感到震惊。1955年, 在北京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预言,“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把计划生育作 为强制性措施的政权,可以肯定,这些规定将会被普遍接受。” 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时期发生的理论上属最主要的变 化(1955—1956年城市经济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在某些方面是虎头蛇尾。国家 对原材料、市场、信贷和其他方面的控制逐步加强;1951—1952年五反运动对资本 家和对社会主义持非议的人的恫吓;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会和党控制的工商 业联合会在组织上施加压力——到了1955年所有的这些使城市出现了一种局面:城 市资本家和商人几乎没有自治权力和活动余地。是年后期,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 动加速发展时,基本上未遇到什么抵制,一切都比原计划进行得迅速。在个别地方 速度更为惊人,1956年1 月,北京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运动已经全部完成, 前后历史仅仅10天。 然而,社会主义过渡运动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组织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弊 端。例如,动员人们进行变革很容易,但是要使新建立的组织机构富有成效地进行 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加速社会主义过渡,在许多方面成了“纸上成功”——工 厂和商店的资本和存货清单还没有开列出来,新的簿记制度还没有建立,缺乏受过 训练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会计以及其他使社会主义企业运转所必备的条件。因此还需 要几个月的工作来清理这些混乱状况,然后现实方能接近运动口号提出的要求。 党在进行运动时所使用的动员技巧是令人折服的,但带来的变化却是毫无意义 甚至有害的。例如,在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之后的生产运动“小跃进”时期, 人们自力更生解决中国的问题的热情被激励出来了,结果出现了所谓的新发明“双 轮双铧犁”和一项控制生育技术——要求妇女吃大量的活蝌蚪。两者都未取得成功。 虽然这两项发明很快就被抛弃了,但是,这种体制敢于置民众的疑虑于不顾并使用 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继续蛮干的劲头却未收敛,而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更变本 加厉地显示出来,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灾难。 当局说,为了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就需要有高度组织形式的生活,大多数中 国人赞同这种论点。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市民服从要求苛刻的当局日益加紧的控制, 而当局却不受公众影响的左右。人们发现,许多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珍爱的习惯和行 为方式,以免与新当局的要求发生冲突。赌博、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阅读西方小 说、请人算命、祭祀祖先和其他许多活动都变成了有疑问的事情——他们是不是违 反了新规定?中国人好幽默,但是当局在涉及到他们的想法和计划时,是毫无幽默 可言的,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小组批判会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时不能说句俏皮话或 开个政治玩笑。如今不只是像1949年前一样,须防范几个告密者,现在除了极少的 几个知心朋友和家人之外,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句不该说的话。(然而,这种对人们 相互交流的压抑,主要是在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工人和其他社会地位较低 的人相对要好一些。工人不会被怀疑有异常的想法,即使有,他们也很可能会被谅 解,因为他们受的教育程度低。) 诚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已认识到他们必须适应新统治者的种种狂想才行, 抛弃佛教是如此、蓄留起辫子是如此;搞“新生活运动”也是如此(这是30年代国 民党发起的促进道德复兴的运动)。1949年以后情况不同之处在于,要求改变的范 围更大,为达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组织渗透更深。在建国之初,一位老教授曾向威 廉·休厄尔吐露,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因为中国人不会当殉道者。“我们向竹子 学到了诀窍,风来时他们弯下腰;当风停息后,它们又挺得笔直了。”但是,还过 了不到一年,这位教授就因不能适应新社会导致精神错乱而自杀了。 最初的宽大时期结束后,官方控制加紧,扩大了对个人和团体实行高压统治的 范围。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挖 出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大批的人被卷入政治斗争,遭到逮捕或是被杀害。 前国民党官员及其支持者、秘密社团和宗教首领、资本家、包工头、外国和本国的 牧师、腐败的干部、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黑市商人和那些仅仅是在公共场所批 评新政府的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监狱里塞满了被捕的人, 临时凑合起监狱来关押过剩的犯人,其中很多人被杀害或是消失,从此杳无音讯。 这个时期每次主要的运动,都引起那些成为或害怕成为斗争目标的人自杀的浪潮。 尽管新政府的官员们一再让人们消除疑虑,说政府欢迎批评,镇压手段是用来对付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决不能对新政府有任何不满,如果有 人不信,那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新政府实施严密的组织控制和大范围的镇压,但它也做出了许多成就。市民对 这两者思想中是如何进行平衡的呢?对此有迥然不同的反应,一些集团对这个新秩 序显然反感,惶惶不安。但大多数市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受到威胁,有不少人甚至 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加强组织的严密管理。难道实现 街区的安全、稳定货币、建立统一强盛的国家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吗?同时,政府 也相当成功地使市民相信,绝大部分镇压是有选择地针对那些的确是罪有应得的人 的。许多人认为,清除社会渣滓是一件好事。当局大讲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秘 密社团头目和天主教修女的邪恶行为,手段十分高明,在市民中果真产生了敌对, 当局又巧妙地利用了当时业已存在的忿恨情绪。 在这个年代,即使没有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城市居民,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对有些人来说,父母被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房:对有的人来说,心爱的老师成了1955 年肃反运动的对象,随后就消失了;对有的人来说,老朋友在新的政治压力下被迫 自杀了。这种个人的曲折经历,引起了他们对新社会性质的痛苦的反思。他们对新 社会抱有乐观态度,愿为之献身,但从此产生了隐隐不散的怀疑。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也可找出适当的理由来消除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正如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指出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普遍的混乱之中,某些错误就在所难免。对许多人来说, 一个合适的解释是(独裁政权惯用此法)——“如果毛知道就好了”。官方的政策 和领导是英明和仁慈的,但是,那些显然缺乏训练和不守纪律却在贯彻政策的基层 干部出了“偏差”,他们滥用权力,而犯了大量错误。市民们希望在每次大的运动 过后的总结检查阶段,能够改正以前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尽管这些年运用了大规 模的镇压措施,许多市民还是认为这个时期是相当乐观甚至是宽大为怀的。他们认 为,大多数的镇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错误不是全局性的,是执行 有问题而造成的。所以,在这些年由于官方的镇压而导致的个人的痛苦,还不足以 削弱新秩序带来的公众的积极参与和乐观情绪。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