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开展的行动,即使 对于它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部让人难堪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克格 勃(在那个时期称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是斯大林实施暴政的主要工具。它在和平时 期搞如此大规模的迫害行动,这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克格勃官员在其莫 斯科的总部鲁比扬卡设有俱乐部,但这里甚至连用来放置前几任主席照片的陈列室 都没有。这儿与其说是一个声名显赫之地,还不如说是一个恐怖的发源地。以前, 曾有三人因涉嫌恐怖犯罪活动而被处决(这其中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却只是虚构), 其中金里克·雅戈达在1938年被处死,尼古拉·叶若夫在1940年被处决,而贝利亚 在1953年被处决。还有一个是伊万·谢洛夫,1963年开枪自杀。斯大林死后,克格 勃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研究更早的、富于神秘色彩和革命纯洁性的列宁主义的黄金 时代,以回避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情报机构的那些杀人成性的负责人的血腥历史。 克格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起义后的第六周,也就是197年12月20日, 苏维埃第一个负责安全和情报的机构--“契卡”的成立。在米特罗欣的任职时期 里,克格勃的官员总是称自己为“契卡主义者”。他们工资的发放不是在月初,而 是在每月的二十号(这一天是“契卡”成立之日),以此来纪念契卡的诞辰。克格 勃还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鲁比扬卡 (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外面,矗立着在波兰出生的“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的巨 型雕像。捷尔任斯基在很多传记中被尊称为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革命英雄”, 在反革命势力威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时,他曾经扭转乾坤。在大革命来临以前的二 十多年中,捷尔任斯基已经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了,这其中有十一年他要么是蹲在沙 皇专制统治下的大牢里,要么是在服苦役,要么是被流放。克格勃训练手册引用他 的话说,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像列宁就 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工作狂,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号召人们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 死斗争。在克格勃在雅瑟涅沃设立的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总部,人们顶礼膜 拜的对象就是始终由鲜花环绕、矗立于大理石基座上的呷斯基的半身雕像。 捷尔任斯基从克格勃前身--规模小得多的沙皇保安队那里学会了很多谍报技 术,但克格勃对其神圣化的创始人的大肆赞誉却掩盖了这一点。在利用渗透和密探 方面,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保安队有关技术的较为精确的第一手资料。早在1913年7月, 列宁就与他的两个主要副手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以及国家杜马 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主席罗曼·马利诺夫斯基就向沙皇保安队渗透的难题交换过 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必须找一个较隐蔽的保安队内线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保持紧 密联系。结果,这种联系甚至要比列宁所想象的还要紧密。这个内线就是马利诺夫 斯基。但是后来由于保安队的档案泄露了他的身份,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时候, 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花园里被枪杀了。 “契卡”对其对手的渗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归因于他们模仿了马利诺夫 斯基和其他沙皇专制工具的手段。“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 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的作者德米特里·加甫里洛维奇·叶夫谢耶夫在 写作之前对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像捷尔任斯基一样,叶夫谢 耶夫也认为,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 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 “契卡’阜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 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 “阶级敌人”的名称。但就在“契卡”刚成立不几天,它即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对 外情报的收集工作。第一个派往国外执行情报任务的人是阿列克谢·富罗洛维奇· 挪波夫,很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克格勃历史学家树立为英雄形象,因为他的所做所为 与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坚持的列宁时代的英雄形象不相符。菲利波夫生于1870年,曾 经参加过律师培训,十月革命以前一直从事报纸发行工作。1917年底,他被捷尔任 斯基选中,以记者和商人的身份被派往芬兰执行情报任务。1918年1月临行前,他做 了“为了革命,不需要任何报酬,我将把我在工业界、金融界,特别是在保守派 (民族主义者)圈子里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你们”的书面承诺。 l月4日苏联公开承认芬兰独立(在这之前,芬兰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然后 又立即对它实行颠覆政策。月底,由俄国陆军和海军驻赫尔辛基的卫戍部队支持的 芬兰共产党搞了一次暴动,共产党控制了首都和芬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芬 兰共产党很快又受到前沙皇官员卡尔·曼纳尔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民族主义防卫部 队的挑战。菲利波夫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并报告有关曼纳尔海姆与德国交往的情况以 及支持暴动的海员的倾向。由于德国在1918年4月上旬开始插手芬兰事务,所以共产 党领导的暴动和菲利波夫的苏维埃国外情报员的短暂生涯在4月底就走到了尽头。 1918年5月,俄国爆发了内战,并持续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了保 卫政权而不得不与强大却四分五裂的白俄军队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所有这些反对力 量的背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心炮制的一场巨大的阴谋。 列宁在7月份声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针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场有步骤、有计划、 显然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反革命运动,英法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已为 此准备了好几个月。”而实际上,尽管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敌人, 但并不存在这种经过精心设计、协调一致的谋求颠覆它的帝国主义阴谋。 “契卡”宣称,在内战期间,他们揭露和粉碎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企图颠 覆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阴谋:第一个便是发生在1918年夏天的“‘特使’阴谋”, 也被称为“洛克哈特阴谋”,其幕后策划者是英国年轻的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 洛克哈特。1979年出版的一份克格勃历史材料这样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当年 ‘契卡’对阴谋家的粉碎性打击简直可以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媲美。” “契卡”在1918年也正是这样声称的,同时也是米特罗欣的大部分同僚在半个多世 纪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然而,实际上发动“‘特使’阴谋”的却不是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联盟,而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敢于冒险的特务分子。他 们趁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的混乱自作主张地发动了这场阴谋,旨在推翻布尔什维 克政权,而最终却成了一次滑稽的、愚蠢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特务要算英国秘密 情报局(当时被称为MIIC)的锡德尼·赖利。他的功绩中既包含了激动人心的冒险 行为,又包含了粗俗可鄙的成份。由于他越来越倾心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所以 后来被英国秘密情报局开除。赖利是1918年5月7日以一种奇怪而很有特色的方式进 人莫斯科的--大摇大摆地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 特使(而实际上,首相以前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要求拜见列宁, 但遭到了拒绝。 “‘特使’阴谋”最精彩之处还在于,这个阴谋不是由特使或他们的特务们亲 自策划的,而是“契卡”为给西方阴谋家设置陷阶而策划的。在1918年8月“契卡” 官员扬·布伊克斯假冒为一个名叫施米德赫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谋反者,成功地使洛 克哈特·赖利和法国总领事相信守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团团长爱德华·别尔津 上校(他实际上是“契卡”的密探)准备发动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为了支 持别尔津所谓的起义,赖利给了他120万卢布的巨款,但别尔津很快就将这笔钱转交 给了“契卡”。赖利的起义计划经常改变。有一次他甚至想象亲自率领一支拉脱维 亚特遣队直扑大剧院后台,活捉正在那里召开苏维埃会议的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 苏维埃领导人,并当场枪毙他们。赖利还很喜欢另一个计划,那就是不杀掉列宁和 托洛茨基,只是剥去他们的裤子,让他们穿着内裤在莫斯科大街上游行,以此“让 世人来嘲笑他们”。 由于后来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赖利的想象永远不能实现了。8月30日,彼得 格勒“契卡”领袖莫依谢·索洛莫诺维奇·乌里茨基被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卡内吉 瑟的劳工社会党温和派的前成员暗杀。同一天,在另一起袭击中,列宁遭到社会主 义革命党成员法尼亚·卡普兰的枪击并受重伤。在经历了这两次枪杀事件后,捷尔 任斯基决定结束“‘特使’阴谋”,“契卡”应对这次阴谋的设计和安排负主要责 任。9月2日,有关方面声明,“‘契卡’已经粉碎了一起由英法外交官策划的阴谋 --这些外交官们通过贿赂苏维埃政府军,组织抓捕人民委员会成员,并企图宣布 在莫斯科建立军事独裁政府”。可以断言,声明肯定没有提及贿赂计划的具体事实, 也没有提及军事政变是由“契卡”自己策划的,更没有提及这些外交官是受了“契 卡”的间谍所使用的沙皇保安队的间谍手段的蒙骗而被卷人这场阴谋的。 9月5日,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彼得格勒党的领袖再次发表声明,宣称 英法阴谋家是企图杀害列宁的组织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但是,捷尔任斯 基并没有揭露赖利准备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裤子的企图,尽管这样可以引起人们的 注意,或使人们更加相信是西方国家参与了杀害列宁的阴谋。他之所以不敢这样做, 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们嘲笑列宁。 在谋杀列宁事件、暗杀乌里茨基事件及“契卡”宣告粉碎“‘特使’阴谋”之 后,苏维埃宣称进人“红色恐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忙于内战、对付反革命的同 时,“契卡”也对革命政权的敌人大搞恐怖活动。在谋杀列宁的事件发生的三周前, 列宁还亲自给奔萨州(有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写信,要求他们对反革 命分子进行公开处决,‘争取让周围数百公里的人们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在他康复期间,他还指示“秘密地、紧急地为制造恐怖气氛做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10月15日,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的继任者格列普·伊万诺维奇·博克自豪地向莫斯 科报告,已经有800多名可疑的反革命份子被枪决,还有6229名被监禁。在彼得格勒, 被捕或可能已被处决的人中还包括“契卡”第一任国外情报员菲利波夫。处决他绝 不是因为在执行“芬兰任务”时的失败,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资产阶级血统,因为 在“怀疑一切”的“红色恐怖”时期,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是人民的敌人;20年 后,博克自己也成为更为偏执的俾大林大恐怖时代的牺牲品。 曾经参与策划“特使阴谋”的“契卡”密探别尔津和布伊克斯,最后也成了他 们自己的骗局的受害者。刚开始时,别尔津的事业还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从事密 探工作时表现出色,曾被授予“红旗勋章”,不仅加入了“契卡”,后来还成为科 雷马金矿劳改营的领导(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该劳改营中工人的死亡率在苏联内务 部劳改局里名列前茅)。1937年,他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继而被枪毙。当时具体 给别尔津加了些什么罪名无从知晓,但其中有一条是说他曾于1918年勾结过西方阴 谋家。在斯大林主义者对“特使”阴谋所做的幻想一般的解释中,别尔津的同谋者 布伊克斯(化名为施米德赫)被描述成公开的反革命,而不是执行别尔津命令的 “契卡”官员,甚至在米特罗欣早期的克格勃生涯时期,克格勃的秘密历史也是持 这种解释。由于布伊克斯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得以安然无恙地度过红 色恐怖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对克格勃档案的解密,才重新确定了施 米德赫的真实身份和他在1918年所起的真正作用。 在米特罗欣整个特工生涯期间,克格勃历史学家们都始终认为,所有针对年轻 的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进攻,都是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 阴谋的表现”。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勾结的话,那么苏维埃可能 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败下阵来。1919年,只要有两三个师的西方国家的部队在芬兰湾 登陆,就能够强行进人莫斯科,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连两三个师也找不到。那些干涉红军的美、英、法、日军队只是起到了使白 俄声誉扫地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帮了布尔什维克的忙。虽然他们数量太小,影响不 了内战的结果,但足以让布尔什维克把它们描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总之,很 多布尔什维克成员都相信,在内战期间他们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力进攻。这种 错觉在整个斯大林时代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态度。 “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受布尔什维 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很多布尔什维克已经习惯了1917年以前那 种隐瞒自己身份的生活,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化名,其中有 俄国贵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的假名一直是“列宁”;还有一直 被称为“斯大林”的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列宁” 和“斯大林”保持着许多在地下工作期间形成的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极度敏感的事 情上,“列宁”要求他所作的指示绝不允许留任何副本,原件要么送回他那里销毁, 要么由收件者直接销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指示并没有被完 全执行。 斯大林在20年代还在窜改他革命前的履历,包括具体的出生年月。他确切的出 生年月(1878年月12月6日)直到1996年才被公开。米特罗欣在一次参观“莫俾科总 档案局”的秘密部门时,偶尔发现了一份有关朱加什维利在沙皇保安队时的档案, 其封面和标题都采用标准的保安队档案的格式,但当他再看里边时,发现内容已全 被取走,极有可能是保安队掌握了有关年轻时的朱加什维利的负面材料,而斯大林 却抓机会把这一文件毁掉了。苏维埃政府保存档案的典型形式是:自档案被永久性 地存人档案册之日起,它的封面就会一直被保留着。米特罗欣怀疑,取走档案内容 的人很可能就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干的,后来被除掉了,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秘 密不被泄露。斯大林最想毁掉的是他在保安队充当密探的有关证据。尽管缺少确凿 的证据,但是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找到的。根据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中发 现的一个保安队成员的报告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库布尔什维克曾指控朱 加什维利(即俾大林)不仅是保安警察,还是密探,并曾挪用过党的公款。 1918年,在内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依据布尔什维克惯于隐瞒身份的习惯,“契 卡”以不同的化名和各种各样的伪装方式向敌人后方派遣官员和特务来收集情报。 在1919年7月之前,由于被派遣的特工众多,以至于根据需要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秘密 指挥机构(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的S局)。克格勃秘史称,从此以后这些 “特工”行动成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20年12月20日, 也就是“契卡”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契卡”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外机构--外国 科,负责指挥苏维埃在国外的所有行动。在苏俄早期,由于这个共产党国家被排除 在国际社会之外,与外国的官方来往很少,不可能为公开的情报站(在“契卡”行 话中被称为“工作站”)提供更多的掩护,因此主要靠秘密行动来获得情报。在外 国首都建立的外交和商务使团都有一个公开的情报站,它们由一位官员领导,这名 官员的身份只有驻该国大使或使团领导知道。而地下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没有外交 或其他官方身份的掩护,他们直接归莫斯科的外国科领导。 在1918年到1920年的内战期间,与“契卡”在帮助红军战胜反革命军队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相比,国外情报活动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但就像后来的克格勃一样, “契卡”也喜欢用数字来表示自己的成绩。1919年秋天,很可能就是内战的转折点, “契卡”得意地宣称,在它成立后的十九个月中,它共发现和消灭了412个反苏维埃 的地下组织。“契卡”对付反对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恐怖。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 来说明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契卡”的牺牲品,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对付其 政治敌人的残忍程度,还是杀害政治敌人的数量,“契卡”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沙 皇保安队。1901年,有4if3名政治犯被国内流放,其中仅有180名服苦役。只有那些 杀人犯或企图杀人的政治犯才被处决。然而,在内战期间,大概有25万人遭“契卡” 处决,这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的人数。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会让保安队 以新的、恐怖色彩更浓的形式再次出现。他在1917年夏基本写完的《国家与革命》 一p中声称,革命胜利以后,社会将不再需要警察部门,更不需要政治警察了。尽管 有必要“靠过去被奴役的大多数民众去镇压少数剥削者”,但相比之下,这种镇压 就“容易多了”。建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迅速瓦解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只 需要建立最低限度的法规制度和官僚机构。但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以人民的名义进 行的革命会遇到大规模的反抗;不过,既然夺得了政权,他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捍 卫它。他常说,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人民政权”,但是他从不接 受这样的现实,即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永远正确的领袖。 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里,在靠近鲁比扬卡的地方用巨大的花岗岩修建了一个纪 念碑,但这花岗石并非采自斯大林的古拉格,而是采自列宁在1918年秋建立在白海 沿岸的集中营,以此来纪念“极权主义镇压下的受害者”。许多“契卡”成员都把 对其阶级敌人的残忍当成一种革命的美德。据一份莫尔普斯克的“契卡”的报告称: 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 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 甚至在苏维埃为其政权存亡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内战期间,也有很多支持苏维埃 的人对“契卡”的残暴感到极端厌恶。很多“契卡”成员(他们很多人只有十几岁) 都曾使用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手段来折磨人。在哈尔科夫,他们将受害者手上的 皮剥下来做成人皮手套;在沃罗涅日,他们剥下罪犯们的衣服,把他们塞进钉满钉 子的木桶里,然后转动木桶;在波尔塔瓦,他们将神父钉死在木桩上;在敖德萨, 他们将抓获的白军军官捆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地送人熔炉;在基辅,他们把成笼的 老鼠固定在罪犯身上,然后再慢慢加热,直到老鼠钻进他们的腹腔为止。 尽管列宁不赞成这种残暴行为,但他对由捷尔任斯基来纠正这种“过度暴力” 表示满意。他对“契卡”的残暴行为置之不理,反而对其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大加 赞赏。他声称,“契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是“对付由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 组织无数次的阴谋和无数次反苏企图的有力武器”: 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们,我们知道你们不可能喜欢我们的政权,的确, 你们不喜欢它!但是当你们把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围攻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国 内组织一系列阴谋,极尽所能破坏我们的和平事业的时候,我们的“契卡”已经能 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还击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了! 捷尔任斯基档案中的一些绝密文件附有一条规定,只能制作十个副本:一份送 给列宁,其余交给“契卡”各部门的领导们。列宁对“契卡”事务的干预深人到了 具体的操作细节,甚至就如何进行搜查和监视,他都向捷尔任斯基作了具体建议, 还指导他说,逮捕最好在夜间进行。列宁甚至天真地想使用一种新的技术来帮他们 搜寻反革命份子,他让捷尔任斯基制作一个大的电磁铁,以便在逐户搜查中发现敌 人的秘密武器。这种方法已经尝试过,却没有成功,然而捷尔任斯基还是很难让列 宁相信“磁铁在搜查中没有多大用处”这样一个事实。 列宁十分关注“契卡”所使用的间谍手段,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但更重 要的是他确信“契卡”在对付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份子、维护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 国家政权中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921年8月,苏联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美国救济 协会为苏联数百万饥饿的人民提供的粮食援助,但他们却对此种援助深表怀疑,足 见列宁和捷尔任斯基是多么地害怕帝国主义的破坏。列宁坚信,美国救济协会是美 国进行情报活动的一个幌子,因此下令对美国救济协会的所有成员进行最严密的监 视。美国救济协会开始活动后,列宁又认为他们肯定是在以提供食品为手段来搞颠 覆活动。列宁对捷尔任斯基的副手约瑟夫·斯塔尼斯沃维奇·翁什里赫抱怨说“外 国特务正大规模地贿赂那些穷国浮倒的多卞’.官(列宁加的着重号L这其中潜伏着 危机”。列宁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满足‘契卡’官员的衣食等基本需求”,只有这 样才能让他们挡住帝国主义的各种诱惑。 尽管当时美国还没有和平时期的情报机构,但是“契卡”却说美国救济协会负 责处理欧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的300名工作人员中有200名实际上是秘密的情报 官员,“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暴动的一流的指导者。”“契卡”还说,美国救 济协会当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食品站,以便“在政变中随时为白色政权提 供食品援助”。列宁把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对付美国救济协会上,而对因饥饿而 濒临死亡的约500万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生命却置之不顾。1922年,美国救济协会每 天要为1]00万名饥民提供食品,如果没有美国救济协会的这种大规模的食品援助, 饥荒所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甚至在美国救济协会离开之后,苏联情报机构还一直 认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间谍组织,而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在此后的25 年中,所有幸存的曾受雇于美国救济协会的俄罗斯人都被迫承认他们曾经为美国当 过间谍。 过份地认为西方政府和它们的情报机构是搞残酷的阴谋的观念一直影响着列宁 时代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重点,这一影响在斯大林时期更为严重。为了更确切地了 解苏联情报机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活动情况,经常需要进人一个扑溯迷离的世 界,在这里,情报机构的工作目标既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幻觉的产物,也可能是真正 的反革命阴谋的产物。苏联的这种对阴谋理论的偏好,一方面是一党专政政权固有 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所有的独裁政权都认为反 对派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反对派所从事的都是颠覆破坏活 动。布尔什维克的思维甚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权肯定都企图通过阴谋活动来颠覆 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工农政权。如果他们不是在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进 攻准备,那么他们的间谍机构肯定就是在进行秘密的阴谋活动,企图从内部颠覆苏 俄政权。 外国科的前两任科长的任期总共仅有18个月。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 瑟尔是苏联第一位功绩卓著的对外情报机构长官。他于1922年被任命为外国科科长, 这无疑是经过列宁亲自认可的。特里瑟尔是俄罗斯籍犹太人,1901年他就成了一名 职业革命者,那年他只有18岁。跟捷尔任斯基一样,他早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流放或者在监牢中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专门负责追查混在布尔什维 克流亡者队伍中的秘密警察。1918年,他在“契卡”工作的时候,被一群“土匪” 抓住吊在树上,就在快不行的时候被经过那里的红军砍断绳索,救了过来,他因此 而小有名气。跟他的继任者不一样的是,特里瑟尔有时候会到国外去与外国科的官 员们会面。至少到他1923年3月由于第三次中风而无法继续工作之前,列宁一直对外 国科的汇报非常重视,虽然有些情报有时候并不太准确。比如说,他曾就外国科19 22年从阿瑟·兰塞姆(他是“契卡”早期少有的几个英国信息提供者之一,后来成 为著名的儿童小说家)那里获得的有些不太准确的消息专门作出批示,称那些消息 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是真实的”。 经列宁批准,外国科早期对外工作的重点如下: 一、弄清各国内部反对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 邦共和国的反革命集团; 二、彻底查清所有对付苏联的情报机构; 三、弄清各国的政治方针和经济形势; 四、获取以上各方面的文献资料。 内战后,列宁和“契卡”最迫切关注的“反革命集团”是已经被打败了的白军 残余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0年后期,当最后一股白军离开俄罗斯以后,他们实 际上就再也没有机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严峻的挑战了。但列宁却不这样认为。 他宣称:“一支被打败的军队会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很多教训。”他估计当时可能 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流亡者: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已经摒弃前嫌,相互勾结…… 他们充分利用 一切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对付苏 俄、粉碎苏俄政权……这些反革命流亡分子信息灵通。 组织严密,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外国科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流亡于柏林、巴黎和华 沙的“白色禁卫军”。他们一直在企图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只是这些阴谋所产生 的实际影响比列宁想象的要小得多。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最关注的其他“反革命”威胁来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者,他们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既与红军作战,也与白军作战。1920年冬天和1921 年春天,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的暴动席卷了整个乌克兰农村。甚至在红军和“契 卡”“平息”了乌克兰暴动之后,流亡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游击队还继续越过边界 搞袭击活动。1922年春天,乌克兰国家政治部接到情报说,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 兰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尤尔科·图提尤尼克将军领导的“游击队总部”,该总部 派了一些间谍前来乌克兰建立地下民族主义组织。 国家政治部奉命不仅要收集有关流亡的白色禁卫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 情况,还要对他们进行渗透和破坏。对付这两个反对派的策略都是一样的--建立 一个在国家政治部控制下的假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将其作为诱饵,把图提尤 尼克和白军的主要将领引诱回乌克兰。 引诱图提尤尼克回乌克兰的第一步行动(该行动的代号为“案件39”),是逮 捕扎亚尼--图提尤尼克的“特别任务”军官之一。1922年扎亚尼在越过边界时被 抓获。被国家政治部成功地策反后,扎亚尼被送回到图提尤尼克的总部。他谎称在 乌克兰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最高军事委员会,现在急需在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下建立 一个作战指挥部,以便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图提尤尼克非常谨慎,没有立 即回去,而是派了几名特使回去参加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特意安排的几次会议。会上, 装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国家政治部官员谎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发展很快, 一致声称急需图提尤尼克的领导。作为特使之一的彼得·斯达赫夫与图提尤尼克关 系甚为密切,他也跟扎亚尼一样,为国家政治部所收买并成为双重间谍。 劝说图提尤尼克本人返回乌克兰的努力最后终于在1923年6月26日取得了成功。 图提尤尼克与他的助手和保镇先来到德涅斯特河罗马尼亚一侧的一个偏远小村子里。 扎亚尼在这里迎接了他们并告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彼得·斯达赫夫正在对岸 等他们。下午两点,来自乌克兰对岸的灯光发出信号,图提尤尼克和他的随行人员 可以安全地过河了。但是他仍然很谨慎,让自己的保缥先过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 陷讲。斯达赫夫和图提尤尼克的保缥一起回来,向他再次保证的确没有陷阶。据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称,当时图提尤尼克对斯达赫夫说“彼得,你了解我,我也 了解你,我们不会互相欺骗对方。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是吗?”“那是不 可能的”,斯达赫夫回答道,“我很了解他们,特别是那些(今天)跟我在一起的 人,你可以相信我……”这样,图提尤尼克才决定和斯达赫夫上船过河。他被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控制后,他写的信或以他的名义写的信就被送到在国外的主要的乌克 兰民族主义者手中,说他们的斗争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自己已经毅然决然地投身到 了苏维埃事业中。六年后,他被处决。 对付白色禁卫军的手段与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手段很相似。1922年,驻柏 林情报站收买了前沙皇将军泽列宁,并利用他对流亡集团进行渗透。据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后来的一份略带夸张的报告称,泽列宁“在白色禁卫军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分 裂活动”,导致一大批军官脱离了彼得·弗兰格尔男爵,弗兰格尔是在内战期间被 打败的最后一个白军将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其他策反白色禁卫军的工作也取得 了重大战果,当时被策反的白军将领包括哥萨克首领A.1.杜托夫的前参谋长扎伊 采夫将军和前沙皇将军亚洪托夫,他后来移居到了美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对白色禁卫军的最成功的两次行动都是靠精心炮制陷阶取 得成功的,其代号分别为辛迪加和托拉斯。在这两次行动中,密探都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辛迪加行动的目标是萨温科夫。据信他是白色禁卫军中最危险的人物。 他曾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曾担任过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推翻的临时政府 的副总理。丘吉尔(还包括其他很多人)都很赞赏他的那种反布尔什维克的激情。 “当喧嚣过去,尘埃落定”,丘吉尔后来写道,“排开所有的污点和阴影不论,很 少有人比他为俄罗斯人民做过更多的努力、付出过更多的牺牲,冒过更多的风险, 承受过更多的痛苦。’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萨温科夫主要负责招募俄罗斯人民 军,这支军队受波兰指挥,对红军作战。1921年初,他在华沙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新组织:“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盟”。该组织 在苏俄境内组建了一个间谍网,负责收集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情报,并策划颠覆苏联 政权的暴动。 对付萨温科夫行动的第一阶段被称为“辛迪加一号”行动。在一位打入该组织 内部的“契卡”密探的帮助下,此次行动成功地破坏了“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 布尔什维克联盟”的间谍网。1921年8月,“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尔什维克联 盟”的44个主要领导人在莫斯科被公开审判。“辛迪加M号”行动是要引诱萨温科夫 回来,将其作为另一次公开审判的主角,以此重挫支持他的流亡者们的气焰。克格 勃的秘密材料中把这次行动主要归功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阿尔 图尔·克里斯图安诺维奇·阿尔佐夫(他后来成为外国科的负责人),他是一位从 事干酪制造的瑞士一意大利侨民的儿子,并得到过安得烈·帕甫洛维奇·费奥多罗 夫和格里戈利·谢尔盖耶维奇·瑟罗叶若金的帮助。虽然“辛迪加二号”行动的确 成功地使用了密探,但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未承认是萨温科夫的日益增强的幻想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克格勃。在1912年一次访问伦敦期间,萨温科夫荒谬可笑地说 俄国商务使团的主席已经建议他加人苏联政府;他还声称,劳埃德·乔治和家人曾 唱着《上帝保佑沙皇》这首歌在他的乡间别墅欢迎过他。而实际上,这是一支威尔 士乐队在威尔士的一个圣延节前的庆祝仪式上唱的一首圣歌。1923年7月,费奥多罗 夫假装成一名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分子到巴黎(“保卫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反布 尔什维克联盟“瓦解以后,他就把其总部设在这里)拜访萨温科夫,力劝他派其副 手谢尔盖伊·帕甫洛夫斯基上校和他一起回俄国去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下组 织进行秘密会谈。一到莫斯科,帕甫洛夫斯基就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劝降,并作为 诱饵引诱萨温科夫亲自回来进行进一步会谈。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支持者 越过俄罗斯边界,径直进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为他设好的圈套中。面对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的严厉审讯,萨温科夫很快就崩溃了。在一次公开的审判中,他对他的 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 我现在无条件地承认,苏联是唯一代表俄罗斯人民利益的国家。对于每一个热 爱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我要说,过去我走过了一条血腥的、漫长而沉痛的与你们 为敌的道路,我曾对你们的观念嗤之以鼻;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是真正 的俄罗斯人,如果你们热爱你们的民族,那么你们就应该完全承认现在的工农政权, 并毫无保留地服从她。 甚至在萨温科夫被判15年监禁后,对他的欺骗行为仍在继续。他一直没想到他 的狱友斯佩兰斯基是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官员。斯佩兰斯基成功地赢得了萨温科 夫的信任,并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暗中从他那儿打听到了很多消息,他本人也因 此受到了提拔。在斯佩兰斯基将他的情况作出最终汇报之后不久,萨温科夫就死了。 克格勃的档案中好象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死的。据现在流传的不太 真实的国外情报局资料显示,他当时是在“与一群‘契卡’官员纵情痛饮”后从一 幢高楼的窗户摔下或者说跳下来的--尽管当时格里戈利·瑟罗叶若金还曾英勇地 企图把他救回来。而实际上看起来却更像是瑟罗叶若金把他推下去摔死的。 “托拉斯”行动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托拉斯”是一个虚构的君主主 义者地下组织,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掩护名称。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 义协会是阿图佐夫在1921年首创的,并成了六年的诓骗行动的基础。,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官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冒充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秘密成员,利 用苏联对外贸易代表的公开身份得以有机会出国访问。到1923年他利用访问巴黎的 机会,赢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和(白) 俄罗斯军人协会的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的信任。然而这次诓骗的主要受害者却 是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赖利。他是一个比萨温科夫有更严重的痛想症的人。他是 一个悲剧性的可笑人物,他对现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混乱。据他的秘书托伊称, “赖利经常受到严重的心理危机的煎熬,以至于经常产生幻觉。有一次他甚至还认 为他就是耶稣真主。”然而,当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 作用了,还把他当成是英国的一名优秀间谍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危险的对手之一。 与一年前诱捕萨温科夫一样,1923年9月26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又成功地引诱赖利 穿过俄罗斯边境参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君主主义协会”的谋反者 的会议。 被捕后,赖利也像萨温科夫一样,没有坚持多久。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有一封 他于1925年10月30日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这封信也许是真实的)。他在信中保证, 他会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英国、美国情报机构和在西方的俄罗斯流亡者的情报都 供出来。六天以后,赖利被带到莫斯科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 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据一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资料说,“他只是长长地出了一 口气,没有叫一声就倒下了”。陪同他最后一次在树林里散步的人员也包括瑟罗叶 若金在内,而瑟罗叶若金很可能就是一年前谋杀萨温科夫的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把赖利的尸体放在鲁比扬卡的一个船上医务室里进行了秘密展览,以此来庆祝他们 所取得的成功。很多年以来,西方一直谣传赖利逃脱了处决,并获得了新的身份, 发生这种传闻对于一种现实与神话错综复杂,无法分辨的职业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1927年,‘托拉斯”行动终于被曝光,这使得英国、法国、波兰、芬兰以及波罗的 海各国情报机构相当尴尬,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是这一欺骗行动的受害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除了与反革命(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 的)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外,还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并取得了越来越 大的成功。苏联情报部门较西方情报部门有两大优势:第一、当安全在莫斯科已成 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西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仍很不够。第二。西方各国 的共产党和她们在西方的“同道者”会为苏联情报部门提供大量可供招募的意识形 态上的同道者,苏联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托拉斯”行动处于高潮时期,外国科,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 构,第一次成功地对英国驻外机构进行了渗透。渗透的间谍是一位英国驻罗马大使 馆的名叫弗朗西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意大利通信员(其代号是杜坎)。他是在意大 利共产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阿莱格雷特的帮助下,于1924年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 外机构招募的。十月革命以前,阿莱格雷特一直是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康斯坦丁尼 尽管地位不高,但是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交机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外 交部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更别提有什么安全部门了。当时,英国各 个大使馆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派驻罗马的大使馆官员安德鲁 ·诺布尔称,当时在罗马,安全措施“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大使馆的服务员都 能有机会接触那些装有秘密文件的红匣和档案柜的钥匙,他们甚至还可能有机会接 触到大使馆文件保险柜的联环锁的密码。甚至在1925年英国大使馆丢失了两份外交 密码本之后,大使馆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密码本很有可能是被康斯坦丁尼盗走 了--其实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被他盗走了。 十多年间,康斯坦丁尼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密码本。起初, 他很可能还让他弟弟塞孔多(当时是大使馆的一位雇员)帮助他往外偷过文件。康 斯坦丁尼除了把英国与其驻意大使馆之间有关英意两国关系方面的电文提供给苏联 外,还经常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文件的“秘密影印件”,这些文件都来自外交部以 及各主要英国外交使团,以便使驻外大使能及时了解当前的外交政策。到了1925年 1月,他平均每周能提供150页秘密资料。康斯坦丁尼对他的企图毫不掩饰,据驻罗 马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他纯粹是为了金钱才与我们合作的,他自己从不否认这 一事实。他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名富翁,他一直在为此而努力。”1925年,他被 中心称为最有价值的情报员。由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直相信英国在搞大规模的旨 在颠覆苏联政权的阴谋活动,所以它一直依靠间谍“杜坎”提供关于英国进攻的早 期预警情报,并对驻罗马情报站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 成一个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vZ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 罗马情报站为能拥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出色的间谍而非常自豪,这从他们对 康斯坦丁尼的吹捧中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他长着一张“古罗马人”的面孔,众多追 求他的女人都称他为“帅哥”。到了1928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怀疑他也为意 大利情报机构提供机密文件,而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他的忠诚 表示怀疑,但他所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20年代后期成为外交事 务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称那些资料“对我的作用太大了”。 1927年,苏联的情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的失误,这些失误被广为宣 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第一次成功渗透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 阴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快速增加的工作网点和四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站的安 全受到了威胁,威胁的来源有三:一是苏联早期的密码系统比较简单,容易被西方 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解;二是第一代外国科的部分官员缺少经验;三是在选择和培训 外国共产主义者作为间谍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为苏联情报 机关推荐了大批热情洋溢的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德国的理查德·佐格尔, 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间谍,但也有一些人无视传统的情报技术要求,不遵守正规 的安全程序。 1927年春天,苏联在8个国家的情报行动被曝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三月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波兰的一个主要间谍网被揭露;在土耳其,一名苏联的商务官 员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在瑞士,警方宣布逮捕了两名俄罗斯间谍。四月份,在北京, 警察突袭了苏联领事馆,发现了大量涉及情报方面的文件;在法国,保安局破获了 由一名重要的法国共产党人让·克雷默特领导的苏联间谍网;五月份,奥地利发现 外交部官员中有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透露秘密信息;在英国,内政大臣向 下议院宣称,“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到的最完整、最嚣张的间谍网”。 在上述间谍网被破获后--当时苏联仍然把英国当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 危险的敌人--英国正式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些高级官员还向下议院宣读了 部分截获的苏联密码电报。在苏联的密码被英国成功地破译之后,苏联为使其外交 活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通信联络更加安全,开始使用“一次性密码本”的密码 系统,这种方式尽管较费事,但几乎是无法破译的。这样,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西方 的密码专家们都无法破译苏联高级别的密电交流。 1927年,有关日本的情报是最多也是最令人关注的。1925年之后,外国科已经 能够截获日本军事代表团及驻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总领事馆的秘密联络情报。值 得注意的是,驻哈尔滨的日本代表们并不使用外交邮袋和他们自己的信使,而是通 过中国的邮政服务来与东京进行联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收买了那些将日本官方电 文送到哈尔滨邮局的中国雇员,并派出了拆信专家组,对信件进行检查和照相,然 后再用新信封装好,贴上复制的日本封条付邮。来自莫斯科的日本专家马特索金教 授也被外国科雇用来负责在哈尔滨检查信件,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译即送至克格 勃总部。在发送到莫斯科的截获信件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本针对中国和苏联远东的 军事计划材料。但最令人忧虑的文件则是1927年7月截获的一份日本首相兼外交大臣 田中写的秘密奏折。该奏折主张征服满蒙,为吞并整个中国扫除障碍,并断言“日 本将不得不再次与俄国交兵”。 该奏折的第二个副本是外国科驻平壤情报站截获的,那时日本还占领着朝鲜。 当时情报站负责人是伊万·安得列耶维奇·奇恰叶夫(后为驻伦敦情报站站长)。 外国科官员收买了一名代号为“阿野”的日本翻译,成功地把这份奏折以及其他一 些秘密材料从日本驻汉城警务负责人的保险箱中弄了出来。后来田中奏折被外国科 泄露给了美国新闻媒体,使外界误认为这是由为美国服务的间谍截获的。直到1997 年,苏联官方的一部史书还在庆贺能同时在哈尔滨和平壤得到那两份奏折,称这是 “间谍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尽管有一点夸张,但却准确地反映出能够及时觉 察田中对与俄国作战的预测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 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以及日本日益明显的威胁,使莫斯科焦虑不安。在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截获田中奏折之后几天,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这篇 文章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政界对形势的深切忧虑: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胁,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场战 争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未知数,相反,我们面临着一场真实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 且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虽然康斯坦丁尼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田中奏折的英国情报,斯大林和克格勃总部 的“阴谋理论”信奉者仍然不能得出英国并没有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计划的结论。他 们认为,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对西方战争贩子的秘密委员会进行渗透。列宁逝 世后,经过三年的权力争夺,斯大林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当时提出要求,要争取 获得更多的有关西方阴谋颠覆苏联的情报,虽然大多数阴谋根本纯属想象,但他却 坚信“阴谋”是肯定存在的。 为了使苏联的间谍活动更令人难以觉察,不致授人以柄,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 由以前的“公开”情报站转向“秘密”情报站,这些“秘密”情报站独立于苏联外 交、商业代表团之外。在后来的几年里,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成了一项庞大而 持久的工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其官员进行系统训练,并煞费苦 心地编造各种经历,以便为间谍们伪造身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试图迅速扩大秘密情报网,因为缺乏周密的准备(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强制性要 求),仓促行事,结果被纳人国外间谍网的既有一些非同一般的天才,也不乏一些 厚颜无耻的骗子。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很多未曾公开的丑闻,其中有一 条涉及1927在柏林建立的秘密情报站。该情报站站长为奥地利的贝托尔特·卡尔· 伊尔克,副站长为莫里茨·温斯坦。后来的一份调查作了这样的总结:当时中心就 应该注意到“伊尔克一温斯坦情报站”所宣称的扩大间谍网的“可疑速度”。据该 情报站宣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它的间谍活动已遍及英国、法国、波兰及德国。 伊尔克还以“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有关他的间谍的身份的资料。当时中心还在为19 27年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网不断暴露而伤脑筋,因此只能对他不愿透露身份 的行为勉强接受。然而,事情慢慢清楚了,这个秘密间谍网的核心人物都是他们的 亲戚,间谍网的其他一些人员甚至纯属虚构。在英国和法国的间谍行动也纯粹是虚 张声势,不过这倒是从中心为自己争取资金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德国和波兰的间谍 网倒不完全是编造的,但却处在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1933年中心 彻底关闭了这个情报站,但这次没有像1927年间谍行动失败那样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体制的变化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发展及其继任者产 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创造:对 领导人盲目崇拜、一党专制,由庞大的警察保安系统进行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以 众多的集中营来威胁政权的反对者。但是,列宁建立的一党专政国家还允许在党内 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俾大林却利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阻止这种讨论,强行推行他 个人的狭隘的正统观念,对那些真实或虚幻的对手进行残酷迫害。其中对列宁时期 的国防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迫害最为恶毒、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展的反对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运动至少在初期是相当 残酷而又滑稽可笑的。当托洛茨基拒绝公开认错并承认其“反党罪行”时,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把他流放到了阿拉木图镇,该镇位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偏 僻角落。1928年1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遣小分队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 科的住处准备将他带走流放时,发现他还穿着睡衣。当托洛茨基拒绝出来时,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破门而人。令托洛茨基惊讶的是,小分队的头目竟是内战以来 他的一位保缥。面对前国防人民委员那位“保留’心潮澎湃,难以自持,抽泣道: “托洛茨基同志,你枪毙我吧,你枪毙我吧!”托洛茨基让他冷静下来,并说不管 命令本身是如何地错误,服从命令都是他的天职。小分队的人脱去托洛茨基的睡衣, 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带到已经等候在门外的汽车上,送往开往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 在这一过程中,托洛茨基始终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 在流放地,托洛茨基除了几次外出打猎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书桌旁度过。从 1928年4月到10月,他一共给他的支持者们发了约550封电报和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一些可以算得上是冗长的辩论文。在这期间,他收到来自苏联不同地区的700封 电报和1000封信,可以认为至少和这同样多的信件在途中就被没收了。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对截获的托洛茨基信件中的每一点都特别留意,每一个月都要把整理好的材 料呈送给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继任者)和俾大林。 其中有些信件常常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们描绘成“堕落者”,一向对反对势力反应 强烈的斯大林对此深恶痛绝。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报告都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愤怒语 调写出来的。它宣称,自十月革命后,没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敢于像托洛茨基分子这 样如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甚至面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也毫不畏惧,大部分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们还慷慨地呈上 书面抗议,宣称:“我认为我所介人的斗争是党内问题,我将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说明情况,而不是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解释。”1928年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托 洛茨基分子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搜捕,几百人被关进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但当 时布特尔卡监狱还没有沦为“残暴”的代名词(在十年以后的大恐怖时期,它因残 暴雨臭名昭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的精神也没有完全崩溃。他们在第一天晚上 就掀起了一场暴动,他们不仅踢破门,打破窗户,还呼喊着错误的政治口号。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愤怒地报告称,“这就是仇视党和国家的敌人的所做所为。” 俾大林认为,要清除托洛茨基这样的异己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保持意 识形态上的正统,就必须让托洛茨基从苏联消失。于是1929年2月,这个伟大的“异 己分子”被流放到土耳其,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护送者交给他1500美元,以便 他能够“定居国外”。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关于清除他的影响 和肃清他的追随者的报告中,语气比过去更有信心了。因为追随他的人不仅越来越 少,而且士气日趋低落。据一篇报告称,“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许多人脱离了托 洛茨基主义”。在那些背弃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中,有一些被发展成了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的间谍,用来揭发他们的朋友。在同一篇报告里,他们还夸耀了一番在破坏 “反革命”核心人物信誉时所采用的巧妙手段。托洛茨基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从他们工作的地方传唤到办公室,让他们在楼道里围成一圈站几个小时,然后不作 任何解释就又把他们放了。回到单位后,他们并不能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 而再,再而三,久而久之,他们的同事就越来越疑心,开始相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散布的谣言: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雇用的告密者。一旦“反革命份子”失去了 信誉,他们就会作为政治犯而被逮捕。 然而,斯大林心中的疑虑却远没有消除,他甚至越来越后悔将托洛茨基流放到 国外去,因为如果让他呆在苏联,至少还能随时监视他的行为。在托洛茨基被判流 放6个月后,有一件事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内部的托洛茨基同情者雅科夫·布留姆金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1918年时,作为 “契卡”内一位年轻、冲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他无视捷尔任斯基的命令,暗杀了德 国大使。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他得以恢复职位,并被提升为中东地区秘密情报站的 负责人。布留姆金答应为托洛茨基带信给他以前的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卡尔·拉德克, 还答应尽力帮他与苏联的他所谓的“思想一致者”建立联系。对外情报局负责人特 里瑟尔很可能是通过一名跟随托洛茨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觉察到了布留姆 金的拜访,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布留姆金,而是安排了一个陷阶,后来称之为 “甜蜜陷阶”。他派出一名妩媚动人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女间谍,她名叫伊丽萨 白·尤里叶芙娜·戈尔斯卡妮,此人以“利萨一狐狸精”而出名。上司让她“运用 资产阶级的一套’去勾引布留姆金,弄清他与托洛茨基联系的全部情况,然后确保 将其弄回苏联。布留姆金被引诱回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并被秘密审判和枪杀。 据后来叛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称,布留姆被 处决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托洛茨基万岁!”在这之后不久,“利萨”戈尔斯卡妮就 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柏林(后来驻纽约)情报站站长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 鲁宾结了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被共产党内部反对他的人搞得惶惶不安,他担心 在外国科内部还隐藏有类似布留姆金式的人物。但托洛茨基本人却没有被定为暗杀 的目标。苏联外部的主要的“人民公敌”还是白色禁卫军。白俄军人协会驻巴黎的 头目库捷波夫将军是一位勇敢、正直、滴酒不沾的人,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幼稚, 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说是个很容易对付的目标。苏联间谍很巧妙地渗透了他的随 从,间谍们给他带来了一个苏联国内有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的好消息,而实际 上这一组织并不存在。“伟大的运动正在席卷全俄罗斯!”1929年11月库捷波夫宣 称,“从来没有这么多‘来自那边的人’来看我,要求我与他们的秘密组织合作。” 与萨温科夫和赖利不同的是,库捷波夫抵挡住了诱惑,没有回俄罗斯参加实际上并 不存在的反共产主义会议。于是,经过斯大林的同意,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决定把他 绑架回莫斯科受审并将其处决。 处理库捷波夫的全盘计划都交给了雅科夫·伊萨科维奇·(雅沙)谢列布良斯 基,他是被委婉地称为“特别任务局”的组织的头目。二战以前,该局也是一个对 外情报机构,直接向总部汇报工作,专门负责在国外搞破坏、绑架和暗杀活动。官 方历史学家们力图把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与30年代的血腥杀戮行为分开,把它描绘 成一个牺牲品,而不是大恐怖时期的杀戮者,而后来谢列布良斯基却令他们非常尴 尬。一份1993年由国外情报局发起出版的历史书称,谢列布良斯基“不是国家安全 局的固定成员”,“只是一个用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雇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克格勃档案记载的是,他是一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他的“特别任务局” 发展成了一支拥有200名精兵强将的精锐部队,专门致力于追捕大西洋两岸的“人民 公敌”。 谢列布良斯基把绑架库捷波夫的周密准备工作委托给他在巴黎的秘密情报站站 长,此人名叫斯佩兰斯基,六年前曾参加过诱骗萨温科夫的行动。1930年1月26日,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巴黎上流社会人士聚居的第七区,库捷波夫被塞进停在街中 央的一辆出租车。斯佩兰斯基安排了一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巴黎警察站在附近帮忙, 这样一来,任何看到了这场绑架的人(也的确有一个人看到了)都会误以为是警察 在抓人。尽管总部称赞这次绑架是一次“漂亮的行动”,但他们用来制服库捷波夫 的麻醉药已超出了他衰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剂量。在被带回俄罗斯的途中,他死在 轮船上。 绑架库捷波夫的行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 联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还是收集情报,然而在后来的几年中,其他的任 何行动都要让位于“特别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