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1940年后几个月中,随着托洛茨基的死和外国科里最残酷的放血的结束,中心 准备重新建立对外情报工作网。在大恐怖之前,有新发展的外国科工作人员都要在 莫斯科的秘密地点接受单独训练,而且彼此之间绝对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到了1938 年,外国科里有许多官员都被打成了(臆造的)“人民公敌”,为了加快补充新成 员的速度,中心决定对新发展的人员进行集中训练。10月3日,内务人委员会第006 48号命令决定建立苏联第一所对外情报工作学校。 为了隐蔽,学校建在距莫斯科环形公路以东15公里处巴拉什卡的一片树林里。 学校的正式名称叫特殊任务学校,但是人们更熟悉由学校名称的首写字母缩写而成 的名字--特校。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党员、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团员和刚从莫 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地方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新学员们只经历过城市居民区、集体农庄和兵营里那种狭窄、肮脏又拥挤 的生活环境,因此为了使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西方国家“高尚社会”的生活,学校尽 力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关于他们的住宿条件,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道: “房间里都铺着地毯,摆放着舒适而漂亮的家具,墙上挂着品味高雅的绘画,床上 用品相当高级,连床罩都十分昂贵。”即使有足够的空间安排新学员们住单间,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个人隐私,他们恐怕也会感到十分迷茫,因此学校安排两 个学员住一间宿舍。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有四个小时的外语课、两小时介绍 情报工作技巧的课程、另外还安排了苏联共产党党史、历史、外交理论、哲学、宗 教和绘画等其他辅助课程;这种折衷的安排是为了在强化他们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同 时,丰富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识。学校还定期组织音乐晚会。曾经在西方 国家生活过的教员们还举办资产阶级行为举止、外交礼仪、时装和“高雅品味”等 方面的速成训练班。在头三年里,特殊任务学校每年招收120名学员,其中只有4名 女生。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廷是特殊任务学校第一批学员里最出色的一个。早 年菲廷曾在一家农业出版社工作过,1938年2月,菲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 学校招收为学员。发展他们这样的人主要是为了填补因为清洗“人民公敌”而在内 务人民委员会里留下的许多空缺。10月份,他被转人特殊任务学校。据一份官方记 录称,“他的聪明才能和杰出的组织能力”立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个月后, 还没有完成训练的菲廷就被吸收进了对外情报部门。1939年5月,菲廷被任命为外国 科科长。年仅31岁的他成了苏联历史上最缺乏经验、但也是最年轻的对外情报部门 的负责人。在他被迅速提升的时候,他的前途显然并不显得特别光明。在他升职前 十五个月混乱的日子里,有三任外国科科长遭到了处决,还有一个被调走了。然而, 菲廷证明了自己是非常顽强的。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七年,创造了自20年代以 来在这个职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记录;这之后,他因失宠被下放到地方工作,重新 成了一个没有光环笼罩的人。 1940年底,四名外国科的官员按照菲廷的命令去伦敦重新建立公开情报站。公 开情报站的新任站长就是在2月份情报站关闭前最后一个撤回莫斯科的阿纳托利·韦 尼阿米诺维奇·戈尔斯基。戈尔斯基是一个办事高效但非常严厉、缺乏幽默感的正 统的斯大林主义者,绝对不属于30年代中期那些大特工类型的间谍。布伦特觉得他 “非常乏味”而且缺乏同情心。另一个战争时期在他手下工作的间谍这样形容他: “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即使戴着眼镜也挡不住 他那双精明而又冷酷的眼睛”。和菲廷一样,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受到提升,是因为 他的绝大多数同志近期来都被清洗掉了。 这次再回到伦敦的时候,给戈尔斯基介绍的情况比他上个任期时了解的情况要 多得多,那时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心去了解吉姆·菲尔比的背景材料。1940年圣诞节, 他向上级汇报说已经恢复了与“小男孩”(菲尔比)的联系。中心对这一报告非常 高兴。1940年夏天,伯吉斯已成功地把菲尔比招募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D部,该机构 很快就并入了一个新的机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根据丘吉尔“在欧洲放火” 的命令而组建的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在敌人后方开展破坏活动。法国和南欧国家在短 短六个星期就遭到惨败的事实证明,首相的这道命令过于乐观了。但是中心对戈尔 斯基发回来的报告还是感到很兴奋。报告中称,菲尔比“正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所 为训练派遣到欧洲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而开办的学校里当政治教员”。但是,菲尔 比在早些时候发回的一份报告使中心大为吃惊。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称,“‘小男 孩’提供的情报显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并没有向苏联派遣间谍,而且甚至没有训 练准备派遣到苏联来的间谍。在英国的间谍派遣对象国名单上,苏联排在第十位。” 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目标,中心里一位办公室官员对此很感 怀疑,在该消息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空白处打上了两个大大的红色问号。 1941年初,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五杰”中的其他几个人的联络。麦克莱恩继 续提供了大量外交部的文件。伯吉俾未能象菲尔比那样从秘密情报局D部转人英国特 别行动部工作,只好回到英国广播公司。布伦特则于1940年夏成功地迸人了英国安 全局。他在提供大量英国安全局的文件的同时,还为他以前在剑桥的学生、在军事 情报部门里工作的莱奥·朗(代号文里)充当下线。布伦特最初提供的一份安全局 的情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中,内务人民委员会曾放弃了一位它在 英国安置的最好的间谍。1937年,当大恐怖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心突然作出了 一个荒谬的判断:三年前被发展的潜伏在外交部从事密码工作的金上尉,被伦敦秘 密情报站站长特奥多尔·马利出卖给了英国情报部门。然而,据布伦特披露,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金的身份才被苏联的一个叛徒揭发出来。 凯恩克罗斯也成功地在英国政府部门里找到了一个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职位。 1940年9月,他离开了财政部,成为汉基爵士的私人秘书。汉基爵士是丘吉尔政府里 的一名部长,兰卡斯特公国的大公。虽然,汉基并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最初的战 时内阁由五名部长组成),但是,他能够收到内阁的所有文件,同时还领导多个秘 密委员会,并负责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到了年底,凯恩克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机密 文件,其中包括战时内阁的会议记录、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外交部的电报和总 参谋部的作战评估报告。他提供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戈尔斯基抱怨说来不及 把所有这些文件都用密码发送出去。 在1941年,伦敦站显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多产的情报站。根据中心的秘 密统计数据,情报站发回莫斯科的秘密政治和外交文件共7867份,涉及军事方面的 情报715份、经济事务的127份、关于英国情报部门的sl份。另外,情报站还提供了 其他很多根据“五杰”及其他间谍口头汇报的情报编写的报告。但是,人们都很难 回避这样一个结论:直到苏联参战之前,绝大多数宝贵的高级情报都被白白浪费了。 由于俾大林对英国政策完全错误的理解,再好的情报也不能提醒他改变自己臆想出 来的那套阴谋理论。尽管英国和德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可是斯大林仍然认为-- 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这样认为--英国的计划是使他和希特勒混战在 一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理论使他未能发现真正制定进攻苏联计划的是德国人。 1940年,设在柏林大使馆的情报站几乎与伦敦情报站在同一时间恢复了工作。 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曾经与其在德国最重要的间谍,经济部官员阿尔维德· 哈纳克(代号科尔西肯)失去了联系。1940年9月间日清晨,新上任的柏林情报站副 站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化名“埃德贝格”,代号萨沙和德利 尼)恢复了与他的联系。科罗特科夫径直敲响了哈纳克的家的门,并约定了下一次 在苏联大使馆里见面的时间,这种做法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因外国科绝大多数经验 丰富的官员被清洗掉而导致间谍在行动技巧方面的下降,同时也说明,在那个时候, 盖世太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处不在。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赖因霍尔德·舍恩布伦后来回忆说: 哈纳克……极其缺乏幽默感,所有我们这些他的同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感 觉不自在。他这个人有点像清教徒,思路狭窄而且教条,但是却非常敬业。 和伯吉斯及菲尔比一样,哈纳克的工作热情非常之高,即使在他与中心失去联 系的那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仍然继续寻找着间谍发展对象。科罗特科夫在汇 报中称,哈纳克与差不多有60个成员的松散的间谍网保持着联系,虽然连他“自己 也不能为间谍网中的每个人担保”: 科尔西肯是这样形容他们所使用的伪装措施的:间谍网里的人并非都相互认识, 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链状的关系。虽然科尔西肯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但他尽量使自 己处于幕后的位置。 哈纳克招募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人员是在德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役的哈罗·舒 尔策一博伊森中尉,代号‘老大”。舒尔策一博伊森充满活力的个性与哈纳克的冷 峻截然相反。与他们俩都相识的利奥波德·特雷波尔发现“舒尔策一博伊森热情但 容易冲动,而哈纳克却冷静而喜爱深思”。高高的个子、有一副运动员身材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具有雅利安人典型的外貌 特征,他的相貌与盖世太保所描述的那些共产党破坏分子们可谓大相径庭。1941年 3月15日,中心命令科罗特科夫直接与舒尔策一博伊森取得联系,并劝说他组织独立 于哈纳克之外的自己的间谍网,这正是舒尔策求之不得的。 即使一个比科罗特科夫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会发现,操纵哈纳克、舒尔策一 博伊森及其间谍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俩的间谍网越来越倾向于把推翻纳粹政 权和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晚上,舒尔策一博伊森和他那迷人的妻子利伯塔丝经常组织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成 员和发展对象召开集体讨论会。利伯塔丝众多的情人更增加了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 当年轻的抵抗者们在柏林的墙上张帖反纳粹标语的时候,穿着德国空军制服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拿着把子弹已上膛,保险也打开了的手枪为他们放口肖。 1941年上半年,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的间谍网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 是关于希特勒为“巴巴罗萨”行动--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6月16日,科罗特 科夫向中心发回电报称,来自这两个网的情报表明“德国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军事训 练已经全部完成,它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插在中国 和日本的间谍那儿也传回了类似的情报。后来,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发现,从6月1 号至ZI号,菲廷将“上百份”关于德国准备进攻的预警性情报呈送给了斯大林。其 他一些军事情报也反映出了同样的内容。然而,所有这些情报都没能发挥作用。和 对待来自英国的情报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理会这些来自德国的真实情报。 大恐怖使苏联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带上了一种偏执的论调。许多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官员也赞同斯大林的阴谋理论,虽然通常都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沉迷到了怪诞的 程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本人应该对未能预见到德国在6月22日发动突然进攻负主 要责任,这一失误是灾难性的。斯大林一直都在充当着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的角 色,他不仅忽视了一系列准确的预警性情报,还训斥很多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员。6月 16日,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交的来自舒尔策一博伊森的报告上写下了一段很亵的 批示:“你们可以让这位德国空军的‘情报源’滚回去找他的妓女老娘了。他哪里 是什么‘情报源’,根本就是个骗子。斯大林”。出色的总情报部特工理查德·佐 尔格也从东京发回了类似的警告。他通过渗透到德国大使馆并勾引大使的妻子搞到 了类似的情报。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也羞辱了一番。他提供的关于“巴巴罗萨’行动 的预警性情报被斯大林当作是“一个在日本整天混迹于小工厂和妓院的骗子”提供 的假情报。 斯大林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怀疑远远大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怀疑。在他眼 里,丘吉尔是个魔鬼。二十年前,这个人就曾经想借西班牙内战发起一场反对布尔 什维克的战争,并从那时起就开始着手制定颠覆苏联的计划。在许多关于德国即将 进攻苏联的情报背后,斯大林声称,他发现了丘吉尔设计的利用假情报使他和希特 勒相互为敌的阴谋,这是英国一项长期的阴谋的延续。丘吉尔本人就“巴巴罗萨” 行动对斯大林的提醒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从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使他了解到, 直到1941年6月以前,英国主要负责情报分析的部门--联合情报委员会,还不相信 希特勒正在进行进攻苏联的准备。直到5月23日,联合情报委员会还在向丘吉尔报告 说“与苏联签定协定对德国大有好处”。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被斯大林当作进一 步的证据,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在试图欺骗他。德国人恰恰是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 对丘吉尔和英国政策心存疑虑这一点。作为“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欺骗性行动, 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四处散发报告称,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谣言是英国使用的误 导攻势的一部分。 6月初,关于德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就连斯大林本人也无法用英 国散布假情报这种说法来解释了。在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一次私人午宴上,德国 大使康特·冯·德·舒伦堡透露了希特勒的确已经决定要进攻苏联这一消息。“你 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吧?”他对惊呆了的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 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说,“因为我是在悍斯麦精神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始 终反对对俄国发动战争。”对杰卡诺佐夫提供的情报,斯大林的反应是在政治局的 会议上说:“现在假情报都散布到大使一级了!”然而,6月9日,或者稍晚的一些 时候,斯大林接到了一份报告称,德国大使馆已经通过电报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准 备在一周内撤出苏联,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地下室烧毁文件了。 虽然那个并不存在的英国的阴谋仍然困扰着斯大林,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德 国的阴谋了,但还不是一个意在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由于掩盖德军的调动行动越 来越困难,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散布出一个谣言,称希特勒准备发出一个最后通 碟,借助于显示武力,要求苏联作出新的让步。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那些 日子里,真正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这个关于想象中的最后通牒的威胁,而不是德国实 际的进攻。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外国政治家和记者们都被这个刻意 散布的关于最后通牒的谣言蒙蔽了。 为了保住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贝利亚对敢于呈送有关德国进攻苏联准 备情况报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委员会里的官员,都大发雷霆。1941年6月21日,他 下令把四名坚持呈送这种报告的官员“关进劳改营”。同一天,他给斯大林写了一 封信,信中充分显示出他冷酷无情又好阿决奉承的个性: 我再一次坚持召回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并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用所 谓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报告”对我进行狂轰烂炸。他报告说,进攻明天就会开始…… 但是,我和我的部属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时刻铭记着您英明的论断:希 特勒是不会在1941年对我们发动进攻的。 另一位因为提供了关于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的情报而身陷险境的人是外国科 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后来任驻美国情报站站长。1941年初, 扎鲁宾被派遣到中国,会见时任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顾问的德国人瓦尔特·斯膝 尼斯。斯股尼斯曾经担任希特勒组建的纳粹党冲锋队副队长,但是在1931年被解职 后,他逐渐开始反对希特勒。1939年,内务人民委员会驻重庆情报站开始接近斯股 尼斯,他同意提供有关希特勒的情报。1941年2月,扎鲁宾向中心汇报说,一个从柏 林来的人秘密向俾胜尼斯保证说,“德国计划在今年5月底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这是希特勒原定的进攻时间,但后来进攻被推迟了)。6月20日,他发回了一份电 报:“我们的朋友(斯腾尼斯)多次明确说明并保证--根据绝对可靠的情报-- 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菲廷严肃对待此类情报的态度使贝利亚 非常恼火。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战争的爆发才使菲廷 摆脱了被枪毙的命运”,这个结论恐怕是正确的。 当时苏联情报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负责情报工作的独裁者个人的失误,使德国在 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英 国的政府机构中,对从各个委员会收集来的情报进行的耐心但却缺乏创见性的分析, 终于使人们改变了德国认为与苏联签署和约对自己“非常有利”的看法,而认识到 希特勒早就决心发动进攻。在莫俾科,整个情报分析机构都被可怕的阿决奉承作风 控制着,完全封闭在“轻视情报--阿决奉承--求得生存”的模式里,并受到阴 谋理论思潮的极大影响。 斯大林的统治使人们始终处于一种偏执的紧张状态,并造成了对于“政治的正 确性”的近乎奴性的遵从,即使在1941年伟 大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些影响仍然多多少少地扭曲着情报分析工作。从1942到 1944年,战争时期苏联最有能力的间谍--剑桥“五杰”--提供了极其丰富而且 高度机密的情报。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情报中有一些与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不相符, 中心怀疑他们是受英国情报机构控制的双重间谍。但是,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俾 大林一个人身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专制体制决定了情报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中心总是对克里姆林宫隐瞒它不想听到的内容。克格勃对外情 报工作的最后一任负责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1992年的时候承认,直到戈尔巴乔 夫提出公开性之前,为了迎合政治领袖的口味,克格勃“不得不提交带有虚假的正 面观点的报告”。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当德国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苏联内地推进的 时候,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可能性是斯大林面临的更可怕的事。里宾特洛甫命令 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尽一切可能挑动日本对苏联发动战争……我们的目标仍然是, 在冬季到来之前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上与日本人会师。”一开始,东京的观点 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北进”(即对苏联开战);另一派则支持“南下”(即对 英、美开战)。非常不受斯大林信任的佐尔格试图从东京方面进一步证实支持“南 下”的人已经占了上风。但是,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了,他的间谍网也迅速被瓦 解。 在使斯大林相信日本不会对他发动进攻这一问题上,技侦部门比佐尔格更有影 响。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四局的联合技术侦察情报单位被解散了。内务人 民委员会的技侦部门搬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塞莱饭店所在地。它的侦察重 点是外交方面的通信往来;而绝大多数(并非全部)军事方面的通信联系是由(从 四局发展而来的)总情报部的密码破译专家们负责的。1941年2月,内务人民委员会 的密码破译人员并入了新的、扩大了的第五局(密码局),其核心机构是一个负责 破译外交密码和代码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专家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谢尔 盖·托尔斯泰,此人后来成为战争时期获得荣誉最多的苏联密码破译专家,曾两次 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夏天,在他领导下的一个破译小组取得了类似于一年前美国 的密码分析家们所取得的成绩。当时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主要外交密码,美 国人给这组密码取了个代号“紫色”,此后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也就一直沿用这个名 字。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从不喝酒的美国密码分析专家们买来了一箱可口可乐。 然而托尔斯泰却没有时间去庆祝他的成功。但他提供的日本外交电报的确是非常重 要的。电文明确指出,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 技侦情报对日本战略意图的进一步确认,使斯大林能够把远东司令部所辖师团 的半数兵力都投入到西线上来。1941年10月到11月,有八到十个步兵师、约一千辆 坦克和一千架飞机投入了西线的战斗。可能正是这些力量和红军的战略预备师团一 起挽救了苏联。正如理查德·奥弗里教授在其对东部战线的研究中所总结的那样: “(1941年12月)阻止德国军队的并不是恶劣的冬季,而是已经从夏秋两季的打击 中恢复了元气的苏联军事力量。” 苏联的技侦情报部门除了进一步确认了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外,还觉察到 日本将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举动,虽然破译出来的外交电报里并没有提到日本准备偷 袭珍珠港的计划。1941年N月27日,也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0天前,东京发给日 本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该电报很可能也被抄送给了驻莫斯科大使馆)被破译 了出来,电报中指示日本驻柏林大使: 会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他们秘密解释我们与关国的关系……向希特勒解 释一下,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方,因此我们建议避免在北方展开(针对苏联 的)行动。 然而,战争时期,苏联密码分析家们取得的成绩还比不上英国的技侦情报人员。 在布莱奇利公园的英国技侦情报机构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军队使用的主要高级密码。 这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苏联的情报部门未能制造出强有力的电子“炸弹”; 而英国人1940年即在布莱奇利公园制造出了第一个电子炸弹,用以扰乱德国艾尼格 码型密码机的日常设置。苏联更没有能力仿制“巨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从1943年英国人即在布莱奇利开始使用它破译更高级的秘密信息(以自动加密。解 密的电传打字机脉冲信号为基础的无线电信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里, 德国军队多采用这种通信方式而不是使用艾尼格码型加密机传递战术情报。苏联的 技侦水平不如英国,除了技术上的因素外,还有人为的因素。苏联的体制绝不会容 忍吸收那些杰出而有天赋但却不循规蹈矩的年轻人,然而恰恰是这些人才使英国的 技侦情报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艾伦·图林是取得“巨人”胜利的功臣之一,他非 常聪明但他的行为也的确有些古怪。他曾经把一生的积蓄都(兑换成了银锭)埋藏 在布莱奇利的小树林里,但后来居然又忘记了藏宝的地点。和许多英国的密码分析 家一样,他绝对不可能去迎合斯大林主义体制所要求的“政治合格”这一条件。有 一些英国技侦情报单位通过破译敌人高级通信密码获得的情报,以一种经过伪装的 形式从官方途径发送到了莫斯科;或者是由几名苏联间谍以没有经过伪装的形式发 回了莫斯科。 正如克格勃后来为了回避自己过去制造的俾大林式的恐怖事件而标榜自己在列 宁时代革命的纯洁性那样,它也试图把自己在1941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记 录编造成一种无私的英雄主义形象--在敌后开展特别行动和组织游击战是可资利 用的最好例证。据战争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行动和游击战局局长帕维尔·阿纳 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段历史是唯一没有被官方修 改过的部分,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是它自己的功劳,而且其中不存在任何需要掩饰的 斯大林式的罪恶。”事实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时期的记录,和它在其他 时期的历史一样,都被全面地修改过。 在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907天里,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在那里进行地下斗争。这支小分队的英雄事迹经常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标榜自己在敌后开展的英勇卓绔的斗争。敖德萨的城市里 有许多原来用于开采沙岩的地道;那些在19世纪用开采出来的沙岩修建的宏伟建筑 至今还屹立在敖德萨的街道两旁。婉蜒上千公里。没有任何地图记载同时又有许多 出人口的地道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正是 以此为据点的。1969年,在欧洲胜利日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敖德萨郊区的一部分 地道被开放作为游击战纪念馆。在以后的整个苏联时期,这个纪念馆每年都要接待 100多万游客。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克格勃却用曾经辉煌一时的解放敖德萨的英雄故 事来给自己在战争时期那些值得怀疑的记录增光添彩。游击战纪念馆专门辟出一块 地方展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洛佐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 取得的战绩。死后成为苏联英雄的莫洛佐夫,同时也承受着自己的一生被编排成斯 大林模式的苍白的圣人的耻辱。苏联官方把他的英雄事迹追溯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矿工的莫洛佐夫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无私地奉献着。据说, 他曾经在1930年这样说过:“这是多好的事呀!上班的时候不用去注意时间,也不 期待着下班,而只是想着上班的时间能够再延长一些,跟在(运煤的)拖车后面奔 跑着,干得汗水淋漓,到了下班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计划任务!” 游击战纪念馆里有“重新修建”的小分队的地下指挥部,指挥部相当完备,有 宿舍、弹药库、工厂、燃料库、厨房以及会议室。会议室的墙上--必不可少地- -悬挂着列宁的画像(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的)。附近一个17米深的升降井把指挥部 与地面联系起来,地道里的人通过这个升降井从敖德萨的间谍那里获得消息和食物。 在苏联时代,大量的电影、书籍、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按照克格勃 的吩咐写的--都反映过这支小分队将数千人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吸引在敖德萨 直到为保卫祖国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事迹。 米特罗欣是从国外情报局S局的一位同事那儿了解到地道里的真实故事的。那位 同事借阅了许多有关敖德萨的档案;他在归还这些档案的时候告诉米特罗欣说,他 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档案的记载从1940年10月,也就是敖德萨沦陷前 不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以莫洛佐夫为首的6名军官组成的小分队进人敖德萨 开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命令他们建立一个地下情报站,专门在德军后方组织侦察、 破坏和特别行动。到达敖德萨之后,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科的13名成员加入 了莫洛佐夫的小分队,该特别科由库滋涅佐夫中尉指挥。根据官方记录,这两支队 伍于10月15日夜,也就是在进人地道建立基地之前召开了党团会议。事实上,根据 克格勃的档案,他们只是在一起大吃大喝了一顿,来自莫斯科和原来就在敖德萨的 两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队伍还打了一架。第二天,仍然剑拔夸张的两支队伍就这样 进人了地道。莫洛佐夫和库滋涅佐夫都声称自己是总指挥。在以后的九个月里,这 两股力量一边与德国和罗马尼亚人作战,一边进行着内部斗争。 莫洛佐夫的死算得上是真正的英勇牺牲。根据苏联的官方记录,他于1942年7月 被敌人逮捕,但是他拒绝苟且求生。他勇敢地对逮捕他的人说:“这里是我们自己 的国家,我们不会乞求敌人的同情。”而敖德萨地道里的其他历史却是发生在内务 人民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一段恐怖故事。莫洛佐夫牺牲后,库滋涅佐夫解除了莫洛佐 夫手下的武装并把他们在地道里看管起来。除了阿布拉莫夫以外,莫洛佐夫其余的 几个手下都被库滋涅佐夫以阴谋反对他的罪名处决了。随着地道里的条件变得越来 越恶劣,敖德萨小组的成员也开始相互争斗起来。越来越少的食物开始发霉变质, 煤油也快用完了,他们只能生活在半黑暗的环境中。8月28日,库滋涅佐夫因为莫洛 琴偷了一片面包而处决了他。9月27日,另外两名成员--波尔斯琴科夫和科瓦尔丘 克,因为偷食物和“不遵守性纪律”也被库滋涅佐夫处决。因为害怕下一个被处决 的可能就是他自己,阿布拉莫夫在一个月之后把库滋涅佐夫杀了。后来,人们在地 道里发现了阿布拉莫夫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现在还保存在克格勃有关敖德萨的档 案里。阿布拉莫夫在笔记本中写道: 19他年11月8日,在地下“镜子工厂”(地道里的指挥部)里,我开枪打死了内 务人民委员会驻敖德萨地区第三特别科前科长,国家安全部队的库滋涅佐夫中尉; 我开了两枪,都击中了他的大阳穴。 这时,由于其他几个人都死在了敌人之手,地道里只剩下了阿布拉莫夫、格卢 申科和利特维诺夫三个人。在合伙谋杀了利特维诺夫后,阿布拉莫夫和格卢申科两 个人就开始在半黑暗中用怀疑的目光注意着对方的行动。 格卢申科在他的日记中提到,阿布拉莫夫想投降:“我们被打败了。已经没有 胜利的希望了。他告诉我不用害怕当叛徒,也不用担心会被枪毙,因为他在德国的 情报部门里有朋友。”1943年2月18日,显然处于幻觉之中的格卢申科又写道:“ (阿布拉莫夫)正弯着腰专心地看文件。我掏出别在腰上的手枪,开枪击中了他的 后脑。”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格卢申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敖德萨他妻子的公寓里; 1943年11月10日,地道被完全放弃了。1945年4月,红军解放了敖德萨之后,格卢申 科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回到地道收拾装备和那些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的文件,但当他捡起一枚手雷的时候,手雷在他的手里爆炸了,格卢申科因伤重不 治而亡。 在长达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心一直认为,参加过敖德萨地道游击战的人都 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不会有人对他们编造出来的英雄事迹提出质疑。但是1963年, 克格勃惊惶地发现阿布拉莫夫根本就没有被格卢申科打死,他逃离了敖德萨,现在 生活在法国。据报告称,可能也了解敖德萨真实情况的阿布拉莫夫的父亲已经移民 到了美国。阿布拉莫夫所谓的遗漏尼娜·阿布拉莫娃此前一直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 作,在这之后被悄悄地调到了别的岗位上。关干内务人民委员会派遣到敖德萨的英 雄们的故事就这样没有受到影响。 根据克格勃档案的统计数字,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共向 敌后派出了2222支“战斗小分队”。但是,米特罗欣并没有找到对游击战的作用所 作的客观的评价。与战后苏联宣传的英雄事迹恰恰相反的是,这些小分队似乎只在 极少数情况下牵制过数量比他们多的德军。由于近一半的游击队员是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人员或者党的官员,所以他们经常受到当地农民的怀疑,而这些农民却是游击 队需要依靠的当地力量。例如,在乌克兰西部开展的游击战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就 是当地居民对共产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深恶痛绝。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游击 战取得了比以前好的效果,但是在一些重要地区,如克里米亚和大草原地区,游击 战从来都不是东部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设在阿根廷的秘密情报站对德国目标的攻 击是最为成功的。该站站长约瑟夫·罗穆阿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阿图尔) 是一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破坏行动和在墨西哥城刺杀托洛茨基的第一次 行动的老兵。1941年9月,阿根廷的官方调查得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认为德国 驻阿根廷大使是在拉丁美洲秘密活动的50多万纳粹冲锋队的总指挥。这一结论被国 民代表大会所认可,但是阿根廷政府反对这种说法。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 里,阿根廷和智利是拉丁美洲仅有的两个仍然与德国和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的国家。 关于在25万说德语的阿根廷人中有纳粹间谍在活动的谣言,加上阿根廷军官中存在 亲德分子,再加上阿根廷政府军事采购团在柏林一直驻留到1944年的事实,这一切 的一切使中心认为阿根廷是纳粹德国重要的大后方。虽然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夸张, 但是美国的战时对外情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也持类似的看法。战略情报 局曾报告称,1941年到1943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的雷蒙·卡俾蒂略博士是为希特勒服 务的。通过安插在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的间谍送到中心的此类报告更引起了莫 斯科对纳粹德国在阿根廷策划的阴谋的怀疑。 战争爆发后,德国商船队无法通过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进人阿根廷港口。 但是,1941年,格里古列维奇领导的情报站却报告称,铜、硝石、棉花和其他战略 物资正被阿根廷利用中立国家的船只出口到西班牙,然后再秘密横跨欧洲大陆,通 过法国运送到德国。为了阻止这种出口贸易,格里古列维奇招募了一支破坏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8名共产党造船工人和水手组成,一名来自波兰的移民费利克斯·克莱 缅季耶维奇·韦尔日比茨基(代号贝塞尔)是这支小分队的队长,他于1941年12月 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找到了一份当锻工的工作。韦尔日比茨基小组的第一项任务 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烧毁一家被格里古列维奇认为是纳粹的一个主要宣传中心的德 国书店。从那以后,在所有开往德国的轮船和堆放着准备运送到德国的物资仓库里 安放定时引发的纵火装置便成了这支小分队的主要工作。格里古列维奇还操纵着在 智利和乌拉圭从事破坏和情报活动的规模小一些的组织。他领导的这个大约有七十 名间谍的庞大的情报站构成了二战中及至冷战初期,苏联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 开展情报活动的基础,虽然在智利的活动不如在前两个国家里开展得那么广泛。 从1942年初到1944年夏,根据克格勃的统计数宇,格里古列维奇的间谍成功地 开展了150余次焚烧德国物资的行动,炸沉了一些(具体数字不详)西班牙、葡萄牙 和瑞典的轮船。一份很可能被中心夸大了的分析报告称,到1944年初,破坏行动已 经成功地阻止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德国的出口。然而对于德国来说,一个比苏 联间谍造成的破坏远为严重的问题是阿根廷政府内部发生的变化。1943年夏,阿根 廷发生了军事政变,接着纳粹的一个间谍网被破获,这些导致了1944年1月阿根廷与 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战争时期,格里古列维奇的情报站与中心的联系十分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只 能依靠纽约情报站间或派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通信员联系。1944年夏,国家安全 人民委员会在驻乌拉圭大使馆里建立情报站之后不久,格里古列维奇被召到蒙特维 的亚,向情报站详细汇报自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财政和间 谍网络的有关情况。中心已经警觉地发现他纵火袭击的船只涉及的中立国家太多, 担心他会暴露自己的身份。9月份,中心命令他暂缓破坏活动,并要求他专注于在阿 根廷、巴西和智利进行情报搜集工作。接到格里古列维奇停止活动的命令后,韦尔 日比茨基就开始为阿根廷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制作手雷,但10月份发生在他的制作车 间的一次意外爆炸,使他失去了左臂和一只眼睛。格里古列维奇报告说,在接受警 方调查过程中,韦尔日比茨基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坚持用编造好的故事来回答任何 提问,他说这是他的一个仇人为了害他而在一盒干奶酪里安放了炸弹。1945年韦尔 日比茨基被营救出狱,并在阿根廷共产党的帮助下偷渡到乌拉圭,在那里依靠党提 供的养老金生活。 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破坏活动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对于伟大卫国战 争的进程来说,它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1944年夏天的警报逐渐消除后,格里古 列维奇的事迹使他在中心作为一名破坏和暗杀专家的名声大噪。战争时期在阿根廷 取得的成功,使他在冷战时期被挑选出来去完成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暗杀任务。然而 他最得力的助手,韦尔日比茨基却因为身体残疾被视为废物。1946年韦尔日比茨基 提出移民苏联的申请遭到断然拒绝。1955年,已经双目失明的他又一次提出了申请。 可能是因为担心他会向外公开自己在战争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这一次苏联方面批 准了他的申请。韦尔日比茨基到苏联后得到了每个月100卢布的养老金,但这笔钱实 际上什么也干不了。他加人苏联共产党的申请也遭到了拒绝。 内务人民委员会和1943年被重新命名的苏联安全与情报机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会在二战期间虽然的确有过一些卓越的表现,但是人们更应该牢记的是,它们在二 战期间的残酷行径而不是它们的英雄事迹。1939年9月,强占波兰东部的领土后,苏 联于1940年夏又把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强行并人自己的版图, 此后内务人民委员会迅速进入这些地区清剿“阶级敌人”,并采取威胁恫吓的方式 迫使当地居民屈服。1941年6月25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三天后,内务人民 委员会接到命令,逮捕逃兵和敌人的间谍,并负责保障通信的畅通和消灭孤立无援 的小股德军,以此来保证红军后方的安全。1941年8月,化装成德军的苏联伞兵降落 在伏尔加德高自治区的村庄,并要求在当地潜伏下来“等待德国援军的到来”。在 当地人给他们提供了隐蔽所后,他们把村庄里的所有人都消灭了。伏尔加地区的其 他德国人,无论他们如何忠于苏联,也都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和哈 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许多人死在了迁徙的途中。 1943年红军转人反攻阶段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跟随在大部队后面扫 尾,负责清除残余抵抗分子和破坏分子。1943年底,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骄 傲地说: 1943年,负责保障红军主力后方安全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安全部队在清理从敌人 手中解放的地区的过程中,共逮捕T93549人进行审问。 其中,80296人被“揭露”为间谍、叛徒、逃兵、土匪或“犯罪分子”,其实许 多是冤假错案。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这几乎是必定无疑的--都被处决了。 斯大林利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惩罚并驱逐那些被他视为叛徒的民族,包括:车 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人、卡拉莎人、克里米亚鞋靶人、卡尔米克人以及麦斯克 黑山土耳其人。在对斯大林下达的“对那些在执行驱逐令中表现突出的人给予奖励” 的命令作出答复时,贝利亚说: 按照您的指示,我现向您呈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给内务人民委员会、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间谍克星”在驱逐车臣和印古什人的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人 员给予表彰和嘉奖的决议草案。上述三个机构中总共有19000人参与了上述行动,另 外还有内务委员会部队的10万名军官…… 这一次,许多在战争中受到了表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 人员也获得了勋章,但不是因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是因为参与了反人类 的罪恶行动。 战争时期,在东部战线的苏联情报机关的功绩很少。到了1942年底,从纳粹德 国和被占欧洲地区提供情报的主要情报机构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总情报部特工网,该 组织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小组保持着联系。纳粹德国的反 间谍机关给它起的代号是“红色乐队”。这支“乐队”的“乐手们”是负责向莫斯 科发送加密情报的无线电操作员,而“乐队”的“指挥”则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 利奥波德·特雷佩尔,化名简·吉尔伯特。在该组织内部他被称为“大厨”。“红 色乐队’共有n名间谍:潜伏在德国的有48人、法国35人、比利时17人、瑞士门人。 1942年下半年,随着“乐手’们一个个被德国人用无线电测向手段所查获,这个间 谍网逐渐被捣毁了。12月5日,当时正在被占的巴黎看牙的特雷佩尔也被捕了。逮捕 他的德国反间谍官员回忆说:“瞬间特雷佩尔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就用非常漂 亮的德语说了一句:‘你们干得不错。”’这之后,只有总情报部设立在瑞士的秘 密情报站因为德国的情报机构鞭长莫及而仍在坚持活动。该情报站由山多尔·拉多 领导,因其三台主要的无线电发报机而得名“三红”。一年之后,这个情报站也被 瑞士当局关闭了。 尽管特雷佩尔和山多尔战后都在莫斯科被判处了10年徒刑,但是后来苏联的历 史学家们都声称“红色乐队”提供的情报给予了红军莫大的帮助。实际上,在特雷 佩尔被捕和他的情报网大部分被破获前,他们的情报在苏联的军事行动上并没有发 挥多少作用。1941年9月,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并没能察觉德军的动向,德军突然挥师 南下并一举占领了基辅,后来德军回师北上猛攻莫斯科,又大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 的意料之外。1942年5月苏军丢失哈尔科夫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战时统帅部与最高指挥部的联合机构)认为德军还会对莫斯科再发动一次进攻。 这年夏天,德军向南方的进攻也使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感到非常吃惊。在德军向斯大 林格勒和高加索推进的时候,苏联红军经常不知道德军下一步会攻向哪里。1942年 间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了轴心国部队的苏联红军认为被包围的部队大概有8. 5万到9万人,而实际上,真正的数字是这个估计数字的三倍。 在斯大林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不是提供有用的情报,而是在红军 部队中执行严厉的纪律。13500名苏联士兵因存在“失败主义情绪”和在作战中违反 其他军事纪律而被处决。执行枪决任务的通常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一个班。 行刑前,绝大多数受刑者都被下令脱光了衣服,因为军装和靴子还可以供别人使用。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邮政审查部门对士兵们寄回家里的信件也要进行审查,其中非正 统或者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都会被当作叛变的证据。一个中尉在信中写道:“德 国人的飞机性能很棒……我们的防空部队很少能把它们打下来”,结果,这名中尉 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称,1942年10月上半月,仅在第62集团军 就有“12747封信里被发现有泄露军事秘密的内容”。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以 德国陆军司巾弗里德里希·鲍罗斯及其手下22名将军和9.四万人的部队向苏联红军 投降而告终,而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并不是由于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这些“贡献’ 才取得的。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在东部战线的军事情报工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和英国提供的大量无线电装备。1942年底,最高统帅 部大本营建立了特殊任务无线电作战营,每个营装备18到20台信号截获接收机和四 台测向机。结果,据一位能够接触到这些无线电营的档案的苏联历史学家称,“苏 联军队的无线电电子战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虽然苏联的密码分析专家还没能像能 够破译艾尼格马和G型高级加密信息的最新技术,但是,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俘获的德国密码作业人员的不情愿的帮助下,苏联军队在测向技术、通信分析和低 级手工密码破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42到1943年,通过潜伏在布莱奇利公园英 国技侦部门的间谍,苏军技侦机构获得了英方破译的德国空军的艾尼格马密码电报, 也从中受益匪浅。 这些提高在1943年夏天进行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次战役 中,红军击溃了德军在东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德军在战役中截获的 红军方面的情报显示,红军的技侦部队已经查明了德军第六、七和十一装甲师,第 二和第三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群的总部及其部队的所在位置。库尔斯克战役前 以及进行当中的空中侦察,不仅在范围上比以前有所扩大,而且也更加成功。 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为红军在东部战线的节节胜利打开了大门,这一系列的胜 利最终导致柏林在1945年5月向朱可夫元帅投降认输。拥有四倍于德军的兵力和西方 盟国提供的大批武器,并且逐渐掌握了制空权的苏联红军,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锐不可挡。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有时红军还能缴获德军使用的艾尼格马型密码 机、密码表和操作员,其中一些日常密码设置的有效期长达一个月。在战争的最后 阶段,这些战利品偶尔还能帮助苏联密码分析人员破译出艾尼格马密码信息,但具 体破译了多少至今也是个未知数。 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情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在东部战线 获得的情报质量,特别是在技侦情报方面,与西方盟国所取得的有关德国的情报比 起来还相差甚远。英美高级技侦处提供给英国和美国指挥员的情报称得上是战争史 上质量最高的。然而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在情报方面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并 不是针对它的敌人,而是针对它的反法西斯同盟国--英国和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