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到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对战时盟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面临着重大危机, 中心担心这种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第一个严重警报来自握太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 馆中披着“合法”外衣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以及总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就像纽约领事馆里工作人员的关系一样紧张。总情报部的情报站里的情况是最糟糕 的。1945年9 月5 日夜,握太华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森科偷偷将一百多 份机密文件塞到了衬衣下面,准备叛逃。古森科走出使馆时使劲捂着自己的肚子。 他的妻子后来说:“要不然他看上去就像怀孕了一样。” 叛逃并不像古森科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和渥太华日报》社寻求 帮助的时候,他们让他第二天再来。可是,9 月6 号,司法部和报社并没有表现出 比前一天晚上更大的兴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了解到十年来苏联间谍 的活动情况。这天晚上,苏联使馆发现古森科和机密文件都失踪了。当古森科和他 的妻儿躲在邻居家里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破门而人,搜查了他的公寓。当 地的警察直到午夜才赶来救他们,古森科一家终于找到了避难所。 古森科除了供出总情报部主要的间谍外,还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所 开展的行动的不完整的情报。几个月后,苏联安全事务最高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 亚向所有情报站传达了他对总情报部的无能进行的严厉批评,他指出在握太华的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机构: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无视自鸣得意和自满的情绪。 这都是由于放松了政治上的警惕和丧失了对党和国家赋予的工作的责任感。古森科 的叛逃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使在美洲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 握太华情报站由于害怕再次因违反安全纪律受到批评,所以再也不愿意在招募 新间谍方面采取主动了。据后来做出的损失分析报告,古森科的叛逃使苏联在加拿 大的情报工作瘫痪了好几年,并对情报站直到1960年的工作都产生了持续性的消极 影响。1949年夏天,从莫斯科刚刚调任渥太华情报站的代理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 洛维奇。布尔金(又名博罗金)写信向中心抱怨同事们的惰性:情报站不仅失去了 以往与加拿大间谍保持的全部联系,而且甚至不去尝试发展新的关系……自我封闭, 与外界隔绝,只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 中心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它认为情报站“停滞不前了”。 直到古森科去世之前,克格勃都曾断断续续地试图追踪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 成功。1975年,进步保守党国会议员托马俾。 考斯特要求重新审查给予古森科养老金问题,这使握太华情报站推测古森科就 居住在考斯特的那个选区。情报站还报告说,在苏联国家冰球队到加拿大举行访问 比赛期间,有人看到过考斯特和古森科在一起。驻握大华的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尼 古拉耶维奇。赫瓦托夫曾试图接近考斯特,以期能探听到古森科的下落。但是他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之后情报站报告说,考斯特向国会提出的议案“明显带有反苏论 调”。几年后,克格勃开始编造涉及考斯特私生活的材料,准备开展诋毁他名誉的 行动。然而,在这项行动实施前考斯特就于1982年去世了。 1945年9 月古森科的叛逃也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设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敲 了警钟。作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反间谍处)处长的菲尔比全面掌握着关于古 森科事件的汇报材料,并汇报称伦敦“强化了”针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措施”。 接到报告后,中心命令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有价值的间谍网不会受 到破坏”。伦敦情报站里掌握着最重要间谍的指导员鲍里俾。克鲁腾什尔德(化名 “科洛托夫”)被命令把除菲尔比以外的其他间谍移交给其他专案官员负责,并将 约会的周期减少到每月一次:“提醒全体同志在外出约会前进行全面观察,一旦发 现有人监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甩掉监视后再去赴约……”必要时与英国间 谍的联络可以暂时中断。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另一名官员叛逃未遂的事件更给苏联情报部门敲响了 警钟。1945年8 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官员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 维奇。沃尔科夫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副领事佩奇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进行一次 紧急会晤。佩奇没有对此做出答复,9 月4 日,沃尔科夫自己来到了领事馆,要求 给予他和他妻子政治避难。他声称,如果英国给予他们政治避难和5 万英镑(约相 当于现在的100 万英镑),他将向英国提供他在中心的英国科工作时获得的一些重 要文件和情报。他提到的最高层次的苏联间谍包括,两名潜伏在英国外交部(指的 可能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和七名潜伏“在英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其中一人 “是英国某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指的几乎肯定是菲尔比)。 9 月19日,菲尔比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寄来的外交邮包里惊讶地发现了关于沃 尔科夫与佩奇会晤情况的报告。他马上给克鲁腾什尔德发出了警告。9 月21日,土 耳其驻莫斯科领事馆给化装成外交信使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两名队员发 了签证。第二天,菲尔比成功地从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那里获得 了飞往土耳其亲自处理沃尔科夫案件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直到9 月 26日他才到达伊斯坦布尔。两天前,躺在担架上被完全麻醉了的沃尔科夫夫妇被抬 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孟席斯的冷 嘲热讽的报告,分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发现沃尔科夫叛逃的原因。他后来在报告 中写道:沃尔科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无疑都受到了窃听。据报告,他和他的妻子都异 常紧张。或许这就是使他们暴露的原因;或许他在喝醉酒后说得太多了;或许他自 己改变了主意后向同事坦白了。当然,我承认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都会 不得而知。另一种解释就是,有人向俄国人告发了他与英国接触的事,但是没有证 据能够证明这种解释。这种假设不值得写进我的报告中。 被处决前,沃尔科夫在审讯中供认自己向英国申请过政治避难、要求过5 万英 镑,井承认自己准备至少揭发314 名苏联间 谍。如果他成功的话,菲尔比一定没有机会逃脱。古森科如果运气差一点,几 星期前在握太华就不可能成功叛逃。在伊斯坦布尔的沃尔科夫如果运气好一点,就 可能成功地把菲尔比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开展的行动揭发出来。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事件发生在伦敦情报站最繁忙的时候,当时担任情报站站长 的是康斯坦丁。库金,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了1947年。1945年9 月11日至10月 2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届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有关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和其他一些战后问题。苏联间谍对 英国外交部的渗透使得伦敦情报站变得异常重要。会议期间,根据克格勃的档案, 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对情报站的依赖比对自己的外交官的依赖还要多,他经常要 求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加夜班。然而,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失败第一次公开暴露了东西 方阵营间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干1947年最终引发了冷战。 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安理会会议上,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 维奇。莫洛托夫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的西方间谍提供的情报。事实上,他认为这是 很自然的事。一次他咆哮道:“为什么会没有文件呢?”1947年11月伦敦会议期间, 他比英国代表团还要先得到有些英国外交部的文件。 1945年至1949年,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会议的最重要的 情报来源是英国。幸亏沃尔科夫被绑架了,“五杰”中的四个人才能在战后继续全 身心地为苏联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明显过度疲劳,因此中心也 没有反对他离开英国安全局的决定。1945年,布伦特重新投身艺术工作,在国王画 廊当鉴定员。在这之前不久,他曾有过一次异常的举动,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把他的 话当真。当时他对英国安全局的同事“塔尔”。罗伯逊上校说:“把国家安全局每 一个军官的名字都告诉俄国人真的让我很开心广‘本来,中心非常希望在军事情报 部门工作的列奥。朗(代号埃利)——在战争期间他曾是布伦特手下的一名军事情 报人员——能够接替布伦特在安全部门里工作,布伦特也曾推荐朗出任国家安全局 里的高级职务,但是选拔委员会没有选中他。据说,他与被选上的那个人只有很小 的差距。结果朗被调到了英国驻德国监督使团工作,最后还当上了那儿的情报处副 处长。在德国,他拒绝了苏联方面让他与一名情报官员定期见面的安排。中心认为, 他的反抗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布伦特不再担任他的指导员而造成的。在这之后布伦 特也还间或为中心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两三次赴德国去向朗索取情报。 与布伦特不同,“五杰”中的另外三个人(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为 苏联间谍的生涯正值巅峰状态,在冷战开始时凯恩克罗斯的间谍事业距巅峰也仅有 一步之遥。1947年,在此之前一直担任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处长的菲尔比被任命为土 耳其情报站站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向苏联提供关于穿越俄国边境的间谍和这些间谍 在苏联的家人及他们的联系人的情况。麦克莱恩成了在华盛顿大使馆里飞黄腾达的 年轻外交家,他在那里一直任职到1947年。1944年到外交部工作的伯吉斯于1946年 成了战后工党厄尼斯特。贝文政府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私人助理。战后, 约翰。凯恩克罗斯回到财政部工作,1948年,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在以 后的几年里,凯恩克罗斯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国防研究经费开支的决策工作。据他的 同事罗宾逊称:凯恩克罗斯不仅了解原子武器的发展情况,也了解制导导弹武器、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水下武器和其他所有类型武器的研制计划。他还了解很多其 他方面的东西,包括航空及雷达研究、反潜侦察研究的项目开支、邮电部等部门开 展的信号情报和窃听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等等。他……能够合法地要求掌握任何更多 的细节,只要这些细节被认为对于财政部审批经费开支来说是必要的。 无疑,凯恩克罗斯的指导员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会“因为他提供的这些高 质量的情报而兴奋异常”。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叛逃事件后,伦敦情报站采取的安全措施使得控制间谍的工 作比战前和二战期间要费时费事得多。平均每个指导员每次与间谍约会前都要花五 个小时——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伦敦的地铁)——对已经勘查过的各 个约会地点进行再次检查,以便反复确认自己没有被跟踪。到达约会地点后,指导 员和他的间谍都先要看一看对方,相互确认对方没有受到监视后才进行接头。如果 任何一方有任何的疑心的话,他们会选择另外三个以前约定好的备用地点中的一个 进行接头。伦敦情报站首创的这种方法后来被推广到了其他情报站。 伦敦情报站还率先使用了无线电截收设备监测自己的行动是否被英国警方和英 国安全局所监视。除了安装在情报站里的主要截收系统外,情报站还在大使馆的汽 车里安装了移动侦察设备对约会地点进行检查。但是,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利用派遣到伦敦的八人监视小组曾用过一种方法,审查造访苏联使馆的间谍和其他 来访者,并探测英国情报机关使用的监视方法,但这一方法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克 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该小组成员的英语语言能力不过关,这个小组“没 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就”。或许这次试验根本就没有成功。 然而伦敦情报站在保密和安全方面采取的严厉措施并没有对盖伊。伯吉斯起多 大作用。一次,伯吉斯与一位专案官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约会,目光接触后,正要往 外走,结果他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散了一地。经常有人指责伯 吉斯在接头时总是喝得大醉而且衣冠不整。当外交部新成立的安全事务处的负责人 乔治。凯里一弗斯特1947年第一次见到伯吉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零乱, 不修边幅,浑身酒气冲天的人。于是我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然而伯吉斯 有时仍然可以表现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风采和机智。1947年下半年,或许是为了 摆脱伯吉斯,赫克托。麦克尼尔把他推荐给了克里斯托弗。梅休。这位在外交部工 作的议会副议长当时正在组建反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部。后来梅休自己承认 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约见了伯吉斯。他表现出一副对共产党使用的破 坏方法非常了解的样子,于是,我欣然接纳了他。‘伯吉斯一边向英国各个使馆推 销情报研究部的成果,一边向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汇报该机构的全部计划,以 此来破坏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1947年成为伯吉斯的指导员, 后来成了苏联情报界最优秀的间谍指导员之一。由于各个方面都抗议伯吉斯缺乏外 交修养,1948年秋他被从情报研究部调到了外交部远东司。虽然这对中心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正是这经常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方式使得伯吉斯的伪装更加牢固。甚 至绝大多数经常被他惹火的人也都认为他决不可能是苏联间谍。 莫金也非常担心1947年接替库金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 罗丁(化名科罗文)。罗丁认为他本人不受那些严格的安全规定的限制,而这 些规定对于他的下属倒是十分必要的。据十分讨厌罗丁的莫金称,罗丁“经常开着 使馆的汽车去进行秘密约会,有时竟愚蠢地到间谍的办公室里去造 访“。但是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情报部门里,莫金认为”我对此毫无办法。我是 不能批评自己的上级的。“然而,80年代初担任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情报 系)主任以后,莫金可不再象当初那样含蓄了。他指责罗丁是个狂妄自大、自命不 凡、毫无价值的家伙。 40年代末,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仍然没有被人发现,但 是他们的许多美国同事的身份却被揭穿了。1945年初,中心就曾经抱怨过,西尔弗 马斯特的间谍网在“很多”华盛顿的共产党员中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人 们也了解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苏联人“有联系”。中心指出:“纽约情报站 不仅在对见习生(间谍)进行控制和指导方面有严重退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对 我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1945年下半年,伊戈尔。古森科和伊莉莎白。本特利的叛逃证实了中心最大的 担心。9 月份,埃德加。胡佛在给白宫和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古森科提供了关于在 美国的一些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其中提到了“国务卿的一位助理”(指的可能就 是阿尔杰。希斯)。11月7 日,也就是第一次与联邦调查局接触的六个星期后,本 特利开始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介绍她了解的苏联间谍的情况。第二天,胡佛向杜 鲁门总统的军事顾问提供了第一份包括14个向“苏联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人员名 单,这个名单就是本特利提供的。名单中包括: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 怀特、战略情报局行政助理邓肯。李、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劳克林。柯里。本特利 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对惠特克。钱伯斯早些时候提供的有关苏联在二战前在美国的 间谍活动的证据重新产生了兴趣,钱伯斯也提到了希俾、怀特和其他一些人。 11月20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戈尔斯基——本特利只知道他叫“阿尔”——在 位于第23街与第6 大道路口的比克福特咖啡店前见到了本特利。没有意识到他们正 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监视着,戈尔斯基把下次约会安排在了1 月20日。据本特利说, 戈尔斯基告诉她也许不久就会需要她“回来从事秘密工作”。然而在第二次约会前, 戈尔斯基却被召回了莫斯科。或许中心因为发现了本特利的叛逃才突然把戈尔斯基 调走。几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站长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普拉夫丁”本特利认 识他的妻子),也被召回。中心的损失分析报告指出,本特利不知道她的前任指导 员、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伊莎克汉。阿赫梅罗夫的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但是, 为了谨慎起见,阿赫梅罗夫和他的妻子也被调回了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间把戈尔斯基、阿比亚特和阿赫梅罗夫都召回莫斯科,苏联国家 安全部在美国没有留下一个有经验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中心也几乎没有具备在北美 的实际工作经验并能够接替他们的人。不管怎么说,正如尤里。莫金回忆的那样: “我们在派遣人员出国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担心可能会有叛逃事件发生。 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莫斯科工作屈此为数很少的在国外工作的同事承担着非常繁 重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经常由于工作压力而崩溃。“直到1948年,才有人填补了阿 赫梅罗夫的职位。戈尔斯基的两位接班人都被中心视为无能的代名词。1946年接替 戈尔斯基的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表现出精神错乱(因为,在莫斯科 有谣言称,他的遗传性梅毒发作了)的前兆后,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于1948年接替了多尔宾的职务。然而在1949年被召回前,索科洛夫也经常受到 中心的批评。 本特利叛逃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采取的限制破坏程度最有效的措施是,断绝了 与绝大多数在二战时期发展的——本特利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间谍的联系。因 此,本特利提供的众多线索都未能达成法律上的诉讼。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展得太 晚了,因此它未能在传递机密情报的当场抓获本特利揭发出来的间谍,而且在法庭 上也不能使用窃听录音作为证据。然而,中心由于不了解联邦调查局遇到的法律障 碍,在以后的几年里它都还在担心联邦调查局可能成功地召开一次盛大的间谍审判 会。 美国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后来代号为“维诺娜”)加重了中心的 担心。1927年以来,苏联的高级外交和情报通信一直使用一种被西方称为“一次性 密码”的加密方式,这种加密方式当时在西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破译的。然而,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初期,一些一次性密码被重新使用,使得这种加密方式变 得脆弱了。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抓住了 由于苏联在加密时的粗心而提供给他们的一次难得的机会。1946年底,美国陆军安 全(技侦情报)局的梅雷迪思。加德纳(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出战争时 期苏联克格勃总部与驻美国情报站之间的通信。1947年夏,加德纳从破译出的情报 中积累了大量关于二战期间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的证据。1948年,陆军安全局向 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这一情况。10月份起,特工罗伯特。兰菲尔开始全权负责“维诺 娜”的工作,他试图确认出曾出现在“维诺娜”解码材料中的代号所代表的间谍 (其中一些仍然在活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才了解 到“维诺娜”的情况。更耐人寻味的是,杜鲁门总统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维诺娜” 解码材料的报告,或许陆军安全局担心他在每周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例会上会 提到这件事。“维诺娜”解码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苏联间谍向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 局二战时的前身)进行渗透的情况。胡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 将军似乎都怀疑(这种怀疑当然是错误的)中央情报局里也潜伏着苏联间谍。 1947年,通过潜伏在陆军安全局里的一个间谍,中心了解到“维诺娜”这个秘 密——这比中央情报局早了五年。这个间谍叫威廉。魏斯班德(代号佐拉),一个 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的儿子。魏斯班德是陆军安全局里的俄语专家,他借口寻找能 够发挥自己语言特长的差事整天在安全局里东游西荡。梅雷迪思。加德纳回忆说, 1946年底,当他的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魏斯班德曾经从背后偷窥过他的工作。当 时加德纳正在破译第一份重要情报,那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4年12月2 日的一 份电报,电报反映的是苏联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渗透的情况。 对于中心来说,“维诺娜”是一连串即将在几年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无从了 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哪些电报可能被完全或部分地破译出来了,或者哪个间谍 可能受到影响。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在1948年夏天发生了。美国人民对苏联的间 谍活动的反感情绪爆发了。1948年7 月,伊莉莎白。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本土 事务委员会公开作证,并立即被各媒体奉为“红色间谍皇后”。8 月初,惠特克。 钱伯斯也在这个委员会作证,他指证希斯、怀特和其他一些人是二战前共产党秘密 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心担心听证会将是一系列揭露二战时期苏联在美国的整个间谍 网的公开审判的前奏,然而它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40年代末,受1947年7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莫斯科进行了一 次重大的机构调整,这进一步干扰了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美国国家安全法》决 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以期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协调各政府机构和部门开展 的情报活动”。虽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协调作用永远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但是莫 洛托夫却声称,《美国国家安全法》所设想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与苏联 分散的情报管理体制相比占了明显的上风。他提出,弥补差距的办法是把国家安全 部和总情报部的两套对外情报管理体系置于同一屋檐下。莫洛托夫的建议还有一个 好处——从斯大林的角度出发——它还能够削弱贝利亚的权力,因为,当时贝利亚 的亲信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执掌着国家安全部。1947年7 月,国家安 全部和总情报部的对外情报管理体系合并成一个机构——情报委员会。在这个高度 集权的新机构中,即使是安排与重要间谍的约会和对他们的可靠性进行调查这样的 行动计划,都必须事先得到情报委员会的批准。 莫洛托夫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使得外交部在对对外情报工作 问题上享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就日常工作向莫洛托夫负责的第一副主席,是一年 前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他 是个比较听话的人。和中心里绝大多数负责人一样,费多托夫几乎没有任何在西方 工作的经验。罗兰德。阿比亚特这位前纽约情报站站长(或许也是最熟悉西方情况 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情报委员会成立时被免职了。他的档案中称,没有人给他解释 他被免职的原因,而且“解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虽然档案中没有记 录被免职的原因,但是这可能与他的犹太人血统有关。当然,他的血统问题被记录 在档案里。斯大林死后,阿比亚特曾一度复职,但后来又被罢免,再后来他自杀了。 为了加强外交部对情报委员会的控制,莫洛托夫把苏联驻各主要国家的大使任 命为“公开情报站总的站长”,有权管理民间(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站站长和军 事(前总情报部的)情报站站长。后来叛逃的克格勃特工伊利亚。吉尔科维洛夫曾 带有偏见地评论道:这样做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由于外交官对于情报工作 和间谍方法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因此,情报站站长们,这些职业的情报官员们, 采取了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来避免让大使们了解他们的工作。 然而有一些外交官却直接介入了情报工作。导致了1948年和1949年两名成功的 情报站站长被召回莫斯科。华盛顿情报站的危机过后,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 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了一年的情报工作。他具备非常优秀的素质,因此后来, 他成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局长。 1949年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维辛斯基接替了已经失宠于斯大林的莫洛托夫 的外交部长和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辛斯基在公开审判中 扮演过残酷的起诉人的角色,并因此而闻名。他对贝利亚有一种近乎阿谈的忠诚, 甚至在打电话时也能体现出来。据他的接班人安德列。葛罗米科称:“只要听到贝 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就会诚惶诚恐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们交谈时的情形也是一 幅不平常的景象:维辛斯基就像一个在主人面前执言奉承的奴仆。”维辛斯基与莫 洛托夫不同,他对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什么兴趣,几个月后,他就把情报委员会 主席的权力下放给了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和维辛俾基一样是贝利亚亲信 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接替了费多托夫副主席的职务,负责日常情报工 作的领导。他是一个更为残暴,办事也更为果断的人。他似乎只是对贝利亚而不是 外交部负责。 当维辛俾基接替莫洛托夫的时候,情报委员会差不多已经四分五裂了。1948年 夏,经过与莫洛托夫的长期辩论,武装部队部(国防部前身)部长尼古拉。亚历山 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元帅开始把情报委员会控制下的军事情报人员重新置于总情报 部的控制之下。阿巴库莫夫可能得到了贝利亚的支持,开始了争夺情报委员会剩余 力量的控制权的旷日持久的斗争。1948年末,情报站里所有的EM线(流亡在外的俄 国人处)和SK线(苏联侨民处)的官员都回到了国家安全部的控制之下。1951年底, 情报委员会彻底解散了,其余对外情报工作职能均交还给了国家安全部。 情报委员会对苏联情报事业产生的影响在于,它重新强调了秘密情报站的重要 性,情报委员会认为,秘密情报站将为对外情报工作,特别是在美国的活动建立起 比大使馆中的公开情报站更安全、更隐蔽的基础。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 罗特科夫(一位二战前因在外国参与暗杀“人民公敌”的行动而出名的人物)领导 下的由国家安全部和总情报部特工部门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第四(特工)局总共有87 名间谍。1949年,当时军事情报人员已重新划归总情报部指挥,第四局仍还有49名 特工正在接受训练。科罗特科夫建立了专门负责挑选JD练和为特工制造假身份文件 以便于他们伪装的部门。到1952年,文件部伪造了包括78本护照在内的364 份外国 身份证明文件。中心向苏联驻各主要国家大使馆的公开情报站均派出了特工支援州 线) 官员。 第四局的首要任务是在纽约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重建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自 阿赫梅罗夫于1946年初离开美国后,第一个被挑选出来赴美国的情报站站长是威廉 (“威利”)。亨里科维奇。菲舍尔,代号马克。他可能是唯—一名出生在英国的 苏联情报官员。他的父母是沙俄时代的革命者,1901年这对夫妻移居到了泰恩河衅 的纽卡斯尔,1903年菲舍尔就出生在那里。1921年,全家人又搬回了莫斯科,在这 里菲舍尔成了共产国际的翻译。1925年至1926年服役期间,菲舍尔被训练成一名无 线电操作员,在第四局(军事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1927年,菲舍尔被招 募到了外国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构)。他曾经在挪威、土耳其、英 国和法国的情报站里当过无线电操作员。1936年,他被任命为一所专门为秘密情报 站训练无线电操作员的学校校长。 在大恐怖时代,菲舍尔幸运地逃过了被枪毙的厄运。据他的档案记载,不仅因 为他的英国出身,而且由于一系列“人民公敌”都对他“持肯定的评价”,他妻子 的哥哥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怀疑对象。虽然1938年底菲 舍尔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撤了职,但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他又被一个无线电台操 作训练班聘用了。这个训练班专门为在德国人后方开展游击斗争和情报工作的组织 培训无线电操作员。 1946年,菲舍尔在科罗特科夫(国家安全部特工局局长)的亲自监督下开始接 受特工训练。为他编造的出身经历是非常复杂的。1948年,菲舍尔赴美国的时候使 用的是一个名叫安德烈。尤尔格索维奇。卡约蒂斯的人的身份,到了美国之后,很 快他又换了另外一个身份。卡约蒂斯1895年出生在立陶宛,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并成 了美国公民。1947年,卡约蒂斯穿越大西洋到欧洲探亲路经丹麦的时候,苏联大使 馆给他发放了允许他访问俄国的旅游文件并扣留了他的护照给菲舍尔使用。1948年 10月,菲舍尔使用苏联护照到达华沙后,使用卡约蒂斯的护照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 瑞士到达了巴黎,在那里他购买了一张辛西尔号汽轮的船票准备穿越大西洋。11月 6 日,他从勒阿弗尔出发到达了魁北克,然后仍然使用卡约蒂斯的护照到了蒙特利 尔,11月17日菲舍尔终于辗转到了美国。 11月26日,菲舍尔在纽约秘密约见了著名的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马克 斯),格里古列维奇曾经参与过在墨西哥城的第一次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并领导 一支拉美破坏组织,袭击给德国运送物资的船只和物资的活动。格里古列维奇给了 菲舍尔1000美元和三份以艾米尔。罗伯特。戈德富斯名义开具的文件:一份真实的 出生证明、中心伪造的征兵卡和纳税证明。菲舍尔交还了卡约蒂斯的护照,摇身变 成了戈德富斯。真正的戈德富斯1902年8 月2 日出生在纽约,十四个月的时候就夭 折了。菲舍尔的档案记录显示,戈德富斯的出生证明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班 牙内战结束时从西班牙搞到的,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正在国际纵队的队员中搜集可 以在以后的间谍活动中使用的身份证明文件,但是档案中没有记录这份出生证明的 具体来历。根据中心编造的经历,戈德富斯是纽约一位室内画家的儿子,童年时居 住在东门区第87大道,1916年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底特律工作直到1926年。后来, 他到过大瀑布城、底特律和芝加哥,1947年返回了纽约。然而,中心编造的这个经 历实在不够圆满。中心担心菲舍尔在求职时会受到盘问,因此不许他去应聘工作。 中心指示菲舍尔开了间艺术绘画室,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由于终日和纽约艺术家 们混在一起,菲舍尔的绘画技艺也逐渐提高了,并且成了一个有能力的、虽然有些 平凡的画师。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最崇拜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画家拉维坦,这使 他的朋友们感到十分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菲舍尔并没有使用斯大 林式的评价,推崇拉维坦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他也毫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抽象 派绘画作品的态度。他曾对另一位艺术家说:“你知道吗,我认为绝大部分现代艺 术都正在走向死胡同。” 1949年,莫里斯。科恩(代号路易斯、自愿者)领导的间谍小组(其中包括科 恩的妻子洛娜,代号莱斯利)被置于菲舍尔的控制之下,这个小组构成了菲舍尔秘 密情报站的基础。在伊莉莎白。本特利叛逃后,中心曾于1946年初与科恩暂时中断 了联系,一年后在巴黎与他们恢复了联络,1948年,中心命令他们重新开始在美国 活动。“自愿者‘小组里最重要的间谍是物理学家特德。霍尔(”年轻人“)。19 45年,霍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提供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时,洛娜。科恩曾为他 充当过通信员。1948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霍尔和他的妻子加入了 共产党,显然霍尔是希望停止间谍活动,去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天真的亲苏派人 士亨利。华莱士工作。然而莫里斯。科恩说服了他继续从事间谍工作。1948年8 月 2 日,华盛顿情报站在致中心的电报中称:路易斯已经见过”年轻人“T.路易斯说 服”年轻人’断绝了与进步党的联系,专心从事科学情报的收集。“年轻人”的两 个新联系人得到了重要信息。而且他们已经表示过愿意发来一些关于“庞然大物” (核武器计划)的资料,但是必须满足他们的两个条件:第一,年轻人是他们的唯 一联络人;第二,不能让阿尔特弥斯(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知道他们的姓名。 扩大后的“自愿者”小组除“年轻人”外,还包括其他三名间谍:阿登、塞尔 伯和西尔弗。其中两人肯定就是霍尔联系上的那两名核物理学家。虽然不清楚他们 的身份,但中心认为他们提供的情报是最重要的。据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记载: “‘自愿者’小组……能够确保向中心提供涉及美国原子弹发展情况的绝密情报。” 为了肯定“自愿者”小组取得的成绩,菲舍尔于1949年8 月被授予红旗勋章。 然而就在一年后,由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的被捕,菲舍尔的秘密情报站遭 到了破坏。因为洛娜。科恩曾经为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当过通信员,所以科恩夫妇被 立即转移到了墨西哥,赴莫斯科前,他们在代号为“鹰”和“鱼”的苏联间谍(流 亡国外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保护下在墨西哥度过了几个月。几年后,他们用彼得 和海伦。科尔格的名宇“重现江湖”,在伦敦一个新的秘密情报站里工作。霍尔的 间谍生涯也中断了。1951年3 月,联邦调查局调查组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询,调查局 认为他犯有间谍罪,但是因为缺少证据而未能起诉他。 后来使用“鲁道夫。阿贝尔”这个化名的菲舍尔成了最出名的苏联特工之一, 克格勃把他作为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最成功的典型加以宣传。事实上, 他根本无法与二战期间的伊沙克汉。阿赫梅罗夫相提并论。在八年的间谍工作中, 他未能发现,更别提招募到一个能够代替“自愿者”小组的间谍。然而,与阿赫梅 罗夫所处的环境不同,菲舍尔未能得到美国共产党积极热情的支持。在阿赫梅罗夫 那个年代,组织健全的美国共产党不仅担负着寻找出色的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而 且是阿赫梅罗夫的助手。菲舍尔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共产党的 力量在战后被削弱了,其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苏联在冷战初期招募到的最重要的美国间谍是亚历山大(“萨沙”)。格里戈 里耶维奇。科帕茨基,他是个不请自来的间谍。1923年,科帕茨基出生在布良斯克 州的苏罗兹。1941年起,他是苏联情报部门里的一名中尉,1943年12月,科帕茨基 在战斗中受伤并被德国人俘虏。在德军医院里,他同意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在战 争的最后两个月里,他在安德列。弗拉索夫将军下属的反苏俄解放军部队里当情报 官,这支部队配合德国主力部队对苏联红军作战。战争结束后,他被美国当局监禁 了一段时间,被关在达豪的一个过去的集中营中。 虽然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服过役,但是科帕茨基为自己建立的反苏形象可谓天衣 无缝,以至他被德军东部战线前情报负责人莱因哈德。格伦将军邀请到1946年建立 的美国人监督下的德国情报机构工作。该机构设在慕尼黑附近的布拉奇。1948年, 科帕茨基与前党卫军军官埃莱奥诺勒。施蒂纳的女儿结了婚,这使他进一步摆脱了 以前与苏联的关系。他的妻子曾经因参与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而被判入狱了一段 时间。后来,埃莱奥诺勒回忆她的丈夫时说:“(他)喜欢喝伏特加。习惯亲吻女 士的手……他非常有时间观念,经常把自己的皮鞋擦得提亮,而且他坚持每天早上 进行体育锻炼,一辈子都留着整齐的短发。他的枪法很准。萨沙喜欢打猎,经常说 起他和他的父亲在西伯利亚打老虎的事。”许多年后闲时萨沙已经死了S 在看根据 约翰。李。凯利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时候,埃莱奥诺勒突然意识到萨沙与她结婚 可能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她说:这个想法,“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住了我”。从 结婚那一天起科帕茨基可能就已经在计划与苏联情报机关恢复联系了。 国外情报局至今仍然对科帕茨基的案子非常敏感。直到1997年,它还坚持宣称 没有任何档案显示科帕茨基(无论他使用什么化名)曾经“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过”。 然而,米特罗欣却从国外情报局声称不存在的档案中摘录下了详细的内容。这 些档案显示,1949年科帕茨基曾到巴登一巴登拜访过苏联军事代表团,并被秘密地 送到了民主德国。在那里,他同意做苏联的间谍。不久后,他就打入了反苏移民组 织——俄罗斯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以慕尼黑为基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 联系。 1951年,科帕茨基被中央情报局西德站发展为“首席间谍”,这无疑是他的苏 联指导员高兴看到的事。他先后使用过中心给他设计的欧文、赫伯特和理查德等代 号,每个月他会得到500 马克的工资,而同时他还从中央情报局领取薪水。1951年 N 月5 日,他把中央情报局间谍、爱沙尼亚人埃图尼安。弗拉基米尔。基维(在科 帕茨基的档案中被错误地称为一名“美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灌醉后送到东柏林, 交给了苏联的情报部门。这是他早期的杰作之一。科帕茨基虽然不是中央情报局的 正式官员,也从来没有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工作过,但是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他对中央 情报局在德国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的档案显示,至少有23名克格勃的行动 官员和一名特工“曾经见过他并和他一起工作过”。可见,中心是何等重视他。 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情报部门都把美国看做它的“主要对手”。冷战初期, 苏联第二位的对手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法国则处在第三位。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法国曾经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情报活动的重要基地。然而,随着19 40年6 月法国在战争中的惨败,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部,而在南方则建立起了维希 傀儡政府(后来南方也被德国人占领),加上1941年6 月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 一系列情况大幅度地缩小了苏联的渗透范围。然而,在法国抵抗力量中的共产党团 体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影子仍无处不在。 二战中,在法国的苏联间谍主要有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巴黎,由约五十名共 产党员和共产党的追随者组成,勒穆瓦纳是该小组的负责人,另一个小组以图卢兹 为基地,大约有25名成员,领导人是亨利。1941年起,亨利领导的小组还在巴黎发 展了一个下级组织。根据克格勃的记录,勒穆瓦纳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在 为法国共产党工作,而不是为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工作,该小组后来“由于叛 徒的出卖而解散”。虽然亨利小组中有六名成员(克罗德、卢西恩、莫里斯、罗伯 特和扎涅塔)被德国人逮捕并枪毙了,但是小组的核心仍然保存了下来。 战争结束后,苏联情报机构在法国获得的行动自由比在美国和英国都大得多。 法国共产党公开歌颂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无可辩驳的英雄形象,自豪地称自己 是“战斗的党”,并大大地夸大了牺牲的共产党员的人数。1944年8 月起,戴高乐 将军邀请法国共产党加人临时政府后,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担任政府 部长的情况。1945年5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57%的人认为苏联是打败德国的主 要力量(20%的人认为是美国,12%的人认为是英国)。1945年10月进行的大选中, 法国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成为了法国的第一大党。到年底,它已经拥有近80 万名党员。虽然对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是也有许多人担心或者说 是害怕“特别是1946年初戴高乐辞职后——法国正在走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 国家“ 的道路。一位社会党的部长曾经私下里这样抱怨说:“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培至 一些一把手们嘟支持共产党获胜!” 1944年N 月18日,中心给新成立的巴黎情报站下达了第一个命令,这也是法国 解放后它给设立在法国的情报站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指示情报站利用“目前的有利 形势”恢复与战前的间谍的联系,并在外交和内政部、情报机关和政治党派及团体 里发展新间谍。中心在它在英国和美国开展的科技情报搜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的激 励下,于1945年2 月20日,向情报站下达了新的命令,指示情报站把发展间谍的目 标扩大到巴斯德一居里学院和其他主要研究机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法 国共产党员和诺贝尔奖得主)被任命为法国政府的科学研究主任,对此中心无疑感 到非常高兴。约里奥一居里向莫斯科保证:“法国的科学家……将永远听从你们的 指示,而且不会提出任何情报回报要求”。 1945年,巴黎情报站向莫斯科发回了1123份根据70个来源提供的情报汇编的报 告。巴黎情报站在行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是缺少间谍,而是缺少指导员。到1945年 2 月的时候,情报站里只有3 名行动官员。5 月份,战时亨利小组中的马塞尔奉命 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协助对法国战后成立的对内和对外情报机构。外交部和各政党 进行渗透,以及重新建立外省间谍的控制体制的工作。11月份,巴黎情报站里行动 官员的数量增加到了7 名,另外还有6 名技术人员协助他们工作,但是这个数字在 以后的几年里再没有增加。除了招募新的间谍,情报站还奉命对每一个二战前发展 的间谍进行专门审查。情报站1945年的报告被批评为不够深刻和对最有价值的间谍 缺乏重视,而这应该算是件很自然的事。 巴黎情报站上报的另一份关于1946年7 月1 日至1947年6 月30日的情报统计资 料显示,这一年中,巴黎情报站所提供的报告和文件总共有2627份,比1945年增加 了一倍多。情报站在招募新间谍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44年,被亨利前一年发 展的前抵抗运动成员韦斯特加人了新组建的法国国外情报局(1946年1 月起更名为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韦斯特开始时在英国处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意大利处。 据他的档案记载,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情 报”。 虽然韦斯特(后来改名为拉诺尔)于1945年被撤职,并从此开始在出版界工作, 但是他仍然与以前的一些同事保持着联系。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案中确认的韦斯特 发展的第一个间谍拉蒂恩于1946年被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开除了。1947年,韦 斯特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发展了两个更重要的官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舒 安(或托尔马)和诺尔(或诺尔曼)。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长期的派系斗争也为苏联间谍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1946年5 月,戴高乐在二战中任命的情报事务主管,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 的第一任局长安德雷。德瓦弗兰(化名‘湘西“)因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而遭逮捕, 但是后来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德瓦弗兰的接班人亨利。里比埃和 他的副手皮埃尔。富尔科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有一次,富尔科不得不否认 里比埃对他的指责,说自己并没有在里比埃的汽车刹车上动手脚,而导致刹车失灵, 差点要了里比埃的命。还有一次,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举行的气氛非常紧张 的各部门负责人例会上,里比埃竟然用手杖把富尔科从会议室里赶了出去。正如法 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一位官员抱怨的那样:”局长和副局长下达的相互矛盾的命 令使各部门的负责人简直无所适从。“ 1946年7 月到1947年6 月30日,巴黎情报站一共给中心提供了1147份有关法国 情报部门的文件,其中包括92份涉及法国针对苏联开展的情报活动,50份涉及法国 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的活动。米特罗欣抄记录的档案显示,舒安和诺尔都在政治情报 部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政治研究处)里工作。舒安曾经在法国国外情报及 反间谍局美国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1949年,他被调到了苏联集团处。诺尔 专门负责意大利方面的情报工作。巴黎情报站每个月付给韦斯特3 万法郎,而且1957 年还给他出资36万法郎购买了一套公寓。1946年到1948年担任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 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喜欢吹嘘自己在对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进行渗透方 面取得的成就。1952年,在中心举办的一次讲座上,他轻蔑地把法国的情报部门描 述成“一个我可以随时召唤的妓女”。 对法国外交部进行渗透就困难得多了。共产党贸易联盟领导人伯努瓦。弗拉商 1946年6 月访问莫斯科时悲观地说:外交部里的官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群体……以 他们的反动观点而闻名。我们在这个部里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一名党员在外 交部工作。她是外交部部长乔治。比多的私人秘书,而且比多知道她是共产党员, 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她。在驻外人员中,只有驻布拉格使馆的秘书是共产党员。 这个共产党员使馆秘书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后来(1969一1975年)担任法国驻北 京大使的艾蒂安。马纳克。马纳克的代号是塔克西姆,他与苏联情报界的第一次接 触发生在1942年,当时他还在土耳其任职。克格勃的档案显示,他只是秘密的联络 对象,还算不上间谍,但直到1971年还经常出于“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动机”给苏 联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受到了中心的重视。在与克格勃29年的接触中,中心给 他安排过6 名专案官员,最后一位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的处长钦巴尔,他的职责 包括负责苏联在法国的间谍活动。 冷战时期,潜伏在法国外交部里最重要的苏联间谍不是外交官而是一位从事密 码工作的职员。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在二战结束时招募的从事间谍活动时间最长也是 最有价值的间谍,很可能是在外交部工作的一名23岁的密码官员,代号茹尔。他提 供的大量外交部文件和密码解码材料被装在“专用箱”(他的档案中这么叫)里, 从巴黎被送到莫斯科。这些情报使破译法国外交部发给法国各驻外使馆的密码电报 成为可能。1957年,茹尔被秘密地授予红星勋章。二十五年后他仍然从事着情报活 动,1982年由于“长期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他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 1947年5 月,法国政府解除了共产党员部长的职务,这使苏联对法国政府进行 渗透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1948年4 月中心抱怨道:情报站没有能够接近“戴高 乐人民法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的“法国人民共和运动”和其他“反动”政党领 导层的间谍;它也没有能够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苏联事务处,情报站从 英国和美国使馆获得的情报也少得可怜,而且在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作为科技情 报来源的重点目标进行的渗透上也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为了弥补这些缺点,同时也为了实施旨在“削弱敌视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人的 威望”的“积极措施”,中心制定了一个计划。然而莫斯科对这一计划的结果仍然 不十分满意。1948年9 月1 日到1949年2 月1 日,巴黎情报站提交了923 份报告, 其中20%被认为具备相当的重要性,被呈送给了中央委员会。然而,中心的批示称 :“这还没有完全达到领导人对政治情报提出的要求”。2 月1 日到12月31日,巴 黎情报站提供了1567份报告,其中ZI%被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些报告被 批评为“未能反映出最核心的内容”和“不足以用来弄清执政党与民主(亲苏)力 量进行斗争的计划”。 1949年巴黎情报站向中心提供的报告数量减少了——平均每个月比1948年减少 40份。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档案中所谓的1949年年初“行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 当时,法国情报局和警察加紧了对苏联大使馆的监视。1949年3 月12日,中心 警告巴黎情报站,继续在街道上、咖啡馆和饭店里约见他的间谍的做法是非常危险 的,并建议情报站更多地使用死信箱,通过隐写墨水和无线电传递信息。情报站还 奉命训练间谍如何发现和摆脱监视,并指导他们在遭到审问和逮捕后如何表现。一 个月后,情报站向中心汇报说,虽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在街道上与间谍会面的做法, 但是安全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专案官员被禁止从使馆或其他属于苏联的建筑物里 径直外出去会见他们的间谍。每次会见间谍前,情报站的司机会在事先约好的地点 接这些官员,并在经过仔细的安全检查确认无人监视后,才把他们送到约会地点。 约会完后,与间谍接头的专案官员会在与另一位情报站官员擦肩而过时,将得到的 情报交给这个官员——这种交接方式被称为“快速接触”。约会间谍的时间和地点 也经常改变,约会被更多地安排在教堂、剧院、展览馆和巴黎市区以外的地点进行。 另一项安全措施是降低与间谍约会的频率。巴黎情报站安排与它最有价值的六 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两次,与其他十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一次,与另外七名间谍每两个 月接头一次。一些不太重要的间谍被暂时中止了联系或只在必要时通过事先约定的 信号进行联络。新的安全措施执行一年后,巴黎情报站报告说“行动环境”得到了 改善。1950年4 月22日,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它与约50名间谍保持着联系,这个数 量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中,巴黎情报站提供的情报质量比英 国和美国情报站提供的要高。4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组织上出现的混乱,也表 现在对它的最有成效的三名英国间谍的指导上。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吉姆。菲尔比 在1947年至1949年担任英国驻土耳其站站长期间,苏联方面也没有给他指派一名固 定的指导员。除了回伦敦期间,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都是通过盖伊。伯吉斯进 行的。然而,伯吉斯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在尤里。莫金看来,“他变得越来 越紧张,不再能够承受双重生活给他造成的压力”。1949年秋,伯吉斯到直布罗陀 和丹吉尔进行了一次旅行,在这次被戈伦韦。李斯称为“轻率的自我放纵的长期旅 行” 当中,伯吉斯竟然忘记结清饭店的账单,还公开了自己英国情报官员的身份, 并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喝醉后唱道:“今天的男孩子很下流,比过去的还下流。” 回到伦敦后,他竟然没有被解雇,这使伯吉斯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但是他一回到 外交部就重新开始了一位忠诚的间谍的生活,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文件。例如, 19 49 年12月7 日,他交给了莫金168 份文件,长达660 页。他利用英美在对1949 年10月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上的分歧,离间这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 克格勃把这项内容也当作伯吉斯的功绩记人了他的档案。 唐纳德。麦克莱恩受到的压力比伯吉斯还大。1948年10月,刚刚35岁的麦克莱 恩被任命为英国驻开罗领事并负责领事馆档案室的工作,这使他看上去已经走上了 一条通向外交部最高职务或接近于这个职位的道路。然而苏联驻开罗情报站麻木不 仁的态度使他感到非常压抑。他提供的情报得不到任何反馈,中心也没有给他进一 步的指示。1949年12月,麦克莱恩在一包机密的外交文件里夹了一个字条,要求允 许他放弃苏联间谍的工作。没有用心指导麦克莱恩开展工作的开罗情报站未能发现 这个字条,字条原封不动地被送到了莫斯科。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中心也忽略了 这张字条。直到1950年4 月,麦克莱恩再次要求从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双重生活中 解脱出来的时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这时,中心才看到了他四个月前发出的第一 张字条。 当中心还在考虑他的请求时,麦克莱恩已经要疯了。5 月的一个夜晚,他和同 事菲利浦。托因比借着酒醉后的冲动,冲进了两名美国使馆女工作人员的公寓,洗 劫了她们的卧室,扯开了她们的内衣,然后又去破坏她们的浴室。在浴室里,托因 比后来回忆说:“唐纳德把一面大镜子举过头顶扔向浴盆,让我感到奇怪和高兴的 是,天啊,浴盆碎成了两半,可是镜子却完好无损。”几天后,麦克莱恩被送回了 伦敦,外交部给他放了暑假,并替他支付了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心理医生做出的诊 断是工作过于繁重、婚姻问题和受到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到了秋天,麦克莱恩至少 能在上班时间里控制好自己,后来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事务处处长。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增强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莫斯科的影 响。 后来,麦克莱恩的副手罗伯特。塞西尔得出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一定发现了 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建议中国和北朝鲜应该采取的战略和谈判原则方面具有无 法估量的价值“。在提供机密文件的同时,麦克莱恩和伯吉斯还把他们自己的反美 态度附加了进去,这样做增加了苏联认为美国可能把朝鲜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的担 心。 在外交部的一份会议记录中,麦克莱恩在他的外交生涯里第一次公开认同了斯 大林的分析,他认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天生就是带有侵略性的。他说,美国经济过于 依赖其军事机器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看起来,较之于因大批军人复员而造成的 经济不景气,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似乎还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然而,中心最看好的英国间谍还是吉姆。菲尔比,它希望有朝一日菲尔比能成 为英国安全部门的总负责人。1949年秋,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华盛顿站 站长。他非常高兴。他后来写道,这个新职位使我“重新回到了情报决策过程当中”, 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美国情报机构”。 启程赴美之前,菲尔比被告知了“维诺娜”的秘密。虽然他很清楚破译出来的 材料可能会确认出他自己的间谍身份,但他发现“维诺娜”破译出的材料涉及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在英国开展的活动的很少。他于是放心了。它所反映的大多是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在美国进行的活动。1949年9 月底,苏联成功地实验了第一颗原子 弹之后不久,菲尔比在了解“维诺娜”进展情况时发现,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窃取原子弹情报的苏联间谍查尔斯已经被证实就是克劳斯。富克斯。中心立即给那 些与富克斯有联系的间谍发出了警告,通知他们可能需要取道墨西哥逃跑。然而, 这个消息并没有能成功地通知到富克斯,1950年4 月,富克斯被捕并被判处14年监 禁。 1949年10月到达华盛顿后不久,菲尔比很快就获得了定期了解“维诺娜”破译 情况的权利。第二年,威廉。魏斯班这位第一个向中心透露“维诺娜”秘密的美国 间谍遭到逮捕并被判刑后,菲尔比的这个权利变得更加重要了。菲尔比还负责与中 央情报局的联络工作,这使得他能够为中心提供美国和英国开展的针对苏联的行动 的预警性情报,他甚至还能提供英美间谍跳伞降落地点的地理坐标。后来在写回忆 录时,一想起上百名被他出卖的间谍的命运,菲尔比就无法抑制自己幸灾乐祸的心 民提到那些跳伞降落到苏联国家安全部怀抱里的间谍,他带着令人毛骨惊然的讽刺 语气写道:“我不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但是我有根据进行猜测。” 菲尔比在华盛顿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情报委员会或国家安全部在华盛顿人员的协 助。华盛顿情报站的混乱状态导致两名成功的情报站站长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被 召回了莫斯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尔比拒绝与任何设在苏联使馆里的情报站的 官员进行接触。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伯吉斯是菲尔比与中心的唯一联络渠道。 1950年夏,菲尔比意外地收到了伯吉斯的来信。伯吉斯一开始就写道:“我有 一个让你吃惊的消息——我刚被派到华盛顿来工作。”后来在回忆录里菲尔比声称, 为了使伯吉斯摆脱那些使他声名狼藉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尴尬”,他同意在伯吉斯 任职期间把他安排在内布拉斯加大道4100号——菲尔比自己宽敞的、具有新古典风 格的家里。然而,“尴尬”仍在继续。1951年1 月,在菲尔比夫妇举行的一次晚宴 上,伯吉斯再次发作,他给利比。哈维,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妻子画了一张侮辱 性的(而且据别人说是淫秽的)的漫画。哈维夫妇狂怒地咆哮起来,埃利恩。菲尔 比躲进了厨房,而吉姆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对伯吉斯哺哺说道:“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尽管伯吉斯在美国麻烦不断,但是他还是完成了替菲尔比与他的新任专案官员 充当通信员的重要任务。新任专案官员是一个代号为哈里的俄国特工,此人在伯吉 斯到美国赴任的几个月前才到纽约。哈里出生于1918年,他的真实姓名是瓦列里。 米哈伊洛维奇。马卡耶夫。1947年5 月,他被送到华沙。因为他将使用一个曾 经在波兰居住过几年的美国公民的身份,作为他的假身份证明,中心给了他一个1930 年签发的过期的美国护照。这本护照属于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科瓦里克(此人1917 年出生在芝加哥,父母是乌克兰人)。1930年,真正的科瓦里克(当时还是个孩子) 随父母回到了波兰,后来这家人在苏联定居下来,1957年,科瓦里克死于车里 雅宾俾克州。 马卡耶夫在华沙居住了两年后,一位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帮助他用科瓦里克这 个名字弄到了一本新的美国护照。1948年间月,国家安全部发现这位女职员在未通 知大使馆的情况下与一个波兰公民结了婚,她希望自己任职期满后,能与这个男人 一起回到美国。为了保守她结婚的秘密,她屈服于国家安全部的压力,发誓说自己 认识科瓦里克本人和他的父母,而且可以为他的人品担保。根据马卡耶夫的档案, 他向大使馆提出的护照申请“处理得非常迅速,而且办理过程中存在着重大违规行 为”。这个腐败的使馆职员得到了750 美元的奖励。 1950年3 月5 日,马卡耶夫登上了巴托利号客轮,离开格了尼亚前往美国。中 心认为,在成分复杂的纽约艺术家圈子里,马卡耶夫能和菲舍尔一样找到可靠的掩 护。 到美国后不久,他就与一名出生在波兰的芭蕾舞演员(代号艾丽斯)谈起了恋 爱;艾丽斯在曼哈顿开了一个芭蕾工作室。马卡耶夫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比菲舍尔在 绘画方面可强多了。当了一段时间的毛皮商后,他在纽约大学找到了一份教作曲的 工作。 中心对马卡耶夫的期望很高,并给他2.5 万美元用来建立一个新的、与菲舍尔 的情报站平行开展活动的秘密情报站。中心还给他安排了两名苏联间谍做助手,一 个是使用假芬兰身份的雷诺。海哈思(代号维克),另一个是使用奥地利身份的维 塔利。伊万诺维奇。利亚明(代号迪姆率迪马)。另外,中心还为新的情报站准备 了两条专门的通信渠道,一条是纽约间谍梅和伦敦间谍格里之间的邮政渠道,另一 条则利用代号为阿斯科的海员当通信员,他经常往返于芬兰和纽约。让中心振奋的 是,马卡耶夫结识了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一家。不过,马卡耶 夫的主要任务还是给莫斯科最重要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当指导员。 1950年11月,伯吉斯第一次充当了在华盛顿的菲尔比和在纽约的马卡耶夫的通 信员。他去纽约的借口是探望他的朋友,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的私人 秘书艾伦。麦克莱恩(唐纳德。麦克莱恩的弟弟)。由伯吉斯建立起来的这条联系 渠道畅通后,菲尔比同意亲自与马卡耶夫见面。然而,伯吉俾仍然是菲尔比与专案 官员间的正常联络渠道。他频繁地到纽约去探望艾伦。麦克莱恩,甚至使杰布以为 他们俩“合住一间公寓”。与艾伦的谈话无疑也使伯吉斯能够随时了解到麦克莱思 不稳定的精神状况。 菲尔比交给马卡耶夫的一些极重要的情报均与麦克莱恩有直接关系。菲尔比接 触到的“维诺娜”解码材料中多次提到一位在二战结束时在华盛顿活动、代号霍默 的间谍,但是一开始,关于这个间谍真实身份的线索非常模糊。菲尔比很快就意识 到霍默就是麦克莱恩,但是中心告诉他“麦克莱恩必须留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而且 时间越长越好”,中心会制定在“敌人收网前”营救麦克莱恩的计划。直到1950— 1951年的冬天,这张网才逐渐缩小。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少到了35个。1951年4 月初又减少到了9 个。几天后,梅雷迪思。加德纳破译的一份材料证明霍默就是麦 克莱恩。因为这份材料的内容显示,1944年6 月霍默的妻子因为要生孩子住在了纽 约她母亲家里,在怀疑对象中只有唐纳德的妻子美林达。麦克莱恩符合这一情况。 至少还有几星期时间可以安排麦克莱恩逃跑。由于英国方面作出了在任何诉讼 中都不能使用“维诺娜”材料的决定,搜集用来证明麦克莱恩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的工作就变得复杂起来。这样,英国安全局就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逮捕麦克莱恩。 向麦克莱恩发出警报(警告他已经被证明是苏联间谍)的计划不是由中心而是 由菲尔比和伯吉斯制定的。1951年4 月,在一系列引起了弗吉尼亚警方、国务院和 英国大使愤怒的越轨行为后,伯吉斯不光彩地被命令回国了。乘“玛丽女王号”离 开纽约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与菲尔比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晚饭,餐厅里的管乐声 使他们的谈话不可能遭到窃听,两个人商定,伯吉斯一回到英国就把这个消息告诉 麦克莱恩并通知伦敦情报站。 与担心麦克莱恩的安全相比,菲尔比更关。0 自己的安危。如果麦克莱恩承受 不了审讯的压力,而且从目前他那已经糟透了的精神状态上看,这种情况很可能发 生,那么菲尔比和“五杰”中的其他人都会陷入危险。米特罗欣从克格勃档案里摘 录了这样一段话:“斯坦利(菲尔比)要求立即把霍默偷渡到苏联,这样才能够保 全他自己。”他还迫使伯吉斯保证不会陪同麦克莱恩去莫斯科,因为这样也会威胁 到他的安全。5 月7 日,伯吉斯一回到英格兰就去找布伦特,要求他把这个消息带 给“彼得”,也就是莫金。莫金说,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已经从布伦特紧张的表 情上断定肯定是出了大事。布伦特说:“彼得,出大麻烦了。盖伊。伯吉斯刚回到 伦敦。 霍默快要被捕了……看唐纳德现在的状态,我肯定他过不了审讯这一关。“两 天后,中心同意把麦克莱恩弄出英国。 与此同时,伯吉斯去见了麦克莱恩,让他担心的是,尽管(或者是由于)非常 紧张,麦克莱恩可能会拒绝叛逃。伯吉斯向莫金和伦敦情报站站长尼古拉。罗了报 告说,麦克莱恩现在是不会离开妻子美林达的,因为再过几个星期,美林达就要生 第三个孩子了。当罗丁把麦克莱恩犹豫不决的情况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后,中心电告 他:“霍默必须同意逃出英国。”从麦克莱恩向她求婚时就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间 谍的美林达。麦克莱恩,出于对丈夫安全的考虑,也认为他应该马上到莫斯科去。 但是,很明显,麦克莱恩需要一个护送人。5 月17日,中心指示伦敦情报站, 让伯吉斯陪同麦克莱恩来莫斯科。开始时,伯吉斯不同意,因为他曾经向菲尔比保 证过自己不会离开英国,而且他自己,在莫金看来,也已经“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了”。 然而罗了使伯吉斯以为他并不需要把麦克莱恩一直送到莫斯科,而且可以在任何情 况下返回伦敦,这样伯吉斯才被说服了。实际上,中心认为伯吉斯已经变成了负担, 并决定把他也弄到莫斯科来——在必要时使用欺骗手段,并把他留在那儿。莫金后 来写道:“只要他同意和麦克莱恩一起走,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这种情况实在够 可笑的,中心认为一…。。我们手上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已耗干了的间谍。” 虽然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已秘密下令对麦克莱恩进行审讯,但是并没有确 定审讯的具体日期。但伦敦情报站错误地认为,麦克莱思可能会在5 月28日(星期 一) 被逮捕,并计划安排他和伯吉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末离开英国。伦敦情报站向 中心报告说,英国安全局和秘密警察于每天晚上8 点后和周末停止对麦克莱恩的监 视。 (它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位于肯特和萨里郡交界附近的塔斯费尔德的麦克莱恩 的住所根本没有受到监视。)情报站还发现,法莱兹号游艇每个周末都会从南安普 顿港出发,到达法国港口后再返回,而且上船的游客不需要护照。伯吉斯奉命用假 名为他自己和麦克莱恩买了两张5 月25日(星期五)晚上的船票。那天晚上,怕吉 斯开着租来的车到了塔斯费尔德,和麦克莱恩一家吃完晚饭后,他和唐纳德开车到 了南安普顿,正好赶在法莱兹号启航前上了船。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圣马罗下船前 往雷恩,并在那里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从巴黎他们又乘火车赴瑞士。在伯尔尼, 他们从苏联大使馆拿到了假护照。在苏黎世,两个人登上了在布拉格中转飞往斯得 哥尔摩的航班,但他们在布拉格一下飞机,就与苏联情报官员会合了。当美林达报 告说他的丈夫周末过后就没有回家的时候,伯吉斯和麦克莱思已身处铁幕背后了。 伯吉斯一到苏联就被告知,他不能再回英国了,但是每年他都会得到2000卢布 的养老金。莫金后来抱怨说,中心浪费了一个天才的间谍:“读书、散步和偶尔与 另一个邂逅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本来他对克格勃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但是他无 所事事,因为没有事让他去做,而他又不是个会自己去找事干的人。”麦克莱思受 到的待遇比伯吉斯强得多。他在古比雪夫定居下来,用马克。彼得洛维奇。弗拉瑟 这个名字获得了苏联公民权,而且他得到的养老金是伯吉斯的两倍;在以后的两年 里,他在古比雪夫教育学院里教书。1953年9 月,中心计划的代号为西拉的行动帮 助麦克莱恩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逃离了英国,一家人在古比雪夫团圆了。 中心认为,成功的营救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高了自己在苏联间谍眼里作为 情报主管部门的权威性”。但是,菲尔比并不这样认为。5 月24日与马卡耶夫见面 时,马卡耶夫发现菲尔比“很紧张而且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坚持认为如果伯吉斯 和麦克莱恩一起逃到了莫斯科,那么他自己就会“处在危险之中”。五天后,英国 安全局在华盛顿的一位联络官向他通报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的情况,直到这时 菲尔比才知道伯吉斯也逃跑了。菲尔比后来写道:“我(对这个消息)的惊愕可不 是装出来的。”那天午后,他开车到弗吉尼亚乡下,把用来复制文件的照相器械掩 埋在了一片树林里——两年前他刚到华盛顿时就已经在头脑里把这个行动预演了许 多遍。 就在菲尔比最需要指导员帮助的时候,马卡耶夫却没有出现。设在纽约领事馆 的苏联情报站在一个死信箱里留下了一封信和2000美元,让哈里交给菲尔比。然而 马卡耶夫却没有找到这些东西,自然菲尔比也就未能收到。 由于未能给菲尔比提供帮助,中心在查问马卡耶夫在纽约的所作所为时,对他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心认为马卡耶夫“缺乏纪律观念”、“违抗中心的命令”而 且“作风粗野”,这一缺点被归咎于他童年时缺乏教养。让马卡耶夫在美国建立一 个新的秘密情报站的计划被取消了,并且为了使他得到专家的监督,他被调到了菲 舍尔的情报站里工作。但是他的表现也没有什么进步。从莫斯科休假返回纽约的途 中,马卡耶夫弄丢了一个仿造的瑞士空心硬币,硬币里藏着拍摄了秘密行动指令的 微型胶卷。经过进一步调查后,马卡耶夫被召回了莫斯科,他的间谍生涯也宣告结 束。中心在纽约试图收回分配给他的9000美元(2000元存款和7000元股票)的努力 未能成功,这笔钱只好被注销了。 据中心统计,从1934年至1935年被招募为间谍开始,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 恩总共提供了2 万多页“有价值的”机密文件和情报报告。然而,正如菲尔比所担 心的那样,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尽管没有给“五杰”中其他人的间谍活动划 上句号,但也至少造成了损害。他们叛逃后,布伦特来到伯吉斯的公寓寻找并销毁 那些可能被用做证据的文件。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一系列未署名的、关于1939年 英国政府进行的秘密会谈的记录。在英国安全局漫长的调查过程中,约翰。科尔维 尔爵士(记录中提到的一个人)发现这些记录是由凯恩克罗斯整理的。于是,国家 安全局开始了对凯恩克罗斯的监视,在他去与指导员莫金紧急约见时跟踪了他。莫 金及时发觉有人监视凯恩克罗斯,于是他没有与凯恩克罗斯见面就回家了。在英国 安全局以后的调查中,凯恩克罗斯承认自己给俄国人提供过情报,但是否认自己是 间谍。不久后,他在与莫金最后一次见面时拿到了“一大笔钱”,辞去了在财政部 的职务,并移居到了外国。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中心马上指示莫金,让他迫使布伦特也到莫斯科来。 由于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库尔托学院有名有望,而且恰合心意的环境,去面对斯 大林控制下的苏联惨淡的社会主义现实,布伦特拒绝了这个要求。布伦特对他的指 导员说:“我非常了解你们人民的生活,要我也过那样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 是不可忍受的。”用莫金自己的话说,他只好无言以对地走了。布伦特确信英国安 全局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指控他。苏联情报机关以后再也没有与他有更多的联系。 正如菲尔比担心的那样,他的朋友、曾经与他住在一起的伯吉斯的叛逃,使他 立刻变成了怀疑对象。中央情报局局长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马上通知英国 秘密情报局说,菲尔比再也不能当英国驻华盛顿的联络官了。回到伦敦后,菲尔比 从秘密情报局退休。1951年12月,他被召到英国安全局总部接受“司法询问”(实 际上是一次非正式的审讯),对此,他在回忆录里作出了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记录。 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称:“每一个听完了审讯的全过程的官员在离开时都完全 相信菲尔比是有罪的。”与他叛逃到莫斯科12年后试图使人们形成的印象恰恰相反, 菲尔比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大多数同事都同意情报局的观点。但是“司法询问”得 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可以达成成功诉讼的证据。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 菲尔比还有一帮忠实的朋友在支持他,在他们面前菲尔比聪明地把自己装扮成了麦 卡锡主义的无辜的牺牲品。直到1954年,苏联的情报机关都没有再与他有过联络。 看来,菲尔比永远也没有想到伯吉斯的叛逃并不是因为他丧失了勇气,而是中 心使用了巧妙的欺骗手段,而且菲尔比也永远没有原谅伯吉斯这一使他处于危险境 地的做法。1963年,菲尔比叛逃到莫斯科时,已经病人膏盲的伯吉斯请求他的老朋 友到位于“步兵大街”的克格勃医院去看望他。可是菲尔比没有同意。在莫斯科受 到的待遇使菲尔比更为不满。菲尔比一直以为自己是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军官,然 而他惊讶地发现,作为一名外国间谍,他永远也不可能被授予军衔。更糟糕的是, 克格勃或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领导并不完全信任他。直到十月革命胜 利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时(也就是他到莫斯科十四年后),这位克格勃最著名的西 方间谍才终于被允许进入了克格勃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