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行动 ——对苏联集团内国家的间谍活动杜布切克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8 个 月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退却,放弃每一寸土地前都进行了精心计划的抵抗”。但 是,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退却。来自苏联的压力、捷克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以及 原来支持改革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决定与入侵者同流合污的各方面的因素逐渐 动摇了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地位。 1969年3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为要求杜布切克下台的人找 到了直接的借口。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3 月ZI日,“整个国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 捷克俾洛伐克国家队同苏联国家队的比赛,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冰球比赛,它是 一场失败战争的再现……”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庆祝捷克斯洛伐克队的胜利,这促使 克格勃下决心在3 月28日,即在捷克与苏联进行第二场比赛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中亲苏分子帮助下制造一起反苏暴乱。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一些化装 成市政工人的警察在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航空公司的办公楼前卸下了一车石块。 布拉格警察档案显示,整个行动是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里的一名苏联特工直 接指挥的。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打败苏联国家队之后,身 着便装的捷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军官混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之中,用事先堆放在文 采斯劳斯广场上的石块砸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他们还把大楼里的家具拉出来,放 火焚烧了。 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使莫斯科有了它所需要的证据:“反革命必须被坚决镇压”。 杜布切克认为,现在除了辞职他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会发动另一起事 端,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导致流血事件。”4 月17日,斯洛伐克第一书记古 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了杜布切克的职务。向全国进行离任广播讲话时,杜布切克痛 哭流涕,难以自控。 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进步行动”仍在继续。第一总局S 局高级官员德米特 里。基里洛维奇。韦特罗夫来到布拉格,负责监督和协调特工向顽固不化的改革分 子进行渗透。加林纳。维诺格拉多娃(阿拉)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瑞士人, 奉命向战功赫赫的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的教练之一拉吉斯拉夫。莱博维奇(代号卡 恩)施加影响。中心对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抱有很深的怀疑。另一个化装成奥地利 人的名叫尤里。列诺夫(代号克拉夫琴科)的特工成功地博得了国际特级象棋大师、 体育专栏作家卢德克。帕赫曼的信任。帕赫曼曾经在苏联入侵后参与建立非法广播 站。在列诺夫掌握了帕赫曼的一些坚持“反苏斗争”的朋友和同事之后,帕赫曼就 遭到了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虽然对杜布切克的辞职感到高兴,但对他的接班人,曾 于1952年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帽子并被打入监狱的古斯 塔夫。胡萨克也不太满意。联络处的报告称“九年的铁窗生活,在胡萨克的心理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对明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路线的人采取了不负责的纵 容态度。”联络官还向中心汇报说,捷克共产党领导层缺乏“真正的内部团结”, 分裂为“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国际主义者”以比拉克和英德拉 为代表,都是支持1968年8 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于预的人;“现实主义者” 以什特劳加尔为首,这些人虽然当时反对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但是现在已经接 受了这个事实。两派争权夺利,在党的机构中争夺重要职位,竞相在其中安插自己 的支持者。第二年,这两派都获得了一些成功。1970年1 月,什特劳加尔接替切尔 尼克担任了总理。而与此同时,比拉克获得了负责在颁发新党证期间清理党内改革 派的权力。中央委员会管理和审核委员会主席,强硬派分子米洛什。雅克什成了比 拉克的得力助手,定期向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汇报清理行动的进展情况。七年后, 他接替胡萨克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 中心是这样评价驻布拉格联络处和情报站的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 和国中的复仇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遭受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右派势力的合法思 想库被铲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的主要思想家们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并被开除出党 ;在国家机构中对最活跃的右派危险分子进行了清洗。 但是,更换党证并不能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所有敌对和异端分子都已 经被清理干净了。 本来,莫斯科打算在入侵之后让英德拉掌管“工农政府”。联络处报告说,他 “正在等待时机”,提出他希望成为总书记的要求。他的等待毫无结果。 克格勃间谍和捷克共产党里的亲苏分子仍在叫嚷,什特劳加尔和其他前改革派 领导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苏联的真正朋友的利益则受了损害。内务部里 的一个内线,雅罗斯拉夫。泽曼说什特劳加尔歧视国际主义者:“什特劳加尔是什 么东西?1968年,他曾准备移民到西方,并准备好了所需钱财和文件。”背叛行为 在什特劳加尔的庇佑下盛行起来了,而“与苏联合作的官员却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 主义共和国里被人瞧不起,他们永无出头之日,不被提升,也得不到奖励。” 到1971年1 月,有310 位情报官员被撤职,170 人被开除了党籍,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所有高级官员和不少初级官员都被撤换了。但是中心仍然不满意。 在这一年里,联络处奉命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和安全与情报局采取“得当的方 式”,对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进行彻底改组,因为“其中心机构已经被地污了, 而且可能还混入了死心塌地为敌人工作的间谍”。中心希望改组后的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能够在搜集科技情报、派遣特工和其他间谍活动方面向克格勃第一总 局提供积极协助。 尽管联络处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仍然疑心重重,但它 还是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拉德科。卡什卡乖乖地给予了令人满意和实质 性的合作:我们没有从卡什卡那里得到任何不正确或非客现的情报。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都在向我们坦诚地、详细地介绍着捷克斯洛伐克内的政治发展以及内务部里 的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行动命令和报告都被送到克格勃,其内部人事调 整方案也必须得到克格勃的批准。卡什卡奉胡萨克的指令开始秘密搜集“主要右派 人士”的材料,以便确定有多少人可以被指控违反了国家法律。1971年3 月,卡什 卡问克格勃有没有掌握国民大会主席达利博尔。哈内斯以前与西方联系的“不利情 报”,这让克格勃感到非常为难。中心担心,如果它作出答复,这就给人留下了这 样一种(非常准确的)印象——“克格勃在搜集友好国家里兄弟党派的官员的情报”。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处长耶。西尼岑奉命作出答复说:“没有得到关于哈内斯与 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报告”,但是,遵循不对盟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原则,今后克 格勃不能再对此类问题作出答复。中心私下告诉西尼岑,比拉克曾向苏联大使揭发, “布拉克之春”期间哈内斯“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而且他的父亲对在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镇压斯洛伐克工人游行示威”事件负有责任。没过多久,哈内 斯国民大会主席的职务就被没有毛病可挑的、正统派人士英德拉接替了。 1971年5 月4 比卡什卡会见了克格勃副主席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 向他汇报“秩序正常化”行动的进展情况。茨维贡能够占据这一重要职位基本上就 是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最老的酒友之一。卡卢金对此人的评价是“绝对愚蠢,相对 无害”。听了卡什卡的汇报,茨维贡显然不可能完全放心。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卡什卡告诉他,约有45万捷克共产党党员退党或被开除,“这使党与群众的联系变 得非常困难”。除了一个人外,内务部下属所有局的局长都被撤换了。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中共有大约3000名职员被解雇。但是在这些机构里 仍能够处处感觉到反苏情绪。苏联的电影和戏剧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电影《克里 姆林宫的钟声》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时,剧场里只有五个观众;第二次上映时也只 有十个人观看。到处都有匿名的恐吓和恶意的谣言,铁路也经常遭到破坏。但是也 有成功的消息。为了引出“布拉格之春”的秘密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 局建立了一个假装献身于“人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最后,卡什卡向茨维贡 保证,他和他的部门会始终与克格勃联络处及联络处处长西尼岑将军保持密切联系。 1972年春,安德罗波夫与卡什卡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与一年前茨维贡的风格 不同,安德罗波夫表现得更加武断。他坚持认为,虽然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平静”, 共产党政权也得到了加强,但反对派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西方的情报机构也 已经渗透到这些反对派当中。因此派遣间谍对反对派进行渗透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安德罗波夫认为最重要的关于反对派的情报来源很可能还是列奥。拉皮(弗雷 迪)。 仍然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的特工费奥多洛夫定期在布拉格和东 柏林会见拉皮。1972年1 月25日,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的接班人费奥多尔。 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坦想征得安德罗波夫同意,通过“假旗号”欺骗行动(隐瞒 克格勃的角色)诱骗拉皮为苏联充当间谍。l 月2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这项行动, 于是费奥多洛夫开始执行这个发展间谍的任务,声称自己是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的 特工。 中心对拉皮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弟弟卡尔是一位西德公民,而且根据克 格勃档案记载,与联邦德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交往甚密。 虽然卡什卡本人对其克格勃顾问极尽阿决奉承之能事,并亲自监督了对捷克斯 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但是中心仍然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 报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程度不满意。1972年8 月,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委员 会汇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内部敌人”正在竭力阻止“秩序正常化” 行动的完成。11月,另一份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引用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 务部的间谍和内线的话说,内务部的关键职位仍然被“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占 据着。 克格勃还从其内线那里收到了很多抗议,这些抗议称,对在“布拉格之春”下 台的领导人及其家人的迫害是不够的。曾在1968年协助过苏联的军事行动,并于1970 年被提升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威廉。沙尔戈维奇抱怨说,“右派领 导人”的子女竟然还能被允许上大学。更糟糕的是,杜布切克、斯特凡。萨多夫斯 基和朱利叶斯。图尔切克这三个名誉扫地的前主席团成员的子女在人学考试中还被 给予了“极高的分数”。 沙尔戈维奇的抱怨只能反映出亲苏的马屁精们自以为是的报复心理,而并不说 明大学里进行的清洗行动的失败。1969-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 人被 解雇。所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和文化杂志都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只好去当厕所 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海因里希。博尔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 形容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座真正的文化坟墓”。 在“秩序正常化”期间,中心收到的许多报告都涉及到了捷克共产党领导层里 持续而隐蔽的权力斗争。1972年雅克什向克格勃联络官汇报说,胡萨克下命令对主 席团所有成员的电话进行窃听。现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作气氛极其恶劣,相比之下, 当初诺沃提尼在台上的那段日子可以称得上是黄金时期了。1973年2 月,他和另外 三名主要的亲苏分子:卡雷尔。霍夫曼、安东宁。卡佩克及党的书记米罗斯拉夫。 赫鲁什科维奇再次向克格勃抗议说“有人试图把共产党员中的国际主义者从重要职 位上挤下来”。1973年克格勃向莫斯科提供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明争 暗斗的情况还包括:有人称现实派代表人物什特劳加尔总理,用尽了种种办法想讨 好胡萨克的副手、国际主义分子比拉克,包括给比拉克的女儿送了一件价值1 万克 朗的礼物,而这笔钱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的预算里挪用的。 1973年2 月28日,卡什卡在赴波兰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亚罗米尔。奥布 日纳接任了内务部长的职务。一上台,他立刻表现出一副阿泱奉承的嘴脸,极力证 明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对克格勃的联络官说:“为了苏联共产党,为了勃 列日涅夫同志,我准备执行交给我的任何任务”。但是很快,他就被卷入了胡萨克 试图提高自己个人威望的图谋中。胡萨克希望能像诺沃提尼在“布拉格之春”之前 那样,集国家元首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于一身。1973年底,可能是 受胡萨克指使,奥布日纳试图去拉拢那些反对胡萨克当总统的国际主义分子。布拉 格为克格勃提供的报告显示,以霍夫曼、英德拉、雅克什和卡佩克为首的亲苏领导 人(这些人都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保持着密切联系)坚持反对任何把党政大权集于 一身的企图。然而1968年接替诺沃提尼担任总统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年事已高, 这正好为胡萨克实现他的企图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75年5 月,胡萨克接替了已精 神错乱的俾沃博达的职务。为了庆祝这一时刻,《红色权利报》刊登了五张胡萨克 分别与1968年8 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集团五个成员国领导人的巨幅合影照片。 就在胡萨克被捧上神坛之际,杜布切克却在斯洛伐克林业委员会当机械师,时 刻处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1975年10 月2 日,中心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说,杜布切克向西方媒体寄出了一些有损胡萨克形 象的材料。根据杜布切克提供的材料,西德和奥地利新闻界报导称,战争期间,胡 萨克曾陪同一些纳粹记者到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庭森林,德国人就在那里挖出了 几千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的波兰军官的尸体(莫斯科曾指责是德国人杀害 了这些波兰军官)。为此,杜布切克两次被传唤到斯洛伐克内务部接受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审讯。克格勃对审讯结果非常不满。它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说: “在审问过程中,杜布切克气焰相当嚣张,直截了当地拒绝回答问题,并声称将来 如果再受到迫害,他将进行抗议。”杜布切克还拒绝在否认提供过关于胡萨克的情 况和抗议西方媒体使用他的名字的两份声明上签字,并威胁说如果再对他实施“高 压手段”,他将做出“果断”反应。而同时,胡萨克则致信奥布日纳申辩自己是清 白的。 胡萨克虽然成功地爬上了总统的宝座,但其权力与10年前的诺沃提尼相比,却 受到较多的限制。国际主义分子、胡萨克的第二把手比拉克比东欧国家的任何一个 副总统都更具有权威和影响力。克里姆林宫拒绝接受一个完全由声名狼藉的强硬派 领导的政府,虽然对胡萨克一比拉克这个组合也不是没有疑心,但仍然认为这已经 是可能的最好选择了。1979年一份来自驻布拉格的克格勃机构的报告以几乎不加任 何掩饰的语言称,虽然胡萨克和比拉克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但是谁都没有尝试去 推翻对方,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 间的公事公办的关系能够一直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是,胡萨克、比拉克和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都知道,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给予了胡萨克和比拉克 完全的、坚定的、不折不扣的支持。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这是维持他们之间正常 工作关系的重要的牵制性因素;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对政治领导层存有偏见,但是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对奥布日纳和捷克斯 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洛尽职守的工作态度还是非常满意的。联络处在报告中称,奥 布日纳使它能够“客观地了解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里发生的情况以及包 括胡萨克在内的主席团成员的一举一动。1977年,西尼岑汇报说,克格勃与捷克斯 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在26个国家的情报站有“业务联系”。克格勃发现对阿尔巴尼 亚进行渗透非常困难,于是1975年,应苏联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决定 在阿尔巴尼亚设立情报站。1976年,安全与情报局发现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代表、国家科技文艺出版社主编约瑟夫。格罗曼是西德间谍后,奥布日纳邀 请中心派遣“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克格勃官员到布拉格协助调查工作。1977年西 尼岑在其发自布拉格的年度报告中总结称:我们的朋友把他们与情报站之间的密码 通讯——无论是属于情报性质的通讯,还是有关行动计划的联络——都交给了我们 ;他们还把大使们发回来的电报也交给我们。他们实际上不对我们保留任何秘密。 镇压“布拉格之春”和此后展开的“秩序正常化”行动,标志着克格勃对东欧 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早些时候由特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次实施的“进步行动”—— 监视公众舆论的动向、对颠覆性组织进行渗透,并密切注意西方情报机构在“意识 形态领域进行破坏活动”的蛛丝马迹,也扩展到了其他东欧国家。1969年以后,克 格勃还被允许在所有苏联集团国家内部招募间谍和发展可靠的联络员。除了在华约 成员国设立的克格勃联络处外,中心还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驻这些国家的苏 联大使馆里建立起了在外交掩护下开展活动的秘密情报站。 1968年3 月,受“布拉格之春”的影响,华沙学生与警察对峙了好几个星期, 在此期间年迈的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似乎曾有过失去对局面的控制的 危险。他能在短期内保住自己的位置完全是因为他坚决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实 施军事干预,以及苏联不希望同时在苏联集团的另一个国家里引起动荡。但是,他 的位置已经受到了爱德华。盖莱克(此人后来成了他的接班人)的威胁。根据克格 勃驻华沙联络处的报告,负责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的、反犹 太强硬派内务部长米奇斯瓦夫。莫察尔担心一旦盖莱克掌权,自己的职位也会受到 威胁,于是开始在暗中策划阻止他掌权的活动。在他的指使下,低毁盖莱克的材料 通过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的一名间谍送到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他还下令对波兰 统一工人党(即波兰共产党)的一系列领导人的电话进行窃听。 1970年下半年,新一轮公开的抗议活动对哥穆尔卡的地位造成了致命打击。12 月14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三个地区的波罗的海船厂工人为抗议食品的 突然涨价而罢工。第二天,在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中,300 名罢工和游行群众被打死。 根据克格勃从华沙得到的报告,向船厂工人开枪的命令是由泽诺恩。克利什科 (哥穆尔卡在波兰政治局里最亲密的支持者)和支持盖莱克的国防部副部长格热戈 日。 科尔钦斯基下达的。克格勃还向莫斯科提供了12月19日波兰政治局为解决危机 而召开的会议记录。由于哥穆尔卡因精神过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会议由约瑟夫。西 伦凯维兹总理主持。会上,国防部长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应西伦凯维兹的 要求汇报了情况。 雅鲁泽尔斯基的分析决定了哥穆尔卡的命运。他报告说,仅在格但斯克和格了 尼亚两地就部署了350 辆坦克和600 辆运兵车。如果华沙也发生类似程度的动荡的 话,他无法保证首都的安全,尽管他将为保护党和政府部门的建筑采取特别措施。 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军队被人们骂作“盖世太保!”和 “凶手!”。接下来,莫察尔总结了一下波兰安全与情报局和其他部门提交给内务 部的报告。他宣称,党在危机面前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竟然如此束手无策。以前,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党员们都会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事业”斗争,但是现在 情况不一样了。在党的会议上,当政治局对物价上涨做出解释的信被宣读之后,一 些党员流着眼泪离开了会场。把给每个家庭的补贴从15个兹罗提增加到25个兹罗提 的做法引起了普通党员的嘲笑,他们对领导人竟然如此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深 感震惊。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政治局同意由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关 于应该由谁去通知哥穆尔卡递交辞呈的问题又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最后会议决定由 西伦凯维兹和到现在还对哥穆尔卡忠心耿耿的克利什科去完成这一使命。 哥穆尔卡的下台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国家里第一次出现了工人自发的抗议 活动导致领导人更迭的情况。可以想见,这次人民反抗运动的规模和它的成功令中 心深感紧张。它立即展开了一项“进步行动”,评估这次运动受到多大程度的遏制。 一组特工——仍然是化装成西方游客——奉命对天主教教堂在组织抗议活动中 扮演的角色、它们对盖莱克政权的态度和民众的普遍情绪进行调查。在这些特工中 就有伪装成西德新闻摄影记者的、经验丰富的根纳季。布利亚布林(代号博贡)。 中心交给他一份五人名单,指示他对这些人施加影响,并争取说服其中两到三个人 “在假旗帜下合作”,也就是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西德的好心人而不是克格 勃提供情报。这五个人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克拉科夫地区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 蒂瓦的私人助手安杰伊。巴达切克神甫。中心把沃伊蒂瓦视为对波兰教会最有影响 力的人物。当然,克格勃并没有预见到,在不到8 年的时间里,沃伊蒂瓦就成了第 一位波兰教皇;但是它也有一些远见,那就是这个人是共产党政权的潜在威胁。 1971年间,除了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执行“进步行动”的特工外,克格 勃还向其他东欧国家派遣了不少特工:罗马尼亚13名、南斯拉夫9 名、民主德国7 名、匈牙利4 名、保加利亚3 名。虽然这些特工的活动目的都大同小异,但对于每 个不同的国家,克格勃也有它关注的重点。1971年,它在罗马尼亚的工作重点反映 出苏联对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不满。齐奥塞斯库 对内推行任人唯亲的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对外推行逐渐脱离华沙集团的战略。他谴 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作为对他这一举动的赞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于1969年对罗马尼亚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东欧共产党国家。 1970年齐奥塞俾库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此后他还曾两度访美。1971年,齐奥 塞斯库访问北京,莫斯科用在罗马尼亚边境举行华约集团军事大演习来表示对此的 不满。 克格勃关于罗马尼亚的报告的语气既带有极大的愤慨,又充满深深的怀疑:罗 马尼亚领导“采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反苏路线,已经走上了所谓的自治和摆 脱苏联的道路……民族主义在这个国家泛滥。其始作桶者和倡导者就是罗马尼亚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己。” 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并没有公开宣称他们的领土要求,但是以各种方式表明, 无论从历史的、民族的、还是其他角度看,摩尔达维亚和切尔诺维莱州都属于罗马 尼亚。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发表的关于苏联非法占领了比萨拉比亚 (摩尔达维亚)的声明,得到了罗马尼亚的进一步发挥。 法国报纸《世界报》,两次刊登了对苏联将比萨拉比亚纳入其版图的合法性提 出质疑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动议可能就来自罗马尼亚。 以西方人身份为掩护进人罗马尼亚的特工,奉命搜集的情报范围包括:罗马尼 亚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罗马尼亚对苏联提出的在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 要求;反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德国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齐奥塞斯库的 个人崇拜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现状。这些特工的主要情报来源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机 关报《火花报》和德语版《大众与文化》报社里的工作人员。 自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决裂后发生在南斯拉夫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危机促使克格 勃在1971年展开了在南斯拉夫的“进步行动”。1971年爆发的“克罗地亚之春”运 动导致了民族主义意识的全面复苏,并造成了各民族间的关系紧张。到当年年底, 这种形势达到了顶峰:铁托下令逮捕了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和400 名克罗地亚民 族主义者,并由他自己重新执掌克罗地亚秘密警察部队。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能够 消除民族间的敌对状态这一宣言变成了泡影。特工们奉命在众多的组织和机构中 “建立联系”。这些组织和机构包括:科学院、贝尔格莱德大众观念研究协会、《 共产党人》、《政治报》、和《战斗报》的编辑部、南通社、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 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萨格勒布大学、南斯拉夫商业团体以及记者协会(特别是被认 为与铁托有密切关系的作家多布里卡。乔西茨)等。通过特工的通信员、电台和邮 局发回中心的报告中,有一些被认为相当重要而被呈送给了勃列日涅夫。 在所有东欧国家里,克格勃派遣间谍最多的国家还是民主德国。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开始,在位于柏林市郊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总部里就有一大块克格勃的地 盘。在民主德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克格勃一直密切监视着德国苏联占领区内各 政治党派、教会、商业团体和民众的思想动向。民主德国成立后,虽然克格勃声称 其卡尔斯霍斯特基地的任务是开展针对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活动并与民主德国国 家安全部进行联系,但实际上它仍然监视着东德国内的发展动向。1971年,不包括 联络员在内,克格勃驻卡尔斯霍斯特的情报人员就有404 名,其中有48名是以掩护 身份工作的行动官员。另外还有47名行动官员被派驻民主德国境内的其他地方。 1969年,以威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党和自由党联盟在西德执政后,东西方关 系出现了缓和契机,莫斯科比年迈而又顽固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新斯大林主义者瓦 尔特。乌布利希更急于利用这个机会。来自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出 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乌布利希一直摆出一副比苏联集团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精 明和更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姿态,暗示说(或许情况就是这样)他比勃列日涅夫更早 识破了杜布切克政府的反动性。他拒绝放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承 诺,因而不愿考虑与勃兰特签署有关两个德国第一次相互承认的协议。 1969年或更早些时候,民主德国总理威利。斯多夫和曾经负责修建柏林墙的埃 里希。昂纳克在与克格勃和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进行会晤 时,对苏联对乌布利希越来越恼怒的情绪进行了火上浇油般的煽动。他们报告称乌 布利希把苏联降低从东德进口铀的价格的行为说成是“对东德自然资源的掠夺”。 当阿布拉西莫夫说,考虑到乌布利希年事已高(1969年时已经76岁了)应该对 乌布利希宽容一点时,斯多夫和昂纳克反驳说,70岁时他就应该退休了。1971年, 乌布利希被明升暗降,坐上了新增设的党主席的宝座,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则由 昂纳克接替了。第二年,民主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互承认对方是独立国家。 虽然民主德国党的领导层内还时有争吵,但克格勃现在最关心的是由于西方广 播和西德人的来访所带来的“反动思想给民主德国人民造成的影响”。中心估计70 年代中期,有50万民主德国公民敌视现政权,而且敌人将在民主德国得到长期支持。 一个准备长期开展的代号“鲁契”的克格勃行动,负责监视东德人民和各党派 的思想、东西德人之间的接触及发现所谓的“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破坏社会主 义建设的企图”。1974年驻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负责“鲁契”行动的处被升格为 局。 中心得到的大部分关于东德的情报都来自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民主德国国家 安全部掌握的内线网比克格勃掌握的大得多。民主德国的密探占人口比率比纳粹德 国时期大六倍。1975年,中心收到的来自苏联集团各国安全部门的报告,有65%是 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提供的。这些报告中有些从实际内容上说就是秘密的东德民意 测验结果。例如,1974年在工厂工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0.6%的被调查者 “认为与苏联的友谊限制了民主德国的自治,并且带给苏联的利益比带给东德的多”。 在被要求解释“实现工人阶级权力”这一词语时,多数人表示不明白它的含义。 呈送给中心的报告用“讥讽、中伤、恶毒”等字眼来形容一些人对这一词语的评论。 这些评论中包括:“工人阶级的权力是不错(在理论上),可在实际生活中又 怎样呢?”“这只是一句口号罢了!”“对每个工人都要公平,而不是仅仅对于某 个新成立的特权组织!”被调查者在表达这些政治上错误的观点时,人们无疑还是 倍加小心的,真正的不满情绪很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卡尔斯霍 斯特局以及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给中心提供的大量情报,中心就可以不像在东欧其 他国家那样依赖特工开展的“进步”行动来获取情报。 在匈牙利,克格勃最关。动的是犹太人在党内和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 匈牙利的克格勃)里的影响。中心在1969年建议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召开一次由进 步的、反对以色列政策的犹太人参加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并协助克格勃拍 摄一部宣扬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希特勒合作的反复国主义题材影片。但匈牙利 方面不愿接受这些建议,这令动辄相信存在复国主义和反犹太阴谋的中心感到非常 不安。中心认为:“匈牙利的安全部门在处理涉及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时不得不 非常小心,因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对这方面的工作异常敏感。” 克格勃也很不高兴地注意到匈牙利内务部里的犹太人过多。它报告说,匈政府 的两位副部长、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一局和三局(分别负责对外情报和监视国内政 治反对派工作)局长、警察局局长和军事反间谍工作负责人等都是犹太人。其中最 糟糕的是对外情报机构里的情况,根据克格勃的统计,在匈牙利的门个对外情报部 门里有13个部门的首长是犹太人。 1971年,苏联特工被派遣到匈牙利执行“进步行动”。他们化装成西方游客, 担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程度。他们奉命汇报匈牙利对以色列的 态度和以色列与匈牙利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匈牙利团体或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 团体的联系”以及作家联合会及其他“创作团体”(这些组织中也被认为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犹太人的影响)的情况。特工也奉命“调查反犹太情绪”,这肯定是为了 能够发现匈牙利民众中普遍存在“反对过多的犹太人占据高层领导职位”的情绪。 然而,中心的一份警示性评估报告称:“在党、国家和公众机构中,支持犹太 复国主义的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已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实。” 1972年,“进步”行动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了苏联内部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地区。 10月4 号,克格勃第150 /3 -10807 号命令指示第一总局调查波罗的海沿岸 各加盟共和国里的民众情绪和西方旅游者在这里的活动。中心对阿尔乔姆、费奥多 洛夫、谢维多夫和弗拉俾发回来的报告的分析统统都认为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化装 成西方旅游者的这四个特工都指出,这些共和国的政府管理无力、劳动者毫无工作 热情,对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丝毫的自豪感,都在混日子“、各民族团体间的矛盾到 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酗酒现象相当普遍。然而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却”非常了解 发生在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一切情况“。有些急于想和西方人草草成婚以便获得移民 理由的人经常给西方写信,这些信件大多数由外国旅游者带往西方。”许多人,包 括男性和女性,都与犹太人通婚,尽管他们本人并不是犹太人,其目的只是为了能 够离开苏联。“就像分析国内出现的不同意见时所作的那样,犹太人被当成了替罪 羊。因为他们”自以为有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所以据说他 们也比其他民族的人更懒惰——他们向特工们承认说”我们只要做到不被解雇的程 度就行了“。 在整个东欧,特工提供的对公众态度的分析总是比克格勃联络处和情报站提供 的要坦诚得多,因此也更让人忧虑得多,联络处和情报站经常被迫编造一些当地人 对苏联领导人枯燥乏味的套话有热烈反响的谎言。即使在保加利亚,大多数人也已 经没有了与苏俄有着斯拉夫血缘关系的传统意识。据一份报告称:保加利亚人的反 苏情绪从看电视节目就可以反映出来。虽然这一思想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但是 它在这里找到了可以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插播所谓“,卜节目”,即放映以反映 苏联和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会导致人们关闭电视机。 1974年,当化装成一位前来采写旅游手册的西方记者的塔诺夫被派到保加利亚 实施一项为期两个月的“进步行动”时,中心建议这位特工通过送礼去赢得与他交 谈的保加利亚人的信任。所到之处,他都发现人们对保加利亚警察和国家安全体系 过于庞大,而人民生活水平过于低下不满,并且人们还认为苏联正在强迫保加利亚 浪费自己的资源去帮助古巴和其他肆意挥霍的“外国友人”,而这种想法是很有根 据的。在中心看来,塔诺夫这份灰暗的报告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保加利亚人非常畏 惧他们的安全机关(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因此不敢公开抱怨。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份情报或许是中心在70年代收到的所有关于苏联集团内 部情况的情报中最令它感到不愉快的一份。1976年,一个特工在完成“进步”行动 任务后报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仇恨俄国人。捷克人甚至对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巡 回表演的苏联艺术家的技艺都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下面是一种典型的评论:“从 专业水平的角度上讲,或许艺术家的表演非常不错,但因为他们是俄国人,所以我 不想看。” 鉴于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斯德哥尔摩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国家 队后人们欣喜若狂的表现,1979年在布拉格举行世界锦标赛之前有关方面相当担心。 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成员、重要的国际主义分子安东宁。卡佩克领导 的特别小组试图通过一系列安全措施来确保观众们的良好行为。这些措施包括把门 票分发给党组织,对运动员及观众进行“教育‘等。但是这些努力绝大部分最后证 明是失败的。 在4 月底开始的整个锦标赛期间,勃列日涅夫定期收到来自克格勃和苏联驻布 拉格大使馆的汇报,这些报告令他相当沮丧。无论苏联国家队的对手是谁,捷克斯 洛伐克观众都会为对方加油,并大声攻击苏联国家队。相反,美国、加拿大和德意 志联邦的球队却受到了热烈欢迎。克格勃报告说,就连坐在政府包厢里的什特劳加 尔和其他部长们也对苏联战胜捷克斯洛伐克队“反应冷淡”。比赛结束后,捷克斯 洛伐克共产党内的高级官员都避免与苏联大使馆的成员见面。 但是,克格勃却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极为尴尬的局面。在苏联国家队与民主 德国队交锋后,一个服用过违禁药品的苏联运动员被要求接受药检,如果他通不过 检测(而且他肯定通不过)那么苏联队的成绩就会被取消。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骄 傲地报告说:“由于(布拉格)情报站采取了措施”,后来这位运动员并没有被要 求接受检查。 来自布拉格的克格勃报告称,苏联国家队获得世界冠军后,颁奖仪式上使用的 是英语和德语,而且没有用俄语翻译过来。在其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俄国人受到了 冷遇。苏联国旗被从冰球队乘坐的汽车上扯下来。就连捷克俾洛伐克共产党的机关 报《红色权利报》对加拿大、瑞典和芬兰等球队的报导,也比它对苏联这支世界冠 军球队的报导要多。 在苏联举行的单调乏味的官方祝捷招待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有时明显表 现得缺乏热情,这也让克格勃十分恼火。1978年7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 家文化部长第九次会议,克格勃撰写了一份猛烈抨击捷克俾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米罗 斯拉夫。瓦谢克的表现的报告。在这个无疑会令人头脑麻木的会议结束后,瓦谢克 昏头昏脑地把一些东西忘在了米尔饭店的房间里,其中包括会议纪念册和苏联文化 部郑重地赠送给他的一些不值得读的书籍,这些书藉包括:《列宁:革命与艺术》、 《勃列日涅夫传略》、《60年大庆:苏联文化艺术成就实录及苏联对历史和文化遗 迹的保护》。克格勃的报告坚持认为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被故意“抛弃,而不是简 单地遗忘在房间里了”。中心不准备轻易放过这一令人气愤的举动。关于这件事的 详细报告被呈送到安德罗波夫那里,并抄送给了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 由于克格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舆论和顽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非 常不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70年代末受到了无形的威胁。1977 年初,一些小规模的持不同政见组织共同发起了“77宪章”组织,该组织称自己是 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得到尊重而 进行个人和集体斗争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自由的非官方的公开团体”。在不到6 个 月的时间里,750 名勇敢者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名。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公开的诽谤 和迫害,有的在大街上受到攻击,有的被判处监禁,有的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该 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扬。帕托奇卡教授在经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一次残 酷的审讯后去世。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淫威、“秩序正常化”运动在广大 群众心目中造成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以及苏联军队的存在,这一切剥夺了“77宪章” 组织唤醒9 年前被“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承诺所激发起来的群众热情的任何机会。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的10年中,在中心的驱驶下,整个苏联集团内的所有东 欧国家里类似克格勃的机构,都成了造就文化单调和毫无生气的社会的驱动力。 “77宪章”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瓦茨拉夫。哈韦尔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 我印象中,70年代前五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历史停滞了下来”…… 历史被伪历史所代替,记录的都是接连不断的官方庆典活动、党的会议、节日 和大规模体育比赛……专制政权给历史固有的“紊乱”带来了“秩序”,从而剥夺 了其作为历史的生命力。政府似乎把时间也国有化了。因此,和其他被国有化的东 西的悲惨命运一样,时间也开始枯竭了。 10年后,随着波兰人当选为梵蒂冈教皇,东欧国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 镇压后停摆的时钟又开始走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