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苏联尽管口口声声说宗教自由,但是它却是第一个试图根除神的概念的国家。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在说到它的作用时也 不无同情地说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冷漠世界的爱心”。不过,列宁对宗教的 谴责却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现念,任何对神的馅媚,都是无法形 容的下流货色,…… 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最可恶的“传染病”。数以百万计的恶行、暴行和肉体传 染病都远没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识形态‘抓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 念危险。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发往劳改营,从那儿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 分教堂的宗教标志被拆除或污损,但是它们的圆顶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来,被改成 了谷仓、影剧院和停车场,或转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经过20年的残酷迫害,俄罗俾 东正教只剩下几百所教堂供做礼拜,但是由于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需要教会 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复兴。1943年,在中断了门年之后,东 正教会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东正教徒 收回并煞费苦心地重建了数千所教堂。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 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 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还是在东正教教阶中排名第二的克鲁季茨克与科 洛姆纳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参加了创建于1949年的苏联统战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 并作为影响间谍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评价。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 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 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 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 “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 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 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 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 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 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6 瓜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 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 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 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工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 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 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 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 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 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 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 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 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 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 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 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 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 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 …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 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 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 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 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 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教会“尽可能全 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在欢迎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 同时,《教会时报》也对世界基督教协会未能触及“严重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未 向被压迫者提供帮助深感遗憾:“布拉格之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 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 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 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 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 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 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 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 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 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 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 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 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 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 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 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 “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 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 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 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 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 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 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 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 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 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 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 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 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 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 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 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 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 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 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 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 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 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 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 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不过,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顶住了克格勃施加给他们的所有压力。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前不久,克格勃最后一任副主席阿纳托利。奥列伊尼科夫告诉一名 采访者说,在克格勃找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15%至20%拒绝为其工作。 顶住了克格勃所有压力的少数无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东正教 会中因与克格勃合作而受伤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领导集团。 不过,如果把领导集团对克格勃表现出来的尊重简单地理解为个别主教的道德 缺陷那就错了。东正教会受到数百年之久的东正教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它强调对 神和帝王的顺从。革命前,听命于沙皇一直被认为近乎是一种宗教义务。东正教会 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世界基督教协会 代表团团长的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 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访问 梵蒂冈期间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因心 脏病去世时他一直陪着他,后来他说在他们会面期间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有关东 正教会的最美丽的词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于他对所谓苏维埃权力的屈服, 而且还是个克格勃间谍。他的私人秘书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维奇。采 尔皮茨基也是如此,他于1971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弗拉基米尔。 宗教事务委员会1974年的一份报告把东正教主教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言行表明不但忠于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信守有关宗教信仰的法 律,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很现实地理解到我国对宣扬宗教与 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感兴趣;而且基于以上认识,没有表现出在人群中扩大东正 教影响的任何特别的积极性。 这一类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谢一世的牧首皮缅,还有1990年接替皮缅成 为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都因公开赞扬苏联 领导人而令人作呕。皮缅甚至声称要认识安德罗波夫“崇高的精神实质”,而安德 罗波夫是他担任牧首期间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罗波夫去世时, 皮缅宣布他将永远“衷心感念‘他对”我们教会需求无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一样,皮缅作为克格勃苏联“和平”宣传的代表,喋喋不 休地为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和平运动中的伟大贡献”歌功颂德。1976年2 月,他、 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其他神圣教会会议的都主教“因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为和平、安全 和友谊的斗争中进行的丰富多采的活动”而获得了苏联和平基金的特别奖。一个月 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牧首一个类似的奖项,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 月, 在克格勃的幕后组织下,皮缅在扎戈尔斯克主持了一个题为“为了永久和平、裁军 和国家间公正关系的宗教工作者会议”,吸引了来自107 个国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 宗教的663 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皮缅提出的呼吁,宣布到2000年的这些年是 “为和平而斗争的时期”——在克格勃看来,这样就预先排除了梵蒂冈可能率先发 出类似呼吁的危险。一个月后皮缅“因捍卫和平的伟大爱国活动”而被授予红旗勋 章。 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974年确定的第二类主教是那些尽管忠于国家并“正确”遵 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强东正教会在个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 为神职办公室挑选积极支持东正教虔诚的年轻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尽管在 世界基督教协会等处被用作影响间谍,但却被纳人第二类主教,这可能是因为他过 于狂热地鼓动献身宗教事务。第三类主教(刚好不到总数的1 /3 )是那些尽管没 有做出可能导致他们离职的公开挑衅,但“在不同时候曾试图逃避有关宗教信仰的 法律约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引起全世界公众注意的是东正教会内部分歧的首次外露, 那是被逐出教门的祭司格列布。亚库宁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尔森向1975年11月在 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五次大会发出的一个呼吁,他们呼吁支持苏联宗教 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上的禁忌话题。当一名瑞士代表提出 关于“裁军、赫尔辛基协议和宗教自由”的决议应包括以下声明时得到鼓掌欢迎: 世界基督教协会关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在苏联受到的限制。大会敬请苏联 政府认真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七项原则——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韦纳利 抱怨这一提议有违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文 件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名克格勃间谍,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库兹涅佐夫) “本着兄弟友爱、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表达方式,不专 门点苏联的名,但“承认欧洲不同地方的教会,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和传 统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飞利普。波特博士,应要求就所 有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准备了一份报告。《泰晤士报》将世界基督 教协会的决议解读为“教会对苏联制约的规避”。 但在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就没有这些支支吾吾了。大会的主旨发言 人之一,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博士承认,作为一名美国中产阶 级男性白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罪 恶。在试图避免“语言上的帝国主义”时,他转而开始说西班牙语,这迫使大部分 听众抓起他们的耳机,以便可以听到翻译成帝国主义英语的发言。世界基督教协会 拒绝考虑非白人种族主义,比如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导致一些英国代表的抗 议和退场。这促使波特博士评论说:“不论英国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建 起了种族主义制度。”大会结束时,经过苏联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游说, 才确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多少还记得通常俯首帖耳的东正教会中少数持 不同政见的大胆之徒带来的“意识形态颠覆”的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对内罗毕大会 的结果相当满意了。实际上,虽然世界基督教协会对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呼吁的反 应很温和,却还是惹恼了克格勃总部。尽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评者抱怨他“公开反 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克格勃却声称他实际上具有“反苏倾向”,并“以其有关 苏联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动性言论而闻名”。尽管在内岁毕大会两个门前给波特精心 安排了一次苏联宗教机构之旅,但他却未能抵挡住亚库宁和雷格尔森愤怒、尖锐的 批评。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会后告诉一名苏联新闻记者说:我们对世界 基督教协会领导人对我国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入为主的成见深感遗憾。顺便说一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波特先生去年9 月曾到我国访问过,他亲眼看到教堂和修道 院都是开放的。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大礼拜,并说他在访问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期间, 在如此虔诚和幸福的环境中总是充满愉悦。因此,他在大会上只字不提他对苏联包 括乌克兰的访问,令我们既奇怪又惊讶! 中心从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尉L 会教徒和苏联其他基督徒那里组织了潮水 般的信件涌向忘恩负义的波特博士,抗议所谓的他对他们的敌意。它还试图策动英 国、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苏联的“知名宗教人士”对波特进行公开批评。克格勃更 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一书, 并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苏联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说英语的、 代号“K ”的间谍(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还企图以各种方 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过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的克格勃间谍——建 议撤换其秘书长一职。来自莫斯科慰众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间谍西蒙诺夫),在访 谈时谴责了“所谓苏联迫害教徒的胡言乱语”。 克格勃对内罗毕大会上出现的暂时尴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过激反应,以及波特 博士对此事的处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 月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赫 尔辛基条约签字国内宗教自由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他的长篇大论只字未 提苏联集团内的宗教迫害,尽管凯斯顿学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然而, 波特博士却坚持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必须意识到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称 霸所造成和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心看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内部最严重的公开对抗行为是1976 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亚库宁、执事瓦尔索诺菲(海布林)和一名居士维克托。卡 皮坦丘克创建的“捍卫苏联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经与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协 商,该委员会宣称其宗旨是帮助所有阶层的教徒“根据他们的信念行使他们的权利”。 中心报告说:“亚库宁及其同伙正在从事反苏联现制度的活动……公开声称要 在俄罗斯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宗教复兴运动,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该 委员会在宗教狂热分子中有一张广泛的通讯网;他们是向境外提供有关苏联教徒情 况的主要来源。 为了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并建立一个反苏的新东正教会组织,基督徒 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忠于苏联的神职人员不配捍卫教徒的利益。 使克格勃震惊的是,截止到1980年,西方已经出版了基督徒委员会获取的11卷 俄文文献,共计1189页。 克格勃最终还是通过分化、特工渗透和迫害等传统手段取缔了基督徒委员会。 五局断定该委员会的缔造者中最脆弱的是执事瓦尔索诺菲。在加尔金(东正教 会中一名身份不明的间谍)的协助下,瓦尔索诺菲于1978年初被派往弗拉基米尔地 区的一所教堂,该教堂的牧师沃尔日斯基是一名老克格勃间谍。由于发现难以与亚 库宁和卡皮坦丘克保持联系,瓦尔索诺菲辞去了基督徒委员会的职务。根据瓦尔索 诺菲的档案记载,沃尔日斯基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也是一 名克格勃间谍,代号布尔金),后者说服他相信自己患有一种神经疾病,应该放弃 基督徒委员会委员资格,以便减轻他所受的压力并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克格勃声 称,劝诱瓦尔索诺菲“放弃政治活动,并把精力集中在利用各州档案材料进行神学 领域的研究工作上”是它的功劳。在他从事档案工作的时候,另一名克格勃间谍, 代号斯皮兰斯基,成功赢得了他的信任并据说“促使瓦尔索诺菲放弃了做苏联教徒 发言人的念头”:最终他被说服致信全俄牧首皮缅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高层人士,为 他所造成的损失表示歉意。 1978年9 月28日,中心秘密下发了关于“在与外国神职中心和东正教会群众及 教派中的敌对分子进行的颠覆活动的斗争中强化间谍工作的措施”的克格勃第00122 号令,这份冗长的文件,既反映了克格勃对阴谋理论的热衷,也反映了它摆脱不了 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它还在发火时无意中向受到迫害的教徒们的勇 气及其信念的活力表示了敬意。米特罗欣有关第00122 号令的笔记包括如下内容: 在关心苏联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权利的幌子下,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外国反苏中心正 组织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旨在动摇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统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的基础;他们企图毁坏苏联及其社会制度的信誉,鼓动宗教组织与国家对抗,鼓励 反苏地下教派组织的出现。在境外的鼓动下,敌对分子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组织活动 和挑衅活动,他们在教派内部组织非法集团和组织,设立印刷出版机构并与外国神 职中心建立联系。 根据1975年5 月克格勃高级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必须在国际宗教组织中采取 行动强化活动阵地、揭露和打击其领导人、官员和神职中心代表。有经验的可靠的 间谍已经打入了某些教派组织的领导圈,发现。防止和打掉反苏地下神职组织中的 敌对分子的颠覆活动的措施越来越有效;进一步加强进步宗教人士的地位,确保他 们积极参加和平斗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 然而,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不能满足当前时代的要求。在克格勃工作的某些方面, 形势仍很紧张。把教徒,特别是年轻人从敌对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的工作仍很薄 弱。在持不同政见的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教徒、五旬节派教徒、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和非法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领导层中,间谍的地 位还很低。 苏联克格勃委员会决定如下:l )提高与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境外神职中心和 国内敌对分子在宗教掩护下进行的颠覆活动针锋相对的间谍工作的水平。基本任务 是适时发现、预防和打掉敌人在宗教掩护下鼓动的反苏活动、建立敌视社会主义制 度的宗教组织,并将教徒诱骗到他们的影响之下的活动。 2 )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二总局和五局要侦破有证据证明被敌对专门机构利用 的外国反苏神职组织,并就侦破和切断颠覆渠道、发现并截听宗教掩护下的敌对分 子的通讯渠道提交提案。 3 )五局和克格勃地方机构要采取步骤,打掉苏联最大的宗教组织——东正教 会旨在动摇对苏联的忠诚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活动;要防止有敌对倾向的个人向 东正教会的领导层渗透;1978-1980年,要采取步骤强化克格勃在东正教会组织机 构(都主教省区、主教管区、教区、修道院和教育机构)中的地位,提高间谍的数 量和质量,并打击和铲除反动分子和反苏分子捍卫教徒权利基督徒委员会为保护自 己兔遭克格勃渗透,采取的一个作法是,每次活动采取小规模,决不超过四人。但 在1979年5 月,瓦西里。丰琴科夫神父加人进来,没有人知道九年前他已经被五局 发展为间谍,代号“朋友”。据他的档案记载,“他参与了(东正教会内)特定人 物的培养,执行任务自觉,有主动性”。自1972年起,丰琴科夫担任扎戈尔斯克神 学院的讲师并在莫斯科牧首公署外事处任职。 在1976-1977年,他担任东柏林圣塞尔吉教堂的牧师和牧首中欧教区杂志《东 正教之声》的编辑。他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有助于把自己推荐给毫不知情的基督徒委 员会的同事们。 克格勃打击东正教会内部公开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在1979-1980年达到顶峰, 逮捕了若干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就有格列布。亚库宁神父,他后来被判人狱 或被说服忏悔。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被传讯接受克格勃的审问, 并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受到了逮捕的威胁,但并未被起诉。在1980年3 月访问 西德期间,沃洛科拉姆斯克大主教皮季里姆(间谍阿巴特)不同寻常地宣称“不存 在大规模逮捕”。克格勃打击持不同政见教徒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说服有号召力 的莫斯科牧师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父于1980年6 月在苏联电视上进行了一次公开忏 悔,他的罪名包括呼吁追认苏联时代的东正教殉教者为圣徒。杜德科被一名特别有 经验的克格勃审问员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罗金说服了,不再进行抗拒, 并把后者视为“我自己的兄弟”。他后来说,他曾经希望他的部分忏悔,如他谴责 “卡特政府的穷兵黩武”能被看出是克格勃在借他的嘴说话。但他的声望却再也未 能完全恢复。 亚库宁毫不认错。审讯他时只有他的妻子被允许旁听。家庭其他成员和朋友以 及西方新闻界都被拒绝人内,然而据一记者称,一些被克格勃挑选来的“衣冠不整 的粗鲁的年轻人”却被允许进人法庭。大概是为了保护其伪装,丰琴科夫也在其中。 那些被传唤出具亚库宁有罪的证据的人包括东正教会内的若干克格勃间谍,其 中有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耶绍连科)——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 拉格总部的前代表,他举证了基督徒委员会的工作造成的有害的国际后果。亚库宁 接受了五年监禁加五年内部流放的判决。他说“我感谢神这次对我的考验。我认为 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我作为基督徒高兴地接受它”。英国基督教协会向勃列日涅 夫发出呼吁,敦促法庭重新考虑其判决。然而促使世界基督教协会发出类似呼吁的 努力却石沉大海。 在1983年温哥华大会前,世界基督教协会的规则有一处变化,这一变化确保克 格勃不会再遇到七年半以前在大会上讨论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来信时的尴尬局面。 根据大概是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提出的新规则:集体或个人向世界 基督教协会提出干预的呼吁,如果没有代表或会员教会的支持,大会不得执行,但 将由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进行处理。 温哥华大会期间,因撰写十月革命后教会野史而被革除俄罗斯东正教辅祭职务 的弗拉基米尔。鲁萨克发来一封公开信,呼吁大会代表“停止把苏联代表宣传性的 声明作为”有关苏联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还敦促大会就宗教自由进行公开 辩论,声称上次在内罗毕大会上仅仅讨论亚库宁一雷格尔森的来信就已经“产生了 某些实际的结果”——迫使苏联当局尴尬地“匆忙印制”了一些圣经。大会还收到 了以35名在押苏联基督徒和两万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节派教徒名义写来 的另一封信。然而,这些来信既没有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也没有在大会上讨论。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企图也被成功遏制了。尽管少数代表想“谴责苏联的侵 略,要求苏联军队无条件撤军”,然而最终妥协的决议却是呼吁苏联“在阿富汗与 苏联之间达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忽视了喀布尔政权是被苏联入侵者任 命的事实)和“外界停止向反对集团提供武器”(换句话说,断绝抗击苏联入侵者 的武器)的情况下撤军。这恰恰是苏联自己提出的撤军条件。因此俄罗俾东正教会 代表称赞最终决议“公正而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谴责西方时,温哥华大会就 没有这些拐弯抹角了。西方资本主义被适时地宣布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来源,它对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束缚、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负有责任。 在莫俾科看来,温哥华大会的成功说明克格勃于1984年把打入宗教团体作为积 极措施的重点是正确的。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及其他当代关键问题上对教会团体的活动施加有利于我 们的影响。 在回顾其克格勃生涯时,奥列格。卡卢金在结论中指出,诸如“对苏联东正教 会的压制”,对境外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渗透和利用,是“我们克格勃历史中最卑鄙 而又最不为人所知的章节之一”。米特罗欣的结论相同,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评论说, “这些档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的间谍和眼线, 不仅在侨民中进行特务活动,而且还物色可能的间谍人选。尽管北美俄罗斯东正教 会分裂,但据卡卢金说,仍忠于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尽是克格勃间谍”。米 特罗欣所记档案指出的间谍中有一名代号为彼得罗夫的神职人员,他在70年代被派 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联络员通过暗号“彼得。米哈伊洛维奇”与他联系,这是他在 莫斯科五局的指导员的名和父姓。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驻纽约州的一位牧师沃罗诺夫的档案中有敌视美国的 证据,它可能也有助于动员克格勃北美网络中的其他东正教牧师。沃罗诺夫对他的 克格勃联络员说,美国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后就是堕落”:当一个国家自称 最强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聪明和拥有最好的武器的时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 而且是过去所有强国衰落的原因。 沃罗诺夫与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联络员通常不是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碰头 (他在那儿收取来自俄罗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纽约港的“米哈伊尔。莱蒙 托夫”号轮船上见面。比他对美国的仇视更难解释的是他对克格勃的明显尊敬。根 据他的档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为一位‘“好牧人”和“俄罗俾精神的真正监 护人和牧人”。 驻在西方的俄罗斯东正教牧师还被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用来收集用于设计克格 勃潜伏特工详实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名克格勃间谍 受命对加拿大教区的记事录进行详细研究。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社区的教区做过 牧师工作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尔恰(代号费奥多尔)研究了艾伯塔和萨斯 喀彻温的记事录。被派往埃德蒙顿东正教教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佩特柳琴 科(代号“爱国者”)在艾伯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促进“与境外同胞的文化联系”,克格勃于1975年12月成立了统战组织— —祖国会,国内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部分都参加了该会,这就为在侨民中发展间 谍提供了新机会。该会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第19处(苏联侨民 处)的一名高级官员,他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祖国会情报科。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 主教阿列克谢(间谍德罗兹多夫)——未来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被安排为祖国会 的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都因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爱而团结起来”。 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区、主教区和教区,东正教会“继续保持 与我们同胞的精神联系”,并正“尽全力使这些联系活跃”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 谢不大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联系已被克格勃利用。据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记载, “苏联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间谍德罗兹多夫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 国家安全未具体说明的贡献。 克格勃虽然对东正教会的控制程度不满意,但它更关注的是还没有直接控制住 基督徒的“颠覆”活动。最大的地下教会要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或称东仪天主 教会,现在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他们的祷文和结构仍然沿袭“东正教的礼仪”, 但又接受罗马的领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害怕东仪天主教会向乌克兰的 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活动中心,斯大林强行将其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1946年,在 数量不多的东仪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东正教领导集团的核准下,由克格勃发起, 在利沃夫教堂召开了一次虚伪的教会会议,会上宣布希腊天主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 “重新统一”。希腊天主教大主教(后来的红衣主教)乔西夫。斯利佩后来写道: 我们的牧师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苏联教会”,并宣布断绝与天主教的统一; 要么接受至少十年严厉的流放以及所有有关的惩罚。绝大多数牧师选择了苏联监狱 和集中营。 几乎一夜之间,有400 万基督徒的东仪天主教会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会。 十名主教除两人外都与数千牧师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为信仰而死。1963 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罗马,留下主教(后来的大主教)瓦西里。韦雷奇科夫斯基作 为地下教会的实际领导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间谍——季霍夫、西多连科、罗曼 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宁(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没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 害的东仪天主教教徒中进行了一系列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尝试。季霍夫很明显是 地下教会的一员,他在定期寄给在梵蒂冈的斯利佩的信中夹杂有克格勃总部策划的 低毁韦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报。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乌克 兰去核查对他的继承人的指控的真实性,可安插在那里的间谍都证明季霍夫的编造 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夸大了积极措施的成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斯利 佩与韦雷奇科夫斯基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7年7 月,苏联集团的情报部门在布达佩斯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对付梵蒂 冈的工作;低毁梵蒂冈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剧梵蒂冈内部以及梵蒂冈和资本主 义国家间分歧的措施”。两名克格勃高级官员,阿加扬茨和哈马楚克在会上做了题 为“梵蒂冈、天主教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敌对活动,以及克格勃对 付这种活动的经验”的发言。第三个人叫库利科夫,在会上讲了“对梵蒂冈开展间 谍活动的某些体会”。根据克格勃代表团的提议,除罗马尼亚代表外,各国代表都 同意“必须加强针对梵蒂冈的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反对主要敌人的工作密切联系 起来”。安德罗波夫把东仪天主教看作梵蒂冈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急先锋, 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强调了会议决议的重要性。 安德罗波夫怎么也摆脱不了关于罗马教廷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想法。1968 年的一份情报报告无疑又强化了他这种思想,该报告提出,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已经 炮制出破坏苏联统一的总体计划,并且指派副国务卿、红衣主教乔瓦尼。贝内利实 施此项任务。中心1969年的评估重复了这一指控,说梵蒂冈“处心积虑,想借助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从内部毁灭苏联”:教会人员正在散布教会宣传材料,宣扬西方的 生活方式,煽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苏联人民中散布对 苏联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 乌克兰的一位专职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会议上发言,不经意间对受 到迫害的东仪天主教徒持续不断的活力表示了敬意:东仪天主教的护教学者抱着复 兴东仪天主教会的希望,正在对主张与东正教会合并的神职人员做工作,试图说服 他们断绝与“俄国人”的关系,并公开或秘密地采取一条东仪天主教的、亲梵蒂冈 的路线。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已成立了非法学校,培训新的东仪天主教牧师。在 一系列地区,东仪天主教故意重新开放了先前被关闭的教堂,并一直在擅自进行宗 教礼拜活动……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进一步加强反对梵蒂冈 和东仪天主教会在苏联领土上的颠覆活动的斗争措施”,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局 和地方克格勃部门共同落实。克格勃第一总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 向梵蒂冈的重要机构、耶稣会、罗斯神学院和其他为东方教堂培训牧师的高级教士 学院的所有主要部门进行间谍渗透,并与三名在苏联出生的罗马神职人员——代号 阿波斯托尔、拉斯和斯卢加建立行动联系。米特罗欣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发现,截止 19 69 年底,该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是苏联天主教会特 别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天主教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对高级教士学院的渗透。1968年1 月,同为五局间谍的彼得罗夫和罗古林抵达罗马,在罗斯神学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 学习;1969年,他们前往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天主教中心”执行情报收集任务。1969 年,来自立陶宛的两名克格勃间谍安塔纳斯和维德曼塔斯在格列高利大学学习。另 两名立陶宛间谍达克塔拉斯(主教)和日布捷参加了1969年5 月ZI日至6 月11日在 梵蒂冈举办的真经律法抄本改革工作委员会。达克塔拉斯告诉他的联络员说,在6 月7 日觐见教皇时,保罗六世曾对他说:“我在祷文中提到了你,希望神会帮助立 陶宛的神职人员和教徒”。 在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的协助下,克格勃还顺利地培养了梵蒂冈东方教会圣部 的成员之一、东仪天主教主教杜达什,他的驻在地是匈牙利。五局的一名女间谍波 托奇娜很可能已经打入乌克兰地下教会,她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定期到匈牙利旅行并 ——据她的档案记载——顺利赢得了杜达什的信任。毫无疑问,杜达什从未怀疑过 她是一名派来获取关于梵蒂冈与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秘密联系的情报的克格勃间 谍。 安德罗波夫于1969年4 月批准的针对梵蒂冈的行动还包括一系列积极措施。克 格勃奉命要设法在罗马的苏侨神职人员和苏联国内的东仪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天主教 徒之间制造互不信任。与梵蒂冈有联系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中主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 兹多夫(都主教阿列克谢)、阿达曼特(都主教尼科季姆)、斯维亚托斯拉夫和涅 斯捷罗夫(均身份不明)得到指示,“要在梵蒂冈各机构之间,如东方教会圣部、 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以及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之间制造不和”。为了压梵蒂冈, “停止颠覆活动”,阿达曼特还奉命告诉他在罗马教廷的眼线说,苏联政府正在考 虑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建立将独立于罗马之外的自治天主教会。19 69年10月,立陶宛主教达科塔拉斯在罗马参加一个主教会议时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没有证据表明积极措施对梵蒂冈的政策有何确切影响。 除了高度重视针对梵蒂冈的行动外,安德罗波夫还加快了迫害乌克兰东仪天主 教会的步伐。1969年,地下教会的领导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捕并被判三年监禁。 克格勃报告说,他的被捕“极有助于对谢拉菲姆的心理突破”。谢拉菲姆是地 下东仪教会的另一位领导,后来被克格勃发展为间谍。据米特罗欣抄录的他的档案 记录:谢拉菲姆详细解释了何人、何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赋予他指导僧侣转入地下 活动的任务;他供出了主教韦雷奇科夫斯基进行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与其保持 密切联系的人;他也供出了地下僧侣教会的状况……而且他开列了一份进行非法活 动的东仪天主教牧师的名单。谢拉菲姆的回答还被暗中录了音。 尽管谢拉菲姆同意与克格勃“秘密合作”,但是他拒绝签署大部分告密者都要 签的书面保证书。考虑到这“对宗教人士”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心理考验”并会使 他担心“在来世中遭受神的惩罚”,他的指导员没有坚持要他这样做。另一名间谍, 由于惧怕“被打入地狱”,曾经下跪恳求指导员归还他签署的保证书。 1971年,克格勃还顺利地在利沃夫发展了东仪天主教一个地下教会的领导人, 代号伊利涅伊,他是与波兰天主教会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系人之一。五局认为伊利涅 伊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直接以他进行“非法活动”相威胁,他很可能顽固得 足以承受通常难以忍受的审讯。如果举出其活动的过多细节,他将会识别出告发他 的地下教会的成员。克格勃决定从对伊利涅伊的妹妹及“同谋”玛丽亚采取重大监 视行动人手。玛丽亚淬死之后,在伊利涅伊极度沮丧的情况下,他的联络员断定 “一个复杂的发展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伊利涅伊被带来接受审问,并向他出具 了他在地下教会中从事的大量活动的细节。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给人一种 假象,即多年来玛丽亚一直在告发他。米特罗欣的笔记给出了审问员自吹自擂的报 告的如下摘要:这个僧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完全被这一令人震惊的想法惊 呆了。他圆睁的双眼,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汗水说明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震撼…… 由于看到抵赖是无用的,伊利涅伊供出了乌克兰修士教会的地下领导咸员;他交待 了通过旅游曾到过利沃夫的东仪天主教领导和僧侣的名字;他还交代了他1971年的 波兰之行以及在那儿进行的会晤。一个月后,伊利涅伊被发展为间谍……但他拒绝 签署保证书。 伊利涅伊对他妹妹是克格勃间谍深信不疑,因此当他向指导员传递情报时,总 要加上这样的话:。“无疑我妹妹告诉过您”。据有关他的克格勃档案记载,他对 妹妹能成功地瞒住他而与克格勃发生联系,一直感到惊奇。 1972年,与九年前的斯利佩一样,韦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派往梵蒂冈。一年后, 克格勃设法与斯利佩取得联系。红衣主教费利西邀请了捷克斯洛伐克东仪天主教会 一位主要神职人员来梵蒂冈,却想不到他是代号为“教授”的克格勃间谍。“教授” 最初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发展为间谍的,1971年为克格勃所用,开 始了对乌克兰至圣教主会的一次所谓的“教区”巡访,以便提供地下教会活动及其 与罗马联系的情报。1973年9 月,他在梵蒂冈见到了斯利佩。克格勃还为“教授” 制订了在利沃夫会见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计划,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这一 会晤是否进行了。 1975年2 月,苏联集团情报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协调一致地对付梵蒂冈以及向 其进行间谍渗透的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和匈牙利 安全与情报局在会上都报告说他们的间谍“在梵蒂冈有重要的阵地”。米特罗欣的 笔记中没有发现克格勃有类似说法。不过,与1967年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制订了 雄心勃勃但不现实的间谍渗透计划,包括培养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以及不少于七名 红衣主教(卡萨罗利、维勒布兰兹、柯尼希、萨莫雷、贝内利、波吉和皮格尼多利) 的方案,以及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影响和低毁天主教会的积极措施。 在知名人士的人格毁损方面,克格勃的攻击的目标中,有一个是接替韦雷奇科 夫斯基任地下东仪天主教会领导人的沃洛德梅尔。斯捷尔纽克主教(后成为都主教 区大主教)。间谍娜塔莎到处散布有关斯捷尔纽克不道德的性丑闻,同样的故事也 被其他间谍传送到梵蒂冈。从克格勃的报告看,结果“他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东仪天 主教徒的支持”。事实上,尽管在80年代初进行了新一轮恶毒的宗教迫害,克格勃 在与东仪天主教会的斗争中还是失败了。1987年,斯捷尔纽克从地下转为公开活动, 在sl岁高龄时成为国家英雄,罗马公开承认他是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领袖——这使克 格勃和大多数东正教领导人大吃一惊。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直到1989年10 月还坚称“东仪天主教会绝不会在我国合法化”,然而该教会在年底就合法化了。 除东仪天主教会和其他大主教会之外,在反对苏联境内的宗教“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斗争中,克格勃最关心未注册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的活动,它们如同东仪天 主教会一样,都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50年代末,克格勃估计它所定义的‘非法教 派组织“(其中主要有新教浸礼会、五旬节派教会、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的成员约为十万人。 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继续用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来对付对苏维埃制度构不成明显威胁的团体,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它们害怕甚至 是最无害的不同政见形式。1975年,安德罗波夫在全国克格勃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 强调指出,反苏分子正图谋“以宗教为掩护”反对我国。揭露和打击这一阴谋的最 重要措施就是间谍渗透:这是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对国家关于宗 教态度的误解,这对教徒的心理有深刻影响。在教派人员中有一种偏见,即任何对 当局(包括克格勃) 的协助都是一大罪过——背叛。人们不相信契卡的人道主义。 安德罗波夫抱怨教徒不信任克格勃的“人道主义”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谎言的局 限性。为了说明间谍渗透进教派人员中的难度,他举了“一个发展对象的例子,这 个人几乎已经从对契卡的误解中解脱出来,并执行了行动官员下达的特定任务”… … 然而,有一天,他宣布与行动官员会面是罪过。他解释说,主出现在他的一个 梦中,给他上了手铐,问他:“你是谁的仆人?”受此梦的强烈震撼,这名发展对 象把它解读为上帝的一次警告,并停止了与契十分子的会晤。 就在倾听此类讲话或阅读刊登在内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针对教徒行 动的文章时,米特罗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赞赏他们的勇气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员。 不过,这种赞赏在克格勃的报告上纹丝不露。 到了60年代,克格勃领导层才勉强得出结论,无论进行多少迫害也无法扫除所 有教派人员。在1959年3 月的一次会议上,领导“针对耶和华崇拜者(耶和华见证 会) 的斗争“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得出结论说,正确的策略是”把压迫措施与破坏手 段结合起来“。克格勃开始分化、腐蚀和低毁教派人员,并罗织罪名逮捕他们的最 具影响的领导人。 1966年,最大的教派新教浸礼教会的领导人主教格奥尔吉。文斯和根纳季。克 留奇科夫被判人狱三年。这两个人获释后,都转人地下继续进行活动。1974年,文 斯的活动被发现并被再次逮捕。尽管发起了浩大的国际运动来援救他,他还是被判 再蹲十年监狱,但他在1979年的“间谍交换”中被释放并被驱逐到美国。主教克留 奇科夫保持自由直至1989年,当时他戏剧般地在一个新教浸礼教会的群情激昂的会 议上重新出现在公众中间。他成功地持续秘密传教活动近20年而没被克格勃发现, 这是苏维埃地下宗教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成就之一。 然而,克格勃明显对耶和华见证会比对新教浸礼会更为关心,而世界上大多数 政府对前者漠不关心或心存疑虑,而后者对迫害的英雄般的忍耐赢得了国际上的同 情。1962年,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 :“神职人员中敌意最大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它自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 来,还没有其他的基督教派能像它那样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预言世界末日。尽管它的 许多具体的预言被否认,天启被一再推迟,但是耶和华见证会基本的千年信息却从 未改动过:“末日近了。基督将很快现身把毁灭带给反对其弥塞亚王国的国家和所 有人。” 在20世纪,耶和华见证会一直遭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迫害。数千人曾在纳粹第三 帝国的死亡集中营中殉教。不过,没有哪个主要的情报机构像克格勃那样一直对 “耶和华崇拜者的阴谋诡计”极为关注。或许,克格勃高级官员被耶和华崇拜者的 惧怕是他们在处理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见时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极端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没有耶和华见证会。然而,当19391940年波兰东部、 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并人苏联时,数千名耶和华见证会分子成了不情愿的苏联公民。 由于被控是“一个美国教派”,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68年,克格勃认 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数约为两万人。该会起源于美国,而且其世界总部至今仍在布 鲁克林,这些事实使中心许多阴谋理论家疑心重重。克格勃分析人员极端痛恨地斥 责耶和华见证会把苏联(如一般国家一样)也描绘成是魔鬼的杰作,在布尔加科夫 的《主人与玛格丽塔》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侮辱性言词:耶和华见证会或圣经弟子教 派是外国的一个发明。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积极拉拢新成员入伙……教派人员称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魔鬼之子”。 他们论证说苏联是撒旦创建的。因此,人们不应遵守苏联法律,不参加选举。 他们还让人们不要到苏维埃军队中服役。耶和华见证会分子向他们在劳改营或 内部流放中的宗教教友提供各种协助,向他们提供钱、食品和衣物。 苏联新闻机构还指责见证会的布鲁克林总部组织了一支反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侵 略性十字军。 有报告说,甚至在劳改营中,“耶和华见证会的头头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敌对信 念,并在劳改营中继续进行他们的耶和华工作”。中心为这样的报告感到不安。19 67年间月,从事反对耶和华见证会工作的克格勃官员在基什尼奥夫召开会议,讨论 了“防止教派人员的敌对工作”和“意识形态颠覆”的新措施:各部门应从各方面 加强在国内耶和华见证会中的间谍阵地;应当收集并积累有关耶和华见证会年轻成 员和耶和华见证会头头的情报,以供开展活动,发展间谍或低毁个人之用,还可供 采取反措施之用……会议认为,必须在间谍人员的帮助下,把没有什么文化、缺乏 主动性且不会调动属下积极性的人选拔并提升到该教派的领导岗位。 会议讨论时把耶和华见证会的危险性看得如此严重,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中 心投人大量的资源进行打击的所谓危险的阴谋,充其量不过是小团体私下里,而且 大部分是在家中进行的膜拜,以及他们拒服兵役的企图。但是该阴谋被认为是如此 危险,以致于会议同意需要对布鲁克林总部及其在西欧的分支机构进行间谍渗透。 它还担心布鲁克林可能会正确识别出某些时间很长而又从未被逮捕的耶和华见 证人是克格勃间谍,因此会议同意“创建一支可靠的替补间谍后备队”,以备现有 间谍被揭穿时使用。 《克格勃文集》一方面夸大耶和华见证会及其他教派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载 文吹嘘打击这些组织的积极措施。70年代中期的一个案例就是与赫梅利尼茨基州耶 和华见证会的领导。代号帕维尔的人有关,此人的‘犯罪活动包括拉拢新成员人会, 进行非法集会,劝说年轻教徒拒服兵役,持有并传播宗教文献“等。克格勃捏造了” 有文件根据的诽谤材料“来掀起反对他的舆论。甚至帕维尔头婚所生子女都被迫在 谴责他父亲的报纸文章上签了名。最后,克格勃在舍佩托夫卡安排了一个晚会,与 会者有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以及党、省政府、集体农庄和报界的代表,会上帕 维尔遭到了一系列无疑经过精心排练的对其所谓的过失、残暴、自大和行为不端的 指控。克格勃在关于该晚会的报告中满意地写道,晚会以帕维尔的身败名裂和他第 二个妻子”难以自制的抽泣’而结束。 与其他教派一样,耶和华见证会表现出了一种在迫害中生存下来的令人吃惊的 能力。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克格勃针对他们的运动逐渐解体。1989年10月,无疑令 许多克格勃官员愤怒的是,布鲁克林欧洲分部的头目威利。波尔抵达莫斯科,作为 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客人访问苏联耶和华见证会并讨论他们的未来。 在80年代末,莫斯科牧首公署看来努力做到既不落后,也不超过官方公开性和 改革计划进展的速度。阿列克谢二世在接替皮缅继任牧首一年后,干1991年最终使 自己和俄罗斯东正教会放弃了由都主教塞尔吉在1927年发表的向苏维埃制度“效忠 的声明”。当一位采访者提醒他四分之一世纪前,宗教事务委员会还把他列为最忠 于国家的主教之一时,牧首请求宽恕并谅解他当时的态度。随着苏联在1991年的最 后几个月中的解体,阿列克谢二世宣称“俄罗斯曾患严重的共产主义形态病”。 不过,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受到过去被克格勃渗透历史的困扰。1991年八月政 变失败后,俄罗斯政府信仰自由委员会(格列布。亚库宁神父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获准接触到了一部分克格勃档案,这些档案表明东正教会某些领导人曾经是克 格勃间谍。亚库宁发表了一部档案选集之后,该档案被再次封存;他被控向美国暴 露了国家秘密并受到私人起诉的威胁。格列布神父继续抗争,1994年1 月,他致信 牧首说:如果不清除间谍和告密者的毒瘤,教会就不可能新生。不幸的是,只有一 名大主教——立陶宛大主教赫里佐斯托姆——有勇气公开承认他过去做过间谍,并 交待了他的代号“列斯塔夫拉托尔”。然而,没有其他教会领导人效仿他的榜样。 过去,打入教会最著名的间谍有:德罗兹多夫(他是困杰出的情报服务于1988 年被克格勃正式授予荣誉奖的唯一的一名教会人士)阿达曼特、奥斯特洛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托帕斯和阿巴特。很明显,这些人或那些不太有名的间谍中没有人准 备忏悔。相反,他们小心谨慎地把告发东正教会说成是牧师的中庸之道,而且为告 密者开脱的文章已经见诸东正教会出版物,认为这是东正教会在一个反宗教的国家 中生存下来所必须做的。 我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代号是莫斯科牧首公署的最高领导人的。 这封致阿列克谢二世的信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牧首肯 定已经确切地意识到,格列布神父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德罗 兹多夫,其实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