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角色 绝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都没有敏锐地认识到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和 政治历史中的作用。技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1945年以来,几乎所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提到美国早在日本空袭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破译 了日本主要的外交密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地破译了德国密码也是众所 周知的事。事实上,一份由英国密码译员破译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德国密电——齐 默尔曼电报——的确对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直到1973年 英美二战中的高级技侦秘密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除了 那些前情报官员以外,但他们又被禁止谈这些情况)知道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侦察 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当高级技侦在西线美英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被曝光之 后,十五年内也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东 线是否也存在苏联的高级技侦活动。 在二十世纪末,许多已经知道技侦情报在二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对冷战的研究中仍然完全忽视了技侦情报的作用。日本投降之后,技侦情报 就立即从历史的画卷中突然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系列古怪的异常现象,甚至在一些 对决策人和国际关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当中也能见到这种怪异现象。现仅以马丁。 吉尔伯特爵士所著的多卷本丘吉尔官方传记为例。该传记卷帜浩繁,具有很高 的权威性。传记中提到,丘吉尔作为一个战时的国家领导人曾对技侦情报情有独钟, 然而对他在1951-1955年间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仍然对技侦情报抱有相当的兴趣这 一点,却只字未提。 在斯大林的传记中,有关技侦情报的论述更少。苏联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历史论 著,但却很难想起有哪本对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所获得的数量巨大的技侦情报有 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提及。在很多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中,克格勃很少被提 到。1998年俄罗俾出版了一本最新的有关苏联1917到1991年的对外关系史的学术著 作,一位这一学科的英国学术权威称赞其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佳通史”,该著作 的参考书目列了120 项,但其中除了一本有关贝利亚的传记外,没有一本是涉及苏 联情报工作的。 虽然权威历史学家的这种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情报档案的密级过高(技侦 情报尤其如此),而其根源却来自于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失调”,这是一种我们 在把握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相矛盾的新概念时都会遇到的困难。对于二十世纪的很 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来说,秘密情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当然, 那种以为最秘密的来源就一定会提供最重要的情报的想法(某些“间谍作家”就是 这样想的)显然是幼稚的。不过,那种以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专制政权 (仅举这两个例子)时可以忽视情报部门的作用,同样也是幼稚的。随着新世纪的 来临,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对于情报作用的不重视已不多见了,得还不能说没有。新 一代学者已经开始出现,对于情报的作用以及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利用(或者滥用), 他们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前辈们都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他们要做的研究工 作还很多。 人们曾普遍认为情报的作用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平衡,然而对于苏 联时代的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契卡及其后继者对于苏联制度的正常运转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情报机构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这么 重要。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社会 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过,他担心二十世纪会出现一位“手中握有电报机的 成吉思汗”——一位掌握着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的传统的专制君主。在斯大林控制 之下的俄国,赫尔岑的恶梦变成了现实。但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正如乔治。奥韦尔 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秘密政权。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俄罗斯及其 “近邻”地区的建立和生存,有赖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前所未有的、能够监 视和压制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系统。 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奥韦尔描写了一个几乎完全处于监视之下的国家: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某一时刻是否正被人监视。思想警察监听私人电话的行为有 多么频繁或是通过什么方式,你只能去猜想。你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在 监视所有的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什么时候想监听你的电话就能什么时 候监听。 在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成千上万的人感觉几乎像《一九八四年》一书中的温 斯顿。史密斯一样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无处不在,” 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写道,“很多人没有一个他们完全信任的人”。 斯大林利用契卡的后继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了欧洲历史 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迫害行动,迫害行动的受害者包括苏共领导层、最高司令部甚至 负责实施“大恐怖”的国家安全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关注“大恐怖”的西方 观察家中,因为无法理解在文明社会居然可能发生这样的迫害事件而出现了一些典 型的“认知失调”的例子。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曾报告华盛顿称,公开审判提 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认定(罪犯)犯有叛国罪的裁决是正确的”。历史学 家伯纳德。佩尔斯爵士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同代人中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大权威,但 直到回962 年他还写道:“几乎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承认曾企图危 害斯大林及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必要怀疑他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和中欧建立新的苏维埃帝国的过程中,内务人民委 员会及其后继部门——国家安全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据假装客 观的苏联官方历史称,是“帮助已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并巩固一种自由的内政形 式”——换句话说,就是沿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系列驯服的一党专政国家。在所有 苏联集团国家,效仿苏联国家安全部而新成立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在建立斯大林式的 政权的过程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告密者的数量比纳 粹德国时期还要多七倍。和东德的情况一样,很多一党专政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仅 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是前克格勃间谍。 尽管斯大林以后时代的“人民公敌”被克格勃降格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且 对他们的压制手段也不如以前那么杀气腾腾,但针对他们的行动依旧是毫不留情的。 要理解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必须对克格勃的社会控制手段进行更为详细 的研究。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原来源于克格勃各国内局,后来都归人了克格勃第 一总局的档案。他的这些记录表明,在现在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 的档案库中仍藏有大量的高度机密的资料,它们是研究苏联体制运作方式的宝贵财 富。 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的一大发明就是使用精神病治疗法来惩罚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叛者。克格勃从谢尔布斯基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招募了许 多精神病学家,他们受命把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从而可以 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服用麻醉剂和镇静剂。1975年下半年实施的 一项“间谍行动措施计划”就使用了精神病专业方面的四名间谍(克拉耶夫斯基、 彼得罗夫、“教授”、沃伊金)和六名眼线(代号分别为BEA 、LDR 、MGV 、NZV 、 NR A和SAB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间谍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便是经受了克格勃精神病医生的“治 疗” 之后,依然保持了心智健全。多尔戈普鲁达尼亚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亚历山 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沙诺维奇在1977到1978年间对27名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 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有任何的心理不正常。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 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 开除。 克格勃使用最广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恐吓,这种手段较为简单, 但却需要大量人力。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担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亲身经历,以 及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第一年时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都使他确信克格勃不能忽 视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叛者。“任何一件这样的行为,”他强调,“都意味着一 种危险。”再小的反叛行为也会吸引克格勃的注意。花在追查一件批评苏联制度的 匿名信或煽动性标语的作者身上的精力和资源常常会比西方花在一件重大谋杀案的 调查上的精力和资源还要多。 克格勃的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曾载文颂扬了很多追查匿名信作者的成功行 动。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追查一个代号为“艺术家”的反叛分子。“艺术家”从1971 年7 月开始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发了多封匿名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众多的苏共官员。这些信都是用圆珠笔写的,署名都是“自由党中央委员会”。 刑事鉴定显示在一些信的背面有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素描的痕迹,由此克格勃才给 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 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 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 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 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 城市。 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 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 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 家” 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 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 术家” 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 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 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 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不 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 《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 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 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 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 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 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 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 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 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 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 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 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 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 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 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 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 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 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 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 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 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 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 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 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 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 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 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伪 装成乐团工作人员随行。在122 名乐团成员中有至少8 名间谍和N 名眼线。在巡回 演出过程中,他们收集到了35名乐团成员的“负面材料”,包括“酗酒”、“投机 倒把” (很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想购买点西方消费品),以及与以色列境内人士(指的 是犹太音乐家)进行“友好”通信的证据。他们还收集到了音乐家家属的“负面” 材料,如一位小提琴手(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了他的名字)的妻子与法国的相识 互致生日问候的事等。莫斯科室内交响乐团在1974年也在西方进行了巡回演出,而 它的活动也受到了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佐夫的严密监控。在 乐团的三十名成员中有三名间谍,五名眼线。在这八名特务收集的有关其余二十二 名成员的“负面材料”中,令克格勃最感兴趣的是他们中一些人与外国友人通信的 证据。 由于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全方位斗争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 而克格勃比西方的情报或安全机构要庞大许多倍。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州的克格 勃部门在1970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是克格勃驻各地机构过分看重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 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 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 关) 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 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 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 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 庞大的间谍冈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 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 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 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fg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 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 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 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 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 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 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 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 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 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 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 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 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 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 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 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 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 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 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统治迅速地土崩瓦解时,以 及两年后苏联的一党专政政权几乎同样迅速的解体时,大多数西方人都感到非常震 惊。1992年,亨利。基辛格声称,“我不知道有谁预见到了苏联的巨变。” 西方观察家不仅低估了克格勃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苏联制度运转的极端重要性, 而且也低估了其安全与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大恐怖时代末期成为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后来成了苏联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斯大林曾 称他为“我的希姆莱”。1945年,他受命主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3 年俾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成为苏联第一位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安全部门首脑。然 而,对于他的野心的担心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为了对付他而团结在一起,并在1953 年底将他处决了。 从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苏联其他领导人不会再给克格勃主席篡权的机会。这 种想法在亚历山大。谢列平身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谢列平在1958到1961年间担任克 格勃主席。他精力充沛,而且相对较为年轻。他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党的总书记的 野心,然而在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主要密谋篡权者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实际上也 靠边站了。 70年代,尤里。安德罗波夫逐渐把苏联大权揽人自己手中,他的手段比贝利亚 或者谢列平要高明得多。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逐渐建立起当 然继承人的形象,并于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然而,无论是在亨 利。基辛格长达2000页的回忆录(969 -1977年)中,还是在接替基辛格在1977fg1 980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关于他任期的回忆录中,对安德罗波夫都 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 夫也同样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当1991年8 月他发动意在推翻戈尔巴乔夫、建立 一个强硬派政府的未遂政变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感到非常吃惊。但像贝利亚一 样,克留契科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虽然在此之前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 政政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支柱,而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的加强这一统治的努力, 却反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崩溃。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给予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后继部门—— 的首任长官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关注之少,也是令人惊异的。就在普里马科夫 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前夕,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专著,并受 了广泛的好评,而就在这本专著中也只字未提到普里马科夫。到了1999年春天,尽 管普里马科夫声称自己没有接替叶利钦的野心,而民意测验却表明,在所有可能参 加第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中,普里马科夫的呼声是最高的。显然是因为觉 得普里马科夫的权力太大了,叶利钦遂于1999年5 月罢免了他。 契卡及其后继者不仅对于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权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 苏联外交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1980年,吉姆。菲尔比曾在克格勃的一次讲 座中说:“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是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没有 能够认识到克格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件主要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苏 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符合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研究 都一概会提到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外交官所进行的关于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的谈判, 但一般都完全忽略了苏联在国外进行的非常规的活动,例如在巴黎开展的针对白卫 军的特殊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实施暗杀弗朗哥将军的计划,30年代后期在西欧 消灭托派骨于分子,以及1953年暗杀铁托的阴谋活动,等等。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的许多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 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外情报机构——外国科,曾粉碎了一系列与反布 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和帝国主义情报机构有关的反革命阴谋,从而一举成名。尽管现 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阴谋(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 在苏联领导层的想像中它们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同样地,外国科在苏联境外消灭 白卫军和托派骨干分子的行动,在斯大林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时,斯大林更担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希特勒。 30年代,苏联的国外情报收集工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主要应归功于 “大特工‘们。招募剑桥”五杰“和其他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打开了克格勃对 西方国家首都的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进行渗透的大门。外国科获得的大量英国文件和 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件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对 这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够。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情报机构与其战前的主要目标 ——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情报站;而美国在 194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间谍机构。外国科在二战前所遭受的主要失败都是自已造成 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最优秀的情报官员成了“大恐怖”时代的偏执思潮的受 害者,惨遭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了解这么多关于自己的盟国的秘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 斯大林掌握的自己谈判对手的底牌,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家在任何一次会议上 都要多。斯大林了解很多高度机密的英国和美国文件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丘吉尔和 罗俾福甚至都没让他们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知晓。虽然在英国只有六位内阁大臣知道 英国高级技侦处的存在,而斯大林却对它了如指掌。杜鲁门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对 曼哈顿计划也一无所知,直到他1945年4 月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才知道这一 计划(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才知道英国有个高级技侦处),而斯大林对此计划却早已 知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1945年7 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对斯大林说 “我们拥有一件杀伤力非同寻常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看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他当然也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比杜鲁门要早得 多。 美英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就是美国人研究成功了 “维罗娜”解码,破译了几百名苏联间谍的代号和关键线索。对此斯大林也比大多 数美英决策者知情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过“维 罗娜”一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以外,艾德礼内阁的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维罗娜”一事。由于美国情报部门相互竞争,甚至中央情报局 也是到了1952年末才知道有“维罗娜”的存在。然而苏联克格勃总部早在1947年初 就通过隐藏在美国技侦情报机构——陆军安全局的威廉。魏斯班德得知了“维罗娜” 的消息。这样一来,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对于冷战初期美国最大的情报秘密 的了解比美国总统或者中央情报局都早了五年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格勃在对苏联的盟国进行渗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二战胜利后克格勃的一些间谍仍然在这些盟国中潜伏了下来,这使得苏联对其 情报机构在冷战中针对“主要对手”及其北约盟国的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克格 勃的战后战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企图之上的,即建立一个庞大的秘密情报站网络, 并招募新一代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重现战前“大特工”时代的辉煌。直到1980 年初,中心还计划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公开情报站之外,再建立6 个秘密情 报站,每个情报站都控制着打入里根政府心脏的若干名间谍。事实证明它的计划实 在过于乐观了。 战后,克格勃打入“主要对手”权力部门的大战略虽然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战术 性胜利,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失败告终。至少在60年代初以前,克格勃关于美国外 交政策的主要情报来源还是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渗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作 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农政权,曾有着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神话般的形 象,这一形象激励着剑桥“五杰”和与他们类似的美国间谍为之效力,然而到冷战 开始时,这一形象却开始迅速失去光彩。60年代后期,大部分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 革命分子与他们战前的前辈们不同,他们不再崇敬衰落的共产党,而是崇敬新生的 左派力量,这一新左派似乎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越来越衰老的领导层抱有深深 的怀疑。 美国和英国的共产党曾是苏联情报机构发展间谍和招募出色侦探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共产党二战后在美国和英国的衰落,苏联情报机构失去了这一来源。二战结 束初期,法国和意大利是克格勃在西方培养间谍的最肥沃的土壤。在这两个西欧国 家里共产党的势力最为强大,而且都参加了战后的联合政府。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 案显示,克格勃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的间谍中,服务时间最长、同时可能也是最多 产的间谍是茹尔和达里奥。他们在战后初期就进人了各自国家的外交部。 50年代,克格勃从欧洲大陆北约主要成员国所获得的高等级情报的数量可能已 超过从美国和英国所获得的了。对法国、意大利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部及其驻莫 斯科大使馆的渗透,除获得了大量外交文件资料外,还为克格勃的密码破译人员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冷战期间(如果不能说是整个时期的话,最起码是在绝大部 分的时期),中心认为其重要程度足以上交中央委员会的解码电文每年从未低于10 万份。从整体来看,在冷战期间,由于德国分裂以及从东向西的难民涌人,联邦德 国成了最容易受到间谍渗透的北约主要成员国,为过克格勃在这方面成功的数量不 及其盟友东德。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间谍京特。纪尧姆在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时刻 (维利。勃兰特开始实施其东方政策之时)成功地成为西德总理的助手,这是冷战 期间意义最为重大的情报杰作之一。 尽管中心从北约国家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高等级情报,但它却从未对它的成绩满 足过。在欧洲,如同在北美一样,中心从未放弃冷战早期培养新一代“大特工”的 野心。在70年代,中心打算寻求一批理查德。佐尔格式的人物,并取得世界各国共 产党领导的许诺,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然而,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档案资料表明, 他们没能找到几个佐尔格之类的人物,甚至可能连一个也没有找到。到了70年代中 期,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党力量仍很强大的西欧国家里,最聪明的党员往往都是 些持有非正统观念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盲目虔诚地准备为“劳动者的祖国” 献出自己生命的亲苏派。当面对西方的生活现实时,一些苏联特工也难以保持 自己的思想信仰。随着冷战的深人,克格勃那些最好的间谍变得越来越看重实际利 益(如奥尔德里奇。埃姆俾),而不是思想信仰(如吉姆。菲尔比)。 但是,在克格勃总部那些几乎没有任何西方生活经验的领导的压力下,世界各 地的情报站却不得不设法去与西方一些主要的政治人物拉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一些 极不现实的毫无希望的人员招募计划(无疑都是获得政治领导同意的),试图将哈 罗德。威尔逊、维利。勃兰特、奥俾卡。拉方丹、赛勒俾。万斯、兹比格纽。布热 津斯基以及其他西方高级政治家招募为间谍。面对这些及另外一些失败,克留契科 夫不是采取更现实一些的招募政策,而是用更加官僚化的手段,要求写出更长的报 告,填写更多的表格。1985年4 月,当苏联驻世界各地的特工收到中心新设计的调 查表时肯定在暗暗叫苦,克留契科夫指示他们以此为基础,写出有关被认为是可能 的“发展对象”的西方政治家与其他重要人物的报告。调查表上共有56个问题,许 多都极其繁琐。比如,调查表第4 栏第14个问题要求提供以下情报:生活方式;嗜 好、娱乐方式、品味;爱看哪些作家的书籍;戏剧、音乐、绘画,以及其他特别喜 欢的东西;收藏;体育方面的兴趣(骑马、打猎、钓鱼、游泳、国际象棋、足球、 游戏、开车兜风、驾船出海,等等),赢得的奖项;散步;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 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喜欢什么风味的食物,等等。 另外55个问题也都包含有类似的不厌其详的询问,从‘有损调查对象形象的信 息“到”调查对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若要按此调查 表完成对某个”西方重要人物“的调查,情报站的行动官员可能需要进行数月的调 查。 中心在政治情报领域的主要缺陷并不是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在于情报搜集,而是 在于它对所搜集的情报的分析能力。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中心每天将一份收 自各情报站及其他渠道的国外情报报告摘要送交克里姆林宫,除做一些敷衍塞责的 说明外,一般都不会多做解释,担心那样会与政治领导们的观点相。民斯大林与赫 鲁晓夫二人都愿意自己给自己充当首席情报分析家,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很不称职。 勃列日涅夫与他们不同,他不愿把时间花在分析情报及其他任何信息上面,这 样就给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比他的任一位前任都大的用武之地——递交他的情报判断。 情报判断在斯大林时期是最差的。斯大林本人对于无视有关1941年德国入侵的 多次警告情报负有很大责任。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执导致了一系列 其他方面的判断失误——其中包括战争期间荒唐地认为剑桥“五杰”(克格勃的一 批最有才华、最能干的间谍)是英国精心策划的大骗局的一部分。虽然斯大林死后 的情报分析再也没有偏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冷战期间的一些紧要关头,克格勃 总要用阴谋理论来取代客观判断。安德罗波夫就任克格勃主席不到一年,就开始向 政治局提供歪曲事实的情报判断,目的在于加强政治局以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 的决心。他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试图在苏联阵营中进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这一成 见,所以他对于任何与此成见不一致的证据都不愿多加考虑。1968年,中心销毁了 华盛顿情报站获得的美国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们并 没有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任何其他美国机构的操纵。 在60年代早期与80年代早期,中心都认为美国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 击。虽然苏联一些驻西方国家情报站的情报官——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要比苏联领导 人及克格勃主席多得多——私下认为这种担忧纯粹是无中生有,但他们却不敢公开 反驳克格勃总部的判断。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虽然认为克格勃 要求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协助调查这些莫须有的美国先发制人的突击计划纯属浪费 时间,但他也知道向莫斯科抱怨是没有用的。“这些指示,”他说,“像来自上面 的其他指示一样,是没有什么讨论余地的。” 苏联的情报分析所以失真,常常被扭曲,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党专政的体制及其 内部对所有反对意见的不信任。因此苏联在解释其搜集的政治情报方面就面临比其 西方对手更大的难度。尽管苏联领导层直到冷战结束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但如果 他们的曲解受到其情报报告的挑战,他们就会大动肝火。苏联体系内的不同意见总 要面临被指责为叛变的危险。30年代后期那些敢于公开表达意见的情报人员一般都 死于非命。即便在斯大林以后时期,敢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情报人员不再面临生命威 胁,但他们的前途——像米特罗欣那样——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封闭性或半封闭 性社会在从人力资源中搜集情报方面比开放性社会具有内在优势,因为西方国家的 首都在安全与监视方面无一例外地要比共产党国家及其他专制国家首都的水平低。 但从另一方面看,一党专政国家在情报分析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缺陷,因为分析 家们一般都不敢对党内的统治者讲他们不爱听的话。 在30年代,外国科的情报报告撰写人员虽然要注意避免伤害政治领导们的感情, 但他们知道如果向上面提出英国反苏阴谋的证据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在冷战时 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们同样知道,把美国当做替罪羊,不会冒任何风险。克 格勃一位PR线官员在1991年未遂政变几周后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他和他的同 事们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把一切都推到美国 人头上,便会平安无事”。因此,苏联领导人所得到的情报报告非但不能修正他们 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识,反而会进一步加深这种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年中,能显示其关于西方的“新思维”的最为 确实的迹象就是他批评第一总局政治情报报告中的传统偏见。中心在1985年底不得 不发出严厉指示,“在送交苏共中央及其他领导机关的信息与情报报告中,决不许 歪曲事实真相”。这是对克格勃完全遵从于苏联前领导人所期望的政治上正确的标 准的彻底否定。 然而,这些情报报告不管如何歪曲事实,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对于理解苏联对外 政策还是必不可少的。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尤其在古巴导弹基地问题上的那场极 其危险的赌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美国对苏联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 错误情报的影响。70年代,安德罗波夫权力的增大以及他与葛罗米柯及乌斯季诺夫 在制定政策方面所形成的“三驾马车”,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总部的情报分析 工作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有力证据。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后,言辞越来越具警 示性,最后甚至谴责里根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过度的军事狂热”。如同在60年代 早期那样,这也反映了中心那危言耸听的情报分析——(根本不存在的)美国实施 先发制人的核突击的威胁_所造成的影响。 尽管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谴责了克格勃的情报分析,但他最终还是要依赖对 外情报来重新调整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他1987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破 例带上第一总局局长以及随后又很欠考虑地任命克留契科夫为克格勃主席的原因。 接替克留契科夫继任第一总局局长的舍巴尔申认为,对外情报报告现在已克服 了以前那种要求政治上正确但却歪曲事实的缺点。然而,当苏联制度于1990—1991 年间开始崩溃的时候,某些旧的反美主义的阴谋理论又开始抬头。美国及其盟国分 别都受到克留契科夫及其他克格勃高级官员的指责,有的被指责污染苏联进口的小 麦,有的被指责试图破坏卢布,有的则被指责阴谋分裂苏联,训练间谍以便破坏它 的经济、政府与科学研究。 苏联制度对科技情报的消化吸收要比政治情报容易得多。虽然西方政治在本质 上对一党专政国家具有颠覆性,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科学技术却没有这种颠覆性。 “外国的技术成就”是在1925年由捷尔任斯基首次确立为苏联的情报目标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已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因 素。 正是因为针对英美制造第一枚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把所需 的科技秘密带回给斯大林及克格勃总部,苏联的军事技术才得以不落后于西方。如 同核武器的发展一样,苏联的早期雷达、火箭技术以及喷气推进技术等都主要是依 靠学习西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对西方科学家比对自己国家的科学家更信任, 苏联的技术创新一直要等到其被西方的经验证实后他才会相信。 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科技的大量注人是苏联的一大怪现象的 成因之一,人们对这种怪现象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即“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一 方面它有能力保持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另一方面它的婴儿死亡率与另外一些 社会贫困指标却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苏联武器系统与西方的差距要远远小于它在 任何其他经济生产领域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苏联内部对武器的高 度重视,而且还在于情报人员在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冷战的 大部分时期,美国商业部门比美国联邦政府部门要容易渗透得多。1985年,奥尔德 里奇。埃姆斯的主动投诚使克格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了一个重要间谍,但在 此之前很久,克格勃就已经在美国的国防业务承包商中用金钱收买了一批间谍。伴 随苏联间谍渗透而来的是对美国一些头号公司传真通讯的被窃听。在80年代早期, 华约集团使用的武器系统大约有70%是基于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冷战的双方都在 依靠美国的科技,依靠程度之大令人震惊。 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至少后者是在最初时期)都看到科技在非军事领域 的作用更大,它是振兴整个经济的关键。然而,尽管T 局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在结构上的缺陷严重地限制了西方科技秘密的经济效益。与苏联 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掣肘所对应的是,苏联经济的僵化及其对革新的抵制(与西方 的市场经济相比)。因此便有了80年代经济上的怪现象:尽管拥有大批优秀科学家 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苏联的技术却越来越落后于其西方对手。在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种落后的程度对苏联领导层是隐瞒不报的。第一总局的报 告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讲的统统都是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问题,而闭口不谈 “社会主义”东方的问题。在1984年2 月完成的一份两年一度的关于对外情报活动 的总结报告中,克留契科夫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但却只字不提苏联阵营中的比这要严重得多的危机。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在苏共第27 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号召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讲话中,也声称资本主义的危机日 益严重。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即克里姆林宫 有能力获得西方的最新技术,却不能把握其自身经济管理不当的性质与程度。戈尔 巴乔夫是战后第一位对苏联经济运行情况在统计数字上有了一个较准确把握的苏联 领导人。他在改革初期最有名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算,1981年一1985 年期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为零”。苏联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西方的长时期衰退的 程度暴露出来后,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远远胜过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所取得 的成功,尽管后者以前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80年代末,他已放弃了振兴指 令性经济的企图,转而把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因素。 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意味着苏联在西方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克 格勃的x 线(科技情报)通过东西方科学交流和合资企业进行情报活动创造了新的 机会,这些正是俄罗俾国外情报局迫不急待地要加以利用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 在英国的X 线大间谍迈克尔。史密斯的复出,是叶利钦时代继续重视科技情报搜集 的诸多迹象之一。对于俄罗俾国外情报局来说,如同前苏联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一样 J 线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美国。为了构架与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间的桥梁,美国的安全 检查措施有所放松,这导致了1994年获准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与桑迪亚核实验室以及 其他秘密研究机构的苏联与中国科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然而,二线却发现俄罗斯 国内对其工作成果的热情已不如冷战时期了。俄罗斯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使军工企业 ——以前曾是科技情报的主要用户——陷于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克格勃在对外间谍活动方面的成 绩。中心最终还有一个比在西方搜集情报更为重要的任务。契卡于布尔什维克夺取 政权6 个星期后成立,其任务是“以革命的方式肃清反革命分子”。在这个第一位 的任务——保卫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派——中,契卡 及其后继部门都做得特别出色。 从20年代起,针对“反革命”的斗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展开了。前苏 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中的作用,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竟被官方 奇怪地忘记了。如同克留契科夫和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某些高级官员一样,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也坚持说国外情报局没有介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及违背人权的 行为。事实上,它是涉及此事的核心部门。在苏联阵营内部,在对付意识形态领域 的颠覆活动方面,克格勃的国内机构与其国外情报机构的协调行动不断得到加强。 1956年匈牙利暴动遭苏军坦克镇压后不久,以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粉碎 后不久,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曾对这个自由的魔鬼能否尽快地返回瓶中而感疑虑。事 实上,一党专政的政权所以能非常快而成功地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恢复,主要是靠 了苏联克格勃及其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同行的支持。从1968年之后,苏联阵营中 的民意状况受到了特工的严密监视。这些特工经验丰富,他们扮做西方游客与商人, 探查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并假装同情他们。在汇报这些“进步”行动的结果时, 第一总局还敢讲一点以前进行情报分析时不敢讲的实话,比如它报告了苏联民众对 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冷嘲热讽的话。 在整个冷战期间,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克格勃在外国的首都同样积极地开展反 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克格勃驻西方国家的情报站担负着一项长期任务,即尽 可能多地搜集可用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材料: 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积极措施,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之处、持不同 政见者圈子里的观点分歧与冲突、这些不和产生的原因,加剧这些不和的可能方法、 以及有损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名誉的具体把柄(如酗酒、不道德行为、事业上的滑坡, 以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方特务机构及意识形态主管部[二有联系的事实等等)。 国外情报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的主要支持者。克格勃 在英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神经病学家哈罗德。梅尔斯基,他曾为在苏联精神病院的受 害者的利益而呼吁。1976年9 月20日,伦敦情报站给梅尔斯基寄了一封信,假称是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写的,提醒他面临受到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袭击的危险, 可能会给他造成极严重的身体伤害。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希望梅尔斯基会更多地操 心个人安全而少花些时间去支持那些被关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 由此可见,第一总局绝不是比较传统的对外情报活动机构,与持不同政见者作 斗争是其首要任务之一。比如,它在1978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 要让尤里。奥尔洛夫像萨哈罗夫三年前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后来发给了 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这被中心称作是它的一个巨大胜利(事实上这 两个人获奖很可能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毫无关系)。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 苏斯洛夫被奥斯陆情报站人员深夜叫醒,向他报告好消息。无论对于何种政治体制 而言,恐怕很少有能比深夜叫醒一名部长更好地证明一条消息的重要性的例子。 国外情报站还非常注意一些主要西方共产党中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 因为它们挑战莫斯科路线的绝对正确性,所以就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颠 覆活动。克格勃在70年代后期设计的那些不寻常的积极措施中,就有一些是用来搞 臭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 直到冷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一总局的首要任务之一还是阻止所有的苏联持不同 政见者及叛变者获得国外的认可——即便是在与政治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至少根据 西方的理解)。中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策划破坏鲁道夫。努列耶夫。纳塔利亚。 马卡罗娃以及苏联芭蕾舞界其他变节者的前程。到1974年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 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代号“旅行家”)移居西方的时候,克格勃已经不再策划使 表演艺术领域的流亡者遭受身体伤害的行动了,但却似乎变本加厉地实施积极措施, 使他们在西方媒体上得不到好评。1976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妻子——歌唱家加 林娜。维什涅夫斯卡亚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后,中心要求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 门协助寻求能够渗透进他们生活圈子的间谍。中心对罗斯特罗波维奇于1977年被任 命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职务在他17年后返回俄罗斯前一直为他所 担任——深感恼怒,但令它感到欣慰的是《华盛顿邮报》于1978年5 月刊登了一篇 不多见的对他在乐团的工作提出批评的文章。中心将这篇评论分发到各情报站,作 为他们应鼓励发表的文章的例子,并要求他们唆使人写文章攻击罗斯特罗波维奇的 自负,说他如何辜负了西方的期望,另外还要攻击他如何试图操纵西方媒体。 持不同政见的国际象棋选手也是克格勃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要阻止这些人在 与具有正统思想的选手的比赛中获胜。1978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 赛决赛中,对阵双方是苏联的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与移居国外的维克托。 科尔奇诺伊,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个由18位第一总局行动官员组成的小组,千方 百计地要确保科尔奇诺伊被击败。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冠军赛上,克格勃的积极措施 对比赛结果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的前七局下成平局,但科尔奇诺伊略占 优势。 第八局开始时,卡尔波夫拒绝与科尔奇诺伊握手。被激怒的科尔奇诺伊输掉了 这一局。人们都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是下不好棋的。在接下来的五局中,科尔奇诺 伊被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位苏联催眠术师弗拉基米尔。祖哈尔医生搞得心神不宁。 此人在整个比赛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下完17局后,科尔奇诺伊落后3 分。 整个比赛结束时,他追回了两分,但还是以一分之差丢掉了冠军。关于克格勃在苏 联国际象棋比赛中的插足行为,足可以写成一本书。 从潜在意义上讲,冷战期间克格勃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来自有组 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宗教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所希望和预计的那样消亡。尽 管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联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但苏联领导却不得不伪善地 宣布尊重宗教自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彻底根除宗教活动的努力被更 为狡猾的迫害形式所代替,他们想借此使宗教活动不断衰落,并排斥信教的人。在 苏联东正教中,克格勃能够依靠其渗入教会管理层的间谍。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来 自其他基督教派以及少数大胆的东正教牧师要求停止宗教迫害。但若想宗教自由在 苏联国内得到进展,受迫害的基督徒需要得到全世界教会的坚定支持,特别是世界 基督教协进会的支持。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持。克格勃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中的间谍非常成功地让该组织把注意力集中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罪恶,而不是苏联阵 营中的宗教迫害。1975年,间谍阿达曼特(尼科季姆大主教)被选为世界基督教协 进会6 名会长之一。 克格勃重视控制宗教异端并拒绝西方对受迫害的苏联基督徒的支持不是没有道 理的,波兰发生的事件就完全能说明这一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从来没有能将天 主教置于它的政治控制之下。早在70年代初期,克格勃就认定科拉克夫大主教卡罗 尔。沃伊蒂瓦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反对派,他在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上都不愿意妥协。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想逮捕他,但他们又害怕这样做会引发波兰国内与西方国家 的强烈抗议。沃伊蒂瓦于1978年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个事件给波兰共产 党政权的打击——并最终给整个苏联阵营的打击——是致命的。在他1979年带着胜 利的喜悦访问波兰的时候,失去信誉的共产党政权与首位波兰教皇那强大的精神感 召力之间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自由政策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克格勃早期对政治上持不同政 见者的担忧,即如果让他们将其“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下去的话,将会给苏联 政权带来危害。1989年萨哈罗夫从国内流放中解放出来并获准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 年,他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成了“毫无疑问的杰出 人物。”70年代初期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现在都被坚定地提上了政治 日程。 只有当克格勃那庞大的社会控制机构开始被拆除的时候,它对苏联生存的重要 意义才得以完全清楚的展现出来。1991年8 月发生了以推翻戈尔巴乔夫为目的的军 事政变,以克留契科夫为首的政变发动者们在声明中暗示,由于克格勃放松了对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从而才动摇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基础:所有层次的政权都失 去了民众的信任……对国家各级机构的恶毒嘲弄正日益滋长。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 控制。 政变策划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现在再想让时钟倒转已为时晚矣!“如果政 变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发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它或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 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克格勃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削弱了,以前它能够将莫斯科的任何游行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却不能了。 大量的群众——在几年前根本是不可能集中起来的——聚集在莫斯科“白宫” (叶利钦的总部)外面,保护它不受攻击。他们后来又围在鲁比扬卡四周,在一片 欢呼声中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基座上推翻在地。 当时,苏联崩溃的速度令所有观察家惊愕不已。然而,现在看来,最值得一提 的倒不是共产党政权在1991年底的突然灭亡,而是它竟然能维持近75年之久。如果 没有克格勃在冷战期间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所进行的大规模斗争,共产党时代可能 要短暂得多。克格勃是苏维埃制度中名副其实的“剑与盾”。它最为显著的成就就 是维持了20世纪一个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党专政国家。 随着一党专政国家的崩溃,克格勃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大部分土崩瓦解了。 在叶利钦当政的俄罗斯,虽然克格勃国内各局(被分别重组为国家安全部、反 间局及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但第一总局的继身,新独立出来的国外情 报局的影响力却恢复得很快。而且,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比前苏联任何时期的第一总 局都更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1993年,其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发表了 一篇报告,抨击北约的扩张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他是在俄罗斯外交部正对西方 采取一种更软弱更温和的路线时说这番话的。在叶利钦总统1994年9 月访问华盛顿 前夕,普里马科夫再度无视外交部的权威,发表文章警告西方不要反对俄罗斯与其 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再度形成政治与经济上的融合。普里马科夫的副手维亚切斯拉 夫。特鲁布尼科夫声称国外情报局有权利发表公开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外交部的 意见相左:“……我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我们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要表 达自己的观点。” 叶利钦任总统前5 年期间,国外情报局与外交部的对抗以国外情报局的大胜而 告终,普里马科夫于1996年12月接替亲西方的安德烈。科济列夫就任外交部长。可 能会引起许多俄罗斯外交官不满的是,普里马科夫把许多国外情报局的官员带到了 外交部。无论是任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后来就任总理时,普里马科夫都与它以前的副 手特鲁布尼科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继他之后任国外情报局局长。 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在幕后也同样比以前的第一总局敢做敢为。前第一总局要经 常向党的领导表忠心,例如它在1984年“工作计划”开头那段老生常谈的冗长的前 言中写道:1984年,各国外情报站的工作一定要严格按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共中央11月(1982)全会和6 月(1983)全会决议、苏共总书记尤。V.安德罗波 夫同志讲话中提出的方针与基本结论、以及1981年5 月第一总局领导干部会议的要 求来组织与计划。 现在的国外情报局已经摈弃了那种社会主义的逢迎拍马作风。它直接向总统汇 报工作,每天向叶利钦总统呈报一份国外情报摘要,其内容有些类似美国中央情报 局撰写的“总统每日简报”。然而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同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 还会列出各种对策,并直言推荐它所看好的对策。 如今,我们不清楚体弱多病的叶利钦还能读多少份国外情报局的报告。到了90 年代中期,当给他看一些文件时,据说他就经常对他那长期受气的办公厅主任维克 托。伊柳辛说,别拿“那些鬼东西”来烦他。特鲁布尼科夫像他的前任一样,也可 以直向叶利钦汇报。1998年,在联合国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而产生争执期间, 他帮助制定了俄罗斯的政策。不久,他就出现在在莫斯科举行的叶利钦与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会谈中。媒体没有注意到的是,特鲁布尼科夫还陪 同普里马科夫于1999年5 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与米洛舍维奇进行进一步磋商。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尽管不是萨达姆。侯赛因或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但它并不希望其 中的任何一个被西方打败。 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当时是FSK ,现在是FSB )已恢复了一些以 前的影响力,但其以前的权力却仅恢复了一点点。谢尔盖。斯捷帕申于1994年就任 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他是与叶利钦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作为一个具有一 定改革资历的中间派政客,他曾在1991年声称,“克格勃必须被彻底铲除。”‘然 而,当上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之后,他又抱怨自己的机构被“阉割”了,要求获得更 大的权力。他的影响在车臣危机中表现得很明显。1994年夏末,斯捷帕申劝叶利钦 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动进攻,说这样可以在几乎一夜之间推翻反叛的总统祖哈尔。 杜达耶夫,让车臣重新回到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原计划由车臣内部的反杜达耶 夫力量(由联邦安全总局武装和资助)发动攻击,但是当大多数车臣反杜达耶夫力 量于N 月的最后一刻撤出战斗后,联邦安全总局随即便投入了俄罗斯的军队,结果 (如斯捷帕申后来所承认的)遭到了惨败。杜达耶夫击败了俄军的第一次进攻,并 让被俘的苏军士兵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游行。格罗兹尼后来被俄军攻克,车臣人 转人农村地区进行坚决抵抗。这场残酷的战争在随后两年中夺去了25000 人的生命。 叶利钦的声望因此而极度下降。为平息国家杜马对这场战争的批评,斯捷帕申于1995 年6 月被解职,但他仍 与叶利钦关系密切,并于两年后重返政府任职,开始任司法部长,后来于1998 年5 月任内务部长。1999年5 月,叶利钦挑选他接替普里马科夫任总理。 3 个月后,斯捷帕申被当时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京代替,后者 是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官员,曾在东德干过15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叶利钦三 次选用现任或前任情报头子做总理,这一点令大多数注视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观察家 惊愕不已。 叶利钦以1991年他当选首任民主选举的俄罗斯总统并击败8 月军事政变而上台, 但1999年当本书交付出版的时候,他的十年统治正在因他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与酗酒 而步履蹒跚地走向终点。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都业已开始展望后叶利钦时代 了。两者都认为再回到冷战状态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都与西方主要的情报机构 建立了稳固的联系,虽然他们很少宣扬。但国外情报局与联邦安全总局仍认为与西 方的利益冲突仍将继续。 他们这样预见是有其道理的。苏联的崩溃给世人展示了一条极为古老的分界线, 其根源更多地与公元4 世纪而不是与公元20世纪发生的事件有关。它并不以冷战的 “铁幕”为界,而是以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离为界,后者始于公元330 年君士坦丁 堡作为新罗马的地位的确立,这一地位被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正式分裂而永久 保持下来。虽然东正教主导的东方被伊斯兰教侵人,而天主教主导的西方的统一又 被新教改革所分裂,但东西方的文化界线依然存在。“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历史 学家诺曼。戴维斯写道:“东正教就把西方看作是比异教还要恶劣的压制的根源。” 正是因为分界线根基如此之深,所以才这么难以逾越。那些在20世纪末加入北 约的东欧国家,那些在ZI世纪初可能加人的国家,还有那些将来最有可能加人欧盟 的国家,统统都位于这一分界线的西侧。在东正教主导的欧洲地区,至今还没有很 具希望的候选国。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80年代后期西方政治家对戈尔巴乔夫力图在“共同 的欧洲家园”里确立俄罗斯一席之地的远大抱负所给予的欢迎,如今看来是虚伪的, 言不由衷的。“一个被排除在外并隔绝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乔纳森。哈斯拉姆认 为,“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麻烦。”虽然俄罗斯是欧洲理事会、俄罗斯一北约联合 理事会以及西方为沟通东西方分歧而建立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但北约的扩张以及计 划中的欧盟的迸一步扩大,都让俄罗斯意识到它已被贬为欧洲的边缘国家。不足为 奇的是,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坚决反对这两种扩张。而对俄罗斯国家地位衰落的愤慨 无疑又加强了这种反对情绪。1989年的几个月功夫,东欧的革命便毁掉了苏联阵营。 两年后,俄罗斯甚至比这更为突然地失掉了几乎一半以前由莫斯科统治的国土, 人们发现目前俄罗斯的版图比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还要小。有迹象表明,国外 情报局一些(或许很多)官员赞同现任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吉。久加诺夫的观 点,认为西方的一个长远计划就是首先毁灭苏联,然后再阻止俄罗斯复兴。他们认 为,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阻止西方的价值观获得胜 利。 叶利钦当政十年,时间过于短促,不足以让俄罗斯从苏联集团的消失和苏联的 解体中恢复过来。就像战后的英国那样,叶利钦的俄罗斯,用迪安。艾奇逊的名言 来说,是“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找到一个角色”。然而,对英国来说,它是在 一个政治稳定 与经济恢复的时期失去帝国的,而对俄罗斯来说,却是在经济崩溃与政治分裂 中失去帝国的。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它虽有国歌,但却难以达成 共识来为它填上歌词,这正是其目前在国家形象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危机的一个表现。 为树立自身形象,国外情报局追溯了它前苏联时期的过去,并将之改塑成一段 英勇的历史。1995年12月20日,它把契卡建立外国科75年的日子当作自己成立75周 年的纪念日来庆祝,并为此发表了一篇通篇都是赞扬言辞的文章,称颂苏联国外情 报人员的“辉煌业绩”以及“他们为捍卫祖国安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于其一 些昔日的英雄曾直接参与或配合了“大恐怖”中的暴行的可悲事实,国外情报局的 处理方法是矢口否认,荒谬地宣称他们与这些事件毫无牵连。在国外情报局对“大 恐怖”的描述中,唯一与之有关系的是它培养了“在叶若夫及贝利亚刑讯室中牺牲” 的战士。作为国外情报局的负责人,普里马科夫是一部多卷本的苏联对外情报 史的“总编”,这部书旨在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光荣而无私地为祖国和人民履 行了自己的义务。”虽然普里马科夫的这部史书还没写到冷战时期,但现在已经可 以清楚地看出书中决不会对第一总局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与践踏人权方面的行为有 任何记叙。 1996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发行了一张用英语与俄语制作的光盘,题目是“俄 罗斯的国外情报活动:契卡一克格勃一国外情报局”,光盘声称“首次以专业性的 观点记叙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秘密组织之一的历史与发展。”在这一多媒体版本对其 昔日成就的颂扬中,贯穿着一个核心目的,那就是强调前苏联的对外情报活动与今 天俄罗斯的国外情报活动的直接关系。光盘的封面上有一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国 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总局目前都希望将这座塑像重新竖立在鲁比扬卡外面它以前的 基座上。没有什么能比国外情报局重申其克格勃渊源更能显现俄罗斯对前苏联在对 外情报活动方面的继承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