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作组一心挖掘“黑帮” 红卫兵三论造反万岁 北京的大、中学校经历了6月初的短暂混乱以后,开始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 工作组根据党领导政治运动的通常做法,一方面代行党委职权,负责控制运动,使 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发动群众,组织 “左派”骨干队伍,对所谓“反党黑帮、黑线”、“修正主义”进行揭发批判。也 有个别工作组支持了红卫兵,如团中央派出的石油学院附中工作组。 工作组刚进学校时,大多数师生是欢迎的,只有极少数人反对。这是由于许多 人虽然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有意见,但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没有必要坚决打倒。 此外,“反有”斗争才过去10个年头,多数人还对当时的“引蛇出洞”政策记忆犹 新,生怕再一次被“秋后算账”。他们认为,工作组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的,反 对工作组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工作组在校期间,组织学生对原校领导、教职工中“有问题”的人进行“揭发 批判”,虽然阻止了无组织的乱斗,却也伤害了一批教育界的领导干部和教师,造 成与部分教师、干部的矛盾。从运动方式上看,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四清”运动的 做法。 “造反歌”的作者 小道消息不腔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 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 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月1日开学”之类的首长讲话, 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 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涛不再汹涌澎湃。 小道消息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开始转向,向工作组靠拢,特别是消息灵 通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长那儿得到某些消息,立即改变立场。星期六离校 时也许还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睥睨天下,星期天返校时就变成在工作组的 领导下,当文化革命的顺民了。 当时风靡北京的“造反歌”的作者——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公开宣布退出反工作 组的红卫兵组织——“红旗”,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 合工作组的需要。 于是一块儿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骂他是变色龙,他毫不示弱,张贴大字报公开 表态,承认自己是变色龙,并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是越变越红。 工作组进校不久,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始对工作组的领导方针和具体做法提出批 评,一些学生在对原校领导的评价或其他政治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总的倾向而 论,学生的情绪是偏激的。 反对工作组的少数人虽然在数量上显得单薄一些,但其中许多人是颇有能量和 背景的,他们显然认定自己的“造反”行动是无可厚非的,对中央的“八条规定” 的约束也极为不满。 于是,工作组进校伊始,各校都发生了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两派相互之间 的辩论、指责和批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情绪极重。拥护工作组派人多势众,既 有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又有工作组的支持,一时间占尽上风,反对工作组派势单力 薄,但一方面也可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找到武器,另一方面有中央报刊不断的鼓舞, 虽然受压但绝不屈服。 校园里群众中的两派逐渐开始形成。工作组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势。 某中学的大字报栏中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开头援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下文据此论争说,学生组 织是合法的,上街游行也是正当的权力。这张大字报被人框上了一副对联,上联为: 奇文共欣赏;下联为:疑义相与析;横批是:新天方夜谭。 6月8日,平静的邮电学院突然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学生们挽着袖子,“工作 组滚出去!”的口号震撼着整个校园。 清华园内也不平静。6月7日,清华大学少数派师生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和校党 委的大字报。多数派师生(约万人)与少数派(约700人)展开了大辩论。这就是后 来所谓工作组制造的“一万对七百”的围攻少数派事件。北大少数派不顾工作组劝 阻,到清华支持清华少数派对蒋南翔的“揭露”,又引起了清华师生与他们的辩论。 清华工作组派人将北大造反者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6月10日,中共 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令其反 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广大群众则大惑不解。一些人似乎看出了政治风向的变 化,多数派内部迅速开始分化。 6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者举行大会揪斗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正明,指责他是 “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新华日报》对之作了肯定性报道,而多数派师生则 包围《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在校园内两派也展开了大辩论。根据中央文革小组 意见,中共江苏省委撤销了匡正明的一切职务。工作组感到局势难以控制,左右为 难。 6月18日这天,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乘工作组去开会之隙,违反工 作组的规定,突然搭起所谓“斗鬼台”,揪斗了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 除了校领导外,还有党团干部和一般教师及两名“反动学生”。 “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黑墨,脖子上挂着大标语牌。批斗时采 用了罚跪、揪头发、抓衣服、拳打脚踢等武斗形式,有的女教师还遭受了人身侮辱。 最后还搞了游街示众。这是全国范围内“首创”的所谓“群众专政”,也是“文革” 中第一次出现戴高帽。体罚、打人的现象。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前来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并将情况上报到北 京市和中央。 6月20日以后,北京几十所大学及少数中学发生批评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在北 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 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对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下决心排除 干扰。 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 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 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 “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 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 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的政治 罪名。这就重犯了类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被批斗的学生压而不服,矛盾 激化。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希望调动学生,造成“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的 陈伯达、康生从6月下旬起,几次提出撤回工作组,被刘少奇、邓小平拒绝。 刘少奇委托他的夫人王光美亲自上清华看大字报。 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进驻清华。为打击反工作组的倾向,在工作组的 授意下,清华大学部分师生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 造反派学生蒯大富受到了工作组的多次批斗。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 “绝食斗争”,轰动了清华园…… 但江青、陈伯达却暗中阻挠工作组工作的开展。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不指 名地批判刘少奇。“这些家伙们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 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 运动发展到7月,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 以陈伯达、康生等为另一方,日趋激烈、尖锐。 在一次怀仁堂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等公开大骂工作组,指责负责运动的刘少 奇、邓小平等,好象作出派工作组的决定时,“中央文革”的人都不在场。 7月16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斗争的双方都拍了桌子。 “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刘少奇拍着桌子上半尺厚的一叠材料, 语气十分严峻,“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 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的现象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一声放在桌上,蛮横地顶撞:“刘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 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毅起来反驳康生,刚说几句,陈伯达就跳起来大骂陈毅负责的外交部派出的 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没有一个好人。 比较沉稳的邓小平这时突然站起来,怒斥道:“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蜜月” 与高层领导在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斗争相映的是,在“红卫兵”的诞生地清华附 中的校园里,学生们也与工作组进行着较量。 以卜大华为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一成立,就受到了具有造反观点的同校和 附近学校大中学生的关注。在“红卫兵”组织从清华附中向其他学校蔓延的同时, 卜大华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发生在北京几所高校的事态发展。 1966年6月8日,中央团校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到首先承认“红卫 兵”是个好组织,还让他们几个发起人参加了“革命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对卜 大华几个“红卫兵”来说,反动学生的乌云驱散,头上便是朗朗晴空。上级的承认, 就是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嘛。 但不久,他们就听说,全北京市只有清华附中一家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好的。 其他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仍旧被冠之为非法。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被工作 组打成了“反革命”而被强行解散。 实际的情况也正是如此。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初期认为红卫兵的成员是“文革” 中率先批判修正主义的积极分子,出身好,对他们的“革命热情”予以支持,但后 来逐渐发现红卫兵难以驾驭,于是得出结论: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 建立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 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绝对领导。工作组根据党中央在京领导人和团中央提出的 “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来”的政策,劝红 卫兵自动解散,回班级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并安排红卫兵核心成员中比较合乎 理想的学生担任学校团委委员,但是红卫兵既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保持独立 的组织。 红卫兵认为工作组强调政策,防止过激的做法是“搞折衷主义”,“只强调团 结,不强调斗争”,“火药味不浓”。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一天天发展,但是清 华附中工作组力争主要通过诱导解决红卫兵问题,而红卫兵则力争工作组的支持, 不使关系破裂。双方都想以策略取胜。因而直到工作组被毛泽东批判,虽然双方的 争执、摩擦不断,却没有反目成仇。 清华附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北京大学工作队和驻北大附中的工作组则断然取缔 了红旗战斗小组。红旗战斗小组感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李冬民为首的“东风”红卫兵,写出一份《呼吁书》,说工 作组不符合毛泽东提倡的‘咱己解放自己”的原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 组召开斗争大会批判“东风”红卫兵,并将其强行解散。李冬民则被打成“现行反 革命分子”,遭到连续20个小时的批斗。 有些中学里的工作组为否定所在学校的学生组织,竟干脆称:“清华附中的红 卫兵呀,别看现在被市里承认了,究竟怎么样,将来还要看发展。哼,等着瞧好儿 吧。早早晚晚,他们也自身难保。” 这些事实对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无疑会起一些刺激的作用。他们联想到工作组 进校这段时间,那种不冷不热,动辄就指责他们片面、过激、狂傲的老爷态度,更 感到压抑和别扭,也真巧,恰在此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左派学生 的光荣责任》,教育青年学生要克服弱点缺点。本来团中央机关报的社论也没有错 误,可在当时“小将们”却觉得有些刺耳。 “指责指责指责,一连串的指责,够了。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受的窝囊气还少 吗?现在,党中央的精神与我们的造反行动完全一致,凭什么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 轻蔑和歧视?” 他们几个商量要用一颗最沉最重的精神炸弹投向工作组。 一天,卜大华在6月5日的《人民日报》看到有一篇国际问题评论《汉弗莱的哀 叹》。文章里面居然有一段从未见过的黑体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 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短评末尾还注明,此话引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他高兴地大喊起来:“快来看看,我发现了宝贝!” 同学们都围拢来,一瞧这话,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骆小海思忖片刻,目光 中闪出狡桧的光:“我看,咱和工作组也得斗勇斗智。我们的大字报先不用这段话, 只根据主席语录的精神写,赞扬造反精神。我估计,工作组看了一定要跳出来批判 咱们,到那会儿,再把这条语录原原本本抄出来,他们就傻眼了,干着急没办法。” “这就叫请君入瓮’……” “然后再‘瓮中捉鳖’!” “干吧,冲咱们有这么高水平的‘智多星’,工作组非垮不行。” 卜大华他们对这小小的战术、计谋得意极了。工作组也像附中原领导一样,再 次低估了学生。 著名的“三论”贴出后产生的冲击波 6月24日,一张署名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大字报赫然贴在学校最醒 目的地方,标题尤其刺眼“抓”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文章极富煽动性,还带着执笔人骆小海特有的犀利风格: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 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 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 何时? ……反对造反的人,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 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 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 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 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 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张大字报面世后,引来了一批又一批骂造反精神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的教职 员工、大学生们也涌进了附中,要看看造反“奇文”。总之,一片叫骂、斥责。 工作组自从进驻这里后还从来没有得到像今天这样广泛的支持,高兴极了,认 为红卫兵在群众中彻底孤立,不久就可以取缔制裁了。 但7月4日,卜大华他们又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 神万岁》。 这次大字报一开头,他们就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 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篇大字报将“一论”的观点加以展开发挥,但基本观点仍是围绕“造反有理” 而言。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这么“理直气壮”这么杀气腾腾,现 在读来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更不用说那个时期那个气氛了。 工作组成员见语出最高领袖,惊诧不已,连忙派人去对证核实,跑遍了北京图 书馆,党史资料馆,最后,自然是找到了。 按团中央领导的指示,工作组决定从王铭身上打开缺口,因为王铭的父亲曾是 罗瑞卿的秘书。抓出个王铭,带出个后台,清华附中红卫兵就能不攻自破。他们不 许红卫兵再搞“非组织”活动,要揪出红卫兵中的坏人。 一天晚上,五六个红卫兵与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叶组员和张组员两军对垒地争 论起来。 卜大华指出:“你们口口声声团结大多数,对个把家庭有问题的人,如果我们 红卫兵除了人家的名,那不是没有政策、不会团结人了吗?” 此语一出,自然令工作组不敢贸然摊牌。 7月27日,由王铭执笔,他们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 大字报,大字报再次轰动清华附中。 只是此时,整个时局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了。 毛泽东: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正当北京城里,红卫兵与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斗得难分难解之际,离京巡视达8个 月之久的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965年11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这一年,他 大江南北奔忙,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造舆论,一方面采取步骤从全国包围北京。 更多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小的私人参谋班子,和江青一起来到了远离尘嚣的乡 间。那是杭州附近陡峭山腰上一座迷人的别墅,毛泽东一行在这里安营扎寨。这里 既能感受到从西湖吹来的清新的微风,又能避开在京时的种种干扰。他决定在这里 静静的思考。 别墅附近有一驾很少使用的大飞机和长长的跑道,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但是这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江青在外面跑。她充当了毛泽东的耳目和政治顾问。 此时的江青于毛泽东,已显得非常重要。 毛泽东在杭州和上海一共呆了5个月,这是他建国后离开首都最长的一段时间。 其间,林彪曾来拜访几次,两人共同商讨了林彪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而写 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在这篇文章中,林彪倡言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全球普遍适 用。他打了个比方,世界的城市是北美和西欧,而亚非拉则是世界的农村。他预言, 世界革命将最终走中国式道路,“城市”将逐步为“农村地区”包围。 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这篇文章当时在美国和欧洲那些试图解释中国政策的情报 人员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不仅担心中国人再一次对遥远的非洲的革命运动恢 复军事和道义的支持,而且担忧他们将要更多地援助越南以及北印度、泰国、缅甸、 柬埔寨等其他地方的造反组织。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秘密地回了故乡韶山。 6月28日,毛泽东离开滴水洞,乘专列从长沙到达武汉。 就象安泰一回到地上,就从大地母亲身上获取了力量一样,毛泽东从故乡归来, 显得特别精力充沛。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登上快艇,接见了5000游泳健儿,而后畅游长江,历时 1小时零5分。 1965年,毛泽东通过和斯诺谈话,多次强调身体不好,“快见上帝了”。斯诺 的文章很快在国外报刊发表,再由新华社内参转发党内高级干部。有人说,这是毛 泽东施放的烟幕弹,以此来观测刘少奇等人对此作出如何的反应。现在,他要向世 人宣布,他虽然年逾古稀,但仍是个斗士。 两天之后,毛泽东回到北京。 回京当天,毛泽东听取了江青、陈伯达等人关于工作组工作的汇报。他要去了 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四校反工作组的材料,详加审阅。 这天晚上,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捷足先登。 刘少奇被秘书挡驾,请他明日再来。 7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 会上抨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指责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 听完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5: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 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 下场。”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 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但刘少奇认为大部分工作组是好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退的办法。7月2 3日上午,刘少奇等人还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来抓?党的领导总得 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他还说,对工作组是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 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直到7月23日,在刘少奇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下,毛泽东还未下决心撤掉工作组。 为此,刘少奇下令工作组赶快转入“反黑帮”斗争,以进为退,稳定“文化革命” 的局势。 7月22、23、25日,江青、陈伯达等人3次窜入北京大学,发表煽动演说,中央 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 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 为她的“点”。 此后,受到压力的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先后去北京各高校或看大字报或指导运动。 他们对工作组的态度或是明显反对,或是保持缄默。上报的调查材料实际上是针对 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的工作的。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 平。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 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 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 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 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江青在夜幕中格外引人注目 1966年7月25、26日,连续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 青等人去北京大学召开辩论大会,让学生自己发表对工作组及其工作的看法,大会 把前一阶段偷偷摸摸的地下小串连推向高潮。 北大东操场上万头攒动,北大师生,海淀区大中学校学生以及闻讯赶来的市区 学生把整个操场围挤得水泄不通,会场气氛空前热烈。 或许是苍天有情,怕这些可爱的青年人心中火热的激情熔化了他们自身,暴风 骤雨从天而降,然而无论台上还是台下,似乎没有感觉到这大雨,人们透过雨幕热 切地望着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很多人那时对她还只 是耳闻,能亲眼民睹第一夫人也是一大幸事。 那天,江青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在那个年月,在夜幕中、灯光下,格外引人 注目。 在会上,陈伯达否认“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揭发批判前一段时间工 作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康生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这些话在北京大学又掀起了一场大风暴。江青等人清楚,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 反工作组,就是反刘少奇。 每当一个反工作组的发言结束后,台下掌声、欢呼声便雷鸣般响起,而当一个 保工作组的发言结束后,得到的却是一片嘘声。 有人认为这种一边倒的场面与台上就坐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态度有直 接关系。因为他们听到反工作组的发言就鼓掌,听了保工作组的发言后却毫无反应。 北大附中女学生彭晓蒙发表反工作组的意见时,江青甚至亲自走过去把自己身 上的雨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保工作组的学生递条子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不偏不倚,保持公允立场, 康生明确表态,我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当然要鼓掌,不同意的当然不鼓 掌! 当时台下几乎开了锅,人人头上升腾起如梦白气,好像心中的激情使凉习习的 雨水沸腾了。 陈伯达等人的明确表态是因为他们有了尚方宝剑:毛泽东的公开支持。而学生 们绝大多数不知原委,并且,那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 条》)还未制订、公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也还很有限,当时的气氛,反工作组 情绪确确实实是占绝对的优势。市委书记李雪峰发言时,台下发出的阵阵嘘声便足 以说明这一点。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同 时撤了区中学工作组组长周杰的职。北大附中的彭晓蒙慷慨激昂进行控诉。清华附 中的骆小海、旷涛声也上台发言。同时,他们还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 “他们说这几份大字报是反动的,请转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底反动在什么 地方。”江青一口答应:“好的,哎哎,我一定给你们带到。”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 大会”。 被工作组关押起来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蒯大富由中央文革小组接到会场, 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蒯大富的出场一下子把大会推向了高潮。会议实际上成了对 工作组的声讨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大会上公开作检 讨的同时也极力为派工作组辩护。他们认为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是“老革命遇上新 问题”。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在会上迷茫地说道: “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 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 不晓得。” 一个右派子女,当时被视为狗崽子,20年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时,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说:“开始我一直以为蒯大富他们一定会接我爸爸的班,当右派了。26 日晚上,听到陈伯达的讲话,稀里糊涂也听不清,但是意思还是能听懂。听到他说, 撤销工作组,学生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的时候,心里真 的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撤工作组的后果我们今天都 看到了。不撤工作组呢?当时就已经嗅到血的腥气和泪的苦涩了。” 是的,据很有局限性的统计,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在仅仅20余天的时间 里,在24所高等院校便有三万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 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主持局面的时候,更 广更深地运用在人们口头、思维中的一个概念是:秋后算账。反工作组是反党,反 党委反党支部又何尝不是反党呢?今天抓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明天恢复基层组织 的领导之后又该抓谁呢? 撤销工作组,意味着解放一批人,驱散一大批人心头的阴云。因此当撤销工作 组的消息一传出,首都校园中一片欢呼,学生们沉浸在解放的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