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追讨“人命债” 李淑贤:直到11月份,左说右说,溥仪始终不答应住进医院。等到他病重时,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跟着溥杰、老万把他送进了协和医院。那是一天很晚的 时候。主治大夫之一吴德诚仔细检查了溥仪的病情,之后,避开别人把我悄悄拉到 了一边,说:“你先不要跟别人说,溥仪的病不会好了。这次是尿毒症复发!” 住院前,医院要求溥仪先交200 块钱才能住院。我赶忙跑到全国政协总务科借 钱。因为早先临时需要一点儿钱,手里没有,就曾找总务科借过。可这次,没人借 给我,我急坏了。那时,溥仪早已把稿费全部交给了政协机关。我手里只有日常过 日子吃饭的钱,连200 块钱都掏不出来。 正在这时,溥杰听说后,带来了200 块钱。可是一位亲戚在场,不知出于什么 考虑,就是不让溥杰给。没办法,我只好找几位朋友临时凑了200 块钱交上押金。 溥仪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心事重重地为连续发来的批判 信发愁呢……不管怎样,溥仪总算住进了医院。 贾英华: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孙博盛的来信中最使溥仪感到惧怕的是,要追究 在伪满时打死童仆孙博元之事。虽然已事过几十年,但毕竟人命关天。一封封的来 信,使溥仪的病情日益加重。 谈起往事,李淑贤拿出了孙博盛的多封来信,上面工整的字迹显示了这位老工 人的认真态度。80年代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长春市这位老工人的家里见 到了他。他住一间平房。后来,我又在他值班的工房采访了他。提起当年的事,他 多少有些后悔:当时,我哪儿知道溥仪真病了?以为他在装病呢……直到李淑贤来 信,我了解到溥仪的确得了重病,我这才不给他去信批判了。实际上,我真是按照 毛主席教导的,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批判封、资、修去对溥仪开展批判的,一点 儿私心也没有。孙博元是我们原来慈幼院一起被挑进伪满皇宫当童仆的,跟我关系 也挺好。那年,他被毒打了一顿之后,他跑进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里死掉的。 死得挺惨呀……我认为,虽然他不是溥仪亲手打死的,但他也有责任。所以, 我拿起笔对溥仪展开连续批判…… 这位老人亲手交给了我多封溥仪的亲笔回信,又提供了他写给溥仪的大批判信。 这些信统统是用复写纸书写的双份信件。这些微微发黄的信纸,似乎显示了恍如隔 世的沧桑之感。据李文达回忆:当溥仪打电话找他时,他并不知道。正在这期间, 李文达也因此书而受到了批判。此后,李文达竟因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蒙冤 受屈,连续不断受到“审查”,入狱达8 年之久。 当李文达在80年代初期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此事,情绪激昂。这位二三十年代 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历经残酷对敌考验的老革命,对 于后半生一直因《我的前半生》而深受其“害”的经历,甚感愤慨和不平。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因执笔撰写此书受到造反派的指责,被称之为“皇帝”树碑立传 的孝子贤孙,他说这可以理解。但他不理解的是,到了80年代,他被告上了法庭, 说他不是《我的前半生》的撰写者,而判决的结果,是李文达不享有版权而败诉。 李文达至死也认为,这是令人十分可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