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纽约——一个中国偷渡客的自述 刘冬杰/编译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5月11日晚,一架加拿大客机降落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机上下来90名遭遣返的福建籍偷渡客。目前,这些偷渡遣返人员正在福州某拘留所 接受边防官员的审查。 据悉,这是今年初以来加拿大警方第二次派专机向福建遣返偷渡客。这批偷渡 客大部分来自福州沿海的长乐、连江、福清等地,其中女性12名,以青少年居多。 来自此间边防部门的消息说,随着美国、加拿大及日本等国打击偷渡活动力度的加 大,仅今年福州就接受和审查了10批次共计1075名偷渡到这些国家的被遣返人员。 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绝不选择偷渡了。因为那经历太可怕,我都死了好几 次了。 我姓陈,福建人,20岁,在家排行老二,就叫我陈二吧。我是1999年9月2日晚 离家的。第二天天还没亮,大雾中,我登上了“蛇头”的船。 和我一起被蛇头像装螃蟹一样码在小船里的,还有十几个人。在黎明前的黑暗 中,谁也不说话。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伙人,都是准备偷渡到美国去的。 这事我只告诉了老爸。老爸50岁,是海边一个小村里的农民。当时他深深地叹 了口气。我天生不听话。在做生意之前,我不是泡在卡拉OK里,就是跟人打架。看 别人做生意,我也想挣大钱。一个多月前,我在厦门做鱼虾生意时,把老爸老妈从 嘴里省下来的钱赔了个精光。我气自己没脑子……我突然想到美国去,听人说那儿 有赚大钱的机会。于是一个哥们帮我找了一个人,一个蛇头。条件是我得给这家伙 3.7万美元。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答应我可以先走,等我到美国挣了钱后再说。 其实,关于偷渡客的种种故事早已塞满了我的耳朵。有的人死在途中,有的人 还没上岸就被警察抓住,遣送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爱拼才会赢。 我和老爸定好,不让老妈知道。否则她会拼命不让我走的。 9月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到自家的面馆去。这个面馆是我帮老妈打理的。一 般是我晚上守摊等吃客。妈照样唠叨我该做这做那。老妈一走,我就飞快地关了面 馆门,搭车去福州,那儿离我家有25公里。我已经和蛇头约好,他在福州火车站等 我。 这个蛇头又矮又胖,戴着金表,手指上的金戒指又大又粗。他是南方一个走私 集团的头儿,他的狠毒在福建是出了名的。船会翻吗,我会死吗,被抓,送回来…… 在希望与恐惧中,我悄悄地登上了船,直到船悄悄地启航。 我不知道船开到了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小船停了下来,我们在海边等着。后 来来了一艘生锈的韩国旧货船,有3个货舱。前部有两个货舱,一个装有60多个偷渡 客,一个装着水和食物。我被关在后面的货舱里。舱门咣铛一声关上了。我像是被 投进了监狱…… 船舱没有窗,没有风扇,空气污浊。气温越来越低,我又冷又饿。越冷就越想 上厕所。而“厕所”只是2只桶,分别给男的和女的方便。在这窄窄的货舱里,要想 保持卫生是不可能的。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眼睛开始闹病了,有红又痒。很多天里, 我什么都看不见,去厕所撒尿都要摸索着。蛇头定期送来水和饭,有时给点花生、 蔬菜,但没有肉和鱼。天黑了,我们这些偷渡客只能头挨头,脸碰脸地睡在一起。 押船的有6个蛇头和3个柬埔寨人。那3个柬埔寨人不会讲汉语,蛇头用英语跟他 们讲话。我们这些“货”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货舱中。每周允许我们到甲板上去放 一次风。有一次,我想出去透透气,挨了一顿臭打又被扔回货舱。而蛇头们却坐在 甲板上,自在地喝着啤酒。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货舱,挑一两个年轻女人到甲板 上去。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是他们一来,我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 一个偷渡客病了,直叫头晕恶心,但蛇头不管不问,第四天,男人死了,和他 一起偷渡的老婆和3岁的女儿,扑在他的身上哭啊哭。蛇头叫人把尸体扔进大海了事。 后来才听说,这样的旧轮船横跨1.4万公里的太平洋要花5个星期。而现代化的 集装箱轮船要快得多。但用集装箱做这种“生意”危险性大。如果我们从香港被装 在集装箱里发往美国,蛇头只需付从香港到西雅图的集装箱钱。40英尺长的集装箱 每个能装24人,只需交900美元。但集装箱没有窗口,在海上没有机会出来放风,偷 渡客可能因饥饿或窒息而死。更重要的是“风险”更大,因为大船必须停靠合法的 港口,通过正式的海关。 旧货船不适宜远航,但却有随时停船的便利条件。据说,蛇头要付给船主25万 美元。 10月初的一天,船遇到了暴风雨。海浪打到甲板上,水涌进了船舱。马桶翻了, 我们像掉进了厕所里…… 那时我只感到极度恐惧,周围是阵阵尖叫。事后,我才知道甲板上的蛇头们也 很紧张,因为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就赚不到钱了。10月8日,船终于靠了岸——但 不是美国,而是离美国很远的危地马拉。 恶劣的天气妨碍了着陆。蛇头命令我们分批上“岸”。这个“岸”离陆地还很 远。我还算幸运,是第一拨上岸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几个小时过去了,才见到一 条柏油路。那儿有车在等着我们。第二天,接我们的人又到船上接人去了。可能是 当地农民发现了我们,报告了当地警察。因此第二批上岸的人中有38人被警察抓走 了。还有一只小船被海浪打翻,12个人被淹死。 我和100多个偷渡客被带到一个台湾人家中。他的妻子是危地马拉人,家在危地 马拉城郊区。这是一个大老板,住的别墅很大,有100多个仆人。我们在他家藏了一 个月。 11月初,一辆白色卡车开进台湾老板家。老板命令我和其他24人爬上汽车,钻 进卡车车厢的假车箱底里。然后车箱里装上葡萄,向北开去。我们被拉往墨西哥。 在这个卡车里,我整整憋了40小时。没有水,几乎没有空气,我一直躺着。如果再 在车上呆一两个小时,我可能就被憋死了。 车开进了墨西哥森林。我和同伴被放了出来。台湾老板将我们交给3个带枪的墨 西哥人,他们将负责把我们送出墨西哥边境。那个小头头会说一点汉语。很显然, 我们不是第一批“货”。 由于偷渡客已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我们一直在森林中东躲西藏。直到1999年12 月末,我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墨西哥人有时给我们点饭,但这种机会也很少。 我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了,比如说香烟吧。它是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好东西。 2000年元旦那天,我被车带到墨西哥北部边境一个城市。我们还在等,等。我 猜想,这些墨西哥人在等他们在美国边境的同伙。1月10日,我们到了沙漠。听说沙 漠的那边就是美国了。 过边境用了整整6天。每天只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夜里,沙漠地区滴水成冰, 我们只能抱成一团取暖,因为墨西哥人不允许我们点火。终于到边境了。那儿的铁 丝网已被人剪断。我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点力气都没了…… 135天,1.7万公里水路和陆路,终于到了美国。但没有时间高兴。因为美国边 境巡逻兵一直在搜寻着。还算幸运,我们没被发现。一辆带有黑色窗帘的汽车在等 着我们,司机是中国人。第二天一大早,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街景看,我们到了 一个大城市,司机告诉我,那是休斯敦。 休斯敦?没听说过。事实上,除了“美国”这个词外,对美国的地理呀什么的,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一个表姐,住在纽约的一个叫FLUSHING的地方。 偷渡客各奔东西,蛇头让我留了下来。我成了“肉票”,要是我家里凑不出钱, 蛇头会把我卖给黑市,或者就干脆宰了我。晚上,我被拉到洛杉矶,关进了一间小 屋。蛇头让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我老爸老妈交钱给在福建的蛇头。由于12个偷渡客 死亡和38人中途被抓,蛇头要我加付到5万美金,而且不许讨价还价! 我老妈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起来。4个多月了,家里人这才知道我的死活。 老爸立即四处借钱。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尽管借钱的人要我家每月付2%的利息, 老爸还是答应了。怕钱丢了,老爸把钱放在铺盖底下,晚上让我哥看守着。两个星 期后,终于将5万美金筹足。2月1日晚上,蛇头到我家去把钱拿走了;第二天洛杉矶 的蛇头也放了我,送我上了到纽约的飞机。在FLUNSHING,我找到了表姐。可一个星 期后,她就把我赶出了门。 我只敢坐地铁,因为不用问路。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英语更不灵了。后来在 曼哈顿的中国城里,我看到一个广告:付40美元介绍费和12美元车费,可以帮你找 到工作。我掏出在家里攒的最后一点儿钱,恳求别人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被车 拉到这儿——新泽西的一家中餐馆。在这家餐馆中,我每天要洗菜、切菜、洗碗筷, 还干其它杂活。 我是“黑人”,老板要我每天干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同样,因为我是“黑 人”,我不能买烟和酒,因为买烟酒需要身份证。而我却最爱抽烟和喝酒…… (编译自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