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肌肉 法国南部小城图卢兹,历经几百年沧桑,古砖红瓦交相辉映,城市显现出粉红 色的基调。水上住房沿米蒂运河排列成行,水路把大西洋和地中海连成一体,迷宫 似的小巷通向加龙河河堤。在城市北郊那条弯弯曲曲的吕佩桥路旁边有一家小型工 厂。1997年12月,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名叫德克勒的推销员变成了落在英美全球电 子网上的“一只苍蝇”。不远处就是西哥特人和查理曼(查理大帝)曾经统治过的 比利牛斯山山区,山脚下,由监视卫星。隐秘的天线和超级电脑组成的复杂系统, 开始对这位毫无党察的推销员办公桌上的米黄色电话进行远距离监听。 在法属圭亚那热带雨林地区,在大雨的短暂间歇期间,空气潮湿沉闷。首府卡 宴以西40英里外,库卢河流人一望无际的红树林沼泽地和热带湿地中。1996年3 月 14日,就在此地,欧洲航天局的一枚造型新颖的白色阿里亚娜44P 型火箭,在绿色 椰林中,伴着金刚鹦鹉的尖叫声腾空而起。经过三个月的测试和校准工作,707 号 情报卫星被送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个小小的西非岛国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这颗 卫星就像太空中的一部电话总机,能够同时截获9 万多对电话通讯数据并传送到欧 洲、非洲和亚洲各地。 在离这颗卫星22000 英里的地面上,向北就是英格兰康沃尔郡的一座薄雾笼罩 的峭壁,就在这儿,英国通讯总部设在布迪附近的莫文斯托监听站的情报截获人员 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个点选得非常理想,就像棒球比赛外场手接传空中飞来的 球一样,此地能秘密接收到这颗卫星传来的大量信息及谈话信号。这颗卫星运行几 天后,该站的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地工作,试图把最有情报价值的信号记录下来并输 人到计算机和爱克隆软件系统中。 这个基地坐落在凯尔特海上的尖鼻角的边缘,这里的十多个天线都对准了天空。 该基地主要由国家安全局出资,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目的是监听经由早期情报 卫星发往欧洲的通讯信息。英国商业卫星地面站也设在康沃尔郡,离这儿差不多有 60英里,位于古恩山丘陵。 莫文斯托站一竣工,当时的英国通讯总部主任伦纳德。胡用便致电马歇尔。卡 特,表达他个人的谢意。胡用这样写道:“我知道我是不好意思地仰仗着您,我为 达到目的需征得别人同意,有时我假借您的大名。布迪地区的天线应该取名为‘帕 特’(卡特的绰号)和‘路易斯’(托德拉)!”胡泊又补充说:“我们之间确实 意气相投,我和您这样的人可以和平共处。我喜欢这种感觉。” 后来,卡特在评论这些信件时,解释了胡琅的财政预算问题以及他是如何靠接 近上司来获得资金的。“胡泊说:”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回绝我,可我在 这事上和帕特。卡特同出一辙——这是我俩共同的需求。他和我一样急需这笔钱。 他为我们研制的产品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请您不妨换一种角度来看待此事,因为 他需要这笔钱,这笔钱会帮他解决问题。我们会从中得到好处。“‘现在,英美的 主要监视目标有伊朗、中国和北朝鲜。正如情报卫星截获并发往欧洲的信息是由莫 文斯托站监听的一样,情报卫星发往远东的信号是由美国设在日本的一个大型监听 站监听的。在本州岛最北面的三泽空军基地,天线地区看起来像巨人足球场。14个 巨大的雷达天线屏蔽器像一个个庞大的足球,安放在一片绿地上,旁边就是一个大 型的天线,高100 多英尺,宽度差不多有1 /4 英里。 这些天线所收集的信号被输人到一座现代化的无窗的建筑物——三泽密码操作 中心。国家安全局文职人员和1800名海陆空三军信号情报专家在这里轮班工作。他 们当中,海军安全大队及空军第301 情报中队从事的是“卫星通讯信息处理和汇报” 工作。该基地进行“加工和汇报”所用的卫星中有一颗是1997年6 月27日发射到太 平洋上空的情报卫星8 号。这枚卫星能同时截获多达112500对电话通讯信息。 陆军第750 军事情报连也驻扎在此。在这些陆军情报截获人员和分析人员当中, 有许多人被称为98K :即信号收集与鉴别分析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集、鉴别、 研究和分析数字和模拟通讯信息,内容包括语音、电话会议、录像会议、传真、计 算机网络通讯及遥测技术,换句话说,就是情报卫星能够传送的所有信息”。 截获莫尔斯电码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了。如今工作的重点是对复杂得多的数字 卫星通讯信息进行截获和分析。根据一份陆军情报刊物透露:“98K 人员先把数字 信号‘破译’成可辨认的信号,然后,由98C (信号情报分析人员)、98G (语音 情报监听N )、98H (通讯信息定位监听人员)和98I (电子情报监听/分析人员) 等军事人员进一步在‘数字窗口’内搜寻情报。” 一些高级的培训是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科里工作站海军技术培训中心进行 的。其他培训课程是由国家安全局的国家密码学校通过远程教学方式教授的。这些 课程包括外国卫星信息收集、通讯卫星信息收集、网络通讯信息收集、监听工作管 理、计算机/a 号分析、二进制信息流分析、调制解调器、多路传输。地理定位、 天线定位和目标开发等。来自三泽的分析人员在讲解外国卫星信息收集课程时,很 可能着重分析几颗正在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国内卫星。 还有一门课程叫做极小口径卫星(终端)信息收集。用这种方法收集信息就是 采用小口径接收天线(如直播电视节目时所使用的那类天线)截获信息。例如,印 度核武器部门就是使用这种方法通过卫星发送和接收加密的数字信息的。 忙于对太平洋上空的若干情报卫星进行监听的还有:新西兰设在魏霍派的监听 站和澳大利亚设在琅斯以北230 英里的杰拉尔顿的监听站。杰拉尔顿是印度洋上的 一个港口,位于澳大利亚的最西部。在这里设站主要是为了监听印度洋上空的两颗 情报卫星,同时还能监听太平洋上空的卫星。此站是澳大利亚的国防通讯处于1994 年,即大约在英国通讯总部的香港监听站关闭的同时启用的。 在冷战后的年代里,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扩散共同构成了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有可能把核武器与导弹的零部件卖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因此, 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他“情报客户”等都要求国家安全局提供有关这种交易的 情报。这些机构的分析人员向国家安全局呈交了列有关键词和姓名的冗长详细的监 视清单。 国家安全局收到这些列有关键词、姓名、短语、电话及传真号码的清单后,分 析人员先将这些项目都编成四位数的搜寻代码,然后通过爱克隆软件系统发往英美 各地的监听站。在国家安全局,一台代号为“词典”的电脑在通过监听系统截获的 数百万条信息中找出这些词和数字。这台电脑工作方式同其他计算机一样,使用搜 索引擎(如Asia VISta),在庞大的因特网上几乎马上就可找出关键词和电话号码。 尽管武器交易之事极其秘密,但有关的通讯信息极少加密。这是因为各国的密 码系统相互独立、互不兼容。所以双方只得使用普通的商业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 而且就像其他任何复杂的交易一样,在武器交易中也会产生大量的“电子”文件一 一合同、担保书、价格商议、服务协议等。对于英美盟友来说,通过全球范围内的 电子搜寻,他们就能在公开的电波中搜集到这些“文件”的蛛丝马迹。 恐怖分子的通讯信息经常也不加密,因为采用加密方式,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 的系统必须兼容。对于到处游动的恐怖分子来说,携带密码设备非常不方便。 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国家安全局经常收听藏在阿富汗被怀疑为恐怖 分子的乌萨马。本。拉登的非加密电话。本。拉登用手提式卫星电话通过国际航海 卫星组织的航天器进行通话。这种系统的使用者大多数是航船以及一些需要定位的 旅行者,如石油勘探人员。据情报官员说,本。拉登知道美国能够截获他与外界的 通讯信息,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国家安全局通过情报卫星截获了包括电话在内的大量通讯信息,该机构通过计 算机筛选信息的能力和速度也是惊人的。据威廉。斯蒂德曼说:“美国情报系统所 处理的原始信息的数量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试想一下,仅一个信息收集系统每 半个小时就能提供上百万条信息,过滤之后剩下6500条信息,适合转发的仅有1000 条,正常情况下分析人员只选用10条,并提交一份报告。这些就是技术情报收集和 分析系统的常规统计数字。” 尽管拥有高级软件、监视名单以及功率强大的计算机,但是信号情报分析就是 寻找拼图游戏的答案,这幅拼图由许多难以理解、支离破碎且变化无常的组成部分 所构成。这些组成部分有时把人引入死胡同,有时又能使人有重大发现,但偶尔也 会结友好国家的一些毫无提防的无辜公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拼图的答案有时含糊不 清、模棱两可。各个小块虽能拼到一起,但又缺少逻辑联系。 这些年来,伊朗一直从中国购买C802导弹,但是德黑兰的官员对销售前景越来 越不安。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和美国的靠拢,中国最终会削减或停止向伊朗出售武 器,中国对巴基斯坦就是这样做的。 到1997年夏天,国家安全局截获的德黑兰、北京和香港之间的电话和传真显示 伊朗有可能自己制造导弹。这个前景使华盛顿许多人紧张不安,因为如果伊朗自己 生产导弹,那么美国在监控和限制其导弹数量方面就更加束手无策。近乎超音速飞 行的导弹能使美国在波斯湾的船只成为一堆废铁。但是,导弹的关键是推动导弹的 复杂精密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此发动机是由总部设在图卢兹的微涡股份有限公司制 造的。没有几个人相信伊朗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这种发动机。 1997年7 月,国家安全局向白宫发送了坏消息,电子监听装置截获了德黑兰打 往香港的电话,内容是伊朗正打算对法国徽涡公司的发动机进行逆向工程研究:也 就是先搞到一个发动机,然后一层层剥开,直到把此设备完全搞明白而且能自己制 造为止。然后,伊朗打算用隐瞒零部件最终到达地的方法,从微涡公司搞到多达100 枚导弹的发动机的零部件。根据截获的谈话内容,伊朗将不把零件运往德黑兰,而 是让徽涡公司把货发给香港的喷气动力公司,然后再由喷气动力公司把货运到伊朗, 然而,截获的信息没有表明微涡公司是否了解这一骗局。为了进一步掩盖真相,他 们将这批货物标名为“4203微型喷气发动机”。 伊朗好像要全力以赴。英国通讯总部通过莫文斯托的天线截获了一位伊朗官员 从巴黎打往德黑兰的电话,内容表明伊朗正考虑雇用一名臭名远扬的军火商来帮助 他们搞到微涡公司的发动机。1997年7 月29日,星期六,巴黎阴云密布,但天气温 和。这位伊朗官员迈赫达德先生同叙利亚军火商蒙泽。阿尔一卡萨进行了会晤。 阿尔一卡萨49岁,体态臃肿,头发灰白,他是从他在西班牙马尔贝拉的家赶赴 巴黎的。在他住的地方他经营着一家名叫“康斯托贸易公司”的公司。1992年,他 于西班牙被捕,罪名是为1985年劫持意大利豪华型阿希尔。劳罗班机的恐怖分子提 供武器及资助,但后来被宣判无罪。 据透露,阿尔一卡萨收到了150 万美元用于购买武器。谈及此人时,美国前国 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说:“你打算购买武器时,常常不得不硬着头皮和 你不愿在一起的人打交道。” 迈赫达德告诉在德黑兰的联络人“这次会晤进展顺利”,而且应该邀请阿尔一 卡萨和另一名国际军火商——法国出生的博纳德。斯罗罗亚一穆然一起去德黑兰, 进一步磋商有关搞到徽涡公司发动机事宜。据英国通讯总部的这份报告,“斯罗罗 亚一穆然是北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负责人。1996年8 月,(英国通讯总部先前截获的 情报)就提到他向伊朗某公司供应电子管和波音707 和747 飞机零部件。” 迈赫达德在1997年7 月29日的会谈中信心十足地告知阿尔一卡萨,他们将“成 就一番大事”。几周后,阿尔一卡萨往德黑兰发去了传真,详细地介绍了他将带往 伊朗的六个人的情况,这几个人大部分是南非的工程师,其中包括斯罗罗亚一穆然。 此行的目的是为商谈导弹事宜。英国通讯总部。洛尽职守,截获了这一内容,包括 像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这样关键的信息。 国家安全局11月份截获的信息证实了早期报告的内容:伊朗已决定自行制造导 弹。从情报卫星上获取的传真来看,早在6 个月前,即5 月份,伊朗和徽涡公司就 敲定了一笔交易。截获内容还包括一份信用证,金额超过110 万美元,是由伊朗国 防部开给徽涡公司的。合同条款表明时间紧迫:“货”必须于12月3 日前运到伊朗, 剩下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批货物将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装上一艘伊朗的轮船, 再运到伊朗的阿巴斯港。 国家安全局报告的徽涡公司与德黑兰之间的幕后交易使白宫大为恼火。6 月份, 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抗议,指责其早先向中国出售徽涡公司的发动机设备。 法国外交部在答复中同意禁止此公司今后“随意”向中国和伊朗等国销售此设备。 国家安全局截获的信息使美国再次提出抗议。美方这次要求法国调查徽涡公司 与伊朗合同之事。随后,抗议越来越多。在此期间,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官员们再 次与法国外交部接触,五角大楼官员们也拜访了驻华盛顿的法国使馆武官。但是法 国方面只是非正式地解释说,合同仅涉及“发电机”,不包括导弹的发动机。 由于法国方面迟迟不予正式答复,最后,美方向法国外交部提出了最高级别的 直截了当的抗议。抗议说:“我们认为徽涡公司的发电机和喷气式发动机几乎完全 相同,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把‘发电机’变成喷气式发动机。” 尽管已是12月,但是,在美国就徽涡公司的客户和货物等问题提出外交抗议之 后,徽涡公司办公室的气氛毫无疑问是热烈的。这件事格外棘手,因为该公司在得 克萨斯州大草原城还有一个分公司,而该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与美国政府签 订的合同来销售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徽涡公司职员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英美电子网上的猎物了。当公司主管德克 勒给伊朗国防部官员海达利发传真时,传真内容就被几百英里之外的英国通讯总部 的莫文斯托监听站截获了。截获的内容被转到在切尔股纳姆的总部后,又转给了专 门研究武器系统并一直密切跟踪C802的一位分析人员。这位分析人员做出如下结论 :徽涡公司正试图‘’掩盖参与伊朗反舰(c802)巡航导弹的零部件的交易“。 他在报告中写道:德克勒已通知伊朗军事官员“今后几天,他将把公司的立场 告知他们。为了避免传真出差错被发到美国的子公司,德克勒要求今后传真的标头 不能显示出美国子公司的名字,而且他还要求他们使用一个特定的法国传真号”。 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员把截获的(如伊朗和微涡公司间)信息进行复审后,写 出报告,然后寄给其情报客户。许多报告上盖着外来词的代码印章,如代码“Ga— —”是专门用来指密级最高的信号情报。一位国家安全局前官员说:“标着两个G 表示密级程度还要高,这样的报告需专人亲手送给(情报中心主任)乔治。特奈特 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等人,这些情报包括来自友好国家截获到的内容。 ‘EG’是指需行政处理的,并附有蓝皮。” 分析人员还用三个字母的代码做报告标记,表明获取情报的地点。如“*RD” 是指从法国外交通讯系统截获的信息。“几矿指从”某一全球注册机构“(如某一 商业电信机构)获取的情报,有时也附有主题标签,如”ABIG“代表”履带车辆的 武器调查“,指截获的情报与履带式武器车辆有关。因此,分析人员只需把代码” ABIG“输人电脑,前几日截获的这方面的信息就全显示出来了。 分析人员每天都对全世界范围的私人通讯内容进行搜寻,过了一段时间,这便 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联邦政府某机构的一位曾经接受过国家安全局情报服务的分析 人员说:“那时我在搜寻黑市武器交易情况,我总是早上到场,进入我的国家安全 局的网址——他们有个搜索引擎——点出对话框,输人关键词:”信用证‘、’合 同‘、’提单‘、’中介‘、’经销商‘和’经纪人‘等。我有八到十个查询类别。 差不多用一个小时,我就能把所有截获情报创览一遍。电脑上会显示:“我们已搜 寻并找到27条符合你的条件的情报。’然后,你选中主题进行点击,信息便显示出 来。它们都是成文的报告,你永远也看不到截获的原始情报。例如,报告上写着:” 3 月14日,伊朗国防部的某某人与某使馆某人联络。他们商讨了如下议题。‘报告 还描述了他们的谈话细节,并且提供其他相关的信息。如果他们发过传真,如信用 证、合同等,内容也会在网上显示出来。“ 国家安全局的大部分分析人员在标准的小隔间工作。办公桌上有几台电脑监控 器。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分析人员用做分析截获情报的那台电脑不与外界连接。另 一台和公共因特网连接,但不允许分析人员把秘密材料输进去以防黑客。许多分析 人员用盘式录音机听截获的声音材料。曾干过这一行的一位先生说:“他们的桌上 挂着正被监听着的那些人的照片。”他还说这些照片是这些人在申请签证发传真传 输自己的护照时被截获的。由于许多分析员是一小时一小时甚至是一天一天地听着 同一个人的声音,而这个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们觉得已经很了解这些监听对象了。 “他们过去常对我说:”即使我从没见过这些伙计,如果上了电梯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会一下子跳起来,撑破电梯的顶板。你很熟悉这些声音,就像你熟悉你老婆的声 音一样。“‘是否对外国政府提出抗议,这一直是个难题,尤其是国家安全局信号 情报处发现了违反规定的事。国务院一般赞成提出抗议,但国家安全局有时不同意, 因为这样做会暴露出他们在监听那个国家的通讯信息。一位官员说:”要想提抗议, 我们首先必须征得国家安全局的同意,对此情报不再保密或降低保密的级别,他们 通常处理得很好。“ 然而,中央情报局可不这样。“即使他们大驾光临来开会,他们那帮人也懒得 告诉你他们在干些什么,”一位官员说道,“中央情报局总说:”你们不能对这个 国家提抗议,因为我们有一项行动正在进行。‘我们就问:“什么行动?’他们就 说:”我们不能告诉你。‘他们从不告诉你行动什么时候结束,除非你一直跟着他 们。“ 通过英美全球监听网络,国家安全局及其盟友能在幕后监视并准确把握中美协 定执行情况。在冷战期间,他们的工作只是对卫星拍摄的图片和分析人员得出的别 国的导弹发射井和发射台的数据进行“核实”。但现在的重点是要了解别人的所思 所想,而不是地面上安放了哪些东西。这样,图像卫星就毫无用途了,只有信号情 报才能解开症结,如果没有信号情报,华盛顿就会两眼一抹黑。任何情报来源—— 人、军事、外交、照片及以色列等方面都无法提供像爱克隆软件系统(该软件已成 为监听商业通讯信息的通称术语)那么令人满意的情报。 有关德克勒的信息转到了国家安全局的Wgpp部,即W 组(全球问题及武器小组) 的导弹扩散部门。国家安全局再依次把有关德克勒的报告发给美国商务部、海关以 及中央情报局在巴黎、波恩及世界各地的分站。所以,德克勒发出传真的几天内, 全球至少有四个国家大约几百人都看到了这个内容,可能还把他的名字列入了黑名 单,好像他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敌。然而,问题是这些分析员是否正确,徽涡公司是 不是像分析的那样往德黑兰发了导弹发动机,还是如法国声称的那样,所发货物仅 仅是没什么害处的发电机呢?在爱克隆这个不确定的、虚拟的世界里,许多事情都 无法准确地辨别其真伪。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国出口检查人员飞抵安特卫普,此时装有“特殊物品” 的船正准备驶往伊朗。事后,他们告知美国当局:一打开板条箱,他们就证实了这 些“特殊物品”就是发电机。这件事使美国当局对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总部转发 的情报进行了“重新评估”。依据法国方面的信息,国家安全局断定:截获的某些 谈话内容与最初的判断相比有些含糊不清。他们承认徽涡公司发出的设备事实上可 以说是一种发电机,但它是一种能够变为军用的发电机。“这并不说明在原先报告 中,我们在这件事上搞错了,”一位美国官员说,“可是,如果当初我们事先了解 其中的疑点,我们就不会那样写报告了。” 徽涡公司董事长让一贝尔纳。科谢托也断然否认此发电机具有导弹发动机的用 途。这些发电机“与推动导弹的引擎完全不同”,他说道,而且对制造导弹发动机 也毫无用处。在导弹方面,“微涡有限公司从未给过伊朗任何帮助”,他补充道。 在对英美全球监听系统可能造成哪些危害而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德克勒事件成 了焦点问题。如果德克勒是英美国家的公民,他的名字在报告发出前就被删掉了。 可因为他不是英美公民,他的名字自然就进入了电脑,而且可能被列人世界各地的 情报机构、海关、秘密机构和执法部门的监视名单中。这些部门是否把有关他的资 料透露给了别的组织,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他的资料被透露出去了,那么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许下次德克勒进 入美国或英国时,无需任何理由就会被拒之门外,甚至会被逮捕。经过国家安全局 “重新评估”之后,收到早期报告的每一个人是否收到了对早期报告提出质疑的新 报告呢?是不是只给他们留下了那些表明德克勒和微涡公司向伊朗秘密出售巡航导 弹引擎的报告呢?有些问题很复杂,涉及无辜的非英美人士,与微涡公司事件相类 似。这种问题在英美网监听的国度里每周就可能发生上百例。政府使用监视技术的 范围越来越广,对个人权利构成的威胁也就相应增大。 到2001年,英美监听网已成为具有自己的法律、语言及习俗的超级监听机构。 在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在太空中,都有其秘密监听装置在运行。就像当年强大的 海军称霸于公海一样,如今他们的目标就是称雄于网络世界。国家安全局墙上有一 块匾额,是肯尼思认。米尼汉1996年出任局长时由英国通讯总部赠送的,上面写着 “庆祝50年的成功合作”的字样及一行小字“和两个英语民族间的特殊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安全局正接受对它的监听行为进行的彻底调查,这是国 会于25年前举行内容详尽的听证会以来的第一次。这次,大部分问题来自欧洲各国 议会、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以及由美国左派和极右派组成的不同寻常的联合体。对于 欧洲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怀疑国家安全局监听企业通讯信息并把商业秘密转 给了欧洲公司的美国竞争对手,如:把从空中客车公司监听到的秘密转给波音公司。 对国家安全局现任及前任的数十名官员的调查表明,这个机构目前并未从事工 业间谍活动,即从某一公司窃取资料再把它转给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可是,现在还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许这样做,因为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等其他情报客户决定着国家 安全局的监视对象。可以想象,今后它有可能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只要总统或中央 情报局的负责人秘密口授说工业间谍活动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为撰写本书 所收集的材料,1990年,在乔治。布什任总统职期间,这类事情险些发生。 当时,海军中将威廉*。斯蒂德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他于1990年说:“有一 种观念涉及大量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种观念就是 想把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企业。所以我认为至今还没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我们会 慎重考虑这件事……我认为这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进程很慢,至于将要采取哪些措 施,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他还说:“要从上面下来指示,我们无权做出决定。我必须听中央情报局局长 的命令,这个问题得由他做决定。”90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经济领域,这一点从 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竞争、军事问题和当今世界其他问题等方面,人们更 多地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关心”。 “如果把经济情报和经济竞争明确为国家安全利益,那么情报组织必然得扩大 情报来源,这一直是个大问题,”斯蒂德曼说,“除了考虑地域问题之外,军事、 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生态和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都要求我们留意……这是 一个全新的世界,可能,我们会力所不及,没准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他补充说: “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人指示我们这样做,真正的问题是首先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 法,来成功地收集有关信息。其次,如何利用该信息?如果没利用价值就没有必要 收集了。”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经济情报,但并没有为了工业窃密目的而监听 某个公司。斯蒂德曼说:“现在国家安全局收集的世界贸易方面的信息范围非常广。 我们向商业部、财政部及国务院等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我们直接把信息提供给 它们,它们形成了联邦政府内的一个情报用户。” 国家安全局不是把竞争情报直接提供给美国公司,而是受命以比较间接的方式 加强对企业界和美国经济的支持。一种途径就是努力查明外国竞争对手是否使用贿 赂等非法和欺骗性手段,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合同。另一途径就是在重要贸易谈判 中,向美国政府谈判人员提供更多的情报。 对于国家安全局通过监听欧洲公司来查明其欺诈手段之事,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詹姆斯。伍尔西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是的,欧洲大陆的朋友们,我们一直在暗 中监视你们。” 确实,我们用电脑整理出数据……没错,欧洲朋友们,我们一直在监视你们, 因为你们在行贿。与你们的美国对手比,你们产品价位高,技术上逊色,或两者兼 而有之。因此,你们花大钱向人行贿。你们的政府竟同流合污,在欧洲一些国家, 行贿不用交税。 我们揭穿了你们的行径,你们也许有兴趣想了解,我们暂时还没向你们的美国 竞争对手透露。我们去找你们收买的政府,并告诉其官员,我们美国人不喜欢这种 腐败行为,他们就把全部或部分合同给了报出最好价格的公司,有时是美国公司, 有时不是。这叫你们忐忑不安吧。有时还引起你们行贿方对受贿方提出反责,经常 闹成丑闻。我们喜欢看到这种事。 在20世纪90年代,在提供有关主要国际贸易会议情报时,国家安全局表现得越 来越积极。50年前,国家安全局的前身——信号情报处监听了导致联合国诞生的旧 金山会议。如今,美国信号情报专家跃跃欲试打算监听另一会议。这次是在1995年 6 月,与会者是美国和日本,议题是日本豪华轿车输人美国。像以往一样,为方便 监听,美方谈判人员要求会议全部在美国本国进行。日本人则要在自己家进行。最 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会谈部分在日内瓦、部分在华盛顿进行。 双方围绕14辆日本豪华车需交纳590 万美元惩罚性关税问题展开争论。惩罚计 划于6 月28日起开始生效。周日即6 月25日晚,美国贸易代表米奇。坎特抵达日内 瓦,开始了最后一轮会谈,目的是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通过谈判避免惩罚计划成 为事实。第二天上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日内瓦湖畔的“洲际旅馆”,坎特 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说,克林顿总统“指示我来此并努力确保我们今后打开日本 市场并扩大贸易,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 为帮助坎特实现目标,国家安全局一行人也早已飞抵日内瓦,目的是向美方提 供他们截获的丰田和尼桑公司负责人的谈话内容,而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正向日本 政府施压以使问题得到解决。由于饭店的普通电话用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日方谈判 人员往往不使用安全加密的电话,对窃听人员来说,这是很幸运的事。 尽管国家安全局在寻找贿赂证据并对商业会谈进行监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国家安全局是为美国公司服务。很明显,英国通讯总部也没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乔 克。凯恩在英国通讯总部工作了30年,曾经是情报截获方面的负责人。1984年,他 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机构管理不善,安全工作马马虎虎。然而文章尚未发表,英国 政府就根据《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将其没收,使其未见天日。英国政府说: “发表这篇文章会破坏女王赋予的保密职责,而且违反《行政人员安全工作法案》 的条例。” 在文稿被查封前,作者有幸搞到了一份复印件。尽管凯恩没有使用代码,但很 显然他谈的就是爱克隆软件系统。在谈到工业间谍活动时,他写道:监听目标主要 是全球注册的机构(ILC )。每周都要处理上千条从这些机构获得的情报。情报范 围广,包括外交。商业、石油供应、世界某地农作物欠收以及普通的私人电报等内 容。 截获到的大量工业情报进入了英国通讯总部巨大的电脑中心的存储器。这些情 报本应给英国企业带来巨大财富。可是,英国工业界无权享用这些情报,因为英国 通讯总部的负责人(不是英国内阁)做过这样的决定,英国产业部门不是他们的 “情报服务对象”,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产业部门为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提供了资金。 对欧洲来说,问题不在于英美的爱克隆系统是否窃取了外国商业秘密并把它们 转给欧洲的竞争者,真正的问题比这重要得多:爱克隆系统是否正在危害作为基本 人权的个人隐私权。断断续续的谈话内容是从空中截获而来,也许是脱离上下文, 也许受到分析人员的错误解释,然后再由分析人员秘密传到世界各地的间谍机构和 执法部门。 这些不准确的情报被存在国家安全局几乎是无限的电脑存储系统中,该系统能 够存储5 万亿页文本,撩起来的高度有150 英里。有关美国人的情报在系统中存储 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可是,有关外国公民的信息则可永久保存。这种影响旷日持 久,伴人终生。永远没有人告诉他,他是怎样上黑名单的,是谁把他列进去的,为 什么他没得到某个合同,也许还有更糟的事。 国家安全局或许是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条有关正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埃及移民纳 塞尔。艾哈迈德的情报。这条秘密情报造成他银挡入狱,他被剥夺了保释的权利, 在单独关押了三年多以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律师阿布了。贾巴拉也曾经是被国家安 全局监视的无辜人员。贾巴拉几年来费尽周折,也没有弄清楚“秘密证据”的内容 是什么,从何而来,美国又是如何搞到的。在这个荒诞神秘的世界里,他无法进行 反诉,他不知道他被指控犯有什么罪,因为对他的指控都是秘密的。由于阿拉伯裔 美国人团体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司法部最后下令透露一些情报,艾哈迈德才得以成 功地提出反诉并最终获得自由。1999年8 月,一名法官写道:“由于对政府的情况 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些秘密证据“不再可信,不能由此认定艾哈迈德是危险人物 那时,还有二十多人因”秘密证据“而被指控。几个月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做出裁 决:不论是不是美国公民,凡是根据”秘密证据“拘捕他们,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如果不进行限制,英美全球监听网就会变成电子世界的秘密警察组织,在这里 没有法庭、没有陪审团,也没有辩护权。 国家安全局是否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一直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该机构的过 去不太光彩,不仅因为其所作所为,而且还因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在60年代后期, 国家安全局无法无天,领导人着迷于秘密活动和自己手中的权力。那时,路易斯。 托德拉已担任了10年副局长,在此期间,他把死水一潭的机构变成了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最神秘的情报组织,在这一行从来没人这么长时间掌握过如此大的权力。美 国其他高级官员像寻光的飞蛾一样寻求公众瞩目,而托德拉则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托德拉的世界一片黑暗,他本人都感到迷茫,再也分不清谁是美国人,谁是外国敌 人,分不清公开的法制政府与隐秘的残暴政府。由于只有耳朵没有眼睛,托德拉正 把他的机构和他的祖国引向万丈深渊。 因此,1967年秋天当美国军方开始要求对美国公民和一些组织进行监听时,该 机构盲目地服从了。当时,军方担心民众为抗议越南战争而组织大规模的“向五角 大楼进军”的活动。军方官员列出了抗议者的名单,要求国家安全局对这些人进行 监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情报机构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 局等纷纷效仿。民歌手琼。贝兹被视为危险人物并被列人监视名单,被列人监视名 单的还有著名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女演员简。芳达、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等。如同荒芜的土地野草丛生,黑名单日益膨胀,涉及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与名单 上的监视对象有关系的人也成了监视目标。 这个计划于1969年7 月1 日得到了上级的批文和代码“光塔”后,也就变得更 加重要了。批文上写着:“光塔情报具体包括个人或组织的通讯信息,范围涉及民 众骚乱、反战活动、示威和参与反战活动的军事人员。”光塔计划的另一重要作用 就是使得国家安全局不参与不合法的监听活动。批文说:“尽管光塔情报可以作为 信息情报处理并发给信息情报用户,但它与国家安全局是两码事。” 弗兰克。雷文负责监视非共产党分子的G 组,得知突然转向国内窃听,他很生 气但也无能为力。有一回,组织让他对一个美国人进行监听,他提出了抗议。“我 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样做合不合宪法,我们该不该这样做,”他说,“他们告诉我 :你不能提反对意见,这是最高层人物的意思。”他还说,对有些目标进行监视完 全就是一种“愚蠢”的做法。雷文回忆说:“约。埃德加。胡佛要求你对美国所有 贵格派教徒进行全面监视,而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贵格派教徒,他还是美国总统, 这件事太可笑了。”显然,胡佛认为该宗教组织向东南亚运送食物及其他物品。 自1969年11月就职以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发动了一场有两条战线的 战争:一条在东南亚对付北越,另一条在国内对付越来越多的反战分子。他深信国 外势力在资助反战运动,便于1970年6 月5 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当时国家 安全局的局长海军中将诺埃尔。盖勒、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负 责人。汤姆。查理斯。休斯顿也出席了会议。休斯顿当时30岁,是印第安纳州人, 曾是帕特。布坎南的研究与写作班子的一员。这位退役不久的陆军情报军官、律师、 白宫的年轻顾问被指定为出面处理这个问题的负责人。 那天(周五)下午,尼克松对他的那些间谍头头们说:“根据我对白宫收到的 情报的分析,我深信我们的情报部门正在收集与这些激进组织的活动有关的情报, 但召前投人的人力物力还不够。”据国防情报局唐纳德w.贝内特中将说:“总统考 虑了我们考虑过的问题。” 在米德堡,托德拉认为这次政策上的变化“对国家安全局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他终于能够调转众多的天线来监听蒙在鼓里的美国老百姓了。在收到一份由盖勒签 署的题为“国家安全局国内情报汇编”的“绝密”备忘录后,休斯顿起草了一份文 件并经总统签字批准。该文件授权国家安全局“使用国际监听设备对美国公民的通 讯进行监听”。不需任何理由和原因,就可对任何人的国际电话、电报进行监听和 处理。这个文件当时被称为休斯顿方案。文件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能力监听国际 通讯。国家安全局正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这一工作,而且它提供的情报很有用,其 中很多内容对白宫特别有用。”文件还解除了对其他情报机构的一些限制。 如果说托德拉办公室一片欢欣鼓舞,那联邦调查局则是怒气冲冲。约。埃德加。 胡佛读到文件后“怒气冲天”。托德拉早就提醒过盖勒:在国内情报方面,没人能 跟胡佛较量。胡佛这位法律界的老手认为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行为对他独 霸的领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胡佛一反他一贯倡导公民自由的性格,冲进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办公室, 要求收回成命。米切尔同意了,他说,备忘录中所说的那些违法行为不可能是总统 的政策。米切尔最终说服了尼克松取消那项方案。尼克松总统在签署文件后的第五 天,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在国家安全局,托德拉和盖勒对胡佛的抗议行为和取消休斯顿方案的做法十分 恼火。不管怎么说,他们多年来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一直在搞国内情报。他们认 为仅仅因为总统收回成命就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受国家安全局监视的美 国人越来越多。 休斯顿接到通知,国内安全事务将由白宫的一位新助手接管,休斯顿自己将成 为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后来,他见到了这位新上司——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在司法部长米切尔手下工作过,几天前才调到白宫。迪安把 休斯顿方案扔进了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锁上了密码锁。 三年以后,这个休斯顿方案就像林中的死尸还魂一样,使尼克松不得安宁。当 时,水门事件已使他的总统宝座发发可危,椭圆形办公室就像一座弹痕累累的地堡。 每天都有新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从而使这个米黄色的办公室受到重创。最严重的创 伤之一就是约翰。迪安近来的背叛行为。为了争取免于起诉的机会,他把休斯顿方 案作为交换条件交给了公诉人。白宫中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方案的内容,于是人们 都想得到这份重要的文件。 1973年5 月16日,理查德。尼克松忧心忡仲地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他的律师 小弗雷德。布兹哈特,商议一下最近的事态发展。“你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尼 克松问道。 布兹哈特解释说:“总统先生,迪安手里有一份关于情报——主要是国内情报 ——的收集方案。” 尼克松嗅出了敲诈的味道:“嗅,是国内的,所以迪安觉着可以要挟我们,那 究竟是什么东西?你认为他玩的是什么把戏?” 布兹哈特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但我们是根据他的言语发现这一情 况的——我已经搞到这个东西的复印件了,在国家安全局搞到的——我刚刚和路。 托德拉谈过。” 那个周三下午,布兹哈特格外不安,因为文件清楚地表明尼克松曾经命令国家 安全局非法对美国公众进行监听。可是即使在白宫待了四年多,尼克松对国家安全 局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尽管他曾签署过那份命令。 布兹哈特说:“现在,我完全有把握地说国安局……”没等他说完,尼克松就 插了嘴:“国安局是什么?他们是干什么的?” 布兹哈特回答说:“我也不了解具体细节。他们收集通讯的信息,但他们实际 上并不通过电子装置来搞窃听。” 尼克松下意识地说道:“国安局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合理合法的。” 布兹哈特说:“我想是这样。可是我认为,就国内事务而言,他们管得太宽了。” 尼克松又感到迷惑了。“对了,你说的——通过电子装置来收集——是什么意 思?” “是监视——是的,先生——就是对用国际线路谈话的美国公众进行监听,” 布兹哈特解释说。 “这样做是因为担心他们参与暴力活动?”尼克松问。 “是的,先生。”布兹哈特说。 尼克松不但忘了当初他签发过这个文件,也忘了五天后取消文件这件事。可是 国防情报局早些时候就提醒过布兹哈特确有这件事。 “国防情报局不是说——不是认为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吗?”尼克松问。 “他们认为这件事过去了,”布兹哈特说,“可他们背着休斯顿对我说该批文 的问题又出来了,还说这是休斯顿说的。现在我们打算和国安局彻底核实一下,这 样做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他们(国安局)是最善于进攻的人。” “国安局?”尼克松问。 “国安局。”布兹哈特附和道。 尼克松终于明白过来了,补充说:“国安局很可能做了一些电子方面的事情。” 他们还讨论了非法进入驻华盛顿大使馆一事引起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长期 不和的这件事。托德拉一直给胡佛施压,要他派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秘密搜查专家到 华盛顿各使馆去窃取密码并安装窃听设备。这种办法比国家安全局用电脑破解密码 这个笨法子要省事得多。多年来,胡佛一直准许进行诸如此类的窃密活动。但是, 1967年,他担心自己的人可能被发现而引发丑闻,就停止了这种做法。 为迫使胡佛与国家安全局再次合作,1971年3 月29日,盖勒与胡佛和司法部长 约翰。米切尔会面。会面时,盖勒说国家安全局“迫切希望”联邦调查局恢复非法 秘密搜查的做法。胡佛的火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他说,鉴于此类行动可能给联邦 调查局带来危险,他对继续此类活动毫无热情。尽管有那次会面,联邦调查局和国 家安全局仍积怨未消,无任何好转迹象,一直到1972年5 月2 日胡佛去世,帕特里 克。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后,才又为国家安全局继续进行使馆监听活动。 1973年5 月,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布兹哈特会面时提到了联邦调查局 非法秘密搜查的做法,并将其列为迪安叛离后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布兹哈特说:“在格雷上任之前,联邦调查局这帮人的工作可以说是毫无进展。” “这帮笨蛋。”尼克松怒骂道。 “帕特去拜访国家安全局,并带了四个助手一同前往。他对托德拉说:”我明 白我们曾一起共事,这件事很有意义。‘帕特又使曾经合作过的双方恢复了合作。 “ “谁跟你说这些情况的?”尼克松问。 “托德拉亲自跟我说的。”布兹哈特说。 后来,尼克松与他的高级助手海德曼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该谈话似乎表明, 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使馆进行的非法秘密搜查的行为帮助破译了密码。 “事实上,对印巴使馆进行监听……”尼克松说,“就是我们破译密码的方法 ……虽然我们永不该再提起这事。” 尼克松和布兹哈特的会面一直延续到晚上,然后第二天上午又继续进行。他们 二人既担心那些文件,又担心国家安全局的人对国安局和白宫之间有关监听美国公 众及联邦调查局非法秘密搜查行为的谈话进行监听录音。 布兹哈特说:“我不知道。如果国家安全局真的把他们与外界的谈话进行了录 音,我一点也不会吃惊。我认为即使他们录了音,他们也不会承认。” “不会,他们不该承认,”尼克松说道。显然,对国家安全局把出人本局的电 话录下来这一件事,尼克松是持支持态度的。 “甚至录下与我通的电话,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布兹哈特答道。 “他们是一帮不切实际的家伙。”尼克松说。 布兹哈特又补充说:“他们共有75000 人。” “我想胡佛把他和所有别人的谈话都录下来了。”尼克松说。 1973年5 月16日和17日,在与尼克松讨论的时候,布兹哈特也谈了国家安全局 另一个极秘密的非法行动,该行动代码为“三叶草”。该行动涉及美国的主要电信 公司与国家安全局达成的协议。这些公司每天把美国发出及收到的国际电报复制后 转给国家安全局。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国家安全局已列出一份有600 多名美国 公众的监视名单。这些名单储存在国家安全局的电脑里。凡是有关这些人的通讯内 容,包括通过“三叶草”方案所获取的电报,均被挑拣出来,进行分析并送到联邦 政府任何需要该情报的人员手上。布兹哈特说:“总统先生,这种系统在某些国际 输出输入线路上进行信息接收,也就跟一些通讯公司传递国际通讯信息所使用的方 法一样。” 尼克松对此事兴趣不大,因为这件事和他自己的水门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 是,这至少是水门事件中的一件事情。这件事……” 布兹哈特接着把话说完:“这件事不会起什么作用。国家安全局总是插手一切 国内事务,他们把这叫做外交政治。” 国家安全局应感到庆幸的是,布兹哈特和尼克松没有就“三叶草”之事再谈什 么。但在1975年,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辞职两年之后,搜集关于“三叶草”的线索的 调查又开始了。这次调查是由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发起的,旨在调查美国 情报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可能存在的非法行为。 一位30岁的律师L.布里特。斯奈德被指派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他说:“派 我去调查人们认为最为神秘的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他的上司提醒他说 :“人们称国家安全局为‘查无此局’。” 调查之初,斯奈德向国会研究处要求提供公开记录中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所有资 料。他说:“很快,研究处向我们提供了材料,那是《政府机构组织手册》上的一 段文字和《滚石》杂志上一篇明显有误的文章……1975年前国家安全局和国会之间 从未有过相互监督的关系。” 发现国家安全局这些深层秘密的最初线索是:在当时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 勒领导下,有关方面早些时候对情报系统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的最终报告中提出几 点意见:“首先提到了中央情报局在纽约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一间办公室,以方便 他们复制电报时使用,”斯奈德说,“还提到了中央情报局要求国家安全局对一些 积极参与反战运动的美国公民的通讯进行监控。这么一来,我们就找到了可以深人 调查的线索了。” 一连几周,就复制电报和监控通讯两方面提出问题,国家安全局百般拖延。最 终,丘奇委员会向国家安全局正式提出质疑。但是,国家安全局声称这些问题极为 敏感,为此,仅让丘奇和约翰。托尔听取简略的情况介绍。不过,《纽约时报》上 的一篇文章声称:国家安全局曾监听美国公民的国际通讯。斯奈德说:“既然公众 都知道了这件事,国家安全局就要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在国家安全局,斯奈德 听取了有关“三叶草”行动简要汇报。“三叶草”行动进行得非常隐密,即便在该 机构内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汇报人告诉斯奈德:“每天,情报员乘火车前往纽约,回到米德堡时带回一大 卷一大卷的磁带。这些磁带都是前一天经由三家电报公司从纽约发往世界各地的电 报拷贝。其中,有关外国驻美机构的电报或看似加密的电报都被进行了电子加工。” 虽然磁带上也有美国公民发往国外的电报,但如汇报人所言:“我们忙于破译那些 真正有价值的电报,因而对此无暇顾及。”他又补充说:“此项工作已在前一年5 月被国防部长下令终止,因为丘奇委员会已开始调查国家安全局。”斯奈德问道: “是否因为他得知丘奇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国防部长才终止了此项工作呢?”汇 报人回答:“只是因为此项工作并没产生多大价值而已。” 但是,每当斯奈德试图去调查这一行动的背景,如什么时候开始的,批准人是 谁以及进行了多长时间等,他得到的答复总是“我不知道”。汇报人说,只有副局 长路易斯。托德拉博士知晓此秘密,可他已于1974年4 月退休了。 9 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斯奈德前去马里兰州肯星顿托德拉的家中拜访。他说: “显然,托德拉对于向我这样的调查人员吐露此事感到不快。他说他并不担心我会 怎么样,而是担心那个委员会可能在知道情况后干出什么事来。他问我关于‘三叶 草’之事知道多少,我说了我所掌握的情况。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讲述 此事,一直谈到傍晚。” 托德拉告诉斯奈德,“三叶草”计划最初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说: “所有的大通信公司都参与了此事。但是,这些公司做这些事情连一文报酬也没拿 到。”当时,有人向这些公司保证说,总统哈里E.杜鲁门和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 知道这个行动并已批准继续进行。但是,直到1973年6 月,在托德拉最后把此事告 知国防部长詹姆斯E.施莱辛格之前,他还不知道此计划已得到了更高层人物的批准。 “就他所知,尽管国家安全局属于国防部,施莱辛格却是惟一知道此事的国防部长。” 托德拉这样说。 就像已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进行仔悔一样,托德拉概述了这一非法计划,后来 斯奈德把他的话总结如下:在50年代一直选用电报纸带,在纸带上打上孔,然后加 以扫描进行电子信息传送。每天,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员去取那些留下的一卷卷打孔 纸带,然后带回米德堡。60年代初,电报公司开始使用磁带。虽然这些公司愿意继 续合作,但他们想自己存下这些磁带。这样,国家安全局就得找个地方来对这些公 司的磁带进行复制。1966年,托德拉亲自出面,请中央情报局帮助在纽约租用一间 办公室便于国家安全局进行磁带复制,于是便租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一直用 到1973年。托德拉说,1973年,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律师担心此事不合法,中央情报 局才不再给国家安全局提供地点。后来,国家安全局就自己在曼哈顿找了间办公室。 托德拉回忆说,尽管国家安全局有许多职员知道有一个被称为“三叶草”的计 划,然而在那几年,只有一名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一直负责此事并直接向他汇报。 托德拉回忆说,好多年过去了,他没有听到关于“三叶草”的传闻。他说,这一计 划就是这样,不引人关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我问,国家安全局是否会利用“三叶草”计划获取的磁带来暗中监视美国公民 的国际通讯?托德拉回答说:“那根本不可能。”他说,一般来讲,国家安全局对 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但他又说,有几次,国家安全局根据一些美国人的名字来监视 他们的国际通讯内客,但仅此而已,“三叶草”计划就是按照这一准则挑选磁带的。 他特别指出……尼克松政府原想将这一工作转给联邦调查局去做,但他们不愿接手。 我问到国家安全局阅读美国公民的电报是否合法,他说:“这你得去问律师。” 我还说,我本该想到那些电报公司会让人担心。托德拉说,“就是这些电报公 司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不管他们在国家安全局的要求下干了什么,那都是出 于爱国。公司一直认定,国家安全局要这些磁带是为了查找外国情报,而这正是国 家安全局的使命。如果美国公民的电报被偷看了,这些公司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驳了托德拉。我认为这些公司向政府提供磁带,无论 政府做何用途,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给政府提供了一种使用手段。他们该为此承担责 任。 我的话惹得托德拉第一次在谈话中大发脾气。他重申,这些公司不应负责任。 他们只是按政府要求去做,政府向他们保证过,这样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如丘奇委员会将这些公司的行为披露出去,只会使这些公司陷于一种难堪的境地, 甚至会使它们受到起诉,并且会挫伤、打击美国其他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今后合作 的积极性。我告诉他,丘奇委员会还没决定如何处理这件事,如何处理那些卷入此 事的公司。我们友好地道别,但他显然为事态的最终结局担忧。他对政客们的不信 任溢于言表。 托德拉就此事认错道歉之后,斯奈德开始调查:这些电报公司是在什么时候知 道这一计划的?对这一计划了解多少?只有原美国全球无线电公司的一名雇员从一 开始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说军方曾找到他,要求公司与军方合作,”斯奈德说, “真该死,他只知道这些。”还有一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负责人,“他来作证时, 身边簇拥着他公司的一群律师。一旦我的问题涉及某人的姓名及职位时,这些律师 就对我的问题提出异议。我对他们说,这是在美国参议院,不是在法庭上。如果他 们还要对我的问题表示反对,我会叫一位参议员来否决他们的反对意见。我说完这 话后,他们就不吭声了。” 委员会起草报告期间,斯奈德反对向公众披露这些公司的名字,但是委员会的 首席律师弗雷德里克。斯沃茨表示反对。他说:“这些公司有责任保护其客户的隐 私。他们的行为应当被揭露。委员会如不将这些公司公布于众,委员会就会成为众 矢之的。在丘奇的压力下,委员会没有考虑国家安全局的强烈反对和委员会中共和 党成员的不满,经过投票,决定将报告公布于众。” 杰拉德。福特总统打电话给丘奇和其他参议员,恳求他们重新考虑此事。但是 丘奇决定将此事追查到底。第二天,国家安全局局长卢。艾伦中将在委员会公开作 证,这在国家安全局是前所未有的。听证室挤满了人,电视摄像机不停地在转。艾 伦面对着委会员所有成员。虽然,丘奇没有提及那些电报公司的名字,但主动提出 了“三叶草”问题。斯奈德说:“在丘奇看来,这一计划是非法的,向公众公开不 会损害国家安全。”但是,在遭到委员会中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霍华德。贝 克等共和党成员的激烈反对之后,丘奇同意只在秘密听证中再继续有关“三叶草” 的讨论。 在随后的几天里,白宫一直恳求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略去任何有关“三叶草” 提法。斯奈德说:“司法部长爱德华。列维公开代表总统亲自请求委员会不要发表 关于‘三叶草’的报告,因为公开这些内容将会损害国家利益。自委员会进行调查 工作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但是,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则倾向于披露此事。一想到 多年来美国公民的信件一直移交到情报机构这件事,参议员们就烦恼不已。斯奈德 说:“且不论合法与否,这种事件就不该发生……为什么搞清这些公司的身份就会 涉及国家利益?的确,这份报告会使这些公司难堪,也许会因此被客户起诉,但是 难道因此就不对外公开吗?” 因此委员们通过投票做出决定:不采纳白宫的反对意见,将所有材料公布于众。 斯奈德说:“据我所知,国会委员会以表决的方式决定,不顾总统的反对,发表总 统认为应予以保密的情报,迄今为止,这还是第一次。” 几个月后,1976年3 月,委会员接到通知,国家安全局的一位低级职员发现了 一份和“三叶草”有关的文件,而且这是所发现的第一份文件(委员会的报告是以 听证会的证词为基础,而不是以任何文件为依据的)。斯奈德说:“这份文件提供 了许多原始信息,也使人们对那些公司声称找不到任何‘三叶草’文件的话产生怀 疑。毕竟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涉嫌此事至少已达四年之久。” 2000年,斯奈德升任中央情报局总监察长。回忆往事时,他说:“我开始发现 情报机构与私营企业部门的关系还是维持下来了。律师们对此类事情也更加关心, 人们也不再忽视合法性的问题了,而且情报部门与私营企业部门之间也有了书面协 议,并由负责的官员签署。 “我已认识到这次调查从长远看对国家安全局有好处。国家安全局也不希望再 发生类似事件。继丘奇委员会调查之后,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确 保其行为与现行法律相一致。我个人认为我可以证明,在涉及美国公民通讯方面, 国家安全局一直小心谨慎,无可猜疑。丘奇委员会的调查虽令人不悦并且让国家安 全局工作人员士气低落,但是也促使该机构建立了一套规范的工作程序,在美国法 律范围内开展工作,并把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23年后的今天,我仍对当时的工作 表示满意。” 丘奇委员会调查事件之后,一系列改革随之而来。其中一项就是《外国情报监 视法》的出台。该法首次确定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范围,规定像“三叶草”行动那 样未经许可大面积窃取通讯的行为为非法,同时规定随意把美国人列人监视名单的 行为为非法。依据此法,成立了秘密联邦法庭,即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国家安全局 如要监视某位美国公民,或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即持绿卡的人,必须事先得到法 院的批准。为了获得批准,国家安全局官员必须证明,监视对象要么是某外国势力 在美国的代表,要么与间谍或恐怖活动有关。 但是,在美国,这类问题属于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国家安全局很少插手这 种事情。据一名高级信号情报人员讲,因此在国内,国家安全局不把美国人作为监 视目标。他说:“我想说清楚的是,我们不会在国内有意监视身份明确的美国人, 因此,我们也不去法院申请许可,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作……联邦调查局所担心 的是美国国内的间谍。对有恐怖活动嫌疑的外国人也是这样。本。拉登来到美国, 进入美国领土,我们也不去动那家伙。对付那个家伙是联邦调查局的事,因为他是 在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因此,在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于1999年批准的886 项监听许 可中,大多数都是联邦调查局申请的。” 然而,这种司法上的保护仅仅在美国境内有效。“新法律并不包括那些不在美 国境内的美国人,”这位官员补充说。针对美国境外的美国公民的行动,只须取得 美国司法部长的批准。然而,在海外,被国家安全局盯梢的美国人数量很少。“同 时出现的,可能有五个吧,毫无疑问他们是某些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或是恐怖分子, 或是外国政府的官员或雇员。我们不是指简。方达。” 他又补充说:“我们会搞清楚,外国的某个神秘人物是个恐怖分子,并且持有 绿卡或曾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如果他拿到了绿卡,我们会把他当美国人来对待。 所以,我们追踪的人,一部分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只不过他们 已回到了他本国而已。” 另一方面,对在美国的外国人进行秘密监视并不需要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准许, 只需司法部长批准即可,有效期为一年。 确定哪些美国人是监视对象仅仅是问题之一。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截获的通讯 中偶然涉及一位美国公民或英美情报网成员国的公民时,应该如何处理?随着技术 的进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网络已经互相渗透,”国家安全局 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的许多目标就在我们使用的同一网络上,这就是全球通 讯基础设施。” 对于英美国家居民的姓名的传播也有种种限制。在确定监视对象、收集、选择、 存储并传送相关信息方面,国家安全局的最高原则就是“合众国信号情报第18号指 令”,即“美国符号系统的信号情报操作之限制及程序”。该指令于1976年6 月也 就是丘奇委员会调查之后不久起草的,并且不时地在内容上加以更新。 1999年,有些人提出该指令是否应完全重新起草,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今信号情 报的工作现状。国家安全局一个行动小组说:“这些意见都是合理的,那个指令读 起来费劲,不易理解,所述内容非常复杂,必须仔细阅读。然而这还不是制定新准 则的正当理由。” 该指令的关键是关于“美国人”的定义,因为这将决定某一被截获的情报是否 被输人、分析并且加以披露。指令规定:“一位在美国境内身份明确的人,就被认 定为是美国人,除非有明显身份证据来证明他是未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 或他的通信内容使人充分相信他并不是美国人。” 另一方面,“一位有美国境外身份或住址不明的人,就不被认定是美国人,除 非他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是美国人,或他的通信内容及所处环境使人有理由相信他 是一位美国人”。 1994年发布了题为“在信号情报中如何确定美国人的身份”的文件,进一步阐 明了在何种情况下美国人的姓名可以从信号情报中删除或保留,然而在大多数情况 下,根据文件所述,美国人的姓名必须被删掉。但是这一规定在某些情况如在劫机 或恐怖活动等紧急状态时不适用。其中一项规定是,“当获取到涉及美国人的、非 常具体的、很有可能实施某一活动的情报时,报告部门应从维护美国人利益出发, 发布一份包括美国人姓名在内的报告,越详细越好。”国家安全局会在绑架或劫机 之类事件中启用“默许同意程序”,在这类事件中,“美国人会被进行恐怖活动的 外国势力或组织挟为人质,因此对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收集的同意可以是默许的”。 另一例外则是,如发现“罪证”时,允许监听美国人的通讯。国家安全局现任 局长迈克尔。海登说:“在遇到人身威胁、可能的间谍活动、高度机密情报的泄密 等情况时,我们会偶尔违反或可能违反法律规定。在过去的16个月里,这种情况总 共发生了18次。在这18次事件中,其中有10件是涉及美国人的。另有6 件似乎与美 国人有关,但我们还不能确定。剩下的两件,其资料是涉及不明国籍人士的,我们 根本不知道是哪国人。” 1980年,在截获出人利比亚的所有通讯信息过程中,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人员 发现总统吉米。卡特的哥哥贝利正与利比亚做生意,而且担任未经注册的利比亚政 府的代理。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将截获的通信内容交给美国司法部长,由此产生 的调查活动后来发展成有名的“贝利门”丑闻。 情报分析人员不仅不能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到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真实姓名, 而且也不能提到相关的美国公司的名称。按照内部文件,“分析人员通常必须选择 代替词指称美国人,并且在报告细节部分时也应用此方法,以免读报告的人看出其 真实身份”。 在信号情报报告中,美国人身份每被提到一次,行动指导处必须对其进行记录, 并且每季度向总检查官报告一次。一份内部备忘录上这样写着:“请务必记住,无 论以何种方式向信号情报系统之外的人或组织泄露了某个美国人的身份,国家安全 局都要为此负责,不管这种泄露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为避免不当的截获和传播信息行为,情报截获和分析人员经常接受培训(例如, 1998年11月就举办了17次)。培训中,假设出一些会碰到的情况,情报分析人员学 会如何做出正确反应。如假设“你有理由相信使用移动电话的某个人与国际贩毒有 关,但是,你没有相关资料来判断他是不是美国人。你能对他的材料进行收集吗?” 不管在假设中会设想出什么情况,现实世界的工作总会产生更复杂的情况,如 在最终完成的报告中应保留和删除什么样的人名和头衔。下面就是在过去的几年中 出现的一个实例。 1993年1 月,当选总统克林顿即将宣誓就任的几周前。截获的情报涉及他和他 的内阁班子,如何称呼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使用姓名是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但 无需特殊许可,美国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是可以用头衔来指代的。但问题是,在他 尚未宣誓就职情况下如何称呼。 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显示:“国家安全局办公室总顾问建议在报告中对这些 候任人的称谓可以用如下方式表示:在他们即将担任的职位的前面加上‘候任’两 个字(如:候任国防部长)。这种头衔应一直使用到这些候任人已被正式任命如克 林顿内阁正式就职为止。候任人的名字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必须把联合国官员的名字 也从报告中删去,高级官员则只能保留头衔,而低职位官员必须用“联合国官员” 这类一般称谓。 在总统就职六个月后,国家安全局分析人员发现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的名 字出现在监听报告中。她是什么人呢?联邦的一个法庭认定她从事有关保健政策的 工作,应属于全职政府官员。安全局内部的一份备忘录里提到:“如果情报的内容 与她的工作有关时,只能用职务头衔来指称克林顿夫人(当时她是全国保健改革事 务总统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如情报涉及她在其他行政部门的工作,也可用她 的这些头衔来指称她。当无法确定外国情报的内容是否与克林顿夫人有关时,一定 要进行核实。就像行政部门其他高级官员的情况一样,涉及克林顿夫人私生活和缺 乏犯罪证据的活动也不得公布于众,即使在有证据的情况下,也需经过国家安全局 高级管理部门及总顾问处的审核才可公布。” 1994年,应波斯尼亚塞族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的邀请,前总统卡特应邀到波 黑去调解那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1994年12月,卡特表示暂时接受邀请并声明他将 以“卡特和平中心”代表的身份前往波斯尼亚。 对安全局来说,巴尔于是重点监听地区,所以行动指导处估计会截获到卡特收 发的通讯信息。因此,国家安全局就卡特的名字是否出现在发给“情报客户”的报 告中这一问题发出一条指令:现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对这一进展表示谨慎的欢迎, 但明确指出,前总统卡特将不代表美国政府而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前往波斯尼亚。 既然前总统卡特将不正式代表美国政府,任何有关他去波斯尼亚旅行及参与结 束那个地区的战争的报道,都只能称他为一位“美国人”。只有他在这次活动中最 终成为美国政府的使者时,他才能被称为“美国前总统”。 1995年,华盛顿开始对两个人的命运忧,G 忡忡,一个叫米歇尔。迪瓦恩,他 是美国人,在危地马拉的热带雨林中开了一个旅馆;另一个叫埃弗拉恩。巴马卡。 贝拉斯克斯,是个游击队长,与美国律师结了婚。有迹象表明他们被受雇于中央情 报局的危地马拉军官所杀害,而中央情报局也许知道谋杀者。一位新泽西州的参议 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气愤地给克林顿总统写信说:“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这次谋杀, 使我得出惊人的结论:中情局已经失控,而且局里还有一个只能被称做犯罪分子的 人。” 由于中央情报局和国会都要求调查这件事,国家安全局被要求到它庞大的信息 库——多年来所有储存的原始通讯信息——去进行核查,即从1987年1 月至今任何 与迪瓦恩及贝拉斯克斯有关的信息中进行核查。鉴于安全局可能因此事陷入困境, 安全局总顾问提醒行动指导处,依照联邦法律,在未得到安全局局长。司法部长或 国外情报监视法庭批准的情况下,不允许收集美国人之间的通讯资料。“他还说:” 安全局无权为执法或调查目的收集信号情报。“律师们担心这种监听行为会引起民 事诉讼或刑事诉讼。 1996年6 月,正当前参议员鲍勃哆尔和总统克林顿开始为秋天的竞选厮杀时, 分析人员收到特别指示,不要提及任何候选人或政党无意间被监听的事情。一份备 忘录说,“如同候选人一样,美国政党也被看做是美国公民,因为读取情报的人能 够判断出某一美国公民的具体身份,所以应避免使用真实名字、独一无二的头衔、 个人特征及具体的语言环境,以免暴露政治党派或候选人的身份。 这份备忘录还说:“我们预测199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时为了解外国情报或 评估其重要性,有必要提到一些政党或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用笼统的称 谓来指称那些具体的人和政党:美国某政党,某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某位参议员候 选人等。请注意,即使用了这些名称,其具体的身份还是可以从报告的上下文中判 断出来。” 1997年10月,克林顿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华盛顿举行了最高级会晤。 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窃听活动。该计划需要通过卫星和微波频 道进行大范围的搜寻,来确定有情报价值的关键电话。 早在四个月前,国家安全局的律师便向安全局的行动指导处发出了一份绝密的、 简短的备忘录,为这次复杂的计划做准备。备忘录说:“这次计划涉及面很广。” 这意味着国内的通讯频道也必须接受搜查。“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任何有关 美国公民的信息都应按有关要求去做。” 备忘录又列出了一系列监听人员和分析人员可能会提出的疑问,其中有:“你 是通过信息库得到的信息吗?”“监听对象是什么人?做为美国人他(她)的真实 身份是什么?”“外国情报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通过电子窃听能得到什么情 报?为什么这样认为?” 备忘录还列出一系列的指南。“如果你的监听对象是外国人,但无意间发现有 美国公民和他交谈,你就可以报告,这是一份外国情报,只要你强调外国人一方而 少提美国公民,而且应用一个笼统的名字来指称这位美国公民……如果有人需要涉 及美国公民的情报,你就让他与P ()2 即国家安全局特别信息控制科联系。” 官员们还预感到,分析人员还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局的“原始通讯贮存系统, 这个系统里有能够鉴别美国人身份的信息”。因此,分析人员受到警告:“进入这 个系统前,你对你的问题做过研究吗?进入该系统后,你想得到哪种类型的信息?” 安全局尽管受到一些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的严密控制,但仍能钻一些小空子。 国家安全局要下很大力气删除已发出的报告中的美国人的名字,但其他使用其情报 的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只要给安全局发传真提个要求,便可获得他 们所需要的名字。这个要求必须说明原因并指出“这个名字对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 是必要的”。一旦收到这样的要求,国家安全局将把这些名字储存在信息库中达一 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不会说出这些名字对外泄露了多少次。 “美国人的名字是不会被列人报告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客户”在报 告中说,“只会说‘美国人’。当然对英国人也如此。如果你需要什么人的名字, 打个报告便可。有个部门叫美国人身份鉴别处,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说,我 想知道某某家伙是谁。当然,如你……要给他们寄封信说明原因,他们会告诉你的。 你要告诉他们传送号码和顺序号码。这个美国人在美国还是境外都没关系。只要你 把理由讲清楚,安全局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你的信,顺序号码是… …‘然后他们(国家安全局)又会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这是控制号码。 ’因此他们(安全局)便有了跟踪号码。” “如果信号情报报告分送给20个人,并不是所有20个人都需要情报所涉及的人 的真实身份,”一个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也许仅有5 个人需要并提出询 问,他们应该用书面的形式提出要求,并且要证明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即是为了了 解和评估外国情报,否则,我们就不提供。如果他们想得到某个美国人的真实身份, 还得进行登记。” 另外,只要安全局局长认定窃听内容涉及重要的外国情报或可能的犯罪证据时, 两个美国人之间的国际通讯内容或在外国的通讯内容也会被保留下来并传送出去。 1997年7 月1 日司法部长雅内。雷诺同意对这些规定所做的修订。 涉及普通美国人的隐私问题时,如果对话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录音带必 须立刻毁掉——即使这位官员是与国家安全局的某位重要的监视对象谈话。 对美国人来说,国家安全局的最大危险是它参与执法活动。在尼克松执政时期, 国家安全局常被用来秘密监视一些反战分子和那些对白宫不满的人。而今天,国家 安全局所监视的对象是那些“跨国界”的违法行为:毒品交易、恐怖活动、有组织 的国际犯罪、武器扩散和非法贸易活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提道:“这次收集 情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毒品跨国贸易情报。这次行动也是执法的需要。所有活 动必须按国家信号情报的要求来安排。所获情报应由国家安全局分析并上报。”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情报官员说:“如果信号情报活动可以告诉总统,‘ 当你监听某个家伙时,你实际上在监听某个卡特尔’,这是个应该让总统知道的好 消息。” 关于安全局参与执法行动一事,前任高级律师斯图尔特。贝克表示最强烈的反 对。他说:“我在国家安全局任职时,我们经常诙谐地谈论检查官们在搜寻与大的 调查活动有关的情报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他们面对情报部门所收集到的情报,第 一反应就是惊奇地张大了嘴。接下来,他们便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报告中有大量有用 的信息,于是就非常仔细地阅读每一份报告,后来渐渐地认识到报告都是为其他目 的而编写的,而且似乎不会有满足他们要求的内容。最后他们便是感到厌倦,咬着 牙苦苦地翻阅下去,多半是为了避免以后被别人指责检查工作不全面。” 使国家安全局参与执法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 “因为苏联已不再是威胁,”贝克说,“现在就可以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 情报人员来说,跨国界的毒品交易、恐怖活动、外国人走私以及俄国人有组织的犯 罪等是应予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很难说清他们的监视活动是执法行为还是维护国 家安全的行为。” 不久,一些以反毒品、反恐怖主义、反核武器扩散和反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等 联合工作中心相继建立。在这些中心里有执法人员也有情报人员,这两个领域又危 险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认为把情报与执法分开会有什么危险,”贝克说, “我在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来自药品管理机构的要求情报的请求。有时, 由于怀疑他们在试图避开宪法和法规的约束,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如果管 理机构和政府的头儿们下不同的命令,我也不能幻想我们的反对会成功。” 最后,国家安全局是否秘密地滥用权力的问题就成了能否赢得别人的信任的问 题。《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说:“相信我们能分清好坏,运用我们强 有力的监督工具来为人类谋利益,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信任他人的人,我想对海 登将军和他周围的同僚们表示信任。美国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局来破译密码、监听那 些想谋害我们的人的谈话。但是期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心是不现实的。令人 高兴的是当恐怖分子在传播炭疽病时,国家安全局能抓住他。” 在1 月份的某个星期一的夜晚,万籁俱寂,国家安全局的大脑超负荷地工作着。 因一次突然故障,造成电讯中断,它的耳朵仍然能听到每小时数以百万计的信息, 但是它的大脑已经失去思维能力。 在三英里以外巴特勒大街上,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空军中将的豪宅里, 中将刚刚吃完晚饭,正在看电视,秘密电话响了,他被告知整个系统瘫痪了。那是 2000年1 月24日。 晚上7 点,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计算机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已是深夜。由于某些原 因,一套软件系统突发故障5 ;起了整个系统的瘫痪。“这是我们用来工作、处理 信息的网络——米德堡一切都瘫痪了,”海登说。 局长命令采取紧急措施,并通知计算机专家、电气工程师。数学专家及任何一 个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人马上到场。“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海顿自言自语。 “我把比尔。马歇尔(企业通讯主管)叫来,我说:”比尔,我需要有个说法,我 们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我们该怎么办?“‘马歇尔建议召开全体大会。”我们 确实就是那么做的。“在弗里德曼大礼堂讲台上,海顿告诫每一个人都不要提瘫痪 这件事。”我说,我们出了故障是操作上的失误,大家要保守秘密,“海顿回忆道,” 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的系统瘫痪了。“ 在托德拉超级电脑设备所在的二楼,专家们拆开如同意大利面条一样错综复杂 色彩缤纷的电线,电路和线路图纸覆盖在桌子和地面上,他们一寸一寸地认真地检 查计算机的每一个神经系统。 在三个星期之前即2000年元旦,海登成功地躲避了千年虫,因而这次瘫痪对他 来说简直是个打击。但是在近10年内,由于使用过度,而且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安 全局的大脑已经快要中风了。最早的征兆是在90年代,那时国家安全局庞大的处理、 存储、分送信号情报的“宇宙”号系统已经在技术上落伍了。“宇宙”号系统需要 130 人进行管理,占地20000 平方英尺,造成了巨额开销。 为了避免瘫痪,“宇宙”号系统必须更换。1993年开发出一个名为诺尔马利莎 的新系统,这个新系统使用标准的工作站、服务器和超级电脑,占地面积节省15000 平方英尺,年费用节省300000美元,操作人员仅需10人。虽然这套设备体积变小了, 但人们对它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例如加工信号情报原来可用1 个多小时,现在只能 用10分钟。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电子动脉瘤是不可避免的——最易出问题的时间 是千年夜。除完成它大量正常工作外,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系统也必须从99转到00, 即转到2000而不是1900. 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周里,海登命令:我们要制定应急计划, 以便在发生严重瘫痪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情报局继续运行”。他的前任肯尼 思。米尼汉中将把千年虫问题称为“数字时代的厄尔尼诺”。1998年8 月,他说: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员工将面临着最严重的技术上与管理上的挑战。” 早在1996年10月,这个机构就建立了“千年编程管理办公室”,随后更名为 “2000年监督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也开始要求卖方对他们的产品没有千年虫的问 题提出书面保证,并以此作为交易的前提。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信 息主任罗纳德。肯放。为了对付千年虫,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一个紧急911 计划,去 寻找并雇用那些懂得新老计算机语言的人。为了激励员工,米尼汉将军许诺发奖金 和给假期。 但到了1998年,国家安全局官员发现许多当初声称能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公司突 然都依次收回了他们的承诺。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说:“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前, 国家安全局不会知道其中存在着问题。”米尼汉说:“解决千年虫问题是一个冗长 乏味的工作,期限不可更改,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解决问题。” 随着期限的临近,国家安全局数千台电脑的管理系统被评估,各终端都贴上了 标签。绿色的标签表明系统运行正常,没有千年虫问题。黄色的标签表明系统仍有 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红色标签提醒人们:“千年虫问题没有解决。” 在临近关键日期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应对工作一直落后于时间表。 仅有19%的计算机做好了准备,近60%的维修工作还没有进行。但由于有了克服瘫 痪的计划,到1999年7 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们还是设法将94%的计算机修理好了。 剩余的6 %预计在9 月未完成。 最终,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千年虫的侵袭没有破坏或只稍稍破坏了国家 安全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就像什么事都没有 发生一样。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 月24日。 最后,安全局花费了数千个工时及三百多万美元进行维修后,这一系统被重新 组装起来。三天后,国家安全局从它的电子昏迷中复苏,它的存储记忆依然完整无 损。“我们已经有能力存储这历时三天半收集到的信息,”海登说,“当我们反过 去对信息进行处理时,用了八到十二小时。”在中断时间里,本应由国家安全局监 听的许多信息转到了英国通讯总部。“我们为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英国通讯总部 的一位官员说,“这使他们极为尴尬。” 在遭受这次重创一年后,随着计算机管理更加集中化,国家安全局大概有12% 至15%的大脑系统能再次正常运转。尽管如此,海登总结说:“对我们以及与我们 有共同利益的人来说,网络的中断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建设一个新的基础设 施所需的资金必须马上到位。而且,挑战并没有就此而止。” 由于海登的脸又圆又胖,头顶又秃又亮还戴着无边的眼镜,他被形象地比做一 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间谍头子,而不是一名伊恩。弗莱明式的小密探。他还缺少典 型的高科技间谍头子的背景。在他上任不久,就告诉全体员工说,算术不是他最好 的功课。他承认:“我不是一个数学专家,也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我也不愿装做 是专家。我将深深地信赖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数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为了强调这 一点,他补充说:“当我想到富有智慧和逻辑的智囊团整日在这儿工作时,我就能 想起我的孩提时代的感觉:墨菲太太把二年级的课程表拿给我看时,我感到胆战心 惊。” 海登出生于1945年3 月17日,在匹兹堡长大。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他避开了 艰苦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学习了历史。在60年代末的强烈反战时期,海登被选进后 备军官培训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就在他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不久,他于 1969年加入了美国空军,被分配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在奥富特空军基地 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传令官,两年后他到关岛负责第八航空队情报事务。70年代 后半期,他主要在佛蒙特的圣。迈克尔学院培训后备军官。 1980年6 月,新提升为少校的海登被派到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担任战术空军作 战大队的情报主任。两年后,他又回到学生的美好时光,后来又作为空军武官被派 往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从那儿海登又调到五角大楼做政策工作。后来在布什执政时 期又进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直到1991年。他在驻德国的美国欧洲指挥部做了情 报工作之后,接管了空军情报署,成为得克萨斯州凯利空军基地联合战争指挥控制 中心的主任,在那儿深深地卷入了信息战。他后来在南韩担任联合国军指挥部副参 谋长,负责处理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军人问题。 海登在韩国收到了派他去国家安全局任职的秘密指令。在不久后一个周五的晚 上,他和妻子一起去基地电影院看电影。上演的是一部他没听说过的影片《国家的 敌人》,在影片中威尔。史密斯扮演一个被国家安全局窃听的普通公民,哈克曼扮 演一个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这个官员时常为国家安全局的庞大权力担忧。 “除了不符合事实外,”海登说,“那是一部很好看的影片,而且,我可以告 诉你,在走出电影院时,我说,把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描绘成了那个样子可不是一件 好事。但是,一个团体能把秘密和权力扯到一起,我并没有感到不太舒服。这就是 电影所反映的秘密和权力的罪恶。” 当海登到达神秘城时,那里正遭到围攻。国会正向它发起攻击。士气比埋在地 下的光缆还低。高级管理人员都成了“军阀”,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战斗之中。国 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说:“‘军阀主义’这个词在这用了好几年了。这就意味着每个 副局长都像封建‘军阀’一样,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更大荣誉,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如果把我的员工安排到另外的部门,我决不会干的。这些副手就如同狗抢占地盘一 样。” 另一个问题是高级政策委员会,它在影响国家安全局的很多主要问题上向局长 提建议。这个委员会由许多长期争论的“军阀”组成,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都是不 可能的。“我不知如何能做成一件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房间中有35个人, 却一事无成。在这个该诅咒的领导队伍中,人人各持己见。局长也不会在任何事情 上得到一个大家一致赞同的意见。” 海登到来后发现安全局的财务体系处于混乱状态。2000年1 月,一个官员就说 :“预算是个大问题,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也说不出个原因。这简直让他发疯了。”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管理上的新问题是面临巨大的科技挑战。 海登坦率地承认,安全局的生存面临着危险,“现在我们面临着最大的技术和 分析的挑战——我们监控的目标随时都在变;非传统的敌人和联盟;全球性的信息 技术爆炸;数字密码,等等。别弄错了,我们正面临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当计算机系统出毛病时,海登到国家安全局工作还不到一年。这也证实了他早 就听说的国家安全局的“身体要出问题”的最坏的预言。“国家安全局过去拥有世 界上最好的计算机,没有再好的了,”一个官员说,“现在甚至不能正常运行,这 说明什么问题呢?你知道一个现代化的公司已经脱线四五天了吗?他们正在拼死挣 扎。” 曾在计算机科学方面闯出新路的国家安全局走了私营部门害怕走并且没能力走 的路,现在为了保住生命,它只能拖住技术的尾巴不放。“他们具有的专门技术现 在已不再有用了。”一位前官员说,“要他们拥抱这个新世界,那是一场苦难…… 他们现在只想苟延残喘,对付着活下去。”一个亲眼目睹计算机面临瘫痪的佛罗里 达州的国会议员波特丁。格斯更直率,他说:“请相信我,这儿不过是修修补补, 我们已不擅长我们过去做的事。”格斯还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实际上国会情 报委员会至少在三年前就已警告过国家安全局和与之相关的部门。” 在安全局的计算机瘫痪一年多以前,国会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约翰。米利斯 就说过:“信号情报已处于危险之中。”就像一个大副焦急地从一个将要驶向暗礁 的船长那里抢过船舵一样,情报委员会开始强制国家安全局进行改革。米利斯和格 斯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指导处工作了十几年。米利斯也曾在国家安全局的行政部 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他们两个团结起来,重振国家安全局敏感的信号情报工作。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中,我们一直生活在信号情报的光荣时代,” 米利斯说,“信号情报一直是决策人和军队指挥官选择的‘内参’。在以往,科技 是国家安全局的朋友,但在前四五年中,科技已从秘密情报的朋友变成了秘密情报 的敌人。” 以前,通讯系统中的一次重要的革命——电话、收音机、电视、卫星或电缆电 报——在一代人中可能最多发生一次。其中可预言的阶段给了国家安全局时间去寻 找新的办法以对新媒体进行窃听,尤其有许多科学家也在暗中为国家安全局的秘密 科学顾问委员会服务。而现在,技术革命一一个人电脑、移动电话、互联网或电子 邮件——几乎每年发生一次。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顾问们无法在技术上占据垄断地位。 从1992年到1996年初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迈克。麦康奈尔说:“我们越来越需要 与更加多样的电子环境打交道。杂乱不仅存在于人类的通讯和传感器的信号之中, 而且存在于机器间的对话之中。” 国家安全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技术应用全球化的变化。国家安全 局的一些监听对象仍然使用传统的通讯方式——通过微波和卫星传送的未加密传真 和电话。从截获的有关伊朗试图获得C802弹道导弹的情报可以看出,国家安全局仍 有能力用这些技术完成任务。但是,其他监听对象正在改用更复杂的通讯手段D 密 电路、光纤、数字移动电话或互联网。问题是,要渗透到新的系统并且不忽视原有 的老系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专门技术。 “我们两方面都应做到,”海登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说,“不能放弃原有的,而 且还要做得更多。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看起来正在超前发展,而别的地方看起来仍 然像15年前一样。在先进与落后这两个世界里发生的事美国都要接收。当你在做一 些新的工作时,那些旧的工作对你依然重要——在预算不允许你引进新旧两个信号 情报系统时该怎么办?你现在对国家安全局的艰难处境已经有了精确的了解。” 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用直观的数据简述了今天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另一个 主要问题:监听通讯信息量过大。40年前有5000个独立的计算机,没有传真机,没 有一部移动电话……在1999年有超过4.2 亿台电脑,其中大部分已联网,大概有1400 万部传真机和4 石8 亿部移动电话,一而且这些数字仍在继续增长。电信产业通过 投资亿万美金已经形成环绕全球几百万英里的高速宽带光缆。麦克纳马拉还补充说, 进入2000年以后还会有3.04亿人上网,比前一年提高80%,其中生活在北美洲的人 不到一半。 国家安全局不仅要在不断扩展的通讯领域中进行窃听,而且白宫、中央情报局、 五角大楼和其他部门安排给它的任务也在大大增加。1995年收到约1500条要求“立 即”提供情报的“特别请求”。到2000年秋,这些请求的数字以17%的速度增长到 3500件。正如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说,情报分析人员是在大量的信息中 “蛮干”。 问题不是如何在不断增多的通讯中进行窃听,而是如何把信息返回国家安全局。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当然,你们先要弄清楚你们带回国家安全局处 理的谈话都是些什么内容?你得用容量大的专线将其送回,所以不得不使用既有限 又昂贵的带宽,你不可能把全球带宽都用上来把所有信息送回美国,因此有个物理 难题……你必须用一个容量大的专线,而现在还没有。” 即使能把大量的信号成功地送回米德堡,那里也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去处理全部 信息。“假设这里有一条能传递中美之间所有信息的专线,”一个高级信号情报官 员说,“我们还要有语言专家来进行监听,而且在监听情报时你们可能发现最重要 的信息是很微妙的……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语言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在窃听时用大功率的电脑尽可能地对窃听的信息就地进 行最早的筛选。“你们有了‘天线’,”一位高级信号情报员说,“现在你们又有 了过滤器。通过识别特征把某人或某团体的通讯信息从众多的通讯信号中筛选出来。” 他说,这些特征之一就是监听对象的电话号码。“你们正在寻找的是通过那个 电话号码的信息。在一个被拨打的电话号码与规定的号码不同时,筛选器会将其忽 略直到相应的号码出现为止。我们按所监听的对象名单来核对外面进行的对话,如 果不符就将其拒绝,而对被拒绝一方不会有任何影响。你不查它们,它们就不会被 储存。查到的资料被送到分析员手中进行分析,它们也许是在国内安全局总部的某 个地方。” 鉴于国家安全局现在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电信通讯不断增长,美国国会已开 始加以关注。一些人认为在多年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安全局过于依靠陈旧的系统, 而没有在可能冲击该机构的新技术浪潮到来前做好准备。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坦陈 :“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已经落伍了。” 现在国家安全局最感头痛的是从微波和卫星通讯——安全局最擅长用间谍卫星 和地面站截获信息——向埋设光缆的转变。“技术已变成一把双刃剑,”海登说, “在黑暗的日子里它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据国家安全局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到2000年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声音和数 字通讯只有2 %是通过在美国的微波塔传送的。而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放弃了除阿 拉斯加外的全美卫星通讯,并把声音和数字线路卖给了快速发展的电视直播行业。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70年代为传送更多的信息而在卫星上大量投资,”该官员说, “现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卖掉了所有的国内的卫星线路……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里从事信号情报的企业似乎正成了被监听的目标。” 正如国家安全局一位高级官员所说,改用埋藏的光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自 身的能量在90天内扩大了一倍。一小捆细如发丝的玻璃光缆容量更大、更加安全可 靠。因此,可以像收集雨水那样容易地获取卫星通讯信息,获取光纤信号却需要限 鼠一样的技能。 90年代初,安全局对光缆的窃听困难问题非常担心,以致极力反对向俄罗斯出 口相应的技术。例如美国拒绝了西屋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禁止实施跨西伯利亚光缆 计划,而现在国家安全局必须应付第二代更复杂的光纤技术。 从400 页的书到大量活动画面直到全部电影,如此大量的信息已经能在组成网 络通讯的细小通道中挤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克拉克说:“从光缆上得到东西 的速度比摩尔定律还快。”这个定律预言每18个月电脑能力会增加一倍。光缆运载 信息的能力每12个月就翻一翻。 科学家正在现有的光缆上扩大光缆频道的数目,同时铺设更多条新光缆。这种 新技术被称为波分复用技术,是在同一个光缆上运载不同波长的信号。这种技术叫 做光纤相等平行处理技术。在2001年波分复用技术已经拥有了40亿美元的生意,而 且工厂生产的光缆就像飞叉一样快速“弹出”。据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约翰。麦克 切斯尼说:“工厂生产精密规格光缆的速度已达每小时60英里。”同时,每米的费 用由1980年的1 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0 石美元。 其中的一个系统被称为“氧气计划”,这是因为它试图将旧技术重新注入新活 力。如果信号以16个不同的波长通过4 对光缆中的每一对,信息通过一条横越大西 洋光缆的速度就达每秒640 千兆节——相当于同时传送1000万次电话的信息容量。 1998年朗迅科技公司研制出“wave Star OLS 4006”系统。自称其每根光纤的 容量相等于整个国特网,其传播速度可在一秒钟内传送相当于90000 册以上百科全 书的内容。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朗迅新系统的第一位客户。到2001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已经与欧亚地区一些公司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荷兰、西班牙、韩国甚至中国的一 些电信公司。 这个系统是由朗迅公司附属的贝尔实验室设计的。很久以来,这家公司和国家 安全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威廉。贝克在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同时, 他还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贝尔实验室主任、总裁和董事长,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在贝尔 实验室领导研制运用光纤系统的人。现任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有前国 务院官员阿诺德。坎特,前国防情报局局长陆军中将詹姆斯。克雷波尔和国防公司 董事长詹姆斯。亚当斯。执行秘书是国家安全局的大卫。科卡利斯。 国家安全局也已经和朗迅公司及国内一些电信公司组建了一个名为“多波长光 纤联网”的集团。这个网络将研究先进的“光纤技术”,包括路由、交换和光波监 测技术。 1998年,第一个大型多波海底光缆工程设计成功并投人使用,从而使美国、英 国、荷兰和德国联接起来。 目前使用的新波分复用技术的容量比10年前所用的光缆容量大100 多倍。工程 师们正计划安装168000千米的电缆,这些电缆足以绕地球四圈。其他公司也将铺设 很多电缆。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克拉克说:“我们要被光纤淹没了。” 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因特网上窃听越来越困难。整个地球被许 许多多复杂的、内部连接的通讯线路环绕起来,就像一个缠起来的线球。每过100 天,因特网就扩大一倍。语音通讯也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 了新的数字移动电话。与以前分析模拟信号的工作相比,国家安全局现在的分析工 作更加困难。和语音信息不同,数据信号是由数据束组成,这些数据柬可以用无数 种不同方式分解和传输。“今天,你不知道信息被传送到什么地方,”一位情报官 员说,“你可能监听到有人正通过地面上的线路给某人打电话,而对方是通过卫星 移动电话来与之交谈的。你不知道信息是如何传送的,它可能通过了各种交换装置, 你无法确定信息的确定位置。这样问题更加复杂,这也正需要我们找到解决的方法。” “将信号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信息的作用,”国家安全局的一个 前任情报员说,“但是,如果你真的使用强大的密码系统——数字密码系统,那你 就不必管它了。” 密码曾一度被国家安全局垄断。在90年代,国家安全局试图宣布出口强大的密 码软件为非法行为,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种主张。“密码政策过时了,”国 家安全局的前任总顾问斯图尔特。贝克说。限制美国人销售密码工具的做法不会有 什么作用,因为外国人还照样会销售。“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密码产品都会存 在并迅速增长,”约翰。米利斯说,“这对信号情报来说是个坏消息,所以我们需 要在一些新技术上投人大量资金,以便获取并破译我们通过信号情报获得的信息。” 据国家安全局一位高级官员透露,、2000年秋,被加密的信息仅有10%。但是,对 国家安全局来说,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他估计,在未来7 年内,至少有85%的通 讯都要使用复杂的密码。 由于国会情报委员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局自身的问题,所以新闻报道也开始说该 机构的听力下降了。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一篇报道说:“新技术构成的困难也威 胁着国家安全局,使它的‘大耳朵’越来越聋。”《新闻周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 是:“听力障碍——国家安全局科技落伍,无法对付恐怖分子、黑客以及其他的威 胁。” 对国家安全局来说,今后的日子也许会越来越不好过,监听工作也许会越来越 困难,但现在这样批评国家安全局太过分了。该机构现在并没有“聋”,米歇尔。 海登说,“有人批评我们无所不能,每天都在监视人们的电子信箱。还有人批评说, 我们要成为瞎子和聋子。这两种批评都不对。” 据国家安全局1999年9 月30日的一次内部绝密会议透露,国家安全局已经有办 法窃听通过新技术传输的通讯信息。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负责后勤的副局长特里。汤 普森和该机构的技术人员。 汤普森说:“在五年前、六年前、八年前我们就预测到情报收集量增加及其给 我们的分析人员带来的影响,现在都得到了验证。这要感谢你们和其他工作人员。 我们现在正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能够搜集到监听对象通过网络、光纤和移动电话 传输的各种通讯信息,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也获得了许多情报。我们的仪器设备还 可以应付目前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最终要得到重要情报,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工作和情报分析工作。” 汤普森还提到,为了打进因特网,国家安全局雇佣了那些对制造网络关键部件 的美国大公司了如指掌的人。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国家安全局对这些关键部件进行 逆向分析,以便进行窃听。因特网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思科网 络公司制造的路由器。这些路由器是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兼容的计算机网络的特 殊微型计算机。它们的作用就像一种邮政服务,决定不同的信息在网络上传输的路 径。思科公司的一个电视广告说:“实际上,因特网上所有信息的运行、发送都要 经过思科公司的系统。”国家安全局就是通过找到这个“邮政服务”中存在的薄弱 区域,来监视并截获大量的电子邮件。 在与技术人员讨论国家安全局雇佣短期人员工作时,汤普森说:“如果你能准 确地预测出今后两年、三年或者五年的情况,比如说,你能预测到思科公司将不再 是路由器的主要制造商,你就可以说,好了,在今后的三年或五年里,我需要一个 能对思科的路由器进行逆向分析的人。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的几年里,我确实需 要详细了解思科公司懂路由器的人,以便帮我弄清这些路由器在被我们监视的网络 上是如何使用的。”事实上,国家安全局最近招收了一位思科公司的工程师,作为 新成立的技术改造办公室的最高技术顾问。这个办公室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安全局适 应新世纪的发展。 随着通讯传输从卫星转到光纤,国家安全局也许要重新对海底电缆进行窃听, 不过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欧洲大陆的“波分复用”光缆,而不是联接俄罗斯部分地区 的钢缆。代替“哈里伯特”号潜水艇的可能是新型光缆窃听潜水艇“吉米。卡特” 号,它将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海底间谍潜水艇,到2004年才能建成。1999年12月, 电船公司与美国海军签署了价值8.87亿美元的合同,改造“吉米。卡特”号,使其 能适应“监视、水雷战、特种战争、信息回收和复杂通讯”的需要。《洛杉矾时报 》说,这艘“海狼级”潜水艇一旦建成,它将能够及时发现并回收通过海底光缆传 输的绝密通讯信息。 为了处理每天进入国家安全局的大量的信息,该机构计划“加快我们处理手头 工作的速度,对那些没有加工的信息材料不予理睬”。 这可能意味着赋予国家安全局的三大区域信号情报操作中心更多的责任。梅迪 纳信号情报操作中心位于得克萨斯州拉克兰的梅迪纳基地内,负责监控加勒比海和 中南美洲。第二个操作中心位于夏威夷的库尼亚地下燃料库,负责监控亚洲。第三 个在佐治亚州的戈登堡,监控欧洲和中东。区域信号情报操作中心由国家安全局和 军事情报机构共同配备人员,目的在于在美国本土加强截获情报的工作。这些工作 以前是由遍布全世界的几十个监听站来完成的。这些中心收到的信号情报很大一部 分来自卫星和地面遥控站。 另一个由全球通讯技术的迅速变化所造成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最新的信号情报 卫星来监控这些通讯系统。2001年刚刚研制出来的昂贵窃听器材也许在2003年就已 经过时了。约翰。米利斯说:“我们每年花在一个卫星上的钱比我们花在所有的情 报分析设备上的费用还多,实际上一点意义也没有。除了电子情报,我们就不该为 了窃听那些常规的信息或是来自空中的数字化信息而花一分钱,可我们确实花了不 少钱。这就是我们认为不能那样做的原因。”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对这样一个从50 年代末就一刻不停地注视着太空的机构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屡屡给国家安全局下一代卫星的研制造成延误。专家们正在确定哪种 收集系统更适合“综合空中信号情报建筑一2 ”卫星。专门为国家安全局制造卫星 的国家侦察局说,新的信号情报卫星群——若干个卫星协同运行——可在1999年末 立项,在2002年建成。但是现在看来,这项研制任务太艰巨,估计第一批系统要在 2010年以后才能运行。 国会情报委员会打算在这些方面给予国家安全局经济支持。“由于科技和电信 的发展,国家安全局面临着更大的新挑战,”情报委员会主席波特。格斯在2000年 说。各种通讯工具,如:无线电、卫星、微波、移动电话及光缆都可以和其他的通 讯工具联接。每一种通讯工具都会带来了一种新的通讯方式。令人遗憾的是,当全 球的网络变得更加一体化时,国家安全局却几乎不能适应这样一个一体化的形势。 2000年6 月约翰。米利斯死后,蒂姆。桑普尔成为人事部主任,他与国家安全 局的一些人进行了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蒂姆明确表示,多年来国家安全局的领导 忽视了许多问题。情报委员会的一些人对国家安全局的保守派人物芭芭拉。麦克纳 马拉尤其不满。她在2000年6 月之前一直是副局长,现在是国家安全局驻英国的联 络官。“人们有看法,我们自己会处理好,非常感谢,”桑普尔说,“我们都知道 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过去干得不错,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桑普尔严 肃地批评了国家安全局的管理问题:当涉及信号情报时,我们就找到国家安全局, 我们遇到许多问题。其中有财务混乱、至少是令人琢磨不清的问题。还有保护自己 的地盘——我们就在这儿待下去了。国会出面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他们把我 们裁掉。我们已经发现机构中有些工作确实是重复性的,也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 我会在内部处理好这些问题的。 我们一直都清楚,国家安全局的眼界过于狭窄,即认为每件事都应在内部解决。 这是想把某些人保护起来——这并不坏,只要你知道将来需要哪种人、哪种技能, 那么你就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从管理上看,我们发现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官僚主义。我们认为,一些管理 人员脱离了员工。如果你深入基层,就会看到年轻人在努力工作。看到他们就想起 我们当年刚参加情报工作时的情景,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保护国家安全。对于我 们来说,那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是确实有人感到不错。 有一点要强调,那就是管理部门的奖励。我非常赞成奖励一些人,让国家安全局对 一些部门的工作、对他们的人事和行政管理、对他们所做的一切给予奖励。这是生 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人类价值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不是情报工作中最重要的部 分,但我们感受不到这一点。 如果你认为我是在瞎编,那就让我告诉你我曾接到过的一个电话,我将永不会 忘记那次电话。我不能告诉你是谁打给我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在国家安全局担 任高层职位。我们当时正准备提出一项法案,并公布于众。后来,一天早晨,我接 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蒂姆,无论你写什么,请你帮我一个忙,不要把它 公开。”我说:“为什么?它又不是机密文件。”他回答:“因为我们即将得到管 理部门的奖励,如果媒体知道了,就可能失去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这很说明 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件事说明许多管理者,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像我们原来 所想的那样。 我们刚才说话的大意是,我们做了很多管理工作而没有做领导工作,这两者之 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曾说过,许多人工作很努力,很想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信 号情报部门仍然前途未卜。我的话可能有些刺耳,会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但是我也 很同情那些工作人员。我要反复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迎接变化。 2000年时,有人曾经问海登是否相信国会要缩小国家安全局的权限,收回他的 指挥权。海登以外交口吻回答说:“不,不是国会,”他说,“我们偶尔会和某些 部门发生冲突,那是由于理念上的不同。我认为他们太注意细节问题。国会相当注 意我们……这是件好事。我对大家说的是:这说明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 们十分重视。 “对我们不利的是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某些做法,我们彼此无法达成一致。我们 会尽力克服的,重要的是他们在关注着我们。事实上,就这一点,我也曾和我的部 下说过。我说监督我们的人偶尔会骂我们,即使是很严厉的批评。我给你们打个比 方,你看到远处有个孩子在街上玩,但不知是谁家的,他在用肥皂涂抹别人的车窗, 这时,你的脸上就会露出一丝微笑。突然你发现,那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就跑出 去,拧着他的耳朵把他带回家。这有点儿像我们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不关 注我们,他们就不会说这些令我们不舒服、难为情的话。归根结底国会非常重视国 家安全局。” “我认为,在国家安全局的历史上,我们从未风光过,”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官 员说,“直到博比。雷。英曼的出现。博比。雷知道如何摆布人,他知道如何对付 那些黑社会,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而他也因此出名。他确实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但是,问题是国家安全局里没有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虽然他们看到了他的行为, 但却不了解他是怎么做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让我们 去讨好国会,训练我们的人按国会的意思去做,那就对了。我们想方设法这样做, 但是不知道如何与国会打交道。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国家安全局局长们培养成 政治小丑、傻瓜,而那些小丑、傻瓜们不知道如何与国会的政客们打交道。” 当海登意识到国家安全局的生存依赖于改革时,他发出了一项指令:“如果我 们试图在未来中生存,我们的机构必须改革。”然而他承认要想移动像国家安全局 这样的冰山,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破碎和裂痕。“关于改革已讨论了不少,”他对 神秘城的公民们说,“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人迟迟不采取行动。” 像一个人得到了一辆旧汽车那样,海登决定请人检查国家安全局这部旧车的毛 病在什么部位,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召集了两组人找出国家安全局的不足并指示他 们把问题写成报告。一组由该机构的19位中层管理人员组成,另一组由五位外界管 理专家组成。 内部小组作为“新事业队”,由负责技术和系统的前副主任杰克。迪瓦恩负责。 这些人很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意见。海登把这些人戏称为“负责的无政府主义者”。 “国家安全局的改革不深人,”他们告诉海登,“”国家的武器库将失去一种强有 力的武器……国家安全局该调整了:个人的作用超过整个机构的作用。为国家做出 过卓越贡献的国家安全局现在已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的情况十分紧急。“ 工作组还直言不讳地道出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问题就出在现在和过去的领导 层。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们所指的显然是当时的副局长芭芭拉。麦克纳马拉和 前任局长肯尼思。米尼汉及他们的前任。他们告诉海登说:“在过去十年中的大部 分时间,国家安全局都存在着领导危机。正是因为缺乏领导,才导致国家安全局竟 没有一次制定出策略并加以实施。缺乏领导也是造成国家安全局管理程序完全失控 并瘫痪的原因。这些缺点将我们置于绝境……领导层在多方面都指挥失当。它不能 提供一个共同的远景目标或策略;无力或不情愿就棘手的问题做出抉择;不能卓有 成效地培植未来的领导人;尽管十年来国会一直都在提出批评意见,但丝毫不见有 什么真正的改善……实际上,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是靠它的工作人 员来支撑的。” 工作组还用尖刻的语言描述了高墙大院内的气候氛围,称其为“我们那孤傲的 文化”。 其他的批评还包括:只顾建造大型的、优良的窃听设备而无视国家安全局的情 报客户的需求。这些情报客户包括:白宫、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及其他使用信号 情报的部门。有人对这个小组说:“你们关心技术胜于关心客户。”另外一个问题 是重复劳动。 外部小组也是直言不讳,他们批评说国家安全局行动缓慢。拖沓,不能及时地 从类似微波窃听器这种陈旧的、舒服的目标向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更新、更难的目标 转移。有人对海登说:“无论熟悉的目标与技术有什么样的吸引力,领导层必须机 智灵活,他应决定何时转向更加困难、更有效果的目标。” 同内部小组一样,外部小组也对该机构的“神秘文化”进行了批评。据他们说 :“这多半是因为,有史以来,它一直都处于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 ‘国家安全局对外不存在。也不与局外人交往’的这种文化观念中逐渐形成的。” 另外,小组还指出:“‘国家安全局超级神秘’的形象对安全局的需要已不再有用 了。”再有,许多指责都是针对现今及过去的高级管理层的,说他们不仅培植了一 种过度神秘的文化,甚至还营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外部小组告诉海登说:“照人们 目前的心态来看,恐怕会导致形成一个人人不敢表达心声的团体,我们对此很担心。 尽管人们非常坦诚地同我们讲话,但他们总是要求不要说出是谁说的,因为他们认 为,自己提供的信息反过来会被人利用来指控自己。”但不管怎么说,雇员们都表 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安全局正走向衰败。工作组成员们说:“员工们都知道, 国家安全局越来越落后,不能正确地面对全球网络崛起所带来的内在问题。而且, 目前的管理基础设施看来也支撑不住势在必行的改革。” 海登说:“两个小组所描述的这一机构的大概形象是:不搞内部沟通,不与外 部联系。这是近半个世纪来过多地分割与封闭的结果。这一点是我个人的看法,不 代表组员们的意见。有一种管理思想认为做出重大的决定是很困难的,主要因为那 些决定本身太重大了!”海登还说:“要是队伍小一点,我们就会灵活——此海登 马上着手落实工作组成员们提出的各种建议。1999年11月15日,他拟订出一个”百 日大变“计划。这是一个要在仅仅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许多改革举措落实到位 的计划。与此同时,为了挫伤保守派的反对与攻击,他还采取行动,稳固其所拥有 的权力。他引用传奇式人物阿拉巴马大学足球教练保罗。布赖恩特的话说:”如果 球员不行动起来,那么,即使有再好的足球计划也没办法踢赢。“就这样,海登废 除了那些把持很大权力的、宠大而臃肿的高级管理组织。高级领导小组、重大问题 研究组、局务管理评审组等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他惟一保留的就是行政领导小 组,但对其进行了彻底的精减,只留下局长、副局长、业务副局长及情报安全副局 长。 为了扭转曾令其前任非常痛苦的预算问题,海登雇佣了一位财务主管,国家安 全局的第一位财务主管。此人名叫贝弗利。赖特,是海登从机构外挑中的人选,具 有投资银行的工作背景,曾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被选中时,她是巴尔的摩一 家公司的财务主管。按照海登的说法,她的工作就是为国家安全局策划出一种管理 策略,“保证我们的任务决定预算”,而不是相反。 他还命令简化人事升迁过程,甚至开始采取最简单的措施,向外部世界打开了 一道门缝。海登要在发给全局的备忘录上宣布这些举措。 终于,在2000年6 月,芭芭拉。麦克纳马拉收到了她长期等待的调往伦敦的调 令,这就为海登提名自己心中的副职人选铺平了道路。带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他 并没有选择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来帮助他开创新世纪的新格局,而是选了一个在麦克 纳马拉之前就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已退了休的名叫威廉。布莱克的雇员。这是位 有着38年经验的老手,但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他的后10年,这10年他完全是在对国 家安全局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域中度过的。其中包括,从1990至1993年担 任国家安全局欧洲主管;1994年至1996年担任苏联方面密码破译组组长;1996年至 1997年退休,任局长的信息战特别助理;他也曾任海外特别情报处处长以及曾就职 于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合秘密组织,该组织为了渗透到外国通讯机构,专门 从事世界范围内的情报窃取、非法秘密搜查和进行贿赂等活动。最后,因为布莱克 从国家安全局退休后曾在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任高级主管(这是一家主要的国防承包 商),他还能从商业公司的工作经验中得到借鉴。 到2001年,国会对海登力挽狂澜,摆脱困境的做法非常满意,想方设法让他连 任了五年——正常期限为三年。 自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局这颗新星的崛起是直接以牺牲中央情报局及其间谍 官员逐渐缩编为代价的。事实证明,谍报员是无法与国家安全局反应迅速、信息可 靠的窃听器抗衡的。两个机构彼此没有好感。国家安全局前局长、退役陆军中将威 廉。奥多姆对波托马克河对岸的这个对手机构的批评非常尖刻。他说:“中央情报 局除了擅长从首相的桌子上窃取备忘录之外,没什么别的大能耐。”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认为海湾战争或许已经证明了秘密情报人员的 惨败。他说:“证明科技与人力之间巨大差距的最有说服力的最新例子莫过于海湾 战争。美国军方指挥员可以获得超一流的图像与信号情报,但我们用人力所获取的 情报却非常肤浅,比如,伊拉克侵犯科威特的用意何在;伊拉克对国际制裁的承受 力如何;伊拉克武器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等等。” 到1998年为止,全世界任何地方在一个时期内的间谍活动都超不过10到15起。 行动指导处——间谍之家的官员人数锐减到不足1000名。 鲁埃尔。马克。格雷希特从1985年到1994年都是中央情报局秘密谍报机构的官 员。他不仅对身处世界敏感区的行动指导处人员提供的大部分情报质量提出质疑, 对其真实性也表示怀疑。在1998年2 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格雷希勒以爱德华。 雪莉为名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称行动指导处为“一群可怜的预言家和老大哥”。他 说:“行动指导处多年来在大部分国家经营着一种很容易被人识破的间谍把戏,它 所招募的特工人员质量低劣,在炮制情报方面自欺欺人。”他还指出:“到21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绝大多数驻外特工的业绩顶多是平平,而且案例官员大量 招募特工人员就是为了得到提升。早在苏联解体前,人员招募、情报欺诈等这些封 闭的间谍世界的副产品已经使行动指导处丧失了其诚实可靠的特性。” 格雷希特报怨说,即便是在非常重要的外派岗位上,中央情报局也不太注意派 遣掌握针对某一国家基本技能的人。他说:“我在伊朗工作八年,却没有发现一个 伊朗组主管官员会说或读懂波斯语。在近东地区工作的官员中也没有一个懂阿拉伯 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只有一人能用法语对付。”另外一名前任官员指出,20世 纪90年代中期,在派往伊拉克北部去援助政治反对派的中央情报局小组中,“几乎 没有几个能讲阿拉伯语的官员”。 梅尔文。古德曼是在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工作过的一位具有24年丰富经验的苏 联问题分析人员,现为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机构已是 不合时宜了,他用以下若干事实说明,从事秘密活动的间谍人员已成为濒临灭绝的 一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来源未能破译1968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 伐克的战争意图,1973年安瓦尔。萨达特进攻以色列的意图以及1990年萨达姆。侯 赛因对科威特的企图。”最后,他得出结论说:“现在该是我们彻底摒弃只有靠秘 密收集情报才能确定外国领导人意图这一迷信说法的时候了。” 到1998年,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已大幅度减少,就连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中央 情报局前案例官员波特。格斯也不得不宣称:“可以很公正地说,用人力搞情报已 经无技可施了。” 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被裁了23%,该机构在情报预算中的份 额也降得很低。当国会将270 亿美元作为联邦预算一部分分配给情报部门时,据一 位官员说,国会给国家安全局做了大幅度提高,却不见增加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投入。 几个星期后,国会又追补了15亿美元作为急用资金。又据一位观察人员说,技术型 间谍得到了其中10亿美元,真可谓一笔意外之财,而中情局的间谍人员只得到其中 不足20%的份额。 罗伯特。盖茨指出,他的机构应完全摒弃隐避的、准军事化的职能,而且情报 分析员的队伍应该更小一些。1996年,这位老领导在感慨这种情形的讽刺意味时说 :“我是在花费了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营造它之后说这番话的。” 本世纪末,不仅作为情报搜集与秘密行动机构的中央情报局的地位跌入低谷, 而且作为整个情报部门总头儿的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也是每况愈下。盖茨说,从原则 上讲,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全美的间谍机构,但实际上,情况已不复如此。他曾在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刊物上说:“我们这里实际并不存在中央情报局长,根本不存在。 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控制情报部门的极小一部分资产,而且,有很多实体根本不存在 什么领导。” 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情报部门的资金也没有什么控制权。由前国防部长哈罗德。 布朗及新罕布什尔州前参议员沃伦。鲁德曼所领导的情报改革委员会在1996年指出, 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控制情报部门预算的15%,甚至连这个数字在两年后都大幅度地 下降了。在谈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威时,约翰。米利斯在1998年年底说:“对全 国的国外情报计划及其有关负责机构行使权威简直是太困难了,因为他们中的90% 都是由国防部来筹资管理,归国防部所有。”米利斯认为,这样做又导致了另一个 问题,即:精力绝对地、完全地集中于短期的、战术性的情报上,这是以牺牲战略 的,即政治的及外交的情报为代价的。他还说:“自从沙漠之后八少漠风暴行动以 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战略性的使命,以此来满足军方获取战术情报的 迫切要求。” 为了重建秘密行动机构,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谍报官员招募活动。从1998年到199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增加了52%。由局长 乔治。特耐特领导,重建了中央情报局海外机构,并对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附 近的秘密训练营地‘农场“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以往每年培训的间谍及秘密行动人 员的数量减少到不足几十人,但是到1999年,学员的数量(大部分是28至32岁的年 轻人)却又涨到120 人,而且,在未来几年内有望每年增加到180 人。每个谍报官 员的平均培训费用为45万美元。这就意味着,重建秘密行动机构要涉及一笔巨大的 投资。为了进一步快速提高谍报人员的能力,特耐特已准许国防部人力情报机构, 即五角大楼人力情报机构派其学员到训练营地接受训练。 特耐特将重新树立中央情报局的重要地位视为头等大事。他于1999年秋在乔治 敦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与用机器当间谍相比,他更喜欢用人当间谍。 他说:“最终成为我们巨大财富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男男女女,而不是卫星或传感 器或高速计算机。” 事实上,人充当间谍与机器间谍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据高级情报官员们说, 1978年建立起来的联合秘密情报组织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间谍技术与国家安全局的 科技能力结合在一起。这个特别情报收集机构的目的在于将复杂的、包括窃听器和 抛物天线在内的窃听设备安置在不易被察觉的地方,然后瞄准关键的可利用的外国 通讯人员。 “特别收集处”的领导人员在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换来换去,它 是由以前中央情报局的D 部门分出来的。D 部门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威廉。弗里 德曼的第一个雇员富兰克。洛利特建立的。艾伦。杜勒斯担心来自新崛起的国家安 全局的竞争,所以雇佣洛利特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建立了一个微型国家安全局。当时, 正值洛利特心情比较沮丧,因为国家安全局局长拉尔夫。卡奈因要他调换工作,离 开信号情报组主管的位置,去负责编码部。据当时同他一起组建“特别收集处”的 搭档亚伯拉罕。希尼科维说:“这种提议令洛利特很不高兴,因为他不愿意调到编 码部,所以,他就调到了中央情报局。”(大约在五年后,洛利特又调回国家安全 局。) 多年来,D 部门的使命就是协助国家安全局窃取国外密码资料,利用外国密码 与通讯方面的人员。50年代末洛利特离开后,这个部门由威廉。哈维来接管。他是 一个秃头、肥胖、暴突眼的老牌间谍。哈维曾长期充当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的 联络员,50年代负责执行了中央情报局的酉柏林地下通道行动,成功地窃取了东柏 林一个重要电话网的有关机密。 哈维在当D 部门的领导期间,设计出一项名为ZRffeIFLE 的方案,该方案旨在 招募能够帮助他窃取外国密码机密、贿赂解码人员的特工人员。他将国家情报局与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联合行动计划概要写在几张黄色的公文纸上:1.明确目的:这个 ZRffeIFLE 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发展及利用特工人员来实施D 部门的行动。特 工人员要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地区去寻找,但是为了行动的安全等原因,他们很 可能不会在其居住的国家内被起用。目前的特工发展活动正在西欧及东欧地区进行, 但是预计还要向其他地区拓展。这项计划的实施是针对第三国的设备和人员开展行 动。 2.目标:依照国家安全局对秘密行动部门提出的主要要求,这一行动计划的目 的在于截取密码、秘密文件及相关信息。鉴于这些要求时常变更,所以,这个项目 执行期间不列出任何长期有效的目标,而是根据需要与时机采取特别行动。这个项 目将由其他部门以及各监听站点协同D 部门来完成。 3.背景:军事行动对外国密码及秘密文件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D 部门在1960年开始把在世界各地寻找特工人员的工作作为发展活动的一部分。与 此同时,国家安全局的要求越来越具体;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敏感。由于大部分监听 站点的设备达不到要求,而且,运作的全过程需要集中管理,因而决定最好由D 部 门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最能紧跟国家安全局在情报获取方面的要求。 尽管ZRffeIFLE 方案的最初意图是招募秘密搜查人员以便进入外交机构来安装 窃听器及拍摄加密文件。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该方案又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哈维 得到指示:ZRffeIFLE 方案除了从事盗窃活动之外,还得将“执行行动”掩盖起来。 这个部门将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暗杀总部。哈维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0.45口径的手枪, 而且喜欢干硬汉子的任务。所以,他似乎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而深藏在D 部门 的国安局和中情局的ZRffeIFLE 联合行动方案就成了成功掩盖新功能的最佳手段。 然而,中央情报局要实施的暗杀方案最终在国会听证会上被泄露出来,这些行动后 来被禁止。 今天,“特别收集处”取代了D 部门。密码编辑、光学纤维、因特网及其他新 技术的出现使得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窃取及密码破译人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而 “特别收集处”却迅速扩大,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任务就像以前电视中的 “无所不能的部队”执行的任务一样,是为了找到回避众多问题的特殊途径。中央 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昨天的密码破泽人员就是今天的系统管理人员。获取 大量秘密的最方便的途径是进入外国的数据库,进入数据库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贿赂 等办法收买那些管理系统的人。再有,通过贿赂的手段,叫人把窃听装置安装在计 算机的键盘或网络比较薄弱的地方,那么,国家安全局就会在加密软件发挥作用之 前截获信息。” “特别收集处”的总部设在马里兰州贝尔斯维尔的斯普菲尔德路戒备森严的现 代大楼群里,位于国家安全局以南几公里的地方。在那里,有一间实景展示室,所 有目标城市都再现于电子环境中,目的是检测一下,哪些天线或接收器最能够有效 地截获情报。而且,窃听器、接收器以及天线全部都被做成日用物品的样子,以便 走私到外国。“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小的天线,你也得想办法将它偷偷带进去,”国 家安全局前任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说,“有时候,你要进行窃听的地方又小又 窄,很难在那儿安装天线,我的意思是说好比在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床底下,就很难 安装。” 国家安全局或“特别收集处”有时通过收买工程师或通讯官员的做法去干扰一 个国家的整个通讯系统。重要的窃听活动往往就在美国大使馆的某些房间里进行。 但对于那些不好对付的国家,“特别收集处”的特工人员有时必须装扮成商人乘飞 机进入那些国家。特工人员可将抛物天线包装成一把雨伞带进目标国家。一部接收 机或辅助发射机从表面上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收音机或手提电脑。“特别收集处” 的官员把经过伪装的设备安装在微波能够控制的偏僻的地方,比如说森林的树上、 农场房屋的阁楼里。这些设备截获到的信号被传到地球同步信号卫星上,再由卫星 传给国家安全局。有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特工人员还要爬到电线杆上直接安装 窃听设备。 信号情报的重点最终要从“动态”信息转向“静止”信息,这是信号情报史上 最深刻的一次变革,而“特别收集处”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前夕,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情报截获站在缅因州霍尔顿的古灵农场建立 起来了。此后,信号情报主要是以截获通过空间传送的信号为主。但是,由于科技 的发展,这样做越来越难,而且代价昂贵。正如一些高级情报官员们所说,将来要 转向大量的静态信息,即计算机数据库、软盘和硬盘中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 电脑网络远距离获取,也可以通过“特别收集处”用物理手段来获取。 广义上说,这种不断变化的观念说明了美国间谍界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 的观点:获得秘密的最好途径就是到隐藏秘密的地方去窃取秘密。不同的是,现在 贮藏全世界所有信息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