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这是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的一座并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1975年的秋天, 悄悄地然而是过早地来到它的身边。里面住着谁?谁是它的主人?那时只有极少的 人才知道。 9月9日中午,温煦的阳光照射着这座简朴的住所。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它的门 前。来访者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 维尔德茨。他是前来看望周恩来总理的,也是周总理一生中会见的难以数计的外国 朋友中最后的一个。 原来,周总理自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作了他的医院,又是他 工作和会客的地方。 会见的时间不长,因为总理的健康状况已不许可他长时间接待客人。他的清癯 的脸上,老年斑已越来越明显。他的体重,已由几年前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八九十 斤。似乎还是昨天,总理还是个永不疲倦的人,今天,谁能想到,他连散步四分钟 的力气都没有了。仅仅是一个月前,他还能去北海的柳荫下走一走,到仿膳斋坐一 坐。现在,他需要更多的休息,人民希望他更多地休息。全中国九亿人口当中,无 疑,他是最有权利、最需要休息的人啊! 可是,为了革命从来是奋不顾身的周总理,打破了原先安排的只是合影留念和 简单交谈几句的接待计划,仍然请罗马尼亚同志到会客室坐。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这是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在座的人一阵心酸,但总理的神色是那么坦然。 接春。总理从齐奥塞斯库起,一个一个问候了罗马尼亚的老朋友。他说: “请你告诉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 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 斗争的。” 他还说到:“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在旁陪同的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维尔德茨同志刚走,趁着总理还没有离开会客室走回他的卧室,趁着摄影记者 还在,一部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炊事员和医生,要求和总理一起照相。 因为尽管大家不忍心多占他一分一秒的时间,可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机会, 至少是不多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在照相结束的时候,总理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总理的声音依然是十分平静的。但工作人员们听了都十分震惊。他说这样的话, 含意是什么呢?他是从来不谈自己的,不论在怎样险恶的境遇里,不论在怎样沉重 的心情下,也不论在怎样剧烈的病痛中,特别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几天之后,总理要进行一次大的手术。手术之前,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包括王 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去看望他。他们挨个儿走到总理床前,同总理握手。王洪 文刚从上海回来不久,夏季的风刮得他惊魂未定,但他仍然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 子;张春桥则蜗居了多时,阴沉的脸上隐藏着让人看不见的冷笑。来到总理面前时, 这两个人都做出很虔诚的样子。总理犀利的目光盯在他们脸上,缓缓地说:“你们 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10月,总理又要进行一次大手术。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又来看望他,有邓小平、 叶剑英、汪东兴,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总理在手术车上,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医 生轻轻推着车,经过走廊。邓小平同志靠近手术车,总理握住了小平同志伸过来的 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推车的 医生,一旁的张春桥,都听得十分真切。或许邓小平同志的耳朵有点背,没有听清 这句话,转过脸用他的四川话问别人:“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像通常那样绷着 脸,淡淡地应道:“他说,要我们好好帮助你工作。” 10月的这次手术之后,周总理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为了让总理安静地休息,除 了邓大姐几乎天天来看望,陪坐在总理身边之外,没有什么客人来。10月,是中国 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一个月。7、8、9三个月来,在人民中间兴奋地传播着的 事情,一概被说成了“政治谣言”。“批《水浒》”似乎在升级。迟群又是电报、 又是长途电话追到昔阳,急催“梁效”的一班人马火速赶回北京。迟群向他们大发 雷霆:“阶级斗争那么紧张,你们还游山玩水?”11月底,提前广播了《红旗》第 12期上梁效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它像一盆冷水突然浇到人们头上, 才舒展了几个月的眉头重又凝结起来。风向要转了,又要反“右”了。明眼人一下 子看出来,梁效的炮口所向决不是一个周荣鑫,更不是清华的刘冰,它是在瞄准邓 小平,瞄准周总理。 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榻上。窗外发生的一切,他是知道的。对一个伟大的政治 家来说,对斗争经历如此丰富的革命家周总理来说,窗外传来的每一个新的口号, 每一个新的用词,都是逃不过他的耳朵的。10月之前,总理支撑着,还可以自己看 报。10月中旬之后,他只能依靠医务人员读报了。开始,他有时还说一声“停”, 让换一篇文章读,后来,连说一个‘停”字的力气都没有了。医务人员慢慢只给总 理读一些标题。总理一向是严守纪律的模范,该在什么范围讲的,决不在这个范围 之外讲,包括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听了读报,总理能作什么表示呢? 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叹着气,摇着头。显然,总理的心里 是明白的。当时王、张、江、姚一伙,对总理严加封锁;邓小平副总理以及总理的 其他一些老战友们,正面临着越来越猖狂的诬陷和攻击,不忍心让总理再为他们分 担忧虑;至于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眼见总理生命垂危,自然更不能把外边听来 的情况告诉他。 12月6日,医生为总理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手术,想竭尽全力延长他宝贵的生命。 中旬以后,总理已不能进食,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痛常常 使得他晕过去。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总理醒来 时,依然时时叹气。床边,只有邓大姐静静地坐着。此时,这一对半个多世纪患难 与共的战友与夫妻,已经相对无言,因为总理已经不能说话了。叶剑英同志一天早 晚两个电话打到医院里来,询问总理的病情:吃得怎样?睡得怎样?有没有大便?…… 即使叶帅到海南岛期间,仍然一天两个电话打到这北海岸边来。 1976年的元旦在一种沉郁的气氛中来临。《人民日报》冠冕堂皇地用毛主席的 两句诗作为社论的题目:《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登攀什么?“蓬间雀” 指的又是谁?人们关在家里,亲人之间,知心朋友之间,喝着问酒,提着疑问: “选一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总理在主席面前提的,这怎么也批了?” “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资助革命,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照此逻 辑,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从那里不断寄钱支援马克思,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 分子了!” ………… 稍有良心的人们,从正面、反面,或则单刀直入,或则旁敲侧击,谈着历史, 说着怪话,发着牢骚。好在这一个元旦的供应倒还可以,有东西可吃。笔者见过的 南京市的一个业余文艺作者,那时正举行婚礼。他采购了显然是过量的糖果点心, 大声地招呼着他的客人们:“大家快吃吧!要是邓小平下台了,就没得吃了!” 总不完全是乌云遮天吧?总还有一线阳光吧?人们这样祈望着。总理的病经过 治疗,总会好的,全国有的是名医。有朝一日,总理又会见报,他会给我们说话的…… 同人们的希望相反,无可挽回的事实给了一个民族劈头盖脑的一击。 1月8日上午9时57分,昼夜不停的心电图示波器上的波纹,变成了一条水平的线, 一颗为人民劳累了七十八年的伟大的心脏永远休息了。 政治局的成员们赶来了。邓小平默默地肃立在总理的床前,一句话都没有说。 江青进来,看都不看总理一眼,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尖着嗓子喊:“小超呢?” “小超”是周总理对邓颖超同志的称呼。医务人员听到江青的叫唤,心中暗骂: “你有什么资格喊小超?” 最初的哀乐和讣告,是9日零时广播的。中国大多数的人,从天亮时的新闻节目 中听到了这一噩耗。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理那种过人的精 力,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姿态,不就在眼前吗!新华社搞错了吧?广播电台搞错了吧? 不少人打电话去问。工人、干部、售货员、学生……照例冒着零下十度的寒冷,挤 上公共汽车去上班、上学。车上,往日常有的嘈杂声忽然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 人们的道德水准、文明水准都提高了。相识不相识,都默默地相让着。广播员沉痛 的声音和哀乐,不停地传到车里来,捶击着人们的心。看来,消息是真的了!渐渐 地,大滴大滴的泪,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眼眶里涌出来,妇女们抽泣着。 整个中国在哀乐中震颤!整个世界在哀乐中震颤! 总理的遗体,被移至北京医院后院一间普通的停尸房里。大约不足一百平方米 的房子,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总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 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下的空间就只够 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门外可以用来停车的空地,不过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 条窄窄的柏油路,从这里绕到东单公园西侧的马路。 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六万减至四万。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天数,由原定的三天减至两天。 北京医院的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从凌晨到深夜,聚满了人群。哭声和 要求最后见一见总理的喊声传到院内来。北京医院整个住院部的窗帘都不许打开, 说是不让病员受这样的刺激。有的重病人因过度伤感突然病情恶化了。 1月9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花圈。花圈越来越多,几天之后,碑座上 已经拥挤不下,放到了广场上。南边的松墙上,缀满了一朵朵小白花。成千成万的 人,无论是集体前来,或是独自前来,都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宣誓之声,哀恸之 音,彻夜不绝。 隆冬的气流冷得像已经冻结。在这冻结的气流之中,渐渐响起了国际悲歌。无 数粗大的嗓子、稚嫩的嗓子、喑哑的嗓子、嘹亮的嗓子在唱着,此伏彼起,一阵接 一阵,一片接一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不相识的人,自动加入了集体的合唱。不相识的人,在这严寒笼罩的广场上, 可以凭着国际歌声找到自己无数的知音。 1月11日下午,天空像人们的心情一样阴沉得不见一丝阳光。从北京医院到八宝 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扶老携幼,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中国历 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世界 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当晚,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附近 公社的社员,蜂拥到火化处,不让火化总理的遗体,争执持续到深夜。最后只好由 邓大姐出面做工作。无数的电报和书信寄到中央,要求保存总理的遗体。人民对周 总理感情之深,任何言辞都无法表达。更何况我们建国以来,就一个总理啊! 从1月9日到1月15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是最难熬 的一周。听一遍哀乐掉一次泪,听一遍《国际歌》掉一次泪。 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 理的诗文不准发表。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用悼 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 子集中的地方…… 然而,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这些禁令。在北京,除了“两校” 之外,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群众都戴了黑纱。 至于人们的嘴,那更是封不住的。人们议论着电视屏幕上王、张、江、姚的表 演,挖苦着,嘲笑着,怒骂着,抗议着。 当时,有些善良人,希望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把刚刚开场的“反击右倾翻案 风”冲它个烟消云散,甚至希望对那帮人有所触动而使之不得不收敛一下。然而事 实却是,王、张、江、姚一伙等不及总理的追悼会,竟于1月14日就在《人民日报》 抛出了那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臭名昭彰的报道。 此文一开头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民意,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 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人们拿起1月14日那张载有所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纸,抗议着,撕扯着, 把撕碎的报纸寄还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一天之中收到了不下三百个抗议 电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接电话的人想记下一点线索。 “我是你爷爷!”抗议的人不傻,“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自然,人们更关心的是,谁致悼词?谁当总理?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老人孩子和柴米油盐。然而,议论也好,猜测也好,都不过只是 心里的自由罢了。不仅如此,连这种心里的自由也正受着干预和威胁。 当时,人们心中最大的希望,是千万不要让张春桥当总理。这个老是阴着脸的 “第二副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毒手辣的家伙。江青已经臭了,料她也争不 上;王洪文和姚文元都乳臭未干。对于邓小平,人们抱有极大的好感和同情。但电 台报纸天天在含沙射影地批。不用说,连周总理都在蒙冤受屈,邓小平还保得住吗? 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回月15日这一天。希望它到来,似乎更怕它到来。 这时,在河南林县第四招待所二楼一间见不着阳光的屋子里,著名诗人郭小川, 正支撑着由于哭泣和连续的失眠而红肿了的眼睛,奋笔疾写着长诗《痛悼敬爱的周 总理》。窗外,光秃的白杨树,在寒风中索索作响。书桌的一角,是一瓶“速可眠”。 烟灰缸里的烟蒂,早已塞得满满的。他的字迹因为手的颤抖而变得弯弯扭扭。他, 似乎一下子到了暮年。 这是一个—— 使人难以承受的 严峻而奇异的冬季! 蓝蓝的晴空, 突然间, 降下了倾盆大雨; 纷飞的泪水, 敲打着 太行山的悬崖绝壁。 ………… 1月13日,他把诗稿念给正在林县插队的两个知识青年、他女儿的朋友听。他接 受这两位小姑娘的意见,把“敲打”改成了“锤打”。使诗人感到难受的是,有许 多想法不能写进去,而许多政治口号在当时情况下又不能不用,否则,连邓大姐那 里也不便寄去。几天之后,他把这篇被眼泪浸湿的诗稿,分别寄给了毛主席和邓颖 超同志。并且,他不顾别人善意的劝阻,照样寄给了邓小平同志。他收到了这样的 回信: 郭小川同志: 你给邓大姐寄来的悼念总理的诗已收到。 看到你写的长诗感谢你,非常同意你考虑不发表,而且永远不要发表, 留作纪念吧! 她谢谢你对她的关心和问候,问你好。 致以 敬礼 ××(秘书) 何止是一个郭小川的诗不能发表!悼念中国总理的诗,要从外国的报刊上找, 中国自己的报刊不予登载。这是王、张、江、姚给中国人民的一个耻辱,给中国共 产党的一个耻辱。然而这一切,又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悲剧中的一页,它的高潮还 远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