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伊通:安德“投毒杀人”案 安德出生在青山绿水环绕的伊通满族自治县莫里青乡天德号屯,4 岁那年父亲 因病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领着他和2 岁的妹妹艰难度日。时光流逝,安德从一个 少年长成青年,被社员推举当上了生产队长。在他的带领下,生产搞得轰轰烈烈, 扎扎实实。他们队的日工分值能达到1.1 元,而其他生产队只有几角钱。 1965年4月的一天晚上,正睡觉的安德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有个社员跑 进来报告说:“村里有人吃饭中毒死了。”作为一队之长的安德趿拉着鞋就跑到出 事人家。死者名叫段成桂,是安德家的亲属,全家4日晚饭后全部中毒而死。 这起命案非同小可,当晚就在村里炸开,几天之后,全县都被惊动了。县里派 来了由6 个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投毒一案,这下可把安德忙坏了。作为队长,自然 要协助工作组摸情况,找线索,积极为工作组提供良好的服务。 案件调查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天,社员周昆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拾到一包毒 药(红矾),交给了工作组,并揭发说,这毒药曾经在安德家见过,毒肯定是安德 放的。理由一是这个厕所离安德家只有一墙之隔;二是段成桂在去年秋收分粮时提 出多要粮,被安德拒绝并发生过口角。安德哪里知道这个“理由”已被工作组定为 安德投毒杀人的基本证据,他仍然积极地为工作组工作着,然而这“积极”又被视 为“假积极”、“隐瞒罪行”的表现。 6 月5 日这一天,安德正领着社员铲地,工作组和公安人员开着警车来到地头, 他们十分严肃地说:“跟我们走一趟,好好交代你的罪行。”不容分说,用绳子把 安德绑起来。安德说:“用不着绑,走就走。我是生产队长,脚正不怕鞋歪,反正 我也没干犯法的事!” 24小时的轮番审讯,不管怎么打怎么骂,安德始终只说一句话:“我是生产队 长,我怎么会投毒药害死我的社员呢?再说死者是我的亲属,我们无冤无仇。”当 时安德想,只要实话实说,不久公安局就会放他回家。谁曾想安德这一去竟是13年! 安德的妻子徐桂珍得知安德在铲地时被公安抓走的消息,顿觉五雷轰顶,她被 击蒙了。她像精神病似的叨咕着一句话:“安德冤枉,安德没投毒!”她顾不上自 己已到分娩期,挺着肚子,与婆婆相互搀扶着徒步踏上通往县城的10余公里的申冤 路。天将黑的时候,她们找到了看守所。看守说:“见什么安德北德的,没看见墙 上的字吗(看守重地,、禁止接见)?赶紧走!”娘俩一听这话赶忙跪地磕头,桂 珍的额头都磕出了血,也没能打动看守。气愤、紧张、恐惧和劳累一齐袭向已近临 产的徐桂珍,此刻她感到一阵阵腹痛,没走多远,殷红的血就顺着大腿流下来。婆 婆明白孩子就要生了,得马上去医院。可是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婆婆只好鼓励 着桂珍一定要坚持走,不然的话孩子会生在荒郊野外。徐桂珍在婆婆的搀扶下勉强 走了几里路,幸好碰上一辆马车,好心的赶车人将她们送往医院。就在马车跑到离 医院只有百余米的时候,孩子还是出生了。经过医护人员的紧急处置,大人和孩子 总算安然无恙。徐桂珍心中放不下安德,坐月子不足20天,她就把孩子扔给婆婆, 不顾各种禁忌,拖着瘦弱的身子,只身一人再次踏上申冤的路。 饿了就讨一口饭,渴了就跑进谁家要口水喝。车站候车室和马路边成了她栖身 过夜的地方。一次次的上访,让徐桂珍心灰意冷,她觉得在伊通无理可讲。这时, 一个好心人告诉她到四平去找找,也许还有希望。 目不识丁的徐桂珍,徒步在四平市的大街小巷,她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不知 找了多少个有关部门,也记不得找了多少位有关领导,但又有谁肯听一个农家妇女 的诉说呢? 寒来暑往,一晃4 年过去了。一个弱女子上有老人,下有3 个幼儿,徐桂珍生 活的艰辛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一天晚上,婆婆走来拉着桂珍的手说,孩子,咱们4 年上访申冤都没有什么结 果,德子活的希望不大了,莫不如找个好人家改嫁吧,咋也得把孩子养大。桂珍 “哇”的一声哭了,扑在婆婆的怀里:“妈,您别说了,我不走,我等德子回来, 我们和您一起生活。” 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就像一座没有房梁的房子,支撑不起来。徐桂珍对这话有 着深深的体会。为了给安德申冤,她在月子里坐下了“心疼”的病,这个病时常折 磨着她,一发作疼得她一动也不敢动,喘不过气来。她的身体日益消瘦下去。每天, 她不仅要安排婆婆饭菜,连3 个孩子的饭也得她四处“化缘”。一个大雪纷纷的下 午,婆婆和孩子们都两天没吃东西了,徐桂珍便跑到县城卖血。当她把纤细的胳膊 递给医生时,医生说:“不用检查了,一看你就有病,回去吧。”徐桂珍带着哭腔 哀求道:“我上有一个婆婆下有3 个孩子,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又摊上一桩冤案 ……”医生听了她的不幸遭遇后,从兜里掏出1 元钱递给她说:“快回去吧,给婆 婆和孩子买点东西吃。”徐桂珍连忙跪下给医生磕了两个头。 1969年的春天,徐桂珍从心里感到这个家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她望着家徒四 壁的房子呆呆发愣,此时的她,就连劈柴担水的活儿也力不从心了。一次,她正挑 水往家走,只觉眼前一黑就重重地摔倒了,被几个社员抬回了家。那天晚上,婆婆 拿来一个包裹放在徐桂珍面前:“桂珍,别再硬撑着了。妈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好媳 妇,你对得起安家了。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找户人家,我已替你物色了一个人,就 是韩木匠,手艺不错,没结过婚,年纪大了一点……过几天,我也要走了,去淑兰 (安德妹妹)家。”“妈,我答应你,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徐桂珍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几天后,她和韩木匠走到了一起。 他们没办什么手续,也没有什么仪式,桂珍带着被褥,带着3 个孩子和婆婆来到韩 家。没几天,婆婆执意要去淑兰家串门,告别了桂珍和老韩,以后再没回来。1974 年,为了生计也为了离开这片伤心之地,徐桂珍随韩木匠举家迁到了黑龙江。 在看守所里,一开始安德积极申请公安提审,好早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可 是经过几次提审后,安德心中的希望变成串串泡影。他明白了错抓容易,释放难。 在一次提审时,他坚持说:“这件事不是我干的。”话音未落,一个公安的枪把就 朝他的前胸猛击数下,安德顿感撕心裂肺地剧痛,随即晕倒在地上。3 个月后,安 德身体才有好转,但他明显感到胸闷、气短,体力不支,整个身体开始逐渐萎缩。 安德从互。75米的大汉变成1.50米的矮人,原来挺拔的胸膛凹成了一个坑。 经过半年的提审,各种招法用尽,公安一无所获。可是“投毒杀人罪”的帽子 还是死死地扣在安德的头上,安德宁死不服,经常大喊大叫冤枉,招来的是一次又 一次的毒打。尽管这样,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安德曾多次写信要求澄清事实,洗 清不白之冤,只是每封信都被公安当着他的面撕得粉碎,摔在他的脸上!他彻底地 绝望了,他站在铁窗下呆呆地望着外边高悬的月亮,哺哺自语:“完了,一切都完 了。” 1968年的除夕之夜,看守所里死一般的寂静。听着铁窗外的爆竹声声,再看看 自己一年年地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安德不禁泪流满面。他痴痴地在心里与 妻子絮谈:桂珍,辛苦你了,今生今世,我们的恩爱夫妻算是做不成了,只要有好 人家,你还是改嫁吧。把孩子拉扯大,别让他们白来人世一回。如果有来世,我们 还做夫妻,我加倍偿还欠你的账。 看守所里被关押的人一批批出去,又一批批地进来,惟有安德没有动。一天, 安德听新进来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权派都被打倒了,公、检、法也 被砸烂了……安德心想:我完了,彻底完了,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谁来为我洗 清罪名?! 1978年6 月20日,安德被无罪释放重获自由,他本然地迈出监狱的大门。安德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竟是在铁窗下度过的。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3年呢?监狱的生活 使安德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浑身变得僵直,如一个活着的尸体,不能坐,只能站着 或躺着。 安德拖着僵直的身子回到生他养他的莫里青乡天德号屯4 队,当他站在自己家 的门前时,经受着又一次打击:眼前是拉满蜘蛛网的大门和锈死的铁锁,院里13年 前自己和妻子亲手盖的3 间房子已坍塌一片。安德颤抖着手摸着锈死的锁头,眼泪 涌了出来:“天哪,我的老娘,我的桂珍,我的孩子,你们去哪里了啊!二世为人 的安德回来了,你们在哪里啊……”安德重重地倒在地上。 安德醒来后,邻居们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理解桂珍,她也是为了孩子啊,只 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我安德死也放心了! 邻村的妹妹听说哥哥回来了,一口气跑了3 里多路,直奔安德家。兄妹相见抱 头痛哭,妹妹捶打着哥哥说:“哥呀,你咋才回来呀?咱妈整整等你13年,刚去世 不到40天哪!你为什么不早回来几天?妈临死时还叫着你的名字,连眼睛都没闭上 呀……”安德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跑了很远,然后趴在妈的坟上,歇斯底里 地喊着:“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啊,这样对我啊!妈呀,你为什么不等我, 让儿看上最后一眼哪!难道这是你对我的惩罚吗……” 从此,妹妹的家成了安德的栖身之地。听到安德回来了,徐桂珍的弟弟给远在 黑龙江的姐姐拍了一封电报。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徐桂珍激动之中几乎不假思索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于是她和老韩商量,要带5 个孩子回去看看。面对人生如 此悲惨的情境,善良的老韩还能说什么呢?天一放亮,老韩就默默地为徐桂珍打点 行装,把5 个孩子的衣物装好。老韩说:“桂珍,你回去吧,还是回去吧。其实, 我也舍不得你走,但你和安德毕竟是结发夫妻,现在她更需要你照顾……” 一路风尘仆仆,徐桂珍终于回来了。走进小姑子家,只见一个“老头”在炕上 躺着,“老头”听见动静缓慢地转过脑袋。虽然分别13年了,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 桂珍:“是桂珍吗?桂珍,我是安德呀!”徐桂珍仿佛被电击一般惊呆了,她无法 把眼前这个矮小佝楼的“老头”与当年英俊高大的安德联系在一起,只有从那双眼 睛里能依稀分辨出安德的一些影子。桂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5 个孩子也跟着 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德子,真是你!这13年你受大苦了。我对不起你啊……”她 边说边膝行到安德跟前,两手紧紧抱住安德的头使劲地摇晃着。孩子们也哭了,一 家人围在一起哭成一团,哭声淹没了整个天德号屯…… 傍晚,桂珍不顾旅途劳累,烧了一大锅水,为丈夫洗澡。安德哺哺地说:“洗 得好舒服。”桂珍听着丈夫孩子般的自语,又流下泪来,她说:“德子,只要你舒 服,以后我天天给你洗。” 这次的重逢在桂珍心中掀起阵阵波澜,原定只想回来看看,可眼下的安德完全 丧失了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她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她不想再失去安德,她要加倍 补偿妻子的情与爱。徐桂珍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留下来侍候安德。可安德坚决不 同意:“我不能再拖累你了,这些年你为这个破碎的家吃的苦太多了。桂珍,你赶 快回去跟老韩过吧。如果没有老韩,这几个孩子也不会有今天。”桂珍抱住安德的 头,痛哭不止:“我不回去,你就是明天死,今天我也照顾你,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安德知道桂珍的脾气,自己拗不过她的,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让高兴的泪水任其 流淌。 一个月过去了,徐桂珍怕老韩想孩子,便和安德商量把老韩的两个孩子送回黑 龙江。临走时,安德说:“桂珍,你不用回来了,跟老韩过吧,有3 个孩子陪我就 行了。”可没过几天,徐桂珍又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她再也没有向安德说起过黑 龙江那边的事,也许是为了减轻安德的内心压力吧,让他轻松一些。孩子们也一有 时间就围坐在爸爸跟前有说有笑,让他享受这天伦之乐。 1982年除夕那天,徐桂珍正揉着面准备包饺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似一阵 的疼痛,她感到这次疼得与往日不一样,不敢动弹,喘不上来气,浑身无力,冒着 虚汗。安德劝她去卫生院看看,桂珍说挺挺就能过去。然而,徐桂珍没有挺过这一 次。正月初九这一天,她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她用微弱的声音把安德和3 个 孩子叫到床边,向他们作最后诀别。“德子,我,我先走了,我侍候不了你了,你 要好好保重自己……”她结束了饱尝磨难的人生,离开了深爱着她的亲人。安德失 声痛哭,他轻轻地把妻子睁着的双眼合上。他知道,桂珍放不下黑龙江那两个孩子, 放不下这边的3 个孩子,她舍不得离开安德,也忘不了老韩……“ 自从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天起,安德就立誓,一定要为自己讨个说法。13年啊, 就这样白白算了?孩子们永远跟自己一起背黑锅?于是,身体稍有恢复,他便踏上 了漫漫上访路。谁曾想,这一上访就是19年! 安德先后几百次地向上申诉自己的冤情,在大女儿安凤兰的陪护下11次进京, 数十次到长春。奇怪的是,这样一件十分明白的冤案,却迟迟没人下结论。 1992年,经过多次上访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控发第16号函终于给了安德 一个说法:安德投毒杀人一案,没有证据,应予撤销。 安德满心以为,这回他要重见天日,恢复名誉了。然而,等了一年又一年,还 是没等来地方政法部门的明确说法。直到1996年10月10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检察院、 公安局、法院才联合下发了一份《撤销案件决定书》,内容是:“伊通县公安局于 1965年6 月以投毒杀人案侦查的安德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厅[ 1992]第16号函及伊通满族自治县县委政法委员会1996年10月10日会议决定,对安 德一案子以撤销。”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来迟到了4 年的1996年10月作出的决定书,直到1997 年4 月20日才送到安德手上。在接到决定书的同时,有关部门决定发给安德一次性 5000元的补偿费,并每月发放50元的生活费。 安德不能接受这样的决定,32年含冤,13年牢狱之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5000元就能抚平受创的心灵?19年的上访费又何止5000元?! 又经多方申诉不成,安德决心要依靠法律来为自己讨回公道。 安德是条硬汉子,13年的牢狱之灾虽然击垮了他的身体,但没有打垮他的灵魂。 否则他决不会活着从大狱出来。“史无前例”的年代是铸成安德大冤的根本所在, 过去的美好诸如青春活力的渲泄,爱情的甜蜜,母慈子孝、夫唱妇随的满足……这 些,安德都无法再有,但他还是幸运的,如果不是近些年我国法制的进步完善,安 德那口黑锅也许会背到死。也有人劝安德:你捡条命也就行了,还找啥?可安德说 :我现在也懂法了,法律给我的权利,我为何不要?! 按说,安德的冤案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那个年代受到损失的不是安德一个 人。那么,安德还在四处上访并诉诸法律,他的做法有没有道理?为此,笔者走访 了省内一些著名律师和法学专家,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告诉笔者:“安德依靠法律 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正确的。”对于安德的赔偿,专家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13 年囚禁应当按“文革”落实政策的精神予以补偿;后期19年,应当按照《国家赔偿 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因为安德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是1997年4 月20日收到 的,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 月1 日开始实施,因此,适合《国家赔偿 法》的规定,国家应当对安德给予赔偿。 另一种意见是,安德1965年被抓,是因为刑事案件,导致无端关押13年,与 “文革”有很大关系,但却是“文革”前的案子,而且此案不符合“文革”后落实 政策的有关条款,而是国家的执法部门错误地侵犯了安德的权利。虽然那时国家还 没有《赔偿法》,但由于此案拖到1996年10月才正式撤销,1997年4 月才正式通知 当事人,而《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l 月1 日起实施的,因此,安德32年的错案均 应按帼家赔偿法》赔偿。 对安德一案,伊通县政府及政法部门也做过一些工作,虽然晚了很多年,但毕 竟为安德摘除了“帽子”;毕竟给安德一些赔偿。显然这些努力还不够,用专家、 学者的意见来说,安德的赔偿不是5000无所能了结的。作为一个受害者,安德的上 半生充满着苦难,我们再也不愿看到这苦难的老人拖着僵直的身躯去满世界申诉。 (东方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