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穿着6年前来深圳应聘时购置的旧牛仔裤和老式白衬衣,拎着塞满毛巾被的行李包, 独自在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附近徘徊,等待十元店店主派人来接我入住简陋旅舍的情 景,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回、盘旋、定格。 忘不了当时的心情,有一丝好奇,紧张,忐忑不安,还有一点点莫名的恐惧。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将怕脏怕苦怕抢劫怕传染疾病的畏惧心理留 在身后,将我是记者我问你答你说我录的身份隐在幕后,我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以一 个外地刚来的普通求职者的身份,叩开了十元店的大门。 在那一刻,我同时也在努力叩开繁华闹市背后灰色地带上的众生之门,与都市边缘 人结伴而行 而这一切纯属偶然。 1998年春天,我的三叔因所在工厂停工发不出工资,一人来深圳闯荡。人生地不熟 的地到深圳后立即来找我,想这个当记者的侄女帮她介绍一份工作,至少也要让我帮助 解决他的住宿难题。 我住在报社的单身公寓里,只有一间房子,解决他的住宿实在勉为其难。那时父亲 还在省城,当那本发行量永远也上不去的杂志老总,知道这事后打电话给我,叫我尽量 帮三叔找份工作,至于住宿,他叫他弟弟找家旅舍落脚,每天五六十块钱一个床位,住 两三个星期,住宿费我父亲说由他来支付。其实三叔知道我在深圳的能耐有限,也看到 我的“蜗居”,很理解我一个单身女子独行天下的处境,当天下午,便买张地图去宝安 路上的深圳人才大市场找工作。工作没找到,倒把住宿“搞掂”了。他住的是十元一晚 的小店。 我几乎不信。在深圳这样一个高消费的国际化大都市里,难道也有便宜到10元钱即 可住一晚的旅店? 10元钱可以买什么?找工作,填一份表要交10元钱;打的士,起步价就是12.50元。 而十元住宿的概念就是:交上10元钱,不仅有数尺之地让你安睡,还带电话、电视、热 水器…… 我三叔在这样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月。在求职的那段日子里,每逢周末,他便到我的 宿舍来,给我讲十元店的故事,讲那些心怀美好理想却处处碰壁的“同室”,讲他和他 们的边缘生存状态。后来,他说,你干嘛不写写我们这些求职的人,写写十元店里的故 事? 这倒是个好主意。写写这帮入住十元旅店的求职者的生存状态,既可展示都市鲜为 人知的一幕,也能表达一种人文关怀。 凭三叔的口述,我也能够写一篇视角独特的文章,但我觉得总有一种从飞机上往下 看的居高临下的“距离”,还有雾里看花的“隔膜”。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亲历亲 为,在感受中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 短短4天之中,我单独住进仅100多平方米,却容纳了40余人住宿的十元店。我帮 “小不点儿”插花,和“劳斯莱斯”交朋友,为找到工作的“胖子”庆贺。和这些在世 纪末来深圳闯荡的人们一起,体验人生旅途的欢乐和悲伤。我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韧性 而感动,能和他们在同一块屋顶下相聚相依也是一份缘。 当《女记者夜宿十元店》的四则亲历记于1998年4月下旬在《深圳晚报》头版连续 刊发时,在读者群中引起极大反响。后来,有深圳新闻界的长者撰文热情鼓励。有同志 评说,真实的现场感、自然、清新的写作手法和口语化的语言,抓住了读者的心,显示 了隐性采访的魅力。隐性采访具有一般公开采访报道所不具备的优势,有自身的特点。 “夜宿十元店”向广大读者揭开了社会底层的另一角,许多人也许永不可能了解的另一 类人的生存状况。 住宿十元旅店的一个收获,是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劳斯莱斯”得知 我是记者后,特意到报社来看望我,给我报料,介绍他为之谋生的另一手段——“打的” 赚钱。所谓“打的”赚钱,是深圳市特有的一种怪诞现象。深圳火车站与香港回深的口 岸紧密相连,为了赚香港人的港币,的士司机都设法经过火车站的罗湖口岸来拉港客。 但是,为了维护火车站的交通秩序,火车站有一条硬性规定:空出租车不许进站。但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精明的司机就在靠近火车站附近的四条主干道上,捎带上假 旅客,下车后,付给他们2元钱,作为他们“扮演”旅客的费用。为了谋生,许多只住 得起十元店的天涯旅客都曾经为了赚钱而充当乘客。 这应该是休闲之旅吧?在入住十元店不到一个月,我又去打的“赚钱”。说实在的, 这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轻松。整整三天的打的生活,让我体验了另一种人生。 打的“赚钱”之后,我又去找“劳斯莱斯”。他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很恼恨我。 十元旅店的报道推出之后,公安、工商、街道等部门联合行动,查封了无证经营的十元 店。“劳斯莱斯”们迅速分化,有经济承受能力的,转寻正式小店的统铺,没有能力的 要么今天挤在朋友、老乡的床上,明天躲进涵洞过上一天。我亲身打的“赚钱”的稿子 见报后,经过交警部门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这一独特风景已不复存在。为此一来,又把 他们的一条“财路”给断了。他能不恨我?但是,他又觉得,反映与涤荡社会上不合理 的现象是必要的,好的,他甚至为我的大胆举动、真实报道而骄傲、兴奋。所以,当我 “逼”着他给我报料时,一边说“不干了,不干了,不做自杀之事”,一边又告诉我他 原先有一位女朋友在做啤酒女郎,这一行业是吃青春饭的,很辛苦,让我试一试。 “啤酒女郎”是香港人的叫法,专指在酒楼为啤酒公司推销该公司啤酒的年轻女性。 我找到一家大型啤酒公司,有幸被他们聘用,做足三天。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示了 一个新型的推销队伍的现状,看到了啤酒女郎的艰辛与无奈,以及吃青春饭的悲哀。 谢天谢地,我的见闻推出后,啤酒女郎没有取缔也无法取缔。营销是门学问,下个 世纪也需要的学问。我走进灰色地带,不是为了展览灰色,而是想引起社会关注,让这 些地方恢复真诚的本色。有些是必须取缔的,如非法炒卖境外恒指,即使艰难,即便背 景复杂,有的公司来头很大,有关方面都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有些是很难一刀切除的, 比如“婚托”。有的取缔起来虽然痛快,却让人生出几许惆怅。那些十元旅店扫荡一空, 合法却不合理。在取缔十元店之前,我父亲在广东的一家杂志当副总,策划主持了一期 十元店的专题,题目是《深圳闹市10元旅店求职者亦喜亦忧的人生驿站》。你只要了解 每天涌进深圳的外地求职者成千上万,就不难理解这种不合乎消防、卫生、治安等标准 又没有纳税但价位低廉的小店对他们的重要性。我一个朋友投资数万元办了一个合法的 十元店,虽夜夜客满,但因入不敷出,亏得一塌糊涂,看来只有关门大吉。这里牵扯到 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我不懂,还是少说为好。 如果说,一开始入住十元店仅是一个偶然的话,在写了打的“赚钱”和反串啤酒女 郎之后,我开始了对隐性采访的认真思索,开始了有计划的隐性采访。美国著名新闻记 者靳丽·蓓蕾,为了搞清纽约伯勒克威尔疯人院虐待患者的真相,不惜当了几个月的 “疯子”,经历了一次次难以忍受的虐待后,设法逃出了这家疯人院,她写出的真相, 打动了美国读者的心。与她相比,我虽然吃过一点苦头,却是小巫见大巫。这也就是说, 我还可以更深入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一点,以期把这个城市的芸芸众生都纳入视野之中。 1999年春节前夕,我拎着一只行李包,走进了康宁医院,也就是深圳市唯—一家精 神病医院,我当一名医护人员。深圳的生存压力很大,深圳市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远远 高于全国12个城市。这迫使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我去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整整三天, 我在铁门后的护士临时值班房中工作,有时还要忍受进院的女病人对我的殴打。院方说, 我是自建院以来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深入三重铁门后进行采访的记者。 隐性采访已经成为我新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部分。隐性采访可以采集到公开采访也 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作为显性采访的补充方式,隐性采访成为批评报道的另一种重要 手段。自1998年4月份始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我通过隐性采访,认识了一些我原 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人,了解了我原本永远也不能够了解的别样人生。 这些隐性采访报道,以及我拟定的其他几个今后要完成的选题,是连续性的“发生 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我“个人式自传式表演”,都是社会新闻写实,成为我新闻生涯 的一部分。 这组灰色体验在收获着成功的同时,也收获着莫名的恐吓与威胁。就在我坐在电脑 前打这篇后记的这个晚上,我接到三个恐吓电话,无聊且无耻。我想,这就是梁晓声先 生不赞成我这样做的缘故吧? 的确,很多读者都认为我是真正吃了豹子胆的人。而我要说的是,我的一段特殊的 管教干部经历使我从事的记者生涯受惠良多。 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正是1988年,那一年,我们省里刚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大中专学 生一律要下基层锻炼一年,我没有留在省城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没有留恋任何一家法 院,心向往之的仅仅是当一名记者。为了当记者,我愿意去省里一家很小的报纸,那张 报纸是《江西新生报》。那个时候,只有那家报纸愿意接收我的加盟。报纸是局下属的 内部机关报,专门办给劳改与劳教人员看的。我一分配过去,立即执行下基层锻炼的文 件精神,到远郊的永桥劳教农场去当女管教于部。 我在山清水秀的永桥农场整整呆了一年。那是一个封闭型的农场,女教养人员仅有 200多号人,农场以种水稻、采茶、种茶为主业。劳教的人中,多是最早南下的“卖淫 女”。女子劳教场所的于部值班每天“三班倒”,看守值日从不间断,分到上半夜工作 到12点30分倒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下半夜工作。我那年才19岁,带着两位劳教积极分子, 守在女劳教场的门口,还要到各个角落—一巡视,防止突发事件——逃跑、生病及其他。 我是一个生性胆小的人,但那时,很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我竟然从未害怕过。有时,长 夜漫漫,我就爱坐在劳教场地中央的水泥地上,仰望星空。遗憾的是,多年以后,我再 也没有看到那么美的星空了。 有一次,我上夜班,女劳教人员病了,下夜班换班时,中队长指示我连夜带病人到 山下场部医院打点滴。我带着两个积极分子,用自行车扶着女病人下山看病。经过乡人 坟场,看见荧荧鬼火,不是没有害怕过,而是救人要紧,顾不上许多。 在追逃堵截女劳教人员的一次行动中,我和中队长在灌木丛中硬是藏了一夜。蚊虫 叮咬毒蛇攻击,什么都经历过。 10年之后,当我坐在深圳窗明几净的报社,在电脑上敲打出我的“隐性采访”时, 我对过往的一切总是心存感谢。正是那些特殊经历,那劳教农场明亮的星空,茶园里淡 淡的茶香,使我多年以后,无论遭遇任何险境,都不再惧怕。 四 13年的新闻生涯,我渐渐明了,那些具有新闻价值且为公众所关注的现象、热点与 问题,无一不是与社会人息息相关的。新旧观念的冲突,新旧事物的衰灭与滋生,总伴 随着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在新陈代谢的阵痛中,个体的人应该在道德与精神的层 面上得到提升。我的初衷,并不是单纯的“暴露黑暗”与“挖掘隐私”,我只想把握笔 下的众生相,对底层进行世俗的关怀。同时,我希望,通过我的还只能说是浅显的灰色 体验,广大读者对我们身处的时代的理解能够更全面一些,从而加深理解改革开放的艰 巨性与长期性。这也就是我将散见的文稿辑成一集的主要原因。 五 感谢梁晓声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 谢谢我的父亲,希望我这个小记者没有让他这位老编辑失望。 1999年11月23日于深圳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